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莉特·塔布曼。东方IC 资料
《地下铁道》书封
共同的开端
“是谁在船上成了我的同伴，是谁顺着岩石逃走了，还有是谁被留在了船上——我无从知道；但最终，他们都迷失了。”
——《地下铁道》
我们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
15世纪欧洲商人首次登陆非洲起，这片大陆上成千上万的人力就变成了欧洲人眼中最宝贵的财富。欧洲商船载满火药、兵器、朗姆酒、衣服而来，用商品换取奴隶。那些奴隶猎人抓来男男女女，用铁链子将他们绑成一串，强迫他们迈上去海岸线的长征。在那里，他们会接受一次体检，商人们扔下那些体弱的，将年轻力壮的奴隶赶进船舱，穿过大洋，前往新大陆……
多少年后，他们的子孙不知道亲人从哪里来、是谁，也当然无从得知自己的祖先曾经如何活着漂过这片大洋。极少数的非裔美国人是幸运的，在仅存的一些文件中，他们获悉自己的曾曾祖父曾经在哪里做过奴隶。这也是如今美国有线电视上常出现“寻根”广告的原因，无论是通过DNA检验，还是通过姓氏查找，一些美国黑人寻根发现原来自己祖先来自于尼日利亚或是刚果。随着时间湮没的不仅是一份份家谱，更是每个黑人家庭曾经用血肉换来的美国发展史。
美国境内南北的奴隶生活随着经济发展产生了差异，17世纪末期到整个18世纪，北方的奴隶数量与南方相比少非常多，大多数在农场上放羊、挤奶、喂牛。在城市里的奴隶则在主人家做裁缝、木匠、铁匠、面包师等手艺活。尽管他们在生活中学习了读写，也有一技之长，被允许结婚，但他们往往仍不能避免成为主人虐待的对象——这一点和南部没什么不同。一些史学家认为，北方的奴隶比较少并非是由于北方思想开放或北方奴隶主比较仁慈，而是因为北方没有大片的种植区域，奴隶制的收益不如南方。但也有一些史学家反对这一观点，他们认为独立战争影响了大众对奴隶制的观点，出现了反奴隶制的起源。
无论如何，南部的奴隶还是希望能够向北逃离，争取自由。尤其是1793年，加拿大通过了解放法后，奴隶交易在加境内就此终结，法律也限制了奴隶合同款项的范围。1812年第二次独立战争中，美军与英军的部分战场就在加拿大，美国士兵从战场上返回，将这个消息带回本土——加拿大已经放弃了奴隶制，并将为逃亡的奴隶提供避风港。美国不少奴隶通过口口相传，获悉了这份南北差异，抓住了逃离噩梦的一丝机会，向北逃亡。
尽管可以前往北部省份和加拿大避难，但北上的道路却异常艰辛。他们所使用的途径，正是一条条 “地下铁道”。
“地下铁道”的原型最早可以追溯到1786年5月12日，在美国开国之父乔治·华盛顿的一封信件中，他写道，“‘城里贵格会的人帮着放了’一个从（弗吉尼亚）亚历珊德拉逃去费城的奴隶”。 乔治·华盛顿自己就是一个在弗吉尼亚州芒特弗农拥有150个奴隶的奴隶主。同年11月20日，他又在另一封信中提起了另一位逃走的奴隶，华盛顿说，“想要逮捕他可能不会很简单，有很多人宁可帮助奴隶逃跑，也不会抓住他们。” 这些人中包含在地下铁道线路上运作的操作人（如塔布曼）和为他们提供住宿、运输等帮助的人。
这些逃走的奴隶们往往不会留下自己身份和活动的书面证据，保持匿名往往能帮他们躲过追踪。小说《地下铁道》中也提到奴隶们无从知道自己何日出生，其实就连塔布曼这样的被深度研究的人物，她的年龄也有三五个版本。
而现在能够找到的证据让史学家相信，直到南北战争爆发，逃离的奴隶数量一直在稳定地上升，其中很大一部分归功于地下铁道。
生来为奴
“过去买卖年幼孩子的事儿还很少发生，你还能知道你的孩子在哪里、如何死去。”
——《地下铁道》
塔布曼就出生在一个这样的奴隶家庭。从现在仅有的记载中可以知道，她的外祖母被从非洲带到美国来做奴隶，家族里其他人无从可知。她是家里9个孩子中的老五，父亲本·罗斯是一个木材检查员，负责监督奴隶主汤姆森在东岸的木材生意。主人汤姆森是一个种植业者、成功的商人，在一生中奴役过超过40位非裔美国人。
根据法律，奴隶生下的孩子生来为奴。塔布曼和她的母亲，以及兄弟姐妹一样，从出生开始就归汤姆森的儿子爱德华所有。1824年，塔布曼大概两岁的时候，他们全家被迫骨肉分离，母亲和兄弟姊妹搬出了种植园，住到了10英里外的一个小村子去。尽管与父亲分开了，但塔布曼和兄弟姐妹始终与种植园附近的黑人社区保持着联系。这份联系一直支撑着她度过颠沛流离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
黑人家庭往往如此，不断扩充人口，却一则无法留下孩子的性命，二则免不了在孩子长成后骨肉分离。塔布曼的家庭越来越大，又添了4个弟妹。她在后来回忆时曾谈起她的母亲在主人家的一个“大房子”里工作，被迫把孩子们留在木屋里，而自己5岁就得开始照料弟弟妹妹。这种普遍地“留守儿童”导致很多黑奴子女死于意外和疾病。
主人也常常将塔布曼租借给“临时主人”，其中不少非常残忍。她当时还不过是个孩子，却要整日忍受一个情妇的鞭打，身上的伤痕在80年后仍清晰可见；在美国东北冰冷的冬季，她也被迫要在冰水里设置麝香鼠陷阱——这导致她常常生病，总被退货给主人。一旦母亲把自己照料到病好，她就会又被送出去。因为自己农场太小，用不上那么多奴隶劳动，家里其他的人也被奴隶主布劳德斯一再送走。
《地下铁道》小说中一句不起眼的话道尽黑人女奴的辛酸：
但现实情况比这更加残酷，塔布曼的3个姐妹都被其他州的奴隶主买走，彻底地与家人分离。其中两个姐姐甚至被迫与自己的孩子分开。一次次地与家人分离，给她的童年造成了强烈的恐惧与孤独的阴影。
是否真有救赎？
“他能榨出每一分钱来。当黑人的血液等同于财富时，这个有经验的商人知道怎么在血管上扎个洞。”
——《地下铁道》
塔布曼的母亲也是生来为奴，但她的祖母曾经留有遗嘱，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45岁时从奴隶主布劳德斯处恢复自由。等塔布曼的母亲45岁时，布劳德斯却残忍地拒绝履行义务。失去3个姐妹更让塔布曼的全家都感到愤怒。布劳德斯拿卖掉他们3人的钱来买了更大的土地，扩充农场。
宗教一直是美国黑奴寻求解脱的途径。每到周日，奴隶主也会带着他们上教堂。可以想见，在暗无天日的生活中，信仰成为了一线光。
到了1834年和1836年期间的深秋，塔布曼被送到隔壁的一家农场当帮工。有天晚上，她跟着农场的厨师去当地干货店买食物。在商店，一个奴隶监工冲出来，追赶一个叛逆的企图逃跑的奴隶少年。塔布曼用自己的身躯挡住了监工的道路，恼羞成怒的监工随手从柜台抄起一个秤砣，朝着塔布曼砸下去。秤砣砸碎了塔布曼的头骨，把头巾的碎片都砸进了脑子里。那一次差点要了塔布曼的命。70年后她和一个朋友说起那段往事，劫后余生的她被迫回到田里劳作。
“我回去干活的时候，汗水和血水混着滚下我的脸庞，直到我什么都看不见……”
她被送回了奴隶主那里，奴隶主想把她卖掉，然而她实在病得太厉害了，没人想买她。“他们谁都不想为我付6个便士。”那次受伤让她余生都受颞叶癫痫折磨，也让她更加寄托在宗教信仰之上。
一个“地下铁道”的代理人托马斯·加勒特后来这样描述塔布曼：
“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人，任何人种的人，像塔布曼一样笃信上帝的声音，笃信上帝直接与她的灵魂对话……她对最高权力的信任是如此伟大。”
为了孩子而逃离
“无论在田野，在地底下，亦或是在一个阁楼房间里，美国都一直是她的典狱长。”——《地下铁道》
从1850到1860年之间，塔布曼多次返回马里兰，通过“地下铁道”，解救了数百位奴隶。
经过了一段漫长的恢复期后，塔布曼被一个叫约翰·斯图尔特的商人从布劳德斯处雇佣，重新回到了她父亲曾居住的那一块区域。最终，布劳德斯同意塔布曼自己掏钱为自己“赎身”，说是赎身，其实她每年仍需交给布劳德斯60美元的费用。通过父亲和父亲所在的黑人社区，以及自己在码头的工作，她开始慢慢了解了黑人水手的秘密交流网络，成了那个水手的男性世界的一部分。
在这张地下网络中，他们能通过，从巴尔地摩的造船厂开始，往特拉华州、宾夕法尼亚州、新泽西州传递消息。他们知道哪儿安全，更知道哪儿危险。塔布曼在这里，学会了如何利用这个网络，如何伪装和欺骗，也逐渐了解了奴隶制的可怕——她说过，“奴隶制，是最靠近地狱的事儿了。”
塔布曼从小出生的那个种植园社区，以及她逐渐成长过程中得以重新融入父亲生活的社区，对她最终成为“地下铁道”的领头人物息息相关。黑人之间产生的特殊的抱团效应，甚至一种“阶级斗争”感情是“地下铁道网络”产生和发展的大时代背景。理解这种独特的仅存在于奴隶之间的联系，也是塔布曼此后声威大震的最重要一环。
1844年，塔布曼嫁给了一个至少比她年长五岁的男人——约翰·塔布曼。约翰是自由身，他的父母并不是奴隶。但因为哈莉特仍是奴隶，两人的结合并不受法律保护。他们的孩子也生来就是布劳德斯所有，甚至不属于他们两人。只要布劳德斯愿意，这些孩子随时可能被卖走。约翰·塔布曼本可以与一个自由身的黑人结婚，他们居住的那个县上的9000个黑人中，有大约一半是自由身。但爱情让他选择了哈莉特，放弃了作丈夫和父亲的权利。
布劳德斯在1849年死了，他死后手里所有的奴隶都随时可能被卖掉。塔布曼听说了自己即将被卖的消息立刻逃走了，这次她并没能带上约翰和孩子们。之后，她便在北部听说约翰不愿意过来，反而在当地找了另一个自由身的女人结婚，还生下了孩子。塔布曼不愿放弃来之不易的自由，也不愿回到马里兰来为婚姻而战。
我几乎可以感同身受，现实生活中到达费城的塔布曼是如何强烈地思念着自己的亲人，又如何坚信自己可以成为拯救身边朋友的灯塔。她回到马里兰，第一个去找自己的父母。她的父母尽管还算不上年迈，但多年的劳作已经让他们无法长距离逃跑了。她用一匹老马做了一架破烂的拖车，仅有两块木板，一块让人坐在上面，一块挂在下面搭着腿。
此后这辆车穿梭于种植园之间，将一批批的黑奴送往车站。塔布曼会在路上吟唱着一首歌：
“黑暗与荆棘是必经之路， 朝圣者会找到方向； 但为了无尽的生命啊， 这都是值得忍耐的苦……”
这歌声成了她的符号，在黑奴中广为传播，成就了他们的圣徒摩西之歌。
从1850到1860年之间，塔布曼多次返回马里兰，通过“地下铁道”，解救了数百位奴隶。与此同时，她费尽心机寻找自己失散被买卖的亲人，包括兄弟姐妹和他们的孩子。在一个已经相当健全的地下铁道网络下，她成了该网路最成功的一位操作人。
从“地下铁道”到“间谍人生”
“她告诉他，自己不懂在那里为何，在那里作何。她只知道自己不愿再逃。”
——《地下铁道》
1850年12月，塔布曼第一次直接参与了救援任务，救出了母女3人；
1851年，她救出了自己最小的弟弟和另外两个男人。 同一年年底，她救出了11个人，次年，9人；
1854年圣诞节前后，她救出了4个家人在内的6个人（可能还有两个匿名人士）；
……
越来越多的奴隶主怕她、恨她，4万美金悬赏抓住她。但塔布曼胆大心细，在帮助奴隶逃亡的路上，采取严格的军队制度，决不许任何人拖后腿。她南下19次，竟从未被抓住。一路上，她总能找到愿意为他们提供避难的好心人。她把所有的积蓄都用在了这个事业上，只要能钱能管用地方，她都大方的使出来，甚至雇人把那些寻奴启事的广告撕掉。
塔布曼在19世纪50年代末期的多次反奴隶制演讲中提到，自己曾经8、9次往返南北，救出了50到60人。但从现在已有的马里兰和加拿大的旅行记录中，我们已经能找到13次记录，认为她曾南下19次。她也为另外60—70人提供了通往“自由之路”的详细指示。
塔布曼对美国废奴的贡献绝不仅限于地下铁道。
1858年，她在加拿大见到了约翰·布朗。后者举行了废奴武装起义，试图展开一场针对解放黑人奴隶的运动。该事件直接导致美国南北矛盾升级，是一年后美国南北战争的导火索。
塔布曼在那次见面中，将她对美国东部“地下铁道”的所知倾囊相授，为他的计划提供建议，并答应他为该地区的逃犯提供帮助。约翰·布朗希望塔布曼能一起加入袭击，但塔布曼当时刚好生病，没能参加。 不过，她用另一种方式加入了南北战争：在战争中有三年时间，她都在佛罗里达和卡罗莱纳做护士，照顾伤员。
塔布曼，一个矮小的女人，总是带着头巾，缺几颗门牙，长得并没有什么明显特征。这使得她很容易就混进了叛军领土，成为了詹姆斯·蒙哥马利上校指挥下的一个间谍。
她潜入南部，收集信息，掌握了待解放区域的棉花仓库、弹药库和奴隶的位置信息。
根据她的信息，蒙哥马利上校在南部沿海进行了多次突击。而三年来的所有这些工作，塔布曼只得到了两百美元的酬金。她需要自己制作馅饼、姜饼和啤酒来支持生活。
战后，她返回纽约上州的奥本县与家人生活在一起，余生都致力于帮助黑人融入自由生活。
结语
“把女性头像换上20刀”运动已经持续了好些年，目标是在2020年——女性投票平权百年的时间点，在这个频繁使用的面额纸币上换一位女性脸孔。
2016年4月20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将取下20美金纸钞上的杰克逊总统头像，换成了这个出生年份都不详的黑人女性：哈莉特·塔布曼——这位解放黑奴运动领袖在问卷调查中远超埃莉诺·罗斯福、罗莎·帕克斯。她在美国民众心目中，有着比罗斯福总统之妻、美国第一夫人还高的认知度。
认识美国黑奴的历史是理解当代美国社会发展的很重要因素，然而局限于地理的差距、时空的距离、有限的材料，大多数奴隶都化为了那个庞大阴影的一部分 。从一本《地下铁道》中，从小说里16岁黑奴少女科拉的逃离与成长，或有一窥原貌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