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传奇、文化传承与“内伤”书写——《芝镇说》三论（骨头镇手游中文版）

作者：张全之，山东沂南人，文学博士。先后就读于曲阜师范大学和南京大学，现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导，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出版著作《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与无政府主义思潮》（入选国家社科成果文库）等多种，在国内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多项，研究成果获６项省部级奖励。兼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鲁迅研究会常务理事等职。

英雄传奇、文化传承与“内伤”书写

——《芝镇说》三论

张全之

摘要：《芝镇说》从山野乡民身上发掘出现代英雄传奇，在乡间打捞出儒家文化的民间形态。但中国文化从来不是单一面向的，《芝镇说》在发掘生生不息的民族文化命脉的同时，也看到中国文化、风俗给人物带来的“内伤”：一方面，大家族中庶出的子孙长期遭受歧视，造成人格委顿；另一方面，汉族（包括居住在中原的少数民族）在元、清两朝遭受异族欺凌，带来了人格变异；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极权统治，百姓遭受着难以想象的压迫，也同样带来“内伤”。所以小说的“内伤”书写为反思传统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是对五四启蒙文学传统的自觉赓续。

关键词：逄春阶《芝镇说》英雄内伤

《芝镇说》[①]是一部非常成功的小说，它深厚的文化底蕴、开阔的历史视野、真真假假的传奇故事以及亦庄亦谐的叙述风格，让人忍俊不禁，又让人掩卷深思。它不仅有趣、有料，还有思想。在小说普遍思想贫血的时代，这部作品很值得重视。

读《芝镇说》，总使我想到莫言的《红高粱》和《蛙》，不仅因为封面上的“芝镇说”三个字出自莫言之手，更重要的是逄春阶和莫言都是潍坊人。莫言经常写的是高密东北乡，逄春阶写的是安丘县景芝镇（小说中化为渠邱县芝镇），两个地方相距不远。从内容上来说，也有相似的地方，《红高粱》的故事是围绕一个烧酒作坊展开的，《芝镇说》则处处写酒，前半部分有点像酒故事串烧；《蛙》中的姑姑是接生婆，《芝镇说》中的景氏也时常为人接生。这些相似性证明《芝镇说》受到莫言的很大影响，但从整个结构和主题来看，它有自己的追求，不是简单的重复或借鉴。甚至在有些方面，《芝镇说》有《红高粱》所不及的地方。毕竟两部作品相隔几十年，后人自有“后见之明”，在某些方面超越前人，也是极为正常的现象。

《芝镇说》有艺术上的大胆尝试，也有思想上的探索。就艺术而言，它尝试时空错置、阴阳沟通、荒诞怪异的叙述手法，深受蒲松龄、卡夫卡、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的影响，尽管在叙事的把控上还不够成熟，但种种大胆的尝试，显示了艺术上求新求异的自觉追求。同时小说还采用了“文献汇编”的手法，将古今的诗词、小说织入故事，使小说中的人物不断与历史对话，可称之为“互文性”写作。小说中人物撰写的古文、对联等，使作品在诙谐、通俗的叙述中显露着来自传统的高雅情趣，通俗处如下里巴人，高雅处乃阳春白雪。从思想上来说，《芝镇说》有三个意义丛：一是乡野中的英雄传奇；二是乡野中的文化传承；三是人物“内伤”的揭示与反思。

一、乡野中的英雄传奇

《芝镇说》围绕公冶家族四代人的命运，反映了齐鲁大地上一百多年来的历史风云与人事变迁。有对个人与时代、个人与民族、个人与阶级关系的深沉思考，也有对个人与个人之间恩怨情仇的复杂呈现，是一部多声部、多色调的命运交响曲。其中交织着英雄血与好汉泪，堪称一部英雄传奇。小说中的英雄首推陈珂。他原名朱司夏（1914-1945）,莱芜人，共产党人。他在一次护送王辫的过程中，遭遇日本兵。王辫把他顶过墙头，自己一头拱到路边的井里。随后他被一位陈姓大娘藏在炕洞里，躲过了日本人的追捕。为铭记救命之恩，他易名陈珂。1942年初夏，他在高粱地里打鬼子。莱芜城日军宪兵司令部把他的六位亲人抓去，逼他投降。他给日本人一个小纸条：“你要*我一口，我就*你十人，血债要用血来还！投降是绝对办不到的。”（72页）1945年，共产党占领芝镇，政权未稳之际，作为县委*的陈珂被叛徒孙松艮出卖给大汉奸厉文礼[②]，他正在芝镇教堂开会时被捕。敌人抓到他后，剥了他的上衣，用烧红的铁丝穿他的锁骨，陈珂额上冒着汗，但眼都没眨一下。“我”大爷讲述当时的情况是：“（陈珂）光着膀子，双手被反绑着，两根粗铁丝穿着锁骨，胸膛上、裤子上全是血，生锈的铁丝一串穿了好几个人。汽车在教堂外轰轰响，几个坏人抬下一页门板，担在车厢沿儿上……跟陈珂穿在一起的年轻人疼得哇哇哭，浑身哆嗦，陈珂咬牙后退，退到年轻人胸前，低声说：‘靠近我。’年轻人挨紧了陈珂，不哆嗦了。踏上门板前，陈珂一回头看了看自己的伙伴，用肩膀把伙伴腮上的泪珠蹭了去，大步踏上门板，门板被滴成了红的。陈珂站在车厢的最后一排，朝着你爷爷微笑。你爷爷已经满眼泪水……”（35页）陈珂就这样和他的同志们被拉出去活埋了。大爷讲到这件事时不住地赞叹：“真够爷们！真够爷们！”陈珂的确是一条硬汉，他有信仰，也深受英雄主义传统的熏陶，在敌人面前铮铮铁骨，让敌人都感到胆寒。陈珂被*之后，芝镇有三个人冒着大雪到浯河边祭祀：一个是爷爷公冶祥仁；一个是芝里老人；还有一个是牛二秀才。他们无党无派，但出于对英雄的景仰，冒着*头危险到河边祭祀，反映了他们的侠肝义胆。芝里老人在河边看到公冶祥仁的时候，感慨地说：“我原以为芝镇没人了！芝镇的人没种了！芝镇没血性了！不是，我看到火光了！就知道是你！人家陈珂壮士是来救咱们的！咱们不心痛谁心痛？……芝镇不能没有态度，我们的态度就是不能容忍邪恶，不能容忍不公，不能容忍被人欺负，被人宰割，被人霸占。”（58页）后来他们设计将孙松艮扔进了化铁炉，瞬间化为乌有，为陈珂报了仇。这是民间正义，也是政治正义，表达了齐鲁大地上氤氲着的慷慨悲歌之气！

小说描写的另一个英雄人物是雷以鬯。他是一个读书人，芝镇人都管他叫昌叔先生。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以算卦精准而出名。他平时在玉皇阁摆卦摊，旁边放着一壶酒。他的两大爱好就是喝酒、养花，有名士派头，很像《四世同堂》中的钱默吟，在太平世界里是边缘人。日本人占领芝镇以后，号称中国通的日本军官高田于正月初九玉皇大帝生日这天到玉皇阁祭拜。“黑母鸡”提前告诉他日军要到玉皇阁的消息，让他那天不要去，但他不听劝阻，仍然到了玉皇阁。在这个过程中，他先是搭救被日本人追捕的共产党人公冶祥恕，后又机智地为共产党传递情报，为此不惜装疯卖傻，牺牲自己的名声。高田要跟他谈《周易》，他借着酒劲掀翻了日本人喝酒的桌子，痛骂日本人：“一群畜生，衣冠禽兽！拿着刀枪的畜生！”玉皇阁的道长吓得哆嗦，急忙跟日本人解释，说他喝醉了：

雷以鬯举着酒葫芦，又喝了一口说：“谁说我醉了，我没有醉！我与你们不共戴天，蕞尔小国之蝇营狗苟之辈，妄自尊大，纳污含垢，有什么资格谈《周易》！没有教养，拿着刺刀闯到我们家里耀武扬威，算什么狗东西！”

“噗！”一口浓痰吐在了高田腮帮子上。（342页）

高田表面上装得很有涵养，随后命人将雷以鬯枪*。雷以鬯身上表现出的高贵的民族气节，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魂魄所在。小说处处写酒，酒的正面寓意在雷以鬯的身上得到充分体现。他面对日本人的刺刀大声吼叫：“酒是芝镇的灵魂，酒锻造着、冲刷着、约束着、张扬着芝镇人的骨骼和脾气，芝镇人的血管里不缺的就是酒，喝一口，朝前走，迎着风雨天地任我游……”这段文字很长，可以看作是一篇《酒赋》，充溢着痛快淋漓的情绪发泄，显示了这部作品“借酒说事”的初衷。

小说涉及辛亥革命、北伐、抗战以及1949年以后的众多事件。由于小说多是人物口述，所以对历史事件的记录颇为粗略，目的主要是写人，而不是讲故事。其中涉及民族大义的内容较多，小说人物对民族气节问题也有着深入思考。有关牛沐寺铸钟的描写，记录了中华民族被异族征服时的苦难一页。女真族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挥鞭南下，在渠邱县遇到顽强抵抗，最终征服渠邱县，大开*戒，百姓终于屈服。那些跪地求饶的人慢慢有了权力，为了敛财，逼着牛沐里百姓捐资重修瑞应寺，又逼寺内和尚到民间化缘，收铁铸钟。由于铸钟屡屡失败，有汉奸说需要童男童女活祭，于是公冶家的一对小姐弟被扔进了沸腾的汁水中，两口大钟居然真的铸成了。“一口悬挂在牛沐寺的钟楼上，一口悬挂于县城东门城楼上。两钟相隔八十里。只要撞击其中一口，另一口就嗡嗡作响，仿佛公冶两姐弟作答。更奇怪的是，每当钟声响起，寺庙周围的鸟儿，……一声不叫，伸着翅膀，仔细聆听。那钟声其实是孩子的哭声啊，湿漉漉的，发潮。”（157页）这两口大钟，是渠邱县被异族征服、忍受屈辱、遭受蹂躏的象征。公冶家族将这个故事写入族谱，以铭记这血腥的一幕。如小说中人物所言，中原大地屡遭浩劫，人们的血性和骨气都被耗尽。四大爷深有感触地说：“汉奸不光是日本人来时有，在金代就有，元代又多了起来，清代更是不计其数。历朝历代的汉奸啊，那是真坏！我见过汉奸，最痛恨的就是汉奸。可悲的是，汉奸都是跪着的。人一跪着，看着狗都高啊！”（156页）如其所言，历史上中原大地屡遭劫难，鲁迅对此有过描述：“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③]一次次的劫难，使民众的血性和骨气消耗殆尽，变得奴性十足。但在民间乡野，这种血气和骨气还在一部分身上延续着，成为十分宝贵的精神资源。小说立足民间乡野，发掘民间艰难延续的英雄之气，书写英雄传奇。在小说中，成为英雄的不止是陈珂和雷以鬯。参加共产党的公冶祥恕，牺牲在北伐战场上的李子明，为了不做汉奸自己钻进棺材的芝里老人，女性则有王辫、柳萌和为了保护家谱差点丢命的景氏等，他们身上都流灌着不屈的豪气，就如同芝镇街上弥漫的酒香，延续着芸芸众生繁衍生息的命脉。就这一点而言，《芝镇说》跟《红高粱》有点相似，都在远离庙堂、远离政治中心的民间乡野中，淘洗出闪烁着耀眼光华的精神宝石，如飞虹，如闪电，令人目眩。

在这些英雄人物中，陈珂、王辫、公冶祥恕是共产党人，他们的英雄行为来源于他们的信仰，是政治理想锻造了他们不屈的灵魂。而雷以鬯没有政治立场，本是一介平常的书生，平时靠算命为生，但他身上体现出了中国文化中积极的一面：当外地入侵时，他为黑母鸡母女感到羞耻和焦虑，他能面对敌人的刺刀，做出“击鼓骂曹”的壮举，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人格中“威武不能屈”的化身。这种精神在公冶祥仁、芝里老人、牛二秀才等人的身上，都有体现，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极为光辉的一面。这就涉及到这部小说的另一个主题：中国文化在乡野间的生命传承。

二、中国文化的民间形态

《芝镇说》讲述的故事从老爷爷开始，直到“我”这一代，有一百多年。但它通过人物的言行，勾连了一部中国文化史和近现代革命史。小说涉及的人物古代的有公冶长、宴婴、苏东坡、辛弃疾、岳飞、蒲松龄、曹雪芹等；近现代的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秋瑾、李钟岳、袁世凯、黎元洪、谭延闿、鲁迅、*、向警予、王尽美、孔孚、莫言等；这些人物或被作品中人物提及，或与作品中人物有关联。看上去有点像“文献小说”。所涉及的历史事件更多。这些人物和事件，共同构成了一个大空间和长时段的叙述框架，使作品建构起了一个多重表意系统。其中有关乡野文化的内容构成了小说中的一条重要线索。

公冶家族虽然有孔子血统，但在封建社会，只有孔门子孙才能享受祖宗的荣耀。所以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孔子后裔备受历朝历代帝王的优待，成为千年不倒的“天下第一家”。而公冶家族自然无法享受孔门荣耀，他们延续了公冶长拒绝为官、潜心读书的传统，后世子孙居于乡间，远离庙堂，成为真正的乡野乡民。中国的文化，历来分为庙堂与民间两个部分，前者主宰一切，是国家的意识形态，后者粗陋鄙俗，不成系统。后世研究者将文化分为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前者引领时代发展、关心国事民瘼，后者自娱自乐，难登大雅之堂。但在《芝镇说》中，我们看到了完全相反的景象：在纷扰乱世，文化分崩离析的时代，恰恰是民间的山野村人身上，传承着久远的文化传统，显示出了儒家文化的民间形态。它打破了“精英”与“民间”、“庙堂”与“江湖”之间的对立，将“民间”看作中华文化的富矿。小说以“礼失而求诸野”作为题记，就有意在民间乡野中寻找失落的文化传统。

儒家文化自汉代开始就与皇权结合，被高度政治化了。董仲舒将孔子温暖的仁学变成了冷硬的纲常名教，为世人确立了严格的行为规范；宋明以后，理学“穷理禁欲”之说，使道德变得更为苛刻。五四时期的反传统文化思潮，主要反的是作为官方哲学的儒家文化——作为一种道统，不仅“吃人”，还为专制主义提供了意识形态根基。但在民间，儒家文化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与粗鄙的民间文化融合，形成了活泼、混杂而又不失其本的民间形态。小说为了表现这一点，将“酒”作为溶化正统文化板结层的溶剂，写出了一种酒香四溢的儒家“醉文化”，充满了民间笑谑。如关于“芝镇狗，四两酒”的传说，带有聊斋风格；斯文的“爷爷”酒后拉着他的女婿一起撒尿，还要看看女婿的“宝器”多粗多长；在“大姐夫”走丈人家的时候，几个小舅子在“大哥”的带领下，把“大姐夫”灌进了医院。为此，“二大爷”十分恼火，将这帮贪喝的兄弟五人叫到一起，用烟袋锅子敲着老大的头进行训斥：“你这个头怎么带的？傻喝！神喝！死喝！这口猫尿就这么好喝！这么诱人！朝死里喝！醉死拉到！公冶家族怎么出了你们这几块货！酒鬼！酒篓！酒晕子！丢人现眼，辱没先人！书香门第啥时候改成酒香门第、酒鬼门第、酒徒门第了？！不读书不看报，一天到晚瞎胡闹，我看你们闹腾到啥时候！斯文扫地，猪狗不如，浑浑噩噩，狗还知道看门，猪还能攒粪沤肥。你们呢？你老爷爷公冶繁翥是清末的邑庠生，也就是秀才。有句谚语：‘秀才学医，入笼抓鸡。’你们对得起祖先吗？”言必称祖先，以公冶家族而自豪，所以在文化传承方面他们具有很强的自觉性和使命感。“二大爷”义正词严的训斥，接着被弗尼思的笑声化解，他说：“要是爷爷公冶祥仁活着，得用烟袋锅子敲二大爷的头。酒有罪吗？不在正月里乐和乐和，什么时候乐和？不喝醉，算喝酒吗？”（30页）在芝镇，喝酒像吃饭一样正常：有事儿时喝，没事儿时也喝；闲时喝，忙时也喝；有病时喝酒治病，没病时喝酒健身。女人生孩子难产，猛喝一碗酒，孩子便呱呱落地；人死了闭不上眼，灌一口酒便含笑而去。酒，在芝镇，变成了一种精神自由的象征，正是这种酒神精神，使儒家文化带上了感性和疯癫的色彩，变成了“活的传统”。

儒家文化在民间的生命力最重要的体现是家国情怀。在公冶长的故里，不只是公冶长的后人，关心国事，周围人中也有很多爱国之士。参加北伐的芝镇子弟李子明在战场上牺牲，芝镇人跑到湖南战场，将其遗体找到，运回芝镇，进行隆重公葬、公祭，其场面十分感人：

公祭那天下大雨，接天接地，那是芝镇几十年来下的最大的一场雨，大路都成了河。送殡的人都跪在水里，第一排跪着的是李子明的家人，然后是芝镇和芝东村七十岁以上的尊长们，我爷爷公冶祥仁、李子鱼等也在这个行列里。依次往下是中年、青年、少年……那雨下着下着变成了雪，一会儿，跪着的人身上都覆了白白一片。

牛二秀才的妻子领着村里的女人赶制了纸人纸马纸羊，作为路祭品，摆在灵前。村头的两棵银杏树叶子都落了，干枝子上挂着一副白绢长联，是我爷爷公冶祥仁写的：“子垂青简气壮丹霄万古长怀英烈，明耀红旗人埋黄土千秋共仰仪容。”（364页）

这样的场面，展示了人们对英雄的景仰，以及当地民众心中的大义。陈珂牺牲后，虽然不能公开祭祀，但在夜里，公冶祥仁、芝里老人、牛二秀才偷偷在河边祭奠，公冶祥仁还写了长篇诔文并序。悼念英雄者，自己心中也一定有一个英雄梦。公冶祥仁其实是一位中医，与芝里老人情趣相投，堪称知己，所以经常一起喝酒论世，一起做了很多有正义感的事情，直到后来支持共产党革命。芝里老人比公冶祥仁更能体现中国文化的精神。他是清末秀才，比公冶祥仁大二十一岁，但他们却是忘年交。他年轻时到日本留学，参加了同盟会。武昌起义爆发时，他在东北安图县做知县，他激动得一夜无眠，第二天一大早就召集众人，宣布安图县独立，成立“大同共和国”，自己剪了辫子，并要求下属也剪辫子。袁世凯称帝时，他言辞激烈上书，发表文章痛斥复辟。日本人来了以后，他拒绝了日本人让他当汉奸的邀请，自己躺倒棺材里举行“活祭”。他年事已高，无法上战场，“唯一能做的就是坚守不屈的节操，不去当他们的什么维持会长”，所以他让公冶祥仁写了一幅岳飞的《满江红》，贴在堂屋明志。这种民族大义，是儒家“扶危定倾”精神的体现，如黄梨洲所言：“扶危定倾之心，吾身一日可以未死，吾力一丝有所未尽，不容但己。古今成败利钝有尽，而此不容己者，长留于天地之间。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常人藐为说铃，贤圣指为血路也。”[④]正是传统文化中的“大丈夫”情怀，让芝里老人、公冶祥仁、雷以鬯等人，在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从乡野民间找到了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血脉。但《芝镇说》不是一部歌颂传统文化的书，更不是一部试图复古的书。它对传统文化有肯定，更多的是反思与批判。尤其小说后半部分，笔调一转，去描写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僵化、教条，甚至反人性的一面，使小说在思想上有了很大的提升。

三、“内伤”的揭示与反思

小说后面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内伤”。小说结尾“我”和爷爷讨论的也是“内伤”。从小说来看，所谓“内伤”最直接的含义，指的是庶出的儿孙因为受到歧视，内心留下的创伤以及长期受欺压养成的猥琐人格。小说中的景氏，是老爷爷从蒙山一个赌棍那里买来的丫鬟，三年后圆房，纳为小妾，育有两子一女。这两个儿子：一个是爷爷，一个是五爷爷。小说中介绍：“在芝镇，新中国成立前，‘妈’是对妾、姨娘的称呼，‘妈’是偏房，比使唤丫头待遇稍高一点。自己养的儿女叫她‘妈’，等有了孙子孙女，也管她叫‘妈’。下人呢，一律也管她叫‘妈’。她永远享受不到‘嫲嫲’（当地对奶奶称呼——引者注）的尊称。而偏房生的孩子管正房的夫人叫‘娘’，偏房生的孩子的孩子，也叫正房的夫人‘嫲嫲’。”（149页）在语言上就改写了偏房与孩子之间的亲子关系，看上去“名正言顺”，实际上是用语言抹煞了人间亲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爷爷对景氏从来不喊“妈”，更不喊“娘”，每逢见面，就是打憨、笑笑。其实母子有很深的感情，相互体贴、关照，只是迫于等级秩序，彼此都心照不宣。由于这种人为的隔膜，使亲生母子无法顺畅表达感情。爷爷临死的时候，说了最后一个字：景。其实是记起了自己的亲生母亲景氏。

老爷爷的正房孔氏，对景氏虽然不是很恶毒，但也算不上友好。由于景氏常常为人接生，所以孔氏骂她“稳婆”，认为她的手脏，过年的时候不让她插手祭祀，这很像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所以爷爷喜欢读《祝福》，时常读到流泪，大概就是因为在祥林嫂的身上看到了自己亲生母亲的命运。景氏的父亲嗜赌，导致倾家荡产，才把景氏卖到公冶家做丫鬟的。爷爷公冶祥仁年轻时也嗜赌，所以孔氏辱骂景氏：“孩子赌博，都是随你爹。你爹赌博，你爹赌了个倾家荡产，现在传到这里了！孽种！你还要把俺公冶家赌个家破人亡啊！孽种！不学好的孽种！你们老景家门风不正！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的儿子偷油又掏个大窟窿！”（412-413）这话如锋刃，句句刺中景氏的心。所以景氏剁掉了自己和儿子的一根小指，让儿子戒掉赌博。景氏喜欢养小动物，孔氏非常讨厌，将她养的兔子炖着吃了。景氏的遭遇在她和爷爷、五爷爷的心里留下了巨大创伤，也就是小说中写的“内伤”。“我大爷”是爷爷的儿子，爷爷是庶出，所以大爷感到很屈辱。

修家谱，一直是公冶家的一件大事。四大爷学问最大，所以由他来主持这项任务。家谱上涉及到景氏的内容仅有一行字：“纳景氏子二”。大爷是景氏之后，所以“那行蝇头小楷像趴在泛黄家谱上的一串蚂蚁，咬着我大爷公冶令枢的心”。因为在孔氏去世后，景氏扶正了，所以“我大爷”认为不能用“纳”，为此跟四大爷大闹一场，还把家谱抢回家，把这一行字改为“继配蒙县”。可见此事对他影响之深。大爷看电视剧《红楼梦》的时候，看到贾环出场，他“嗵地从炕上跳下来，说：‘你看贾环，他的穿着连小厮都不如……他跟宝玉都是公子，都是贾政的儿子啊。穿着打扮不行，精气神更不行，他不就是赵姨娘生的吗？我翻过《红楼梦》，曹雪芹一下笔就带着偏见。”（430页）一家人都劝他不要计较，他越说越来气，一头朝电视机撞去，结果嘭的一声，荧屏硬生生被他的头戳成了花脸，地上还掉了几块碎碴子。他对“我”说：“看到书里‘赵姨娘’仨字，我就想到你亲老嫲嫲啊。心疼啊！剜心的疼啊！”（434页）景氏死后，出殡的时候，灵柩能否走正门，公冶家族再次出现矛盾。芝里老人讲了和他有一面之缘的谭延闿为母出殡的故事。谭氏也是庶出。母亲出殡时，为了能让灵柩走正门，他躺在棺材上，说自己出殡，才让母亲的灵柩从正门抬出。芝里老人讲完这个故事后，就给他们出了个主意：连夜找人把门楼拆了，自然就没有正门、偏门之分了。

小说结尾，在“我”与爷爷的对话中，爷爷认为，袁世凯之所以称帝，是因为袁世凯是庶出。他的母亲刘氏去世后，家族不准入祖坟。为此袁世凯才想称帝，封母亲为皇太后，便可以让他的母亲入了祖茔和父亲合葬了。爷爷认为，袁世凯是内伤发作，才导致这样一场历史闹剧。

小说中的上述描写，无论是否属实，都在表达一个中心：在过去大家族中，庶出的儿孙们从小没有名分、没有地位，心灵饱受摧残，形成了“内伤”。家族小说是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题材，相关作品数量丰富，从《红楼梦》到《家》《春》《秋》，以及《财主的儿女们》《金粉世家》等等，其中涉及妻妾争风吃醋、嫡庶争夺财产之类的情节，所在多有，但似乎从未有作品对庶出子孙的“内伤”进行关注。《红楼梦》写赵姨娘、贾环、探春，也没有让读者感觉到当事人内心的“创伤”。因为在《红楼梦》中，赵姨娘和贾环被写成近乎反面角色，所以他们所遭受的任何灾难，都是咎由自取，人们就忘记了这些灾难与他们的名分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芝镇说》是第一部揭示封建大家族中庶出子孙内心创伤的作品，揭开了中国家族中庶出子孙们内心隐秘的一角。在整部作品中，爷爷似乎对自己的庶出身份不太在意，没有像“我大爷”那样激烈，但在小说结尾，作者借助爷爷之口，对“内伤”进行了系统阐发：

顿了顿，爷爷又说：“‘外伤’，是疾在腠理、肌肤、肠胃，而‘内伤’，则疾在心灵，深入骨髓。内伤，不流血，无伤疤，看不见，嗅不出，但比外伤痛苦，更难治。我最大的忧虑是，‘内伤’会传染，甚至会遗传，传给下一代，让后人一直跪着生存，循规蹈矩，小心翼翼，惶恐地喘着气，没有了求异的激情，甚至丧失了站起来的能力，像被剪掉翅膀的飞鸟。记得若干年前，你的哥哥有五六岁，在咱们的场院里，有人给他用瓦片画了个圈，不让他出来，他就老实地站着，一动不动，因为出不来，着急地哭了。是性格使然吗？不是，是‘内伤’，是庶出的多年歧视，让他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低眉顺眼，这都化到血液里了，这很难康复的‘内伤’才是最可怕的。”（468页）

这段文字，无疑是点睛之笔。我在与逄春阶先生交流的时候，他也强调“内伤”是促使他写这部作品的动力。而他本人有着类似的经历，所以对“内伤”带来的人格萎缩他深有体会。可见，“内伤”问题是理解这部作品的关键。如果说“内伤”只是揭示庶出子孙的心理创伤，固然有新颖之处，但在大家族彻底解体的今天，这种揭示意义十分有限。但从小说来看，作者没有停留在庶出子孙身上，而是借此解释中华民族的“内伤”——他将一个家族的“内伤”扩展到一个民族的“内伤”，其意义就变得丰富而深刻。小说对此是有明确暗示的。爷爷说：“德鸿啊，你当了记者，得好好地写……芝镇人可写的很多，比如雷以鬯、芝里老人、牛二秀才、汪林肯、李子鱼、陈珂，还有你七爷爷、王辫、牛兰芝……他们都受过‘内伤’，程度不同而已。好在有口芝镇酒顶着，他们活出了各自的样子。”（467页）上述人物并非都是庶出，他们何以会有“内伤”？显然，这里的“内伤”外延已经扩大，指的是受压迫、受歧视造成的内心创伤，小说主要指的是异族入侵对中原人民的歧视和压迫，尤其元朝入主中原以后，将百姓分为四等，“北方汉人”和“南人”分列第三、第四等；清代统治者将汉人看作低满人一等的种族，这种歧视就像大家族中歧视庶出的子孙一样，让被歧视者逐渐接受和习惯被歧视下的生活，自觉自愿地做贱民。小说中有“骨气南移”的说法，是指满人践踏中原，在南方遇到顽强抵抗，在北方反而没有。异族的歧视固然能给民众带来“内伤”，也绝不意味着汉族人做皇帝就会仁慈，民众受的压迫和凌辱就会少一些。鲁迅指出：“十多年前，都说朱元璋（明太祖）是民族的革命者，其实是并不然的，他做了皇帝以后，称蒙古朝为‘大元’，*汉人比蒙古人还利害。”[⑤]所以“内伤”可以看作中国漫长的封建统治，对民众的歧视与羞辱造成的人格变异，这样“内伤”就具有了普遍性，小说对“内伤”的思考就上升到改造民族文化和废除王权统治的层面，赓续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芝镇说》对“内伤”的反思于批判，既有自身的特殊性（庶出的问题），也有着普遍性（民族创伤），是中国20世纪以来启蒙文学传统的一部分。

自然，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其含义、思想都是多重的，怎样去解读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但上述三个方面，构成了《芝镇说》的思想核心，这样说大致是准确的。

英雄传奇、文化传承与“内伤”书写三个层面的问题，在小说中是融为一体的。英雄传奇与文化传承密切相关，或者说由来已久的文化传统，正是孕育英雄传统的母体；“内伤”揭示了传统文化负面效应。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构体，也是一把双刃剑，它传承民族英雄的精魂，也传承文化的负性资源。我们受益于它的坚韧与坚忍，也受害于它的教条与僵化，有时甚至是反人性的，小说在这三个层面上的开掘，显示了作品思想的丰富与深邃，因而是一部令人深思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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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逄春阶：《芝镇说》，济南：济南出版社，2022年版。本文所引该书，均为此版，只在正文中标注页码。

[②] 厉文礼（1905～1954）,天津蓟县人，1927年参加国民革命军，1930年8月，韩复榘主政山东期间，他任诸城县县长，1932年６月调任潍县县长，1937年8月，兼任山东省第八区游击司令官。他在潍坊境内多次残*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犯下严重罪行。1943年2月在安丘被日军俘虏，便率部投降，做了汉奸。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被委任为诸（城）安（丘）昌（乐）潍（县）警备司令，国民党军统委任他为诸安昌潍先遣军司令。1948年3月，潍县解放前夕，他窜往北京，1951年被捕，1954在安丘被执行枪决。小说中的陈珂就死在他的手中。

[③] 鲁迅：《病后杂谈之余》，《鲁迅全集》（第６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86-187页。

[④] （清）黄宗羲著，陈乃乾编：《黄梨洲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02页。

[⑤]鲁迅：《上海文艺之一暼》，《鲁迅全集》（第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08-3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