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汉相争之时，刘邦可以从开始的偏僻不利形势，慢慢地彻底扭转了局面，反败为胜，足见其智谋不殊。然而，决定他走向成功的秘诀却就在于领导能力的突出卓越，情商大过天。
刘邦早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注重延揽人才，共同经略大业。在自身势力很弱小的时候，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保持内部的团结性，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当时在韩信从项羽那边过来投靠的时候，汉王刘邦对其不理不睬，一时不明其为人才遗珠。韩信也是自视甚高，觉得明珠暗投，还不如早作打算。于是星夜逃跑，但偏巧萧何认定其为人中龙凤，拍马追车，硬生生地把韩信拉回到了刘邦身边。当此时，刘邦着急了，其实他并不是因为韩信逃跑而忧伤，而是畏惧萧相国离开才痛心。等到萧何归来，又惊又喜又急，马上问明情况。
刘邦
《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对此有一段传神明确的记载：信数与萧何语，何奇之。至南郑，诸将行道亡者数十人，信度何等已数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闻信亡，不及以闻，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盛怒，如失摆布手。居一二日，何来谒上，上且怒且喜，骂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谁何？曰：韩信也。上复骂曰：诸将亡者以十数，公无所追；追信，诈也。何曰：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所与计事者。顾王策安所决耳。王曰：吾亦欲东耳，安能郁郁久居此乎？何曰：王计必欲东，能用信，信即留；不克不及用，信终亡耳。王曰：吾为公以为将。何曰：虽为将，信必不留。王曰：以为上将。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无礼，今拜上将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乃可耳。王许之。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上将。至拜上将，乃韩信也，一军皆惊。
萧何与韩信
这件事就充分证明刘邦也并非一个算无遗策，神机妙算，能断人于千里之外的绝顶天才。但他通晓人事，举一反三，招贤纳谏，明白自己是一个有缺点的凡人，也会犯各种错误，可大可小，在面对事实的时候却都会改弦更张，做出最理智与实际的判定。他知道自己的精力是有限的，并不能把全局的方方面面都把控的一清二楚，所以需要高手从旁进行有力辅助。他可能永远无法直接知道韩信等将领的过人才能，然后他明白只要依托值得相信的属臣帮他挖掘身边潜在的人才宝矿就足以促使他利用大家的英明建立霸业。这点即是他为人处世的高明之法，深得管理学之统御精髓。以点带面，不断延展，合众人之私以成天下之公，因而才能永远屹立于不败之地。而且刘邦对于萧何的倚赖确实不同凡响，令人艳羡，群臣觊觎。
《史记》卷五十三《萧相国世家》记载一事，很说明问题：
汉五年，既*项羽，定天下，论功行封。群臣争功，岁余功不决。高祖以萧何功最盛，封为酂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诸君知猎乎？”曰：“知之。”“知猎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猎，追*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且诸君独以身随我，多者两三人。今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也。”群臣皆莫敢言。
刘邦和萧何
以功人、功狗之比诸萧何与诸将岂不谬哉？然而回头思量，琢磨其味，便真觉妙不可言。诸将得以建功立业，先期有相国的举荐之功，后来又有其后勤保障的妥筹之劳。而刘邦成事也是与萧何的关键谋划紧密相连的，因而基于出生入死的感激追随和不世之功的有力协调，对于萧何的厚爱也是在情理之中了。
刘邦明辨是非，善于反省，且不觉难堪，目的明确，混不吝地吸纳一切正确的意见，胸怀宽大。反观项羽则是嫉贤妒能，自视甚高，英雄气概过分，不能听进任何异议，“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到头来自毁长城，唯剩败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