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丨彭镜陶
“生活在一个两千多万人的大城市，我不信没有故事可讲。”这是《新婚之夜》出版后，辽京在豆瓣上给自己的新书写的短评。
《新婚之夜》是辽京的第一本书。在此之前，她一直在豆瓣阅读发表作品。孩子醒的时候，她扮演着全职妈妈的角色；孩子睡着以后，是她默默写小说的时间。她和《82年生的金智英》中的金智英有几分相像，学生时代学习优秀，毕业于重点大学；在成为妈妈之前，拥有自己热爱的事业；成为全职妈妈以后，选择成为一名作家。尽管有很多人认为，金智英成为作家的结局太过于温和，真正的作家需要大量完整的时间和集中的注意力，但她仍然认为作家是全职妈妈能选择的最好的工作之一。
但她在生活中的矛盾，远远没有金智英那样激烈。最开始，辞职是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阿姨照顾孩子，但在成为全职妈妈的漫长生活中，伴随孩子一点一滴的成长，她逐渐适应了这种生活节奏。对于将来是否重返职场，仍持保留态度。
《新婚之夜》一共收录了五篇小说，书写了从21岁到37岁的中国都市中青年女性面临的困境，有关育儿烦恼、代际冲突、女性贫困等无解难题。她没有以女性主义作家自居，尽管写的都是女性，但不是从性别层面，而是从人的层面去理解和展现女性。“这是老实本分的写法。”辽京曾经的审稿编辑这么评价。
曾经的记者生涯，训练了她观察生活的多重视角，“当记者很容易热爱自己的工作。”告别记者生活，成为全职妈妈后，她的时间被切割得粉碎，又没有人交流，她决定开始写小说，决定把身边生活中那些琐碎的、容易被忽略的事物写出来。
《新婚之夜》，辽京著，春潮丨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11月版
作家是全职妈妈最好的职业之一
新京报：《新婚之夜》所选的五篇小说写的是21到37岁女性所遭遇的困境，为什么选择这个年龄段？是和你自己的年龄有关系吗？
辽京：跟我自身有一定的关系，我没有写过大龄女性的故事。对作者来说，写作上装嫩比较简单，扮老很难。因为每个人都年轻过，都有过十几岁、二十几岁的日子，虽然现在我们常说老一代人和年轻的九零后、零零后们有代沟，但实际上人在青春期时的心理环境是差不多的，只是外部环境不一样。我没有经历过那个年龄段的人生的话，就只能去揣测他们的心理和生活状态，写作难度大很多。
我不是一个特别有经验的写作者，所以现在尝试写作的都是自己最熟悉的领域，然后再慢慢扩张。
新京报：你现在是一个全职妈妈吗？你有了孩子以后看待事情和写作的视角是否出现了什么变化？
辽京：对，这几年都在家里带孩子。三十出头的时候我有了孩子，我的角色一下子发生了转变，我看青春片都不会再代入孩子的视角，都是代入妈妈的视角。我现在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教育焦虑、家庭苦恼，会关心一些原来跟自己完全没有关系的话题，比如教育和儿童安全。我也会担心他受到伤害，希望他能够顺利成长。
新京报：作为一个全职妈妈，你对《我要告诉我妈妈》当中难以处理育儿和工作的关系的单亲妈妈何雯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在你的生活里，何雯这个类型的妈妈常见吗？
辽京：人物是典型的存在， 可能集合了很多特点，很多观察，在作品而非现实中存在，她是整个故事的动力来源，文学的现实围绕着她的心理变化而构建出来。我很同情她，但是我也帮不了她。
新京报：你开始写小说的动机是什么？
辽京：动机很普通，就是最开始写的时候，我辞职不再做记者了，我在家里自己带小孩。小孩子时时刻刻都需要妈妈，我的时间被切得很碎片化，我很难有一个完整的架构，至于再有足够的时间去完善它，那就更难了。不过还好小孩子的睡眠时间是很长的，在他睡觉的时候我可以开始写小说，渐渐地创作就适应了我的生活节奏。
新京报：在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末尾，时间高度碎片化的金智英成为了一名作家，好像她找到了一份能够满足育儿要求的工作，一切迎刃而解了。但实际上书里是没有这个结局的，也有很多观众提出质疑：太过低估创作者需要的工作时间完整性和集中注意力了。你觉得作为全职妈妈，作家是一份好工作吗？你怎么分配创作和育儿的时间？
辽京：我毕业后一直在工作，确实没有经历过这么长时间在家全职带孩子的状态，有一个阶段我很空虚，小孩子只会索取，不懂得交流，我心里有很多想说的话，但没有倾诉对象。还好小孩子一天要睡很久，在他睡觉的时间里我就可以写小说。后来他长大了，我就给他报一些兴趣班，主要是希望有人代替我看着他，这样我好有完整的时间来创作。
我这个人没有什么长处，连绣十字绣都不行，也就写小说还行，所以创作确实是适合我的职业。
《82年生的金智英》电影剧照
新京报：你的审稿编辑说你不刻意处理女性议题，是从人的层面，而不是性别的层面去理解和展现女性，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写法呢？
辽京：写作是一个自然生发的过程，我不认为女性写作者天然地具备某些特殊的角度，比如性别角色带来的视野限制，写作者的视野不因性别而有区分，只是在选择切入点的时候，会倾向于自己熟悉的事物，女性的困境可以折射出当下生活的某个侧面，与其说我在写女性，不如说我想借助女性去写生活。
记者生涯教会我尝试用不同视角挖掘生活中容易被忽略的事物
新京报：你平常写作的时候会不会把自我投射进去？
辽京：我尽量避免自我投射，因此我的大部分小说都是以男性为第一视角，来观察女性的生活。虽然故事主角仍然是女性，但从男性视角来看的话，会有一个距离感，我觉得如果有距离感反而会更客观一点。如果我用女性视角来写，我可能会混淆我和故事的主角，就把自己代入进去了。
新京报：那有没有男性读者读你的小说，说你的男性视角不符合实际？
辽京：这本书的主要读者是女性，还没听说有男性读者，所以也没有男性提出质疑。《看不见的高墙》是以一个男性的口吻展开的，但是故事的主角还是他的女朋友，男主角的视角其实是写女主角的工具。但也有人说，《看不见的高墙》的男主角内心太细腻了，生活里哪有这么细腻的男生。
新京报：你会让你丈夫读你的小说吗？他会不会提出一些意见？
辽京：在出版之前他读过，他也会发表意见，但是我觉得他的意见不可取。我这些故事女性读起来更有共鸣，女性比男性的共情能力应该是还要更敏锐一点。他更看重细节，会提出一些我不知道怎么回答的问题，我就感到很大的隔阂。他理解不了我小说中女性的困境，因为他没有处在女性角色的位置上。夫妻两个人过一样的日子，但看待生活的视角完全不一样，其实也不妨碍在一起生活。
新京报：你如何评价《新婚之夜》这五篇小说中的男性角色？在两性关系中，他们算是“好男人”吗？
辽京：在两性关系中，他们都不算理想的男人。我无意去塑造一些理想的男朋友形象，他们往往显得有些犹豫甚至软弱，拥有常见的人性弱点，很多女性遇到的问题因着他们而出现，而他们的态度也代表了社会对女性的常见偏见。
新京报：有豆瓣评论说你的小说是“只问病源，不开药方”，为什么不给笔下的女性困境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呢？你认为生活中这些女性困境有解决办法吗？
辽京：我觉得小说应该提出好问题，尖锐地、准确地帮助大家去发现，去审视，去思考，而不是简单地给出一个明确答案，从而鼓励读者参与小说的叙述，我希望我的故事有更强的参与性和互动感，有作者与读者，甚而与世界的交流，这种气氛是我想要创造的。至于女性的困境的解决办法，并不是我写作的终点，生活中很多问题都是复杂无解的，答案也许很模糊，但是观察和思考是必须存在的，我比较重视发现的过程，而非结果。
辽京
新京报：你在成为全职妈妈之前做过记者，那你有没有想去写非虚构文学呢？做记者的时候有没有觉得难以平衡新闻性和文学性？你的记者经验有没有给你的小说写作带来什么影响？
辽京：因为喜欢写东西，我就去做了一段时间记者，那时候可能是纸媒黄金时代的最后阶段了。对我来说，写新闻和写小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写作状态，后来我休产假了，写不了新闻了，就开始写小说。我觉得在媒体的工作经历带给我最大的影响是，教会了我用不同视角去挖掘一个事件。同一个事件可能有很多家媒体都去报道，但我的稿子不能和其他人的同质化，那么就要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一件事。我不喜欢写那种非常特别的生活，我还是倾向于在日常生活中寻找一些被别人忽略掉的东西，然后用不同的视角来挖掘它。
非虚构对记者是有很大吸引力的，能够更多发挥自己的个人特色，而不是一个写稿机器。我做记者的时候，也有用到特稿的写作方法，只不过我们一般没有冠非虚构的名头，非虚构更像是这几年火起来的一个概念。
新京报：从记者到小说家的身份转变，你关注的公共议题和写作思路有发生什么变化吗？
辽京：无论虚构还是非虚构，我希望我的故事可以具备某种现实的意义，与读者发生联系，不仅仅是文学意义上的展示，而是与大家产生共鸣，从而使小说具备公共意义，这种写作思路还会继续下去，在表达自我的同时，也在表达着我们身处的社会环境。
没有刻意反映社会状况，
但希望小说能够引发社会思考
新京报：《看不见的高墙》讲了一个梦想搞艺术的北漂青年的故事，你是北京人，是学外语的，为什么会想写这样一个离自己生活比较远的故事？女主角艾琳兼职给画手做裸体模特，为了塑造这个角色你有特意去接触这个行业吗？
辽京：我不算真正的北京人，我家在郊区，我更像一个小镇青年，所以写北漂青年，难度不算太大。如果写农村生活可能不行，我缺乏生活经验。
我写作的时候是先设计结局的，最开始我就想写一个被侮辱的女孩，然后给她设计了这样一个符合这个结果的身份，就是裸体模特，我没有想去了解这个行业。这篇小说参加了一个征文比赛，所以设计得比较戏剧化。
新京报：《新婚之夜》这本小说集里的作品都没出现对形式的追求，你其他作品会有对写作手法和表达形式的追求吗？
辽京：有，我希望我的小说能够引发一些社会思考，文本在文学史能够有意义。我也追求表达的形式，但我觉得形式还是要符合主题。这本书里确实没有，我早期发表在豆瓣阅读上的很多作品是有奇幻色彩的，也是很实验性的。
新京报：你会考虑把自己经历过的女性困境写进小说吗？
辽京：很难回答“会”或者“不会”，所有的故事都会沾染写作者的态度和观点，而这些都与自身的经历或者对外观察有关，凡是在生活中积累下的经验，都可以算作我的经历，从这个角度来说，所有的故事都有个人色彩。有时候，困境并不是那些大的问题，失业，离婚，家庭矛盾之类，难解的困局往往是被一些日常小事堆积起来的。
新京报：你和《82年生的金智英》的作者赵南柱经历是很相像的，都是从优秀的大学毕业，生了孩子就辞职做了全职妈妈，作品也都是关注女性困境，有很多尖锐的矛盾。你生活里和金智英有什么相似之处吗？有没有想过等孩子长大后重返职场？你写小说之前会像赵南柱一样抱有一定的社会目的性吗？
辽京：《82年生的金智英》是一个社会话题性大于文学性的文本，她可能从开始写的时候就希望能够影响一些人，反映一些社会情况。但我的写作还是比较自我的，就是想写一些和现实有关的内容，没有那么大的抱负。我还是一个挺乐观挺温和的人，生活是很顺遂的，矛盾都出现在小说里。孩子出生之前我完全没有想过有孩子之后的生活和当时会有什么区别，他一点点在成长，我一点点在适应他的节奏，现在已经适应得很好了。至于重返职场，之前辞职是因为一直也没找到合适的阿姨来带孩子，现在我已经适应这种生活了，重返职场还要看机缘。
作者丨彭镜陶
编辑丨李永博
校对丨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