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风从哪个方向来（虹月传奇）

千古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约两百年前，一位家世显赫，浮沉宦海 18 年的官吏辞官归乡，也就是鸦片战争爆发的前一年，他请辞回到南方老家--苏州，这一年是己亥年，这位官员叫龚自珍。《己亥杂诗其五》有言：“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龚自珍以诗寄情，抒发自己虽去北南归，却不改报效家国的情怀。他创办了云阳书院，真正实现了诗里的期盼和诺言，以教书育人的方式反哺和回馈着他的家国和人民。

花开花落，几去草长莺飞；云聚云散，几回众生人间。时轴在变，时代也在变，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写道：“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无论好坏，这终究是我们的时代。这个时代里，仰望，有天。俯瞰，有地。天地之间，人在哪里？

壹彩云之南

2005年，时任总理温家宝看望钱学森时，钱老感慨地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老之问”，也是世纪之交引发无数国人深思与诘问的一个大话题。钱老言中“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即指被人们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所创造的教育奇迹。当时的欧美教育人士一致认为，世界教育中心有三个：美国，英国，还有中国昆明。

1980年代，曾有人问沈从文：“为什么当时办学条件那么艰苦，西南联大培养的人才却超过战前的北大、清华、南开30年培养的人才总和？”

沈回答：“自由”。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教育因大义而合音。西南联大起于忧患，终于胜利。在这忧患和胜利之间，是联大师生与中华文脉同命运、共呼吸的八年。

百年巨匠，世纪流芳

【从八音合奏到嘉荫长留】

1937 年 7 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组织东部高校仓促内迁。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遂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因日军沿长江一线步步紧逼，长沙也不再适合这所刚刚组建不久的临时大学所栖息。1938 年 1 月，临时大学决定入滇。

2 月，“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开始按计划分三路向昆明方向踏上了又一次的西迁之路。其中有 200 余位师生从湖南步行至昆明，行程1663.6 公里，于 4 月 28 日抵达昆明。这段步行赴滇之旅被后来史学界称为“文人长征”。联大校歌“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正是对这段被迫踏上的辗转征程最真实的写照和最深刻的纪念。

1938 年 4 月底，学校定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文、理、法商、工、师范 5 个院 26 个系，两个专修科一个选修班。5 月 4 日，五四运动 19 周年这一天，联大正式开学，从此开启了中国教育史上最浓墨重彩的篇章。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1931 年梅贻琦在就任清华校长的演说中讲“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西南联大能够培养出这么多杰出人才，得益于强大的师资。而这些泰斗级大师，在当时和最普通的学子一样，最大的愿望就是“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西南联大设有校务委员会，由 3 位校长任主席：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实则始终由最年轻的梅贻琦主政。联大内部俊彦云集，巨擘济济，其中校内各院系和重要部门的负责人，亦享负盛名，如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法商学院院长周炳琳、工学院院长施嘉炀等，皆一线名流。此外，联大教授陈寅恪、刘文典、朱自清、沈从文、钱穆、金岳霖、吴大猷、华罗庚等教学风格自成一派，工学院学子曾横穿整个昆明，只为听陈寅恪的授课。

邹承鲁院士回忆西南联大时说“西南联大的传统就是：越是普通的课，越是高级教师教。系主任就教普通化学。我上普通物理，是吴有训教；微积分，是杨武之教。”这种确保一流大师教基础课的方式，不仅能给予学生广博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能够引领学生走上正确的治学道路，从而将自身长处施展无遗。这也是“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最根本的动力和源泉。

“当初你离家千里，来到这个地方读书，你父亲和我都没有反对过。因为，是我们想你，能享受到人生的乐趣。你一生所要追求的功名利禄，没有什么是你祖上没经历过的，那些只不过是人生的幻光。我怕，你还没想好怎么过这一生，你的命就没了啊！”电影《无问西东》里，母亲的一番话让沈光耀（原型沈崇诲）暂时放下了参军的想法。

然而在经历了一场空袭后，目睹哀鸿遍野、命如草芥，生离死别与民族危亡相比，沈光耀选择了后者。他还是瞒着母亲参加了飞虎队，并在弹绝油尽之际驾着飞机与敌舰同归于尽，他最后的遗言是“回家，对不起，妈妈”……

在真正的历史中，西南联大外文系的师生是“飞虎队”战地服务团译员训练班的主力军，甚至还有学生获得过“飞虎章”，而联大外文系四年级学生几乎全部投身军伍，慷慨赴国难。这些外文系的“沈光耀”们以自己的勇敢和热血，共同分担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的背面，刻有“西南联大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书录了抗战以来西南联大从军学生名字，共计834人，可谓是“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正如联大外文系教授、诗人冯至曾经在诗中写到的：“我们曾经共同分担了/一个共同的人类的命运。”

在中国，永远没有最后一课

每个时代缺的都不是完美的人，缺的是从心里给出的真心，正义，无畏和同情。1925年3月，闻一多在美国留学期间，创作了组诗《七子之歌》，其中《七子之歌·澳门》更是家喻户晓，每每响起“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请叫我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热泪盈眶。

抗战时期，闻一多蓄髯明志，八年后抗战胜利才剃去。联大教授白英所著的《闻一多印象记》有这样的描述：我说我打算很快飞往北平，他握住我的手，“我们一定要和平，一定要和平，别的算不了什么”。他露出牙齿微笑着，我久久目送他顺着小街走去，蓝色的长衫在风中移动着，直至远去……

没有经历过烽火连绵的战争岁月，我们大概很难体会到联大校训“刚毅坚卓”四个字的含义，那是建立在战胜现实之困和心灵之苦上的极限超越，他们书写了一个时代的传奇，而这个传奇属于世界。真正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大学，才能延续中华文脉。

在战乱纷飞的年代，这所在滇仅存在8年的学校，学生有8000人，毕业生3300余人，八百多名师生投笔从戎，抗战救国。西南联大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得主、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元勋、9位党和国家*、172位两院院士以及100多位名师巨匠等一大批享誉世界的栋梁之才。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

人除开生命本能之外，还有更高的精神本能，就是追求自由，一身清白。人们不以权势扰乱平静无辜的心灵的时代，才是人性真正解放的时代。迷失于这个时代的同道，往往只能以文章结暗语，仿佛前生的密约，注定我们要在今世扺掌，然后一起站成人墙。恰如北岛著名的那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刘禹锡《西塞山怀古》的这句颈联在慨叹历史兴亡的同时也道出个人命运在时代交替间的无常，但总有人置身世俗之外又站立大地之中，与时间抗衡。江上逝水，湖畔秋波，有谁曾知当日惊鸿又照影重来……

贰梦回西洲

陈寅恪曾悲愤感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今天，敦煌藏经洞的文物散落于世界上十多个国家。后人总结说，“藏经洞的文物，藏于英国者最多，藏于法国者最精，藏于俄国者最杂，藏于日本者最隐最秘，藏于中国者，最散最乱”。1981 年，一位日本学者在兰州作演讲时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闻之无不痛哉。

如今的敦煌，已不再似旧日无人问津，从荒凉走向繁盛的路途，是无数中国学者倾尽毕生心血铺就而成的。当你途经它的盛放，也会如饶宗颐教授那般“在茫茫戈壁中等待海市蜃楼的出现”。

在茫茫戈壁中等待海市蜃楼的出现

【从救救敦煌到盛世和光】

当 20 世纪渐渐开启序幕时，一扇历史之门就在敦煌被一个小人物打开，王道士的偶然发现使石窟宝藏重见天日。从此，丝绸之路上一颗最耀眼的明珠，拭去了蒙尘，改变了世界。世界只有一个莫高窟，但1943年的藏经洞早已空无所有，因为西方探险者的盗窃，再也难以想象这里曾是藏有五万经卷的文化宝库。大动荡的时代，人命尚如浮萍，遑论文明。

为了让敦煌重拾昔日尊严，一代又一代敦煌人耕于斯，葬于斯。莫高窟九层楼的对面是一片墓地，寸草不生的坡上是几代人的长眠地，他们生前在敦煌研究院工作；死后，依然守望着莫高窟。其中一位的墓碑上刻着五个字“敦煌守护神”，在这个遍地神佛的地方，被称为“神” 的凡人，只有常书鸿一个。

常书鸿在塞纳河畔书摊上偶然目睹了《敦煌石窟图录》，遒劲有力的笔触，气魄雄伟的构图，把这位颇具艺术造诣的人惊呆了。那时的他推崇西洋文化，醉心于希腊、罗马，却没想到中国古代会有如此高水平的艺术品。有时候，一个人命运的拐点也许就在一眼叹服间。1984 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常书鸿为第一任院长，此时距离他来到敦煌已四十余年。

跟随敦煌壁画神游太虚

1936 年，常书鸿毅然放弃了法国的安定生活和创作环境，在山河破碎的乱世中归国。1943 年，他又几经辗转抵达莫高窟，初来敦煌面对的并不是想象中神往的艺术长廊，而是被多国“探险者”盗窃搜刮后遗留下的残卷裂痕，但眼前的破败荒芜更加坚定了他守护敦煌的决心。

在严酷的自然环境和极其匮乏的物质条件下，他筹备建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并担任首任所长，由此开始了对莫高窟有组织、有系统地保护和研究工作。他迅速着手石窟初步调查，进行石窟内部清理，集纳石窟内遗物古迹。每项工作都为当时脆弱的敦煌架起了重生的屏障，其中最重要的是制服流沙和防止人为二次破坏，为此他需要修一堵土墙。

放眼整个敦煌，除了风就是沙，怎么筑土墙？常书鸿向很多人请教，最终从一个商贩那里学到拌沙筑墙的方法：“含碱量大的水混合沙土，下死劲夯，就能筑成墙。”于是，儒雅斯文的书生开始挽起袖子与民工们一起劳作，终于筑成了“土墙”，在常书鸿眼里，它不是一道土墙，而是一条守护莫高窟的黄金带。

日本作家池田大作问常书鸿，“如果来生再到人世，先生将选择什么职业?"常书鸿说：“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世。不过，如果真能再一次投胎为人，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他的一生，从在巴黎见到《敦煌石窟图录》起，便与敦煌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从此再未分离。

几十年过去了，段文杰、樊锦诗、赵声良……几代莫高窟人接过“敦煌守护者”的使命棒，人们也为这些可敬可爱的院长们，取了十分动听的美誉，段文杰是“大漠隐士”，樊锦诗则为“敦煌的女儿”。世人常说，敦煌是无法破解的谜，是遥不可及的梦，而樊锦诗却说，敦煌是她倾心相许的命。可以说，没有樊锦诗，就没有我们今天看到的莫高窟。

此生命定，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

自 1963 年北大毕业至今，这位江南闺秀在敦煌研究院工作已逾 50 年，是她最早提出利用计算机技术实现敦煌壁画、彩塑艺术永久保存的构想，让游客 “足不入洞”就能欣赏到莫高窟壁画 360 度的清晰展示，“数字敦煌”解决了旅游开放和文化遗产保护的两难问题。

2019 年《感动中国》组委会给予樊锦诗的颁奖辞是：舍半生，给茫茫大漠。从未名湖到莫高窟，守住前辈的火，开辟明天的路。半个世纪的风沙，不是谁都经得起吹打。一腔爱，一洞画，一场文化苦旅，从青春到白发。心归处，是敦煌。

季羡林曾说“敦煌是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四大文明体系的唯一交汇”。正是中国敦煌学者的共同坚守与不懈努力，让今天的我们走出国门，可以自豪地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敦煌学从一国（日本）之学到全球之学，中国走了将近三十年。中国文化精神的最高境界是欲辩已忘言，总有些骨子里的东西习惯在沉默中完成它的使命。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千万气象，天高水长。每一块立在风中的墓碑仿佛都在讲述着，有些人曾经像信徒一样，穷其一生扎根在这大漠戈壁，只为守护着一缕“魂”。它从千古款款走来，终将化为中华儿女无法割舍的牵念。倘若每个人在寻求个人去处时，能遥望整个民族的来路，待虹月归来，天依旧清朗。南风吹梦到西洲，落花时节又逢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