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29日—12月1日，适值江城初冬，由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南京大学六朝研究所共同主办，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承办的第六届六朝历史与考古青年学者交流会顺利举行。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交流会第一次跨出南京，来到它地举办。来自东京大学、京都外国语大学、名古屋博物馆、武汉大学、厦门大学、上海博物馆、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博物院、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社科院等30多所海内外高校和科研院所的50余名学者相聚花津河畔，碰撞观点，切磋学问。
与会者合影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荣誉副会长、南京大学六朝研究所所长、历史学院教授胡阿祥先生在致辞中回顾了“历史与考古青年学者”系列交流会的缘起，并感谢本届承办方的辛勤付出以及诸位青年学者的鼎力襄助。随后胡阿祥教授以《汉志》“丹扬郡芜湖县”下所记“中江出西南，东至阳羡入海”为引子，勾勒出中古以来芜湖这座江东名城的历史图景，进而开启了本次会议的序幕。胡阿祥教授还向与会学者发出倡议：一是今后可以在会议期间穿插参观考察；二是往届会议的论文成果应选精集萃，正式出版，以打造学术品牌，扩大学术影响。
胡阿祥
本届会议分为两日七场进行讨论。30日上午第一场学术报告由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朱德军教授主持。来自京都外国语大学的福原啓郎教授作题为《魏晋时期的“乡里”——兼论矢野主税的相关研究》的报告，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张学锋教授担任翻译。福原啓郎教授近年侧重于魏晋时期观念史与九品中正制的相关研究，为进一步探究前述两者的连接之处，他将目光投射到以《三国志》为代表的魏晋时期史书，重新探讨了六朝贵族制中的“乡里”究竟是作为一种观念，还是一种现实的存在？福原先生认为对于魏晋时人而言，“乡里”一词的内涵更为宽泛，至少达到了郡一级范围，而州郡在作为行政区划的同时，实现了“乡里化”。在魏晋这一过渡期，九品中正制度的成立与“中正”官紧密相连。虽然人物评价发生异化，并逐渐脱离乡里，但还未达到东晋以后门第化的程度，因此，“乡里”也还不至于成为中村圭尔所主张的一种“虚拟意识”。福原先生特别提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长崎大学矢野主税关于“乡里”、“州里”和“本郡”的研究成果以及矢野主税以外日中两国学者的先行研究均有必要加以检讨。
福原啓郎
随后，评议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权家玉教授、江苏人民出版社洪扬编辑、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汪华龙老师分别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进行讨论。权家玉老师首先指出，福原先生的报告围绕着六朝贵族制加以展开，很受启发，但其中关涉的一些问题令他颇感疑惑，比如《后汉书》《世说新语》等文献所见的“海内名士”、“天下名士”实际上拥有着超越乡里的召唤力。洪扬女士则对福原先生之于魏晋政治史思考的一贯性予以赞赏。汪华龙老师还认为，福原教授的研究还应往前看，特别是要注意西汉武帝以后的动向，并进而提示刘增贵、胡宝国等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均不容忽略。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朱艳桐带来的《从刺凉到帝凉：论前凉政权的独立》措意于对前凉政权独立过程的整体关照，系统爬梳和考察了身处两晋之交中凉州张氏家族从刺凉到霸凉、从凉王到凉帝的转变历程。评议人湖州师范学院社会发展与管理学院张兢兢老师以“西晋关中诸王与秦陇大族诸对张轨据凉的制约”、“张氏霸凉进程中河西大族的作用”、“前凉独立性格的限度”等几个方面指出朱文的部分论点值得商榷，他认为，考察前凉政权的性格，不能仅看张氏名号建制的升格，更重要的是内部大族势力的选择和外部国际关系的变化，其独立进程并非直线上升的。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陆帅老师则就姑臧城的布局规划与汉魏洛阳城的异同问题和报告人交换了意见。
在第二场首篇，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蒋晓亮博士以东汉济阴郡的“成阳三碑”为切入，分别考察了长吏与地方的权力互动和仲氏家族的人际网络、长吏在地交际的展开、长官对地方社会的形塑、官府中的书信流动与地方政务日常运转等具体问题，进而指出地域社会中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多层级交际网络使得官僚社会的运行与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评议人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于溯颇为风趣地形容蒋晓亮博士此文是“在先唐的田地上种明清的植物”，十分精彩，但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如在篇章布局上仍需微调，“长吏”、“属吏”、“在地”等概念界定尚不明晰。于溯还提示沈刚的《汉代国家统治方式研究》一书中有关“成阳三碑”的研究已经相当成熟，然而报告人并未参看。另外，对部分行文措辞的修饰或许更有利于发表。厦门大学历史系讲师林昌丈赞同于溯对《尧庙碑》的意见，他进一步指出报告人似乎并未注意到后人重刻问题，而且单就构建多层级交际网络而言，“成阳三碑”并非最为理想，因此很有必要扩大范围与材料面向。对于概念性界定，特别是“东汉地方社会”，“在地关系”等，都需斟酌再三。随之，陆帅老师还援引阎步克先生的观点，建议将西汉、东汉两个不同时期加以对比研究。
于溯
此后，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讲师林生海发表了《魏晋南北朝童蒙教育述论》为题的演讲。他从士族社会与童蒙教育、官学发展对童蒙教育的影响、主流学术思想对童蒙教育的影响、童蒙教材的继承与发展四个方面概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童蒙教育的特点及历史地位。汪华龙老师在评议中指出部分讨论不仅流于叙述，而且对谷川道雄、张国刚等学者的既有研究吸纳不足。同时，关于这一领域的新材料、新进展，如王子今《秦汉儿童世界》、张传官《〈急就篇〉校理》以及即将出版的《新见汉牍〈仓颉篇〉、〈史篇〉校释》等，评议人也都予以了补充。
第二场第三篇系大阪府立春日丘高等学校讲师千田豊的《皇太子监国的确立与变迁》一文。其文概述了隋以前皇太子监国之变迁，之后通过对唐代皇太子监国的讨论，确认与皇位继承相关的太子监国问题，揭示出太子监国比立太子更受重视这一现象背后的意义。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讲师周鼎（由汪华龙代读）肯定了千田豊老师独具只眼，但文中举出的与太子监国相关的史料还有待完善。朱德军老师也谈到此文条理清晰，但叙述太多，分析欠缺。值得注意的是，“勾当军国事”与“太子监国”并不等同，文中有欠深论。而且关于中晚唐以后“皇权差遣化”的表述可能还有待商榷。
下午的两场报告共计六篇，第三场主持人为陆帅老师。安庆师范大学人文与社会学院副研究馆员沈志富的《从安丰到汉阳——中古大别地望变迁的知识史考察》系统梳理了中古至元明从“安丰大别”说到“汉阳大别”说的转变，再至清代乾嘉以来“安丰大别”说回归主流的演进过程。他认为，中古以来有关大别山地理知识的几度变迁既受制于观察者的自身视角与主观认知，也同经学家与历史地理学家的反复博弈存有关系。评议人江苏省社科院历史所助理研究员姚乐首先点出，当代地理常识的尘埃落定是很晚近的事情。由此他又谈了三点联想：一是从杨守敬《水经注图》的个人知识到社会常识；二是汉水改道与分流问题；三是先秦时代的“别”本系通名。张学锋老师也参加了讨论，认为由于观察视角的不同，往往致使很多事情沦为不可知。他还就报告人提及的巴人族群的迁徙问题，补充了童恩正先生在《古代的巴蜀》一书中的论点。
沈志富
林昌丈老师的报告以“小山小水必有小神”为引子，分享了他在读《全唐文》敬亭山唐五代刻石时所做的一组札记。文中论及地方官员的修庙、祭祀活动和梓华府君信仰；地方神祇以郡县为广大范围的信仰基础；唐中后期至五代时期地方神祇的“造神”运动；地方神祇从六朝至隋唐五代的延续性等方面。对此，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毕云老师评议认为本文是“在有限的情境下，谈无限的可能”，并建议可以就细节问题进行微调。另外，地方信仰的转变问题可以单独成文，而且文章的主旨与讨论的主题也未作阐明。汪华龙老师还就扬州邗江胡场M5神灵名木牍的问题与林昌丈老师进行了讨论。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刘萃峰老师带来的报告《马鞍山“朱然家族墓”墓主的再认识》在综合排比了前辈学者的观点及论据之后，围绕雨山M1的规模、出土文物及文献记载，着重分析了石门与孙吴宗室墓之关系，他强调石门是孙吴宗室墓的充分不必要条件，综上推断雨山M1墓主应为某位孙吴宗室。报告结束后，评议人南京博物院副研究员陈刚先生从考古学角度提出了若干质疑：如仅凭一扇石门来判定墓葬等级规格，恐怕有欠精准。再如，朱然墓与雨山M1距离、朝向以及汉晋赐葬制度等论题均有深入讨论的空间。此外，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朱棒博士还提及是否考虑昭穆制度，陆帅老师则就东汉与孙吴礼制之间的因革性交流了学术观点。
刘萃峰
南京博物院古代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左骏《模印拼砌砖画与南朝帝陵墓室空间营造——以丹阳鹤仙坳大墓为中心》一文，选取早年被盗掘的鹤仙坳墓为例，尝试解读有关南朝帝陵中拼砌砖的制作、墓葬的营建，并分析了画面在墓室中的分布配置规律以及所呈现的空间意义，左骏先生在文末指出了南朝帝王陵园景观的营造正是南朝刘宋中后期礼制变革的呈现。名古屋博物馆学艺员藤井康隆先生在评议中对拼砌砖画的复原再现大为赞赏，并就为何选择高士图作为屏风的绘画主题发表了意见。上海博物馆考古部王建文副研究员注意到墓葬的营造观念问题，报告人回应道，营造观念杂糅甚多，但仍应当是生者思想的反映。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陈超的《长沙窑瓷器内销贸易研究——以柳孜运河遗址为例》着重探寻长沙窑瓷器的贸易和传播路线问题。他认为长沙窑产品是通过湘江、长江到达扬州的商贸集散地后，大部分流入海外，极少数才流向如柳孜运河遗址所在的内地。评议人王建文先生补充了长沙窑产品内销与外销的考古资料，并就产品风格的决定性因素陈述了自己的看法。本场报告主持人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刘可维则对长沙窑瓷器中出现的描写价格的彩绘文字颇为留意，与陈超先生及在场师生展开了热烈讨论。
陈超
下午第三位报告者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董浩晖博士提交了关于《南昌地区的吴晋墓葬》的报告。此文分为墓葬的空间分布、墓葬的形制分类、移民与土著墓葬概述、葬地与豫章城址的关系四个方面，董浩晖博士认为南昌赣江东岸偏西、偏北区域为孙吴时期移民主要葬地，南昌南郊则是吴晋豫章土著葬地的一个选择，移民葬地的变迁即是居住聚落拓展的缩影。评议人南京市博物馆总馆研究员邵磊先生表示了对董浩晖博士这一选题的肯定，认为其具体分析展现出吴晋时期南昌地区地域面貌的变迁。随后，他就报告中提到的豫章北来移民聚葬以及砖柱墓的源流等问题分享了自己的些许思考。在总结发言中，张学锋老师还建议要扩大资料搜集的时空范围，把赣江流域砖柱墓的源与流梳理清楚。
第二日上午的首场报告由江苏第二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邓玮光主持。权家玉老师的《高平陵事变前夜——魏明帝托孤与正始局势蠡测》一文，从魏明帝临终的宰辅改易索隐钩沉，进而抛出了魏晋革代与历史书写的困境这一命题，并对正始年间的政治形势重新探讨。他认为，历来将高平陵事变作为认知魏晋革命的分水岭，很大程度上是由晋人粉饰造成的，而治史者无所适从，终于使得在魏晋的变革中曹爽成为众矢之的，魏晋易代真正的转折应当是魏明帝托孤。邓玮光老师在评议中谈到近些年政治史研究似乎有些式微，令人颇感遗憾。毕竟历史最有魅力的地方也许就在历史人物的政治博弈中，因此，权老师的这篇政治史研究论文令人倍感亲切。随之，邓玮光老师提示道，“历史书写”作为一种运用史料时的批判性思维方式，警示我们要注意史料背后的形成史，但是，这种解释方法也有其缺陷，即解释的开放性。循此，权老师文中涉及的三点疑问确实可以自圆其说，但似乎也可以另做解释，如对于司马懿所带军队的影响力可能就不能给予太高的评估。在之后的综合讨论中，于溯老师指出，《晋书》的诞生比较特殊，权文所言的“晋人粉饰”或有言过其实之意。
邓玮光（左）、权家玉（中）
其后，由来自日本阪南大学国际交流学部的小野响老师以《后凉与“东人”——后凉国家形成史试论》为题进行演讲。他将“东人”概念引入对吕光集团本质的考量，并指出所谓“东人”实为来自东方的、由胡汉两族共同组成的后凉的核心人群，进而以此为线索展开了对后凉核心群体及其特性的考察。评议人朱艳桐就“‘东人’概念”、“后凉建国的依凭”等问题发表了一些看法。针对小野氏文中提及的“后凉地方不设刺史”说，她补充了《北魏吕达墓志》所记沙州刺史的材料。此外，她还提示报告人应注意中国学者罗新、魏军刚的有关论著。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刘兵的报告是《正统竞争与文明承继：论汉赵国的“以孝治天下”——由〈晋书〉类传所载汉赵人物切入》。他由《晋书》类传所载汉赵国人物切入，指出汉赵政权选择“以孝治天下”，有继承汉室的传统和竞争晋室的正统这正反两种动因，但归根结底是对华夏文明和传统的拥抱和承继。评议人刘可维老师提出了部分疑问，如《晋书》类传中人物孝行事迹以西晋为多，有关其在前赵的记载甚少。同时，刘文述及的前赵孝行人物记载突出的观点以及前赵奉行了“以孝治天下”的政策，均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且其结论给人以强烈的汉族中心主义史观的感觉。
朱棒博士以《十六国非正授官官印探研》为题，对非正授官印资料进行整理，结合钮制和印文判定其流行于十六国时期。印文中的兼、假、行官以武官为主，其设置大多与军事需求有关；试守官则全为县令长，其设置可能存在治剧的需要。他指出，上述官印继承了魏晋时期“假司马印”等印文形式，直接在官印印文中体现领官方式，反映出十六国官制中较为特殊的一面。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张仲胤评议认为，首先朱文最大的贡献在于提供了研究十六国时期任官形式的基本史料。其次，探讨了任官制度研究中最为核心，也是难度最大的一个问题，即“兼”“假”“行”“试守”之间究竟有无区别。他还就论文题目与关键词的表述、试守制度、领官问题以及资料来源等与朱棒博士进行了互动。汪华龙老师则援引《东观汉记·马援传》指出以印文字形断代的不确定性。
上午场最后一篇论文系日本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研究科新津健一郎博士的《羁縻州是从哪里出现的？——从南方看唐代民族统治》。以南方边界为主题，对“羁縻州”的来源加以考察。报告按羁縻州和正州的差异、唐代羁縻（或羁縻州）的行政方式、羁縻州的来源这三个部分依次申论。新津氏最后总结，对于羁縻州的研究，一方面提醒我们注意边界民族的“持续性”，另一方面也提示我们王朝文献可信度的问题。尤其是《新唐书·羁縻州》部分记载的修饰迹象，需要审慎对待。评议人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讲师王道鹏认为，新津先生对“生户与熟户”的概念可能不大熟悉，从而直接导致了对《旧唐书·地理志》有关史料在理解上的偏差。在“户口与户等”问题上，报告人忽略了上世纪李锦绣、王义康两位先生的研究，再则，羁縻州的渊源或许还可以上溯至秦汉。关于文末提及的“容器说”与“控制说”，王道鹏老师表示更倾向于后者，并提醒李大龙的论文值得参考。
下午首场报告者——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许超开始了关于《汉六朝时期宁波地区的港口与航线》的报告。在利用考古材料的基础上，许超先生讨论了中古早期宁波地区港口、航线发展的背景以及研究中的困境。他指出，由于考古材料的欠缺以及无法确定传播路径的唯一性，试图以某类器物的传播为媒介来讨论具体两个地区间的联系，目前还很困难。评议人林昌丈老师认为此文在利用墓葬、遗址等考古材料研究政区地理方面很下功夫，今后不妨从窑址、墓葬、城址三位一体视角对港口与腹地展开进一步论述。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后韩茗的《六朝铜矿资源及其使用初步研究》一文，在对汉以来铜矿分布与铜冶设置、六朝时期的铜料耗费和货币政策两方面问题探讨的基础上，就如何看待六朝青铜工业“中衰”现象提出了四点认识：一是不当的资源管理和货币政策加剧了铜料的短缺；二是六朝以来铜料用途的转变；三是青铜工业生产规模可能有所下降，但技术上有改进或创新；四是青铜文化并未随着汉以后青铜器地位的下降而中断。评议人陆帅老师特别强调，对于物质文化、物质形态加以关注也是目前中古史研究较为前沿的学术方向。他认为，韩文关注汉唐考古资料的搜集，但未进行翔实的学术史回顾，若干基本学术观点史实有欠交代，且铜矿、铜冶资料的整理不平衡，比较分析不足，关于六朝货币政策的讨论结论模糊。他还就六朝时代的货币政策发表看法，如强有力的政权可以通过从其他方面的财政收入补贴铸币成本，这是历史上某些时期货币经济得以稳定的关键。在之后的综合讨论中，朱棒博士就文中涉及的通济门所出弩机铭文、东吴早期纪年镜等六朝铜器的制造问题予以指正。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硕士生常泽宇认为，汉代金文资料表明河东郡亦有铜官，并非如文中所述“西汉时唯一的铜官设在丹阳郡”，同时他又补充了有关东吴铜冶业开发管理的砖铭资料。朱棒则提示道，所谓“河东铜官”或系铜工官，应与“丹阳铜官”加以区分。
陆帅
本届交流会最后一场专题报告来自日本名古屋博物馆的藤井康隆先生，他报告的主题为天师道等中国“鬼道”的东渐及江南六朝宗教文化。他从日本出土的微型铅器出发，与中国境内出土汉三国微型铅器作对比研究，论证了早期道教和仙药微型铅器的用途，进而寻索“鬼道”向海东的传播。作为评议人的董浩晖博士随即就铅器体现出的道教文化因素、战国秦汉时期的“海上求仙”与滨海地带的信仰等方面发表了看法，他特别指出，铅器的确是中国东传，但未必直接与道教相关，也可能来自于先秦秦汉以来一直存在于山东半岛沿海地区的原始宗教信仰。
临近尾声，张学锋教授在总结发言中与在场学者分享了两日来的所思所想。第一，针对中日学者理论思想的碰撞，以及近年来中国学者对日本东洋史学界的如“唐宋变革论”、“豪族共同体”诸说的“反思”，他指出，这些学说只是认识中国历史的一种路径，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其学说提出者本人恐怕也并无此意。第二，经过六次的尝试，历史学与考古学之间的学科壁垒正在被打破。我们欣喜地看到，本次所收的论文已摆脱所谓“纯粹的考古学”的羁绊，尝试运用考古资料研究历史问题，并引发热议。他还特别提出，在被作为历史研究利用之前，一切考古资料都是过程。历史考古学的侧重点还是在历史学，正所谓“上考古的船，下历史的海”。第三，针对当前考古资料公布力度不够等诸多局限，张学锋老师强调道，一方面，要注意考古资料的偶然性；另一方面，上乘的考古学研究当以在占据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做到最为接近真相。因而，我们应基于现有材料和历史文献建构起自身的认识框架，同时等待新资料的出土，以便及时修正。最后，就中古史研究而言，秦汉帝国崩溃后，欧亚大陆东部带来的历史轨迹变动很值得关注，为此，他希望青年学者能够意识到放宽历史视野的必要性。
张学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