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公亮是北宋中后期政治舞台上一位重要的人物，他出身于宋代名门大族晋江曾氏家族，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是北宋庆历新政、濮王之议、王安石变法等重大政治事件的参与者与见证者。曾公亮所生活的时代正处于北宋仁宗晚年表面繁荣昌盛而实际矛盾丛生到神宗初年的大变革时期，期间有关大政方针的制定和重要人事的变迁，他都是亲历者和参与者。那么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曾公亮的一生，历经真宗、仁宗、英宗和神宗四朝，但他的主要活动是在仁、英两朝和神宗前期。真宗、英宗、仁宗统治下的六十几年间，是宋朝中央集权的统治巩固后，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的时期，也是统治集团日益衰弱腐朽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宋朝的统治陷入了越来越深的危机。
曾会自太宗端拱二年（989 年）以进士第二人及第后，家族的情况明显好转，少年的曾公亮生活条件相对优越，在父亲悉心的教导下，文化素养迅速提升。同时也伴随着父亲的仕宦浮沉而奔走四方，丰富了阅历，开阔了视野。大约从二十岁开始，曾公亮开始了游学生涯，跟随著名学者游学。
游学的经历使曾公亮对底层社会的生活状况有了一定了解，并且有机会结交一些文人义士，这对曾公亮以后踏入仕途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仁宗即位后，按照宋朝惯例，新皇帝即位，官员子弟可以通过“朝贺”的方式，恩荫而获得初等官职。但曾公亮并没有就任，因为以这种方式得官，在当时是受时人所鄙视的，称之为“斜封官”，即非朝廷正式任命的官员。
仁宗天圣二年（1024 年），曾公亮参加科举考试，以“举进士第五人中第，授太常寺奉礼郎，知杭州临安县，未行改知越州”“举进士甲科，知会稽县”初上会稽任，曾公亮即显示出了干练、勤政爱民的一面，曾公亮很好地履行了作为地方父母官的职责。
正当曾公亮仕途步入正轨，踌躇满志大干一番时，却发生了会稽县内“贱买民田”事件。
《宋史·杨绘传》表明曾公亮在会稽任上有过抢占民田的违法行为，后在与曾公亮有私交的曾巩之父曾易占的庇护下不了了之。此外，曾公亮有贪财的毛病。此事均与曾公亮密切相关，而且买田一事确实存在，曾公亮也因买田一事而遭到贬谪，做了一个监湖州酒务的小官。此事使曾公亮认识到仕途的险恶，在以后的为官历程中不得不小心谨慎。
在当了几年监湖州酒务的小官后，曾公亮仕途迎来转机，以资历迁转入朝。大约在仁宗明道、景祐、宝元、康定间度过一段较为平静的仕宦生活，担任了几任闲散官职。从仁宗天圣九年（1031 年）到庆历元年（1041 年），曾公亮的仕途颇为顺利。先是由监湖州酒务回京述职，升任光禄寺丞之后等元昊“筑坛受册，即皇帝位”的消息传到京师，宋廷震动，张皇失措，在如何处置元昊称帝一事上主战、主和两派争论不休。
仁宗在听取众臣建言后不置可否，这时曾公亮“自以任博士，得以古谊迪上，且敌人反覆桀骜，宜以德怀柔，不率，然后加兵著《征怀书》一篇奏之，其后元昊请臣中国，卒不出兵”。以博士身份参与朝政曾公亮看到宋夏关系中的关节所在，“以德怀柔”的策略为宋廷所采纳，从而“元昊请臣中国，卒不出兵”。
此后，曾公亮先后“徙诸王府侍讲，兼睦亲宅、北宅讲书，潞王宫教授”，“迁尚书屯田员外郎”，“献所为文，召试学士院，授集贤校理”。可以说，这段漫长的“清要官”的经历为曾公亮以后的仕途积累了丰富的政治财富。
曾公亮在仁宗朝借助科举这一平台，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从一介书生成长为一名才智过人的干吏，逐步走向权力的核心，这也是那个时代士大夫人生轨迹的典型缩影。
坚持变革嘉祐八年（1063 年）三月仁宗去世，宋仁宗无嗣，死后以濮安懿王允让之子赵曙(1032—1067 年）继位，是为英宗，1063 年—1067 年在位，年号治平。
因英宗体弱多病，前期由仁宗后曹氏“垂帘听政”，后在韩琦、曾公亮等大臣的支持下亲政。后期因英宗生父的名分问题而引发朝廷激烈争论，史称“濮议之争”。最终，英宗在曾公亮、韩琦等掌握实权的执政们的支持下达成目的，从而结束了这场争论。
曾公亮与韩琦等宰执在辅立英宗即位、迫使太后还权、帮助英宗平息濮议之争等重大政治事件中表现果决，对稳定朝政起到了巨大作用。之后神宗即位，作为三朝元老的曾公亮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变革运动中，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曾公亮力荐王安石，“初,上欲用王安石参知政事,曾公亮荐之。”曾公亮作为三朝元老，“久于其位”，且神宗对其“笃于信任，不为流言所惑”，因此曾公亮在朝堂之中是极有威信的。有了曾公亮的举荐，王安石进入权力核心可谓顺理成章。
曾公亮除了力荐王安石外，还积极支持王安石的变法活动。新法的推行面临着艰巨的考验，而此时曾公亮顶住压力，依然为新法呐喊，对王安石等变法派而言无疑是一剂强心剂。在其他改革内容上，曾公亮也给与王安石巨大支持。
如熙宁二年（1069 年）三月，神宗召集诸臣讨论宗室改革及相关事宜，其目的是为了节约财政开支。曾公亮与王安石一唱一和，配合默契，最终获得神宗支持。
曾公亮对新法的支持也招致了反对派大臣对自己的攻击。他们抨击曾公亮“岂执政大臣之体乎”，甚至认为他“无补时政,亦宜罢免”，而苏轼亦“尝从容责公亮不能救正朝廷”。面对反对派的攻击，曾公亮依然坚持己见，给予变法巨大支持。
曾公亮虽然支持变法改革，但在涉及到具体的变法主张时，与其他朝臣一样仍然会有不同的看法，加之双方性格及理念上的差异，矛盾冲突便不可避免。在这一如何选拔人才的问题上，两人分歧严重。
王安石主张将全国广惠仓田出售，将所得充实三路常平仓以备赈济，使灾年无患；曾公亮从百姓利益出发，认为佃户承租广惠田已久“有如己业”，出售会使佃户受损，最终只会“有利于公家不利百姓”。
显然在“上与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的情况下，辩论的结果不言而喻，自然是王安石得到皇帝的全力支持。但这种重利轻义的做法 ,毫无疑问是作为新儒学大家的王安石身上法家“术”思想的体现,在传统儒家士大夫占绝对主宰的环境中是难以行得通的。
因此，两人之间出现矛盾是不可避免的。曾公亮对变法持有异词，并不能说明曾公亮是反对变法的，相反他是在看到变法执行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后，提出一些看法，目的是想尽力弥补这些问题，而使新法能顺利推行。只可惜，刚愎自用的王安石听不得半句良善之言，反而行报复打击之能事，实在令人叹惋。同时，我们更不能因此而抹*曾公亮对王安石的举荐之力以及在变法过程中做出的贡献。
熙宁四年（1071 年),曾公亮已七十二岁高龄，以“司空、河阳三城节度使兼侍中、集禧观使”的荣誉虚衔赋闲在家。此时正逢朝廷征讨西夏，关中作为前线的战略要地，地位愈加重要，朝廷“欲得元老大臣镇关中，以为重”。此时曾公亮被“强起为永兴军路安抚使，判永兴”。
判永兴军期间，曾公亮追捕“为患久已”的盗贼，维持地方治安。雍州郊区因“山林阻深”，所以“奸人依以为盗”，常常“取富人物如己有”，如遇到受害人反抗，便“并其家害之”，为百姓大害。曾公亮迅速采取措施，一方面“购以厚赏”，悬赏缉捕盗贼；另一方面“分兵搜捕”，最终“不数月殆已”。在此期间，曾公亮还顺利平息了一起散布谣言的事件。
年过古稀的曾公亮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精力，在判永兴军任上备边防匪、安定民心，做出了不俗的政绩，很好地体现了曾公亮务实的为政作风。
结语曾公亮，从地方到中央，从一介书生到当朝宰辅，历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一步一个脚印，始终不渝地践行着自己“执政为民”、“清廉自守”的为官之道。在任地方，他“厚农桑、抚百姓”，重视农业生产，注意维护社会秩序。
知会稽，他组织民众兴修水利，治理镜湖；知郑州，他大力整治社会治安，“禁戟奸盗”，盗寇“悉窜他境”，出现“路不拾遗，民外户不闭”的安定局面；知开封，他不畏强权，打击违法，还百姓以公道。
在中央，他编修文字，文采飞扬，积极参与国家法规文献的修撰；同时，不忘参政议政，积极为国家建言献策。及至宰相，他与另一宰相韩琦“戮力一心，更唱迭和，其所更革废举尤多，以谓政事以仁民为先，故其志尤急于去民所疾苦，而补助其穷乏，罢弛茶禁，归之于民，籍产绝田，收其租为广惠仓，以廪食穷独。”
他忧国忧民，想国家之所急，参与范仲淹之改革，后又力荐王安石，积极支持新法，为王安石新法的顺利推行发挥了重要作用。及至曾公亮晚年，“公虽不能朝，上犹遣中使诏问北陲备御之策”。临危受命，判永兴军，安定边危。
元丰元年（1078 年）曾公亮去世，享年八十岁，当时“帝临哭，辍朝三日，赠太师、中书令，谥曰：‘宣靖’，配享英宗庙廷”。神宗赞誉曾公亮：“谨畏周密，内外无间言，受遗辅政，有始有卒，可方汉张安世”。这既是对曾公亮的褒誉和肯定，也是其为政一生的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