作者：许云辉
公元1540年8月，江湖骗子段朝用为取悦嘉靖皇帝（明世宗），通过位高权重的翊国公郭勋进献自己炼造的百余件白金器具，声称用这些器具盛放食物饮品或供奉祭品，“即神仙可致也。”
嘉靖崇信道教，“好神仙”,对精通左道幻术及气功的道士邵元节极为信任，封其二品官和真人封号，总领道教。嘉靖一直迷恋所谓“长生术”，听段朝用说成仙得道如此容易，大喜过望，即刻召见。
段朝用口吐莲花欺骗嘉靖：“陛下只要深居宫中不与任何外人交往，‘则黄金可成，不死药可得！’”嘉靖脑子一热，诏令廷臣让年仅4岁的太子监国，自己将“暂时退隐一两年后再亲政。”这个荒唐的诏令惊世骇俗，使“举朝愕不敢言。”
群臣为了自保而万马齐喑，纯属明哲保身之举。史载：嘉靖中年时，对进谏者恨之入骨，导致朝野相互告诫“无敢触忌讳。”给事中顾存仁因上疏劝谏激怒嘉靖，被廷杖六十，“几毙阙下”，被流放保安州（今河北涿鹿）近30年；“持正不阿”的兵科给事中高金上疏直斥道教是异端邪说，请求削除“（邵）元节真人号”以使“正道昌”。嘉靖“大怒，立下诏狱拷掠。终以其言直，释之。”户科给事中王纳言也“以直谏得罪。”
但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在一片死寂中，太仆卿杨最率先站出来，大声对嘉靖说“不！”
（一）杨最杖死
杨最，正德十二年进士，“授工部主事”后，被派往山西督促百姓交纳拖欠的租税。他非常同情百姓们的贫困生活，陈奏“岁灾民困状”，请求朝廷延缓征收。明武宗“从之”。
其后，他奉命治理淮河与扬子江水患，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上中下三条建议。朝廷采纳了“在河岸边栽多重木桩，增加旧堤厚度”的中策。升任宁波知府后，请求朝廷允许浙东百姓以银子代替交纳财物，“民以为便。”最后在贵州按察使任上被调入朝廷担任太仆卿。
嘉靖诏令公布后，杨最上“抗疏谏”：“陛下正值壮年，竟然颁布如此圣谕，令群臣百思不解。陛下不过是见到一个方士，就想通过服药成为神仙！神仙只能在山中历经磨难修炼而成，世间岂有有住豪华宫殿、锦衣玉食而能白日飞升之人！”
嘉靖被这番话刺激得失去理智，“大怒，立下诏狱。”杨最遭到杖刑重责，“杖未毕而死。”
杨最以生命为代价，将嘉靖让太子监国的念头扼*在摇篮中。次年，郭勋被弹劾十几条贪纵不法事，被嘉靖下诏狱论死。段朝用也因此原形毕露，被判处死刑。明穆宗即位后，杨最被追赠为右副都御史，谥号“忠节”。
户部主事周天佐创作《哭杨太仆》诗缅怀杨最：“识公今已死，考德恨无繇。一疏违双阙，孤标障百流。风高三峡壮，气结五云秋。易得唐生泪，川江欲尽头。”
（二）杨爵入狱
杨爵，嘉靖八年进士，在京任职期间，多次巡视湘、粤、晋、陇等地灾情，熟悉百姓疾苦。嘉靖“经年不视朝政”，加之连年干旱，湖广饥民被逼得只能以饿毙路上的死尸为食，嘉靖却“日夕建斋醮（道教做道场），修雷坛，屡兴土木。”
方士陶仲文由邵元节推荐入朝，深受嘉靖信任，“以符加宫保”，成为“一人兼领三孤”的特殊人物。杨爵目睹嘉靖昏庸无道，“而太仆寺卿杨最谏死”，忧心如焚，决定以死相谏。
1541年2月初，天降小雪，严嵩等人为取悦嘉靖，忙不迭地写诗作词歌颂这是祥瑞之兆。杨爵忍无可忍，上书直谏：“如今天下大势，恰似人病入膏肓，‘腹心百骸，莫不受患。’陛下即便想拯救天下，也是束手无策，回天乏术。而有些居心险恶的大臣‘遇灾变而不忧，非祥瑞而称贺，谗谄面谀’只图取悦陛下，实则祸国殃民，实在令人扼腕！且‘翊国公（郭）勋，中外皆知为大奸大蠹，陛下宠之，使谂恶肆毒，群狡趋赴，善类退处。此任用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乱者。’”
杨爵的疏奏“诋符瑞，且词过切直”，使嘉靖“览疏震怒，立下诏狱拷掠。”杨爵被严刑拷打，“血肉横飞，死而复苏。”监狱请求将他送往有关部门定罪，嘉靖不许，诏令严加看管。看守揣度嘉靖是想置杨爵于死地，便不许杨爵家人探视，故意“不给饮食。”杨爵被折磨得“屡濒于死。”
杨爵被关押五年后得以释放，回家仅十日，再次被逮捕入狱关押三年。。出狱两年后病逝，终年57岁。明穆宗即位后，为他平反昭雪，追赠光禄卿。明神宗即位后，追谥“忠介”。
（三）天佐遇难
1541年4月，嘉靖因宗庙遭灾变，“诏百官言时政得失。”
户部主事周天佐是嘉靖十四年进士，虽“与爵无生平交”，却满腔热血趁机上书为杨爵辩冤：“御史杨爵狱未解.......爵系狱数月......(陛下）以秉直纳忠为罪人......爵身非木石，命且不测......”他提醒嘉靖，杨爵万一身死狱中，就会“使诤臣饮恨，直士寒心，损圣德不细。”因此强烈建议嘉靖“愿旌爵忠，以风天下！”
嘉靖“览奏，大怒。杖之六十，下诏狱。”
周天佐“体素弱”，禁不住严刑拷打。看守又故意“绝其饮食”，使周天佐入狱“不三日即死，年甫三十一。”传记中记载了他死后极富传奇色彩的结局：尸体出狱那日，青天白日，太阳朗照，“雷忽震，人皆失色。”这雷声仿佛在说：“吾伤其忠之至，而死之酷也！”
“穆宗即位，赠（周天佐）光禄少卿。天启初，谥忠愍。”
（四）浦鋐杖死
浦鋐，正德十二年进士。“授洪洞知县，有异政。嘉靖初，召为御史。”被派往陕西巡察。他曾“连上四十余疏”提出许多合理化建议。
当得知“杨爵以直谏系诏狱”后，浦鋐“驰疏申救”："臣惟天下治乱，在言路通塞。言路通，则忠谏进而化理成；言路塞，则奸谀恣而治道隳。御史爵以言事下狱，幽囚已久，惩创必深。”
他继续写道：“臣在杨爵故乡陕西富平巡察时，当地人‘皆言爵悫诚孚乡里，孝友式风俗，有古贤士风。’而且杨爵本是因弹劾郭勋才获罪，现在郭勋已被证明是蒙蔽陛下的奸贼。故请陛下‘弘覆载之量，垂日月之照，赐之矜释！’”
嘉靖“大怒”，急遣锦衣卫远赴陕西逮捕浦鋐。当地百姓闻讯,“远近奔送，舍车下者常万人，皆号哭曰：‘愿还我使君！’"浦鋐被逮捕时已病魔缠身，“既至，下诏狱”遭受严刑拷打，大年三十之夜还被“复杖之百，锢以铁柙。”
杨爵见他为救自己遭受如此酷刑，抱着他泣不成声。浦鋐已经气息奄奄，听到哭声，用尽全身气力慢慢睁眼安慰他：“此吾职也！尔不然！（这是我的职责，您不必如此！）”
浦鋐“系七日而卒。穆宗嗣位，恤典视爵等。”
由于“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鋐上疏解救，先后杖死狱中，自此无敢言者。”
（五）刘魁周怡
可是，这些正直大臣的气节激励着后辈官员前赴后继、舍生忘死进谏。
工部员外郎刘魁，担任地方官期间“洁己爱人”，进入朝廷后，曾“疏陈安攘十事”，受到嘉奖表扬。后因嘉靖采纳“方士陶仲文言，建祐国康民雷殿于太液池西，务求宏侈。”刘魁在明知“谏争必得重祸”的情况下，“先命家人置买棺材一具”，然后“冒死上章”劝谏。嘉靖“震怒，于九月十六日杖刘魁于廷，锢之诏狱。”
周怡，嘉靖十七年进士，因担任地方官政绩优异，被擢升吏部给事中。他“刚正直言”，因上司吏部尚书许瓒揭发严嵩擅权而遭嘉靖斥责，于是义愤填膺上千言《劾大臣不和疏》。严嵩趁嘉靖恼羞成怒之计再进谗言，周怡于是以中伤朝廷罪名被廷杖并下诏狱，在狱中被严刑拷打“屡濒死。”幸运的是，五年后，周怡得以和杨爵、刘魁一起被释放。
（六）忠义千秋
以上节义千秋的大明官员，为何明知劝谏嘉靖无异自*，还义无反顾逆龙鳞捋虎须？
一、“*身成仁”：这是儒家思想“威武不能屈”的具体表现。儒家思想自西汉被确立为王朝正统思想后，就对“三纲五常”中的仁义礼智信“五常”做着与时俱进的阐释，将“文死谏武死战”视为忠君爱国的优良传统世代发扬光大，使“威武不能屈”成为儒家文化的鲜明标志和仁义观。
二、气节操守：南宋时，程朱理学对“威武不能屈”进行了完善和建构。朱熹评价孟子的舍生取义是“秉承义理之良心”，且在继承孔孟仁义观基础上，将其进行完善发展成忠义观。
他为孔子的*身成仁做注：“仁人，成德之人也，理当死而求生，则与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当死而死，则心安而德全矣。”二程认为：“固有*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节是而已”，所以臣子必须“忠以事君，完始终大节。”程朱理学的忠义观“自宋以降，仗义死节之士远轶前古，论者以为程朱讲学效。”逮至明朝，文官集团均为受程朱理学教育成长起来的传统文人，故尤为看中气节操守。
三、忠于职守：作为对君王对臣子的人格羞辱和肉体惩罚，廷杖最早始于东汉“明帝时，政事严峻，故卿皆鞭杖。”隋唐皇帝偶尔一用，金朝和元朝少数民族皇帝将其发扬光大。朱元璋称帝后，先拿开国元勋永嘉侯朱祖亮小试牛刀，再将其打造成有明一代帝王的特色鲜明的拿手绝活。廷杖由栗木制成，击人端被削成槌状后包上铁皮和倒钩。受廷杖者重则当场血肉横飞死于非命，轻者九死一生落下终生残疾。
朝臣上疏劝谏，只要有一言不符合皇帝心意，廷杖就成为皇帝处罚劝谏者的首选。朝臣们明知廷杖残忍酷烈，但为了实现自己忠君报国的政治理想，依然以上刀山下火海的勇气进言。这些舍死忘生的忠臣，被百姓视为“正人”。正人一旦遭受廷杖，都会被“天下以为至荣，终身倾慕。”
顾存仁、高金、王纳言、杨最、杨爵、周天佐、浦鋐、刘魁、周怡……一个个镌刻在历史丰碑上光耀后世的铮铮铁汉，一个个传承“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本思想的真正儒生，一个个视忠义高于生死的高贵灵魂。大明群英们敢于舍死忘生劝谏皇帝的原因，浦鋐一言以蔽之："此吾职也！”
《岳飞传》载：有人问岳飞天下何时才能太平， 飞曰：“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的确，如果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朝臣敢死谏，那么，无论哪个朝代，必然是一个海清河晏的太平天下！
【作者简介】许云辉，男，1984年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云南省保山一中教育集团高级讲师。曾出版专著两部，在省级以上文学刊物发表文章六十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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