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高山初探

进入城门洞里，在两面的洞壁上没有找到砖包该城时的碑刻。再往前走可以看到门侧的两个大圆孔，目测直径在20公分左右，是过去门背后插杠子用的，起门闩的作用。这样粗的洞孔，其杠子就像是今人盖下房用的檩条，要是城门坚固，任凭敌人如何强攻，从门上是攻不进来；若遇炮击，还要在门后用砂袋填实。古人为了城防，可谓是绞尽脑汁。城门早已不存，就连固定门轴的粗大的铁环，也被村人挖走，留下两个大窟窿。

出东门，便是东瓮城。瓮城很大，经测量，围长为152米，这比一般城堡的瓮城大得多，故不应称瓮城，应该是座小关城。关城内原有寺庙，后来庙毁后村民在街道两旁建起了住房，今统一被拆除。南墙及关城的南门包砖仍在。沿被毁的东墙出来，绕至东关的南墙下可见到完整的砖砌墙壁。关开南门，门隐在了一户人家院子的正房后面。门之东，墙面上有砖雕如佛龛的墙饰。后来问村民，村民也不知其是做啥用的。笔者分析可能上面有过文字，内容后来被风化脱落。

拨开荆棘，来到这家人家种菜用的小角门前，门没有上锁。牙开门进去，屋主夫妇正和村民在院中闲聊。见我进来，屋主很是惊讶，审视贼一样地用怪怪的眼睛上下打量着我。我于是主动上前说，实在报歉，没找到大门，就从这里钻进来了；并说明了要考察东关南门的来意。经过解释屋主并没有怪罪我的冒失，还主动指路让我上到了他家的屋顶去观看。其实东关门我多次从来此研究和旅游的人发到微信上的照片中看过，“靖宁门，钦差……”，我都快能背下来了；只是那砖雕雕得十分精致，而且因这户人家将房子建在关门前，将关门圈回他家的院子里，无形中起到了古迹的保护作用，使得砖雕几乎没一点磕碰。除颜色旧了点儿，一切完好如初。看过后，出了这家大门，西面就是东城的大墙。走到近前，我的眼睛为之一亮，随之精神也为之一振，高山城，高山城，你是明城吗？我看着窄窄的夯层，急忙掏出卷尺量了起来（见下图）

图为墙基部，摄于东城墙外。右图为主墙部分，摄于东城墙内。

最窄的夯层为11公分，多数都是十二、三公分，这夯层，与北魏平城宫的夯层很是接近，也可能是座辽城。其夯工优良结实、层次均匀分明；再看看城墙上部明代续修部分的墙体，夯筑随意疏松，夯层既宽又不明显。如不是包过砖，真怀疑明代夯筑的墙体能够延续到今天。从其做工粗细可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精筑部分为过去皇帝行宫的附属城池——高山城。也就是说，不论北魏还是辽代，皇帝到此住焦山宫，随行的王公大臣都住在高山城。这就像皇城一样，高山城是京师，焦山寺是皇宫。要不然辽代皇帝耶律贤死在焦山行宫，第二天还在此举行了新皇帝耶律隆绪的登基大典，加上后来的举丧等事宜，焦山宫能容得下吗？北魏时也一样，皇帝出行游猎或来车轮山尼寺（焦山寺）做佛事，随行的宫人、大臣、卫戍部队绝对不会少，这些人住哪里？住高山城没错。联想到位于其东的石佛寺堡（云冈旧堡）也应该是座古老的堡子，因为魏主常幸于此。

经过观察，整座东墙都是如此，上面是明代加筑的墙体，下面是北魏或辽代行宫的附属城垣。至于是北魏的还是辽代的，有待专家的进一步鉴定。

近午时分，笔者来到南墙，想了解其夯筑情况；因运煤铁路专线将南墙用铁围栏密封了起来，没能如愿。

步行至西城墙南端，城墙为建铁路挖断，断壁处有一地道，不知有多深，因是一个人，不敢太深入。进去后因里面太黑，就返了出来。过去大城墙在建成城墙后都挖有这样的战备洞穴，一但上面的防守人员不足，可从洞内补充；一但城池失陷，也可悄悄地藏于地洞，遇到援兵，可内外联手反击。

西城墙和东城墙的夯层基本一致，只是西瓮城不及东关城大，测得围长为88米。瓮城外偏南有长方形控军台，与瓮城和西墙形成防守上的犄角之势。从其西瓮城的夯层看为明代建筑。从瓮城之南的西墙夯层判断，旧瓮城可能在明代瓮城略南。

过去高山城因北墙的西北角易被河水浸蚀，故在建筑时将西北城墙阙回一个角，经计算，因西北角阙，使得西城墙比东城墙短了整整220米。从美观考虑，在筑城时，仍将西门筑在西城墙的正中，因西墙短于东墙，故西门和东门不在一条线上，西门比东门靠南移了110多米。过去行人从西门进来，是一条坡道。下坡后东面是高崖，为了防止水土流失，古人将其用砂石筑落差很大的阶梯，形成一个很高的壁面。壁上有寺庙。路由此被截断，遂折北，经过史家大院大门（今天看到的史家砖雕大门，是史家的内宅大门，即二门，其大门还在此门之东），通向从东门过来的大街。

另外，西瓮城外，有通往西口、西域各国的古驿道石桥。与左云县城南关的明代生津桥作比较，此桥早于彼桥。从其砂石被过往车轮和畜蹄轧踏下的深壕分析，此桥的年代久远（见下图）。

吴天有先生在《在厚重高山》一文中说：“在高山村委会后院，我们还见到了一块同样堪称宝物的石碑。据说，石碑原先的位置就在石桥旁，后来被人推倒损毁，弃置于距离石桥不远的地方。虽然，石碑已经严重损毁，字迹漫漶，难以辨识。但依据碑上依稀可辨的字迹推断，这块碑就是关于石桥建筑时，募化钱财的功德碑。从石碑的字迹辨识推断，这座石桥名怀德桥，筑于清雍正（1723—1735在位）年代。是由当时香火旺盛的高山镇边寺（南寺）的住持和尚主持募化修筑的”。因时间关系，笔者没有见到此碑，可能在清雍正年间，此桥因桥栏等损毁严重，有过一次重修。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桥栏上部原是有横梁的，后被毁掉。

据村人说，此桥为单孔石拱桥，桥梁厚达3米多。桥孔内穹顶有一深陷砂石的巨人手掌印，撑着这座古桥，可能当时有传说故事的，所以历经地震和洪水冲击至今岿然不倒。中午，因村里没有饭店，也没有吃饭。心想可能来焦山寺旅游的人多，那里应该有饭店；故抓紧时间，对古城里的几座古宅进行了考察。

上文说到进西门下坡，向北转有史家大院，来到院门外，给人一种惊诧，高山古城竟有如此精妙的建筑，两个字：讲究！原大门已毁，现存垂莲式的二门，即内宅大门（见下图）。

为了防止损坏，用泥巴糊了起来，但这也掩盖不住其精工细琢的艺术魅力。

由此院再往北不远就是东西向大街，大街之北有陈家大院，但其门楼不如东面的孙家大院的门楼高大古朴。因大门上锁，未能深入。从门缝往里窥探，应该是个标准的明清四合院。照壁建在东房的墙壁上，很精致，因堆物遮挡，看不到全部。孙家大院向东不远的路南，有一条向南的坡巷。一入巷口西侧是楚家大院的大门。这大门也很讲究（见下图），

从其门楼角上的吻分析，应是一位武将的官邸。院内的东房还在，西房只剩下一根粗大的柁梁，从其使用柁梁看，这应是大一间的会客室。开东门，客厅在西房，可见西房是其主室。将西房视为上房的多见于辽代建筑。上房之北应该有二门，今二门已毁。过二门是其西内宅，内宅的南房还在，其建筑很有特色也很古旧，不同于一般明清建筑（见下图）。

此宅之东还有一处古宅院，开有乾门。进门是走廊，尽头是一座砖砌照壁，制作精细。照壁像位耄耋老人，拄着双拐，随时都有倒下的危险。壁中原是有福字的，今被人挖走（见下图）。

东拐就是此家的庭院。因院里没人，没有打听出是谁家的大院。

沿住这条街东寻下来，在其东段路南还有几户古宅，但都上锁不能进去。路北有两家。像这样的古宅院落我走过的就有10家，后来这几家档次都不是很高，就不再一一介绍。大约13点左右，我又看了位于村北边的一处旧大院，就过河向焦山石窟寺而来。

到了焦山也没看到饭店，只好忍饥叩开了山门。

焦山寺历史久远，自古就是一座佛寺。在这次调查时，有幸在东北宫墙外遇到一块汉代的筒瓦片，用手指抠起来时断为两截，他和我在汉代武州县城（左云古城村白羊城遗址）发现的汉代筒瓦片一模一样（见下图）。

图中左为左云古城村汉武州县城出土的筒瓦（局部）；右为焦山寺捡到的汉代筒瓦（残片）。

吴天有《辽代云州的焦山捺钵》说：“焦山还有须弥山之称。须弥山为古印度佛教传说中的一座神山，位于世界的中心。佛教传入中国后，就有以须弥山为山名的”。一般认为，佛教的大量传入中国并得到官府认可并开始建筑寺院的大体时间是在西汉。从焦山最初名须弥山来看，在汉代，焦山就是雁门郡一带佛教活动的一个中心。因此才有后来郦著“石祗洹舍”一说。从在焦山寺看到的汉代瓦片看，焦山在汉代应该建有须弥山寺。吴天有还说：“须弥山也译作妙高山，在中国有多处地方的山峰被称作妙高山，同样与佛教有关。如果焦山寺初建时称作须弥山的话，那么，高山的名字也就有了历史内涵了。也就是说高山即取意于佛教妙高山”。

而到了南北朝时期的北魏，高山城成为魏主的一处畋猎、祭祀的行在，《魏书·礼志》卷一百○八载：“太宗永兴三年(411)三月,帝祷于武周、车轮二山”，武周山即武州山，因武州塞得名；而其车轮山，今大同史学家认为即今焦山。北魏时此山之巅，建有五级佛图。《魏书·释老志》天兴元年，下诏曰：“夫佛法之兴，其来远矣。济益之功，冥及存没，神踪遗轨，信可依凭。其敕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岁，始作五级佛图、耆阇崛山（云冈）及须弥山（车轮山）殿，加以缋饰。别构讲堂、禅堂及沙门座，莫不严具焉”。笔者今考其佛图（塔），直径略大于现存的明代三层砖塔。今环明代砖塔周围尤可见到北魏木塔的部分柱础坑。从其塔采用木柱法来看，塔为木塔；从柱坑的间距可知其为八角木塔。那北魏为何在此建塔？笔者认为，过去建塔一般有三种意义：一是起增添景致的作用；二是用塔来镇邪；三是佛图，内置得道高僧的舍利子。说白了，就是名僧的墓子。从焦山峦头长相像乌龟来分析，北魏在此建塔是用来镇邪的。意思是此龟已成形，如不加镇压，会吃武周川的风水。当时北魏不仅在须弥山建佛图，还建了须弥山主殿以及其他配殿，并缭以内外两道垣墙，成为上下两院。远挑飞阁崇隆，廊檐婆娑，气象森严。伫立于山巅，其塔如车轴轴尖，其环山的内外两道圆形垣墙，如；车之轮辐，看上去像一个平置的车轮。可能是魏主初如，见到此景，颇有感悟，遂将须弥山改为车轮山。按魏书并郦著载，此处为尼寺。笔者在调查时，发现弥陀殿东壁山崖上雕凿的佛像应该就是专家们所说的北魏杰作。此像大耳垂肩，呈女相，可能与北魏的尼寺有关。笔者还在此殿顶的崖上发现一块红陶质绿琉璃兽吻，已风化（见下图）。

按说，一般琉璃制件是不易风化的，可见，此吻件属于早期产物。查阅史料，琉璃瓦最早出现在北魏，早期的琉璃瓦因技术不过关，质地一般不如后代的好。我在左云调查多年，包括左云的榆林城、幽州城等大一点的魏、辽城市，除彩釉日用品外，至今还没有看到过琉璃瓦或脊兽等制件。见一斑窥全豹，可见焦山寺的建筑规格有多高。另外，该寺有大量的笨厚的布纹瓦和灰陶瓮、缸、钵等残片裸露在地表，布纹瓦也多见于汉代和北魏遗址。

笔者还在寺之上院东墙南端，即东亭北约20多米处和上寺东北墙角被施工挖开的截面处均发现有7～13公分的与北魏平城宫一致的夯层（见下图）。

其外部由大量的砂质页岩砌筑，其砂岩部分可能是辽代焦山行宫的宫墙。也就是说北魏墙垣为从山下运上的土版筑而成，而辽代的墙垣是在北魏的土墙基础上用砂石砌筑。今测，北魏的土墙虽不及辽代的宽，但也有4.5米以上，如果当时有内外包砖的话，就更宽了。这不像是一般佛寺的墙体，应该是皇家的尼寺。

到了隋代，隋帝杨广北巡至灵岩至方山，但没提及车轮山。可能灵岩时指武州山诸窟室。

到了唐代，今高山城和焦山寺可能是定襄王李宏畋猎的行在。时定襄王李宏在这一带射毙猛虎的事迹在朝野被广为传颂。

据《朝野佥载》和《太平广记》载：“定襄公李宏，虢王之子，身长八尺。曾猎，有虎搏之，踣而卧，虎坐其上。奴走马傍过，虎跳攫奴后鞍，宏起，引弓射之，中臂而死。宏及奴一无所伤”

古人因没有纸张，尤其是用毛笔书写，往往作起文来惜墨如金，故这段小故事写得很简略，读者只能从中看到大概意思。这里笔者略作润色并加入细节，就可清晰地还原故事的本来面目：

李宏是虢王李凤的儿子，是唐高祖李渊的孙子。被封为定襄郡公。像其父亲一样，李宏生得人高马大，两膀膂力过人，他有一爱好就是游猎。一天，他和随身家仆一起骑马外出狩猎，因他骑的是宝马，在途中很快就将家仆丢出老远。不久，李宏就来到了今云西的李洪岭，为了等后面的家仆，李宏遂停下马来等待。他下马后，将马拴在一棵树上，然后将弓箭从身上取下放到地上，自己靠在一棵大树下闭目养起神来。可就在这时，一只斑斓猛虎，向他扑来。因老虎出现的突然，使李宏连拿弓箭的时间都没有。他于是和扑过来的老虎搏斗起来。他虽然身高力大，但那虎更是威猛无比，仅两三个回合，他就被那虎扑倒在地。李宏一闭眼，心想，这回可完了，成了老虎的美餐了；可奇怪的是，那虎也许是刚吃饱，对爪下之人并没有伤害，而是一屁股将李宏压在腚下。正在这时，李宏的随身家仆骑马赶了过来。他一见李宏被老虎压住，吓得呆愣在马上。就在这时，老虎猛地蹿起，前爪已搭上仆人所骑马的后鞍。这时李宏一跃而起，抽弓搭箭，一箭正中老虎的前膀心脏部位。就见那老虎“嗷”地一声，栽倒在马下，毙命。李宏和奴仆都没有受到伤害。

李宏在定襄畋猎的奇遇，传将出来，成为当时朝野上下的谈资，其定襄人民因李宏为当地除去了一害，把李宏射死老虎的这条山岭称为“李宏岭”。

从故事的情节分析，李宏去李宏岭（今称李洪岭，即云西村之南梁）的时间不是很长，路程也不远；如果长，仆人所乘之马一时半会是赶不来的。这里有两种可能：一是李宏为了游猎，时住高山城或焦山寺；二是定襄郡治在旧高山。史书载：“定襄西五里有火山”。笔者认为当时李宏为了游猎就住在高山一带。

其实唐代的高山也很有名，以唐代著名诗人崔颢的《雁门胡人歌》为证。诗云：“高山代郡东接燕,雁门胡人家近边。解放胡鹰逐塞鸟,能将代马猎秋田。山头野火寒多烧,雨里孤峰湿作烟。闻道辽西无斗战,时时醉向酒家眠”。

笔者认为，诗中的高山并不是今日教课书中所翻译的“高山峻岭”，它就是一个地名；诗中的“辽西”也不是指今河北北部、北京西部一带，它说的是今大同一带。有一部史书，读过后已忘记其名，在其注中云：“辽西有一段不知名的长城，曰武州塞”。关于诗中的胡人，指的是拔曳固、回纥、同罗、霫、仆固五部。唐开元四年（716年）夏六月，默啜北征九姓铁勒拔野古部，在独乐水（今蒙古国土拉河）大破该部。默啜恃胜轻归，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为拔曳固人颉质略所*。当时唐朝大武军子将郝灵荃出使在突厥，颉质略便和他一起将默啜的首级送至唐都城。于是九姓铁勒中的拔曳固、回纥、同罗、霫、仆固五部一起归附唐朝，被安置在大武军（时治所在马邑城）北，即今大同迤西的云冈、高山、左云、右玉一带。诗人崔颢来到高山所见到的胡人，就是拔曳固、回纥、同罗、霫、仆固五部降户。

此后，唐代在高山一带还置有定边军城。

辽代时，这里成为辽代皇帝耶律德光、耶律璟、耶律贤、耶律隆绪四时捺钵行在。此行宫就是在北魏皇家寺院的基础上建立，其上院宫墙东墙今尤在（见下图）。

内层为北魏土筑城墙。外层为砂石页岩砌筑的城墙，其页岩和土墙没有穿插或混筑的痕迹，显然是不同时期所筑，且页岩为后筑。今测辽代的宫墙底部宽约16米。

那么辽代的焦山行宫是什么时候建筑的呢？从其辽代皇帝来此活动的情况判断，至少在第3代皇帝耶律德光朝就开始建设了。《辽史·本纪》第三太宗（耶律德光）上：天显五年（930）二月，“癸卯，李胡还自云中，朝于行在”。也就是说石敬瑭于天福三年（938）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之前，焦山行宫就有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在割让燕云十六州之前，十六州之地早已被契丹占领了。至于割让的条款，那只不过是后来履行一个手续，即合法化一下罢了。

辽建国于907年,国号契丹,916年始建年号神册。《辽史·本纪》云：“神册元年（916）八月，拔朔州，擒节度使李嗣本。勒石纪功于青冢南（今朔州青冢村）。冬十月癸未朔，乘胜而东。十一月，攻蔚、新、武、妫、儒五州，斩首万四千七百余级。自代北至河曲阴山，尽有其地。遂改武州为归化州，妫州为可汗州，置西南面招讨司，选有功者领之。十二月，收山北八军。” 契丹占领山后（雁门关以北）后，利用原车轮山的旧址，改名为焦山，辟为行宫，方便对前线的指挥和对外使节的接见。为什么叫焦山呢？这里有三种说法：一种是其山崖曾被开辟窟室，大窝小坑，远望如被烧焦一般；另一种说法是“俗传焦赞避兵其上”（见光绪《左云县志·地理志》）。还有一种传说是焦赞曾盗杨业尸于此，并被孟良误*于此。辽人认为其忠义，建祠以祀。笔者认同以景取名的第一种说法。因为第二和第三种说法都出现在有焦山寺名之后。杨业死于986年，而辽帝耶律贤是982年死于焦山行宫，焦山之名早于杨业之死，所以说这个传说在此不成立。其实传说中的盗杨业尸体之洞在吴家窑东山的朝阳洞。光绪《左云县志》曰：“峰转而东，有朝阳洞，亦一胜景云。”今仍可找到此洞，从坐北朝南的雕窝寺山门，沿山涧险路南行往东约百米即到朝阳洞。洞口置门，门楣横书“洪阳洞”。宋代称“弘杨洞”，涧之北有“弘杨峪”皆杨家将御敌之处。吴家窑人传说，杨令公死后，尸体就藏在这里，由善说鸟语的孟良盗回大宋。

关于焦山寺行宫，辽代的第3、4、5、6任皇帝都在此有过大的活动。如，《辽史·本纪》第三太宗（耶律德光）上：天显五年（930）二月，“癸卯，李胡还自云中，朝于行在”。当时焦山属云州云中县。这里的“行在”指的就是焦山行宫。天显七年（932）“冬十月乙卯，唐遣使来聘。己巳，遣使云中。” “遣使云中”，说明皇帝就在云中的焦山行宫。从《辽史》所载看，辽代皇帝经常在行在接见使者。《辽史·本纪》第七穆宗（耶律璟）下：“应历十八年（968），是秋，猎于西京诸山”。《辽史·本纪》第九景宗（耶律贤）下：“乾亨四年（982），八月如西京；九月庚子，幸云州。甲辰，猎于祥古山，帝不豫。壬子，次焦山，崩于行在”。当辽帝在归化州祥古山感到身体不舒适时，并没有在意，也没有返回南京（今北京），而是按照既定路线，8天后，策马来到焦山继续畋猎，结果到来后病情加重，病死在焦山行宫。

辽圣宗耶律隆绪在其父皇去世的第二天，于云州西部焦山即位。皇后奉遗诏摄政。其后，耶律隆绪于统和年间(983～1012)还多次巡幸畋猎于云中。《辽史·张俭传》记述一则故事，说张俭于统和十四年(996)中了状元，在云州作幕官。圣宗游猎云中时，云州节度使负责接待，借机巧妙地把能臣张俭推荐给了皇帝。

笔者这里需要说明一下：西京本辽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升云州为大同府，建号西京的。而《辽史·本纪》有多处在重熙十三年前就提到西京，按有关史书的注述，这种说法是一种追称。也就是后朝著书之人所为。

焦山宫作为辽帝的行宫，当时建设的自然不一般。民国《左云县要览·地志》载：“焦山，在县东六十里，高山城北。丘陵突兀，上列神殿。有白衣观音寺，内建宝塔，石基高耸，中有空洞，泉水相穿，下流入肖画河。”肖画河，为古云中八景之一，明代成化本《山西通志》云：“焦山在县东六十里，高山城北。孤峰突起，上有寺。缘空洞而下，临肖画河。土人曰：肖画之名殆为焦山设也。”肖画河，先秦曰：“白羊河”，汉曰“武州河”，北魏曰“武周河”，辽代曰“肖画河”，今名“十里河”。辽代时，肖画河在高山一带河床平阔，河水清浅；微风荡来，波光粼粼；两岸杨柳依依,古寺古塔倒影水中，诚为焦山行宫的一大景致。故“隔岸望之（指站在高山城北望）,宛若画景 ,亦胜地也”。

大约晚上19点，笔者才独自一人离开焦山寺，乘上客车回到左云。

（作者系中国长城学会会员、大同长城学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