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习楷书，临过文天祥《正气歌》。临着临着，诗就背下来了：
天地有正气，
杂然赋流形。
下则为河岳，
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
沛乎塞苍冥。
皇路当清夷，
含和吐明庭。
时穷节乃见，
一一垂丹青……
字是清代书法家黄自元写的，他出身名门望族，家有良田万顷，更藏得四壁图书，自幼从祖父德濂习字，常悬腕书写，锻炼臂力。他的楷书《正气歌》，结构紧实、笔势开阔，就像一个人练武功，两脚站稳，身体拉开了架势，极力地舒展运筹。这帧楷书在民国初年由长沙墨香簃书画店刻版印行，一时间洛阳纸贵，成了人们竞相追捧的书法学习最佳蒙本。我就是临着《正气歌》，体会埋伏在笔画间的高峰坠石、千里阵云……
如有些人所说，黄自元楷书《正气歌》有失板滞，像广播体操，但以平直端正的笔法阐释《正气歌》，我想还是恰当的，无须苛求。九宫格里的一笔一画，训练着我们的凝神与专注，一根根线条的收放拖动，也都暗藏着崩浪奔雷的力量感。这些，都与《正气歌》的气质是相符的。我记得自己临帖的时候，把身体坐端正，把呼吸调匀，然后用垂直的笔，在纸上做横竖撇捺的运动，好像把身体里的“气”，都注入笔端，又好像从《正气歌》里，吸取了生命的元气。
《正气歌》，是南宋末年的右丞相文天祥被元军俘虏后，在元大都的监狱里写的。他在自序里写：“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短窄，污下而幽暗。”这深暗的地下室，包含着七种气：水气、土气、日气、火气、米气、人气、秽气。每至暴雨，囚室变成沼泽，不知有多少只老鼠在这里夭折，有多少条长蛇在这里毙命，但他还活着。在这七气之中，文天祥心里盘桓的，只有正气，就是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在这些走兽游虫之中，人之所以为人，不就是因为胸中还有一缕正气吗？这一气，足以抵御其他那些乱七八糟的气。于是，在晦暗的光线里，他全凭这一口气，写下了他的“地下室手记”，就是我们今天熟悉的《正气歌》。
文天祥是在南宋王朝第五位皇帝宋理宗时代进入朝廷的。尊崇“理学”的理宗（从南宋马麟绘《夕阳秋色图》上可见理宗题字），在位达四十年，前有宰相史弥远把持朝廷，后有宦官董宋臣等专权擅政，甚至把临安名妓唐安安引入宫中，供皇帝淫乐，有官员终于忍不住了，上疏曰：“此举坏了陛下三十年自修之操！”
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文天祥上疏皇帝，要求除掉董宋臣，认为：“不斩董宋臣以谢宗庙神灵，以解中外怨怒，以明陛下悔悟之实，则中书之政必有所挠而不得行，贤者之车必有所忌而不敢至。”四年后，宋理宗又召回了被赶出京城的董宋臣，并委以重任，这让文天祥怒不可遏，又上书皇帝，怒斥董宋臣“心性残忍”“势焰肆张”，表示绝不与董宋臣同朝为官。
宋理宗无子，死后由侄子赵禥继位，是为宋度宗。
南宋王朝的政治生态早已败坏，奸臣权相层出不穷，有如长江后浪推前浪。董宋臣死了，贾似道“出道”了，二十五岁的宋度宗，事事依靠贾似道。贾似道以退为进，请假回了家乡绍兴，这一招吓坏了宋度宗，一连八次派人到绍兴请回贾似道，贾似道从此权倾朝野。每次贾似道上朝行臣子礼，度宗都要回拜，不敢直呼其名。苏洵说“古者相见天子，天子为之离席起立”（以表示天子对宰相的尊敬），宋度宗算是身体力行了。贾似道命手下上疏弹劾文天祥，文天祥被罢官，回到了故乡庐陵。
《故宫的书法风流》，祝勇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6月版。
文天祥在《上宏斋帖》里流露出的希望，
被现实消耗殆尽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着文天祥的行书真迹《上宏斋帖》，纸本，纵39.2厘米，横149.9厘米，就是文天祥在家乡当老百姓时，为自己的同乡前辈包恢晋升刑部尚书、签书枢密院事而写的祝贺信。“宏斋”，正是包恢的号。全帖共五十三行，七百四十七字，书法清疏秀劲，才华横溢，一看就是“状元书法”，或曰“文人书法”。一代宋儒的翩翩风骨跃然纸上，甚至能够感觉到笔尖飞速移动时纸页的轻微抖动，仿佛写字已如哭笑痛痒一样成为本能，成为生理的一部分，而不需要权宜谋划。那纯熟、那流畅，与黄自元楷书《正气歌》纪念碑一般的严肃沉稳截然不同。
《上宏斋帖》（局部），文天祥，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故宫的书法风流》插图。
文字里的文天祥，时而很有生气，时而很生气（一种掩饰不住的愤怒），谴责对他的所有指责（比如弹劾奏书中说他为祖母服丧时未穿重孝，是违反礼制，不守孝道），都是“是非颠倒之甚”，但他的情绪是复杂的，新皇帝新朝廷又让他燃起希望，他说：
兹者伏闻先生以新天子蒲轮束帛之劝，为时一出，自大司寇进长六卿，典事枢，专人政柄，使卫武公之爵之德之齿,千有馀岁之下,焕然重光，仆何幸身亲见之。天祥谨顿首为国贺，为世道贺，不独为先生贺也。
意思是此卷不光是为包恢一人祝贺，而是因为新天子——赵禥身边有了包恢这样的贤能之人，对国家、对世道，都是一件幸事。
信中所说的“蒲轮束帛”，是指新皇帝对包恢的礼遇，古时候用蒲草裹住车轮，来迎接贤能之士，是一种很高的礼节。可惜这位被文天祥看作贤能之士的包恢，在文天祥写下这封道贺的书札后两年多时间，便不幸离世，只留下了“为官清廉，政声赫然”的好名声。
新皇帝（宋度宗）在位的十年，是醉生梦死的十年。元军都打到长江了，他还沉迷酒色、夜夜笙歌，一夜竟宠幸嫔妃三十余人。依宋制，凡被皇帝临幸的嫔妃，第二天都要跪在阙门前谢恩，由主管官员记录在案，以备日后查验。此时竟然同时有三十余名嫔妃齐刷刷在阙门前跪下，我想那些记录的官员一定看傻了眼，这辈子也没见过如此壮观的景象。
三十五岁上，宋度宗活活把自己折腾死了，留下了三个未成年的儿子：七岁的赵昰、四岁的赵㬎和三岁的赵昺。这三个学龄前儿童先后都当了皇帝，命运却一个比一个凄惨——先是老二赵㬎当皇帝，是为宋恭帝，却在两年后在临安投降，做了元军的俘虏。之后是老大赵昰，在南逃的途中在福州被立为皇帝，是为宋端宗，被张世杰带着一路逃到大海上，遇风暴落水，吓死了。最后是老三赵昺，后来没有谥号，人称宋末帝，张世杰、陆秀夫带着他逃到崖山。
这最后的朝廷，原本还有回旋余地，去雷州半岛，甚至去海南。海南岛四面是海，元军不善水战，不是那么容易打过来的。但这种颠簸不定的生活已经让他失去了耐心，他要仗着自己的一千条船、二十万人马，与元军一决雌雄。
决战那一天，海上起了雾，几乎对面看不见人。元军就在大雾中冲过来，双方绞*在一起，有一摊摊的血迹，在白雾里时起时落，就像大风天放飞的风筝，胡乱地飘着，旋即又降落下去。张世杰眼见要败了，派人去“龙舟”接小皇帝，陆秀夫害怕是元军冒充，把小皇帝紧紧抱在怀里，谁来都不交。小皇帝于是丧失了逃生的机会，张世杰只好砍断绳索，自己带着十余艘船只突围了。透过厮*声，陆秀夫判断元军越来越近了。他知道无路可逃了，就俯下身去，对小皇帝说：“国事至此，陛下应当为国而死。德祐皇帝（指宋恭帝赵㬎）被俘，受辱已甚，陛下千万不可重蹈覆辙。”
不知赵昺是否听明白了陆秀夫的意思，他的话信息量太大，已然超出了一个孩子的理解能力。或许，在他心里，陆秀夫所说的一切都与他无关。一个孩子或许永远理解不了大人的世界里，为什么整天在阴谋算计、打打**。他不明白，他自己正是那些厮*的理由，人们为了他身上的龙袍，为了他身边的国玺，为了他手中残余的江山而打得狗血喷头、屁滚尿流。赵昺并不知道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至少不比他的一个玩伴、一件玩具更有意义。
一个八岁男孩的世界里，只装得下一些简单的快乐，还装不下那么多宏大的事情。他想像所有的八岁男孩一样活下去，有接踵而至的明天等着他，有无穷无尽的快乐等着他。“死亡”这个主题太沉重，不是一个八岁的孩子需要考虑的，他也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件事，是那个名叫陆秀夫的左丞相把这个问题突然带到船上，横在他面前的。无论那样的壮烈被赋予了怎样重大的意义，他都不想死。他的回答只有哭，一个小孩不会表达这么复杂的情感、渴望，所以他只能哭，这哭声里包含了上述所有的含义。他通过提高哭的调门来强调他的态度。所以那哭声很嘹亮，声嘶力竭的喊*，还有刀刃相撞的声音，都不能把它湮没。
《上宏斋帖》（局部），文天祥，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故宫的书法风流》插图。
赵昺用哭来表明他不愿意死，态度很坚决，但陆秀夫更坚决，孩子的坚决终究敌不过成年人的坚决。陆秀夫不由分说，把传国玉玺系在小皇帝的身上，又用三尺白绫，把小皇帝和自己紧紧捆在一起，纵身一跃，便沉入了汹涌的大海，南宋王朝从此化作了一堆泡沫。
文天祥目睹了陆秀夫抱着小皇帝投海的一幕。文天祥是在五坡岭被俘的，攻宋元军的指挥者张弘范把他押解到崖山，让他劝降张世杰、陆秀夫。文天祥不劝，陆秀夫和张世杰也不降。这“宋末三杰”（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在生死关头依旧保持着惊人的默契。
《上宏斋帖》里流露出的那线希望，被现实消耗殆尽了。置身这样一个时代，被巨大的悲哀包围着，在文天祥的心里，那份正气依然没有受到折损。今天想来，这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崖山海战后，张弘范对文天祥说，你的国家已经亡了，你的义务已经尽了，可以像为大宋服务那样为大元服务了，你依然可以做宰相。文天祥答：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辜，还敢有什么二心吗？张弘范说：你的国家已亡，你要是死了，有谁把你写进史书呢？文天祥答：当年商灭时，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死，只是尽心罢了，能不能写进史书，并不重要。
《谢昌元座右自警辞》卷，
文天祥的又一书法代表作
在王朝的末日，每一个人都面临着生与死的抉择。
改朝换代在中国历史中不止一次地发生，尤其经过了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两次大的乱世，中国人都已经习惯了。比如唐末五代的书法家杨凝式，一生穿越了六个朝代，他的一生，是从亡国走向亡国、从新朝迈向新朝的一生，但他照样活着，只是通过装疯卖傻的方式给自己贴标签、戴面具，欺骗世人，以掩盖自己内心的煎熬。
在大宋王朝这艘行将沉没的巨轮上，不乏求生方面的楷模。元军兵压临安时，时任左丞相的留梦炎就不辞而别，悄悄跑了；为了“名正言顺”，枢密院的文及翁、倪普等人还想出绝招，叫言官弹劾自己，只要脱下官袍，就无官一身轻，可以溜之大吉了，结果他们还是没等到弹劾就跑了；主管军事事务的枢密院，一下子跑了几十号人，以至于谢太皇太后悲痛欲绝，在诏书中说：“我大宋朝建国三百余年来，对士大夫从来以礼相待。现在我与继位的新君遭蒙多难，你们这些大小臣子不见有一人一语号召救国，内有官僚叛离，外有郡守、县令弃印丢城，耳目之司不能为我纠击，二三执政又不能倡率群工，竟然里外合谋，接踵宵遁。平日读圣贤书，所许谓何？却于此时做此举措，生何面目对人，死何以见先帝！”
在逃跑方面，陈宜中无疑是佼佼者。当年（公元1275年）贾似道兵败丁家洲，太皇太后谢道清就任命陈宜中做右丞相，全面主持危局。元军前锋已达临安城外北新关，元军统帅伯颜要陈宜中去讲和，吓得陈宜中连夜逃出临安，逃向温州，一直逃到大海上，留下谢太皇太后和宋恭帝赵㬎这孤儿寡母，孤苦无援，谢太皇太后只能抱着五岁的宋恭帝，率领南宋皇族出城跪迎，向元军统帅伯颜投降。虽有两个兄弟赵昰和赵昺（先后为宋端宗、宋末帝）奔走于外，苟延着帝国的残喘，但史学家通常认为，自赵㬎在临安投降，享国三百一十九年的大宋王朝已经终结。
当赵昰、赵昺兄弟俩到达温州，陈宜中看到宋朝还有一口气，才重新“归队”。陆秀夫和张世杰也在此时分别赶到温州，让流亡小朝廷重新看到了希望。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陈宜中这个“逃跑丞相”，竟然再度被任命为左丞相兼枢密使，执掌南宋小朝廷的政治、军事大权。张世杰任枢密副使，陆秀夫为签书枢密院事，至于文天祥，陈宜中怕他对自己构成威胁，打发他去经略江西。宋端宗赵昰在珠江口落水受惊吓后，陈宜中说去占城[6]搬兵，从此一去不返，留下赵昰在海上漂泊，到死也没再见到陈宜中的身影。
王朝倾覆，有不少南宋官员的官宦生涯在元朝得以继续，一点儿没受影响。卜正民主编的《哈佛中国史》说：“忽必烈于1260年成为蒙古大汗，他决计征服南宋——这个被他视为强有力的对手激发了他重新统一中国的愿望。但是他的骑兵还不习惯长江以南的宽大河湖、泥泞的稻田和潮湿炎热的气候。相较于在草原地区的战斗，对南方的进攻需要不同的后勤补给，采取不一样的策略。为了确保攻宋的胜利，蒙古人需要有人辅助他们，尤其是对南宋风土人情极为熟悉的‘脱宋者’。”
还记得元军兵压临安时悄然逃跑的左丞相留梦炎吧，此时已然顺利进入了元朝的“体制”，成为一个“成功”的“脱宋者”，在元朝做过礼部尚书，迁翰林承旨，官至丞相，文天祥被押到大都时，他还出来劝降过，被文天祥骂了回去。
还有一个谢昌元，南宋淳祐四年（公元1244年）进士，长文天祥二十二岁。南宋度宗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谢昌元写了一个《座右自警辞》，批判东汉冀州（后并州）刺史苏章，置座右铭以自警。内忧外患之际，谢昌元的自警之言，让文天祥敬佩不已，于是抄录了谢昌元座右铭全文，并加写了一段评论，称道“先生真仁人哉”，是为《谢昌元座右自警辞》卷。那一年，文天祥三十八岁，谢昌元六十岁。
如同《上宏斋帖》一样，《谢昌元座右自警辞》卷是文天祥的法书代表作，于草书中杂糅今草和狂草，落落潇洒，风姿如鹤，像《正气歌》一般，“浩气勃勃”“音节凄凄”“若睹形容”“纵横自然”。
《谢昌元座右自警辞》（局部），文天祥，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故宫的书法风流》插图。
但谢昌元的“仁人”没当上几年，就在文天祥写下《谢昌元座右自警辞》卷三年后，元军攻打施州，谢昌元率部战到弹尽粮绝，城破被俘，投降了。宋端宗景炎二年（元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七月，谢昌元接受了元朝礼部尚书之职，“预议中书省事”。
这样的结局，文天祥没有想到，或许连当年在《座右自警辞》写下豪言壮语的谢昌元也没有想到。一篇《座右自警辞》，成了谢昌元的照妖镜；一纸《谢昌元座右自警辞》卷，成了文天祥的墓志铭。文天祥被俘后，谢昌元曾出面相救，要求元朝释放文天祥，让他去做道士，遭到留梦炎的反对。留梦炎说：“文天祥出来，又能号召江南，将把我们这些人放在什么位置！”其实，留梦炎是否反对，已经不重要了——此时文天祥已抱必死决心，怎可能去以道士的身份苟活？
其实忽必烈是不想*文天祥的，“宋末三杰”的死对头张弘范也对忽必烈说文天祥不能*，*了文天祥就说明蒙古人并没有真正地征服汉地，所以忽必烈不仅不想*文天祥，甚至也不想让他做道士，而是直接让他做右丞相。
假如文天祥接受了，历史上就会出现神奇的一幕，就是*得死去活来的文天祥和张弘范成为同事，甚至文天祥有可能成为张弘范的上级领导，但文天祥不接受，最终被斩于元大都柴市口。张世杰面对劝降也说：“我知投降可以生，可富贵，但义不可移，我岂可为之！”他在崖山兵败后突围，收拾残部，继续在海上逃亡，结果遇到风暴，仰天长啸，最终落水而死。至于陆秀夫，前面说过了，他抱着小皇帝，跳向大海。在巨澜的深处，我们似乎还能听到赵昺的哭声。
其实并不是别无选择，是在他们自己看来，别无选择。
本文选自《故宫的书法风流》，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文中所用插图均来自该书。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者丨祝勇
摘编丨安也
编辑丨王青
导语校对丨危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