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史无所载的“小人物”名叫王锡。
河西走廊作为沟通中原与西域的咽喉要道，历来为中原强盛王朝所重，汉武大帝钦定的武威、张掖（张国臂掖，以通西域），可算做“中国梦”最早的范例。
公元7世纪中叶，发端于青藏高原的吐蕃王朝崛起，在豪吞吐谷浑故地后（青海湖以西的牧场），针对河西、陇右的控制权和唐朝发生了多次血战，我们熟知的大非川、良非川、白水涧之战，其实都涉及河西走廊控制权之争。
天宝十四年（755年）12月，安史之乱爆发后，内忧外患的唐帝国再也无力据守河、陇。
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吐蕃攻陷凉州（今武威），河西节度使杨志烈西逃甘州（今张掖）坚守，河西走廊彻底截断。
而后，代宗大历元年（766年），甘州沦陷，续任河西节度使杨休明西迁沙州，河西其他郡县全部落入吐蕃囊中。
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年），沙州围城十一年后，矢尽粮绝的沙州军民在吐蕃承诺“毋迁它境”的条件下，开城投降。（详见《沙州之围》）
自此，河陇地区“自瀚海以东，神鸟、敦煌、张掖、酒泉，东至于金城（兰州）、会宁，凡五十郡、六镇、十五军，皆唐人子孙，生为戎奴婢，田牧种作，或聚居城落之间，或散处野泽之中”。（沈亚之《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
吐蕃王朝为巩固其在河西的控制权，进行了一系列的体制变革，简单的说可以归结为“体制部落化，生活吐蕃化”。
生活在河陇的几十万唐民，一朝之内身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原来固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取向被彻底逆转。
原来唐朝设立的“州学博士”、“乡贡明经”、州、县官私学，及科举取士均被废止，代之以吐蕃本土的教育模式——寺学。
同时，吐蕃官员强迫汉人改穿吐蕃服饰，每年只准唐民，在正月初一穿汉服祭祖。
保存在敦煌藏经洞的写本曾写道，“（唐民）熊罴爱子，拆襁褓以文身，鸳鸯夫妻，解鬟钿而辫发”。
可见当时，吐蕃在河西地区曾强硬推行“辫发左衽”的民族传统，以对抗传承久远的汉文化基础。
生活在河西的唐民还算境遇尚可，毕竟没有离乡别土，且唐民人数远多于蕃人，家族氛围尚可维护。
唐穆宗长庆三年（882年），入蕃唐使刘元鼎，在陇右所见景象，“逾成纪（今甘肃秦安县西北）、武川（内蒙古武川西南），抵河广武梁，旧时城郭未堕，兰州地皆粳稻，桃李柳榆岑蔚，户皆唐人，见使者麾盖，夹道观”。
最惨的是迁入吐蕃本土的唐臣、唐奴，人生的所有氛围全部改变，生活周遭皆是别有用心，冷漠警惕的目光。
敦煌壁画中的供养人
本文的主角王锡，便是这样一个入蕃为官，心情复杂的唐臣。以至于，他在给吐蕃赞普的表奏中，落寂不堪的自称“破落外臣！”
目前全世界范围内，涉及王锡的史料一共只有三份，全部都是敦煌藏经洞内保存的文献。
一份是，王锡为佛教史料《顿悟大乘正理决》所做的序；
另两份，则是他给吐蕃赞普上奏的草稿。
由王锡做序的《顿悟大乘正理决》中，仔细的描写了吐蕃王朝赤松德赞时期，汉传佛教的禅宗思想进入吐蕃本土，并曾大行其道。
源于天竺的佛教势力不堪教众转向，进而导致双方矛盾激化，分别上书赞普驳斥对方的思想。
这场被称为“渐顿之铮”的宗教摩擦，晚于佛教与苯教间的“佛苯之铮”，可以看做是佛教系统全力以赴斗败苯教后，关于未来发展方向的两场内斗之一（另一场是天竺佛教系统中的“显密之争”）。
需要注意的是，储存于敦煌藏经洞内的《顿悟大乘正理决》，写作时间不晚于公元1000年（学者估算藏经洞的封闭时间），远早于目前流行的众多藏文教法史料。
更重要的是，关于“渐顿之争”的结果，《顿悟大乘正理决》的记载和西藏教法史料完全向左。胜者是以奉诏入蕃的河西僧人摩诃衍（大乘和尚）为代表的，汉传佛教禅宗思想。
最后，在赞普赤松德赞的利弊取舍下，将汉传佛教思想“礼送出境”，让其继续在河陇自由传播。
由此重大事件的选择取向可见，当时吐蕃本土的权力阶层，对汉地僧人和汉地思想上的抵触和忌惮。
因此，作为一个身份尴尬的唐人，又在吐蕃朝廷里为官。王锡该是怎样一种，殚精竭虑、小心翼翼的心情。
敦煌壁画供养人
作为曾经的“前河西观察判官、朝散大夫、殿中侍御史”，王锡曾是是河西节度使周鼎的得力助手，亲身参与了河西地区抗击吐蕃的全过程。
在沙州陷落后，无可奈何的王锡被裹挟着带到拉萨王庭，凭借过硬的汉文功底和对河西情况的熟悉，成了吐蕃赞普赤松德赞身边的“舍人”，也是就“御前顾问”。
但这种生活在吐蕃本土“鸟中蝙蝠”的尴尬，让王锡内心非常痛苦。
一方面，他念念不忘自己曾是唐臣，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小心翼翼的，游走于吐蕃朝中各政治势力之间。
因此，他才会在给赞普上书时，自称为“破落外臣”。
“破落”道出了，他被吐蕃俘虏的困境，“外臣”更显出了“身在蕃廷心在汉”的复杂心境。
因为，古时“外臣”是臣子在别国君主面前的谦称。
作为再仕蕃廷的王锡，以此自称表明他，并不以吐蕃赞普为自己的君主，而仍认为自己是唐朝皇帝的臣子。
这种做法是很有风险的，吐蕃朝中的大臣，可不是不通文墨的老粗，其中很多人，都是熟稔汉文的长安留学生，要说起吟诗作对，不见得比王锡差多少。好在，似乎没有人在此事上抠字眼，让他心里保存了些许慰藉。
但他身边时时的暗流是躲不开的，以至他不得不屡屡上书赞普，为自己辩解，争取一条苟全性命之路。
目前保存的第一道上奏，便是王锡要绕开一个致命的陷阱。
在这道上奏中，王锡首先说道：“愚者不可考其智，老者不可备其力，贫者不可责其财，病者不可强其役，轮不可舒而直，辕不可揉而曲”。
以此来向赞普说明，每件事物都有它自己的本分，不能违背自然规律来苛求他们。
现在有人向您要求，让我去唐蕃边境，给吐蕃军队做进军的向导。这不是我的所长，希望赞普不要派我随军出征。
我最擅长的事情是，充当两国间的谈判代表，促成唐、蕃和解，这才是我的本分。
紧接着，他又说到了自己的身体状况，“更植赢瘦，仍加冷。自到大蕃，不服水土；既无药饵，疾病尤甚。”
希望以此来博得赞普的同情，逃脱出征为向导的征兆，并他恳求道：“忽恐一朝东征西伐，特乞不将臣随军而行！臣既婴疾病，又的知欲到汉界，则扭手械足，驱驰道路，蒙犯霜雪，臣则死于是也”。
在这里王锡写到了，吐蕃军队中唐朝俘虏的境遇，即“扭手械足”的污辱。
“扭手械足”是吐蕃人押送汉人俘虏的一种方法，具体是汉人俘虏双手被反剪在背后，背负从脖子到脚跟长的一块木板，木板用三道绳子捆在俘虏的身上，另在俘虏的头发上拴一根绳子以牵着他们走路。
到了晚上，俘虏们被拴在木桩上就地露宿，身上盖着毯子，吐蕃看守人也睡在毯子里监视俘虏。
王锡很清楚，如果如果离开拉萨，进入吐蕃军中，仇视汉人的吐蕃将领，一定会向对待俘虏一样对待他，不仅会被“扭手械足”，甚至在天寒地冻之中，可能没多久就会被虐待致死。
因为，他心里非常清楚，吐蕃朝廷内部有一群极力鼓吹战争，并通过战争缴获敛财的战争贩子。
这些人对从唐民非常仇视，曾当着王锡的面，直言不讳的对赞普进言，“异族囚徒有什么好任用的，请您降旨*了他吧！”
（“大蕃将相或说谏圣神曰：异俗之囚何用哉？即请降丝纶以诛之！”“丝纶”是指圣谕，见《礼记》。）
因此，王锡必须要向吐蕃赞普证明，自己尚有可用的价值。这种价值的体现显然不在战场，而在两国唇枪舌剑的外交谈判上。（“臣虽愚，若得陪星使鼓唇舌，俾邻国协和，杜绝猜贰，则臣之分也”。）
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和尽量减轻唐朝的边患，王锡在第二道上奏中，规劝赤松德赞与唐朝会盟修好。
他当然不敢直接了当的表明心意，便绕了一个圈子，从佛教角度入手，增加君臣间的亲近感。
他先表明，自己早就是佛教的笃信之徒，家族“不血食四百余年矣”。（“不血食”意指中断对土地神和稷神的祭祀）
然后便是从佛教角度的规劝，“真正的贤君，使百姓安乐。佛法真义，在于有利世间苍生。军队征伐之事，只有迫不得已才用。”
（“破落外臣锡言：王者之要，莫过于安万性。佛法之大，莫于利苍生。至如兵者，不得己而用者”。）
而现在，唐蕃两国，不但接壤，又有舅甥的名分大义，应该减少猜忌、征伐，鼓励通商贸易。
紧接着，王锡又开始忽悠赤松德赞说：“您这么聪明睿智的君主，文治武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每次发兵，无不大胜而归来，但天道轮回，祸福相掩，哪有定数？！”
（“伏惟圣神赞普，聪明广运，圣德弘深，武略贯于前王，仁恕光于后嗣。是以每举戎师，多见尅捷。抑亦天时人事，安可定准？”）
臣心里清楚，兴兵征伐并不是您慈善的本意，都是将军们的鼓动，去年我上表请求修好大唐，您就说要与将军们商量一下。
可是，您想想武将都希望多打仗，这样他们就可以从战争中渔利。打了胜仗，功劳都在将军名下。打败了，战败的耻辱却推给了国家。现在他们越来越骄狂，蒙蔽主上，怎么能和他们讨论议和大计呢？
（“夫为将者，取浮俗之虚誉，安肯怜憨苍生，匡救风俗？若战之捷，则功收于己。若战之败，则耻归于国。迭为矫诳，蒙蔽君主。又安可共议夫高古之事也？”）
神圣赞普，您可是位虔诚的佛教徒呀！您为佛教做的功德，参详佛理、修建寺院、雕刻佛像、迎请高僧，这些都不是“大道”，而是“小行”。
真正的大道是“以众生的利益为本”，息兵偃甲，就是对百姓最大的恩惠。
现在您兴兵拓土，希望的是自己的功勋能永垂万代，但这是兴霸业之迹，而非王道之术。
真正的王道应该是不兴兵伐，纳谏中朝，不闭外户，这样才能振兴吐蕃，千古留名！
（“兴兵战伐，开辟土宇，岂不是欲成勋绩垂万代？若此者，是霸业之迹，非王道之术。夫王道者，锁剑戟、放牛马、纳谏中朝、不闭外户。”）
您年年用兵，对江山社稷不利，对天下百姓无益。征战带来了无尽的灾难，百姓永无宁日，骨肉分离，音信不接。吐蕃将士们效命沙场*生肉搏，这都带来很重的罪业。
您虽努力的修塔建寺，邀僧请尼，写经设斋，运泥造佛，但这些只是人天有漏有为之福，不是真正的福田。如果您想种真福田，那只有体恤苍生，放弃战争与唐修好。
（“赞普虽修塔建寺、邀诸僧尼、写经设斋、运泥造佛，此只人天有漏有为之福，非真福田。行轸慈悲于苍生，……”）
敦煌397窟壁画
很遗憾，王锡第二篇奏章的下半部分缺损，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看到了。也永远无法知道，他对赞普规劝的效果，以及他自己的命运如何。
但从这两份表章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落蕃唐人，在吐蕃王廷所作出的努力。
他一直在追求唐蕃的和好，并用佛教、道教，甚至是儒学来劝说赞普。可以说，几乎所有的落蕃唐官和汉僧大德们都作过这样的努力。他们即使身在蕃廷，心系的仍是大唐。
为了能让和平早日到来，他们在险恶的环境下，矢志不移，以汉族人特有的圆滑和谋略，力争把吐蕃的政策，拉入有利于唐朝的轨道。
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吐蕃王廷的文臣武将中，存在着一个仇唐派，他们在寻找一切机会铲除唐人。
而对于王锡这种供职于蕃廷的汉人来说，一方面，他们面临吐蕃反对派的进攻；另一方面，他们还要向吐蕃君主表示效忠。
更要命的是，在他们的内心世界中，永远存在一个故国大唐。这使他们对自己身陷吐蕃，感到深深的痛苦。
他们一边在自觉不自觉的为大唐着想，一边又要表现出绝无二心，一切劝谏都为了吐蕃的长治久安。
落蕃囚徒的自卑心理，故唐流年的光耀记忆，在他们心里斑驳揉杂，几乎将他们撕裂成毫不兼容的两半。
这也是落蕃唐人，共同面临的问题。
参考书目：《吐蕃僧诤记》 戴密微（法国） 耿昇 译，西藏人民出版社《敦煌落蕃旧事》赵晓星 著，民族出版社《敦煌的吐蕃时代》陆离 著，甘肃教育出版社
帝国嗜血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