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自勇：唐代汉地堪舆观念在吐鲁番地区的传播——以出土文书为中心

LM20-1523-13-128 Ot.3747文书复原实图

堪舆术是中国古代数术的一大门类，主要是相宅、相墓之法，至北宋时逐渐被“风水”一词所代替，我们今天所说的风水在唐代实为堪舆。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宅、葬不仅关系到现世的命运，还会影响到后世子孙的祸福，故堪舆的观念和实践很早就出现，睡虎地秦简中已经有了《相宅篇》，秦汉以降，堪舆类文献渐成体系并蔚为大观，但传世的唐代堪舆文献寥寥无几，直到敦煌文献的发现才改变了这一状况。敦煌藏经洞的堪舆文书数量不少，辑录与研究已经积累了不少成果，极大地推进了我们对于唐五代堪舆的认知。但在敦煌以西的地区，以往受限于资料，我们对相关情况所知甚少。近年来，随着大谷文书、德国国家图书馆藏吐鲁番文书、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的整体刊布，一些堪舆文书显露在世人面前。本文先对这些堪舆文书作一介绍校录，在此基础上，希望能够对唐代汉地堪舆观念在吐鲁番地区的传播情况进行初步探讨。

一、旅博馆藏汉文《宅经》的性质与复原

在旅顺博物馆藏26000多片新疆出土汉文文献中，有一件编号为LM20-1523-13-128的文书，尺寸9.2×7cm，中间绘双方形格，斜线对分成四等，外围四周环绕以八卦、十二地支等，书写拙劣，可初步判断为一占卜术图示（图1）。

1995年，王珍仁、孙慧珍首次刊布了文字内容，有不少讹误和未能释读之处，也未附图版，他们认为此件与大谷2837号文书性质相同，定名为“葬仪文书”。2007年，郭富纯、王振芬刊布了黑白图版，定名为“道教关系文书”。2009年，片山章雄、王振芬、孙慧珍将其与大谷3747号缀合，并给出了黑白缀合图（图2系笔者用彩色图版重新缀合），但未定名。2010年，都筑晶子根据缀合图绘制了概念图（图3），并定名为“地相占”。

图1 LM20-1523-13-128

图2 LM20-1523-13-128 Ot.3747

图3 都筑晶子绘制的概念图

都筑晶子的释文仍有未洽之处。“西六”所对应的“朱青龙”，“青”字图版清晰，不当作补字；“未明堂”下已无字，不当加“□”。下方（北）对应的“酉”下“勾”字大部分可识。“东十”对应的“亥明堂”误作“玄明堂”；“子天刑”之“子天”二字图版清晰，却未能释出；“南”对应的“卯天德”“辰白虎”之“德”“虎”，图版均清晰，不当作补字。笔者据彩色缀合图重新录文并作图示（图4）。

图4 LM20-1523-13-128 Ot.3747图示

此图外围与十二地支搭配的文字，都筑晶子准确地判断出是黄黑道十二神，即天刑、朱雀、金匮、天德、白虎、玉堂、天牢、玄武、司命、勾陈、青龙和明堂。清代《协纪辨方书》卷七《义例五》引《星历考原》曰：“黄黑二道者，黄道六，黑道六，共十有二，以配十有二辰，一青龙，二明堂，三天刑，四朱雀，五金匮，六天德，七白虎，八玉堂，九天牢，十元武，十一司命，十二勾陈。其法则寅申青龙起子，卯酉起寅，辰戌起辰，巳亥起午，子午起申，丑未起戌，顺行十二辰。月起日则建寅之月子日为青龙，丑日为明堂。日起时则子日申时起青龙，酉时为明堂，依次顺数。”也就是说，黄黑道十二神的方位是可以移动的，但其与十二辰的搭配是依次顺数，不会出现重复的情况。参照这个原则，我们可以将此件中残缺的十二神补全，并改正讹误之处。“东十”对应的“子天刑”后应是“丑朱雀”。“南”对应的首个应是“寅金匮”。“西六”对应的“巳勾”后是“陈”字，然而“南”对应处已是“辰白虎”，按照顺数原则，此处应改正为“巳玉堂”；“朱青龙”应改为“午天牢”；“未明堂”改为“未玄武”。下方（北）对应的是“申司命”“酉勾陈”和“戌青龙”。另外，參照敦煌本《诸杂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中的图式，西方所对应的是申、酉、戌，则此件外围的八卦、十二辰、十二神均需逆时针转动90°。

此件之性质，都筑晶子认为与敦煌本《诸杂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中的图式类似，从而将此件的性质确定为“相宅法”。黄正建未见到旅博LM20-1523-13-128，他在讨论大谷3747号时认为是《五姓宅经》角宅或徵宅中的一个。就整体而论，笔者同意上述两位学者将此件判定为《宅经》的结论，但具体是什么内容尚可继续探讨。前已述及，黄黑道十二神是处于移动状态中的，图式既然确定了十二神与十二辰的搭配关系，只要反推二者搭配关系成立的时间节点，我们就可以知道此图的具体意旨了。《五姓宅经》虽然也是八卦、十二辰、十二神的搭配，但九宫格中央写的是“某宅十二神安置”，而非如此件中的月份。循此思路，图中的“西六”“东十”就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那么“六”“十”指的是什么呢？敦煌文献P.2964《三元宅经》中有“推移徙黄黑法”，列有六图，呈现黄黑道移动与月份的对应关系，最后一图如下（图5）：

图5P.2964《三元宅经》“推移徙黄黑法”中的“六月、十二月”图（左：彩图，右：图示）

图片来源：IDP说明：原图外框以赤色、黑色代表黄道、黑道，今以虚、实线分别。

可以看到，此图黄黑道十二神与十二辰的对应关系与修正后的旅博馆藏《宅经》完全相同，九宫格中央的“六月”“十二月”也是处于西、东方位上。据此，旅博馆藏《宅经》的“六”是指六月，“十”后阙“二”字，是十二月。不过，此件左右两边缘较为齐整，不少文字转行书写，显系容纳不下所致，最外围也无绘制黄黑道的痕迹，再加上书写拙劣，讹误较多，方位也出现九十度的错误，因此笔者推测此件是《宅经》“推移徙黄黑法”在实际行用中的简化抄本，其正确的复原图示如下（图6）：

图6 LM20-1523-13-128 Ot.3747

《宅经》“推移徙黄黑法”（六月、十二月）复原图

二、吐鲁番出土的其他堪舆文书

大谷文书中的占卜文献，都筑晶子已经辑录出来，并作了释文和解题。她并未单列一类堪舆文书，经笔者覆检，除了上节述及的大谷3747外，有5片可以确认属于镇宅法，1片与葬事有关。以下逐一说明。

大谷3289V，正面为《洞玄灵宝本行经》，背面文字为：

王卡最早指出其内容与P.3594近似，系用石镇宅法。余欣进一步认为，此用石镇宅法书写在道经背面，表明这种方法出现于吐鲁番与道教在当地的流行有关。

王卡又检出大谷5790亦为道教符咒残片，存镇宅符两枚，符下写神名4行，笔迹与大谷3289相同，背面也是《洞玄灵宝本行经》。按照文本撰作的常例，道经为正面，符咒为背面，其内容为：

残存的两枚符顶部都包含了卦象。第1行是震卦，都筑晶子误作坤卦。第2行是离卦，双行小字中正有“离神”可对应上。第3行小字作“兑神”，则缺损的卦象当是兑卦。八卦对应的神灵名称，都筑晶子已检出敦煌P.2830《推人游年八卦图》中也有“离神姓冯，家（字）仲□”，“乾神姓高，字伯龙”，可惜震卦已缺。在坤卦和乾卦间有一卦，卦名脱，所以都筑晶子未能留意，此卦象下云“游年在兑”，则此卦是兑卦，兑神姓氏缺损，但“孟龙”的字号尚存。整体来看，此件残存部分是融合了八卦的符图及说明，其正面与大谷3289同为《洞玄灵宝本行经》，且笔迹相同，但不能直接缀合，考虑到大谷3289的背面为镇宅法，则此八卦符图也应与宅第相关。

除上述两件外，都筑晶子发现大谷5050也是《洞玄灵宝本行经》，字迹与前两件相同，亦不能直接缀合，所以她将此件背面也定名为镇宅法，内容是：

虽然文字辨识困难，但出现了两处“书符”，第2行又有“宅”字，大体上此件还是与镇宅符有关。这样的话，这三件文书的背面笔迹相同，又都与宅第相关，应该同属于某部镇宅法的部分，可归入堪舆类文书。

大谷3277V仅存四字“根神姓刘”，大谷5447V存两符三字，两件笔迹相同。承蒙张新朋教授见告，大谷5071可与大谷5447缀合。经笔者查勘，这三件的正面内容与《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卷一的“结戒场法”类似。据此可复原背面位置关系（图7），内容是：

图7 大谷3277V 5447V 5071V镇宅法

第1行顶部卦象是艮卦，则“根神姓刘”的“根”可能系“艮”之误。第2行残符是离卦，第3行为震卦。单从残存文字看，不好遽断与堪舆有关。不过，符的形制与前述三件镇宅法十分接近，都筑晶子因此以为亦属镇宅法，其说可从。

除以上6片外，都筑晶子认为大谷4013、大谷10501是相宅法，但未说明依据。大谷4013文字为：

大谷10501存两行：

这两片具有辨识度的文字几乎没有。“五鬼”是二十八宿中鬼宿的第五星，是恶煞之一，在发病书、禄命书中常见，用在堪舆文书上则未见。“相形”“酉地”也无法直接与“相宅”联系。所以这两片的性质仍有待考察。

大谷2837的主体内容与葬事相关，文字如下：

此件中“景申”系“丙申”讳改，“月”“日”“地”为武周新字，其抄写年代可能在唐前期。都筑晶子将之与P.2831、P.2550《五姓同用卌五家书》以及P.2534《阴阳书·葬事》比较后，认为所记内容是举行葬礼时，占卜从家到墓地出行的时间、方位吉凶；埋葬时为祛除墓穴秽气而采取的措施等。她拟名为“择日（葬送文书）”。此说并不准确。这件择日法存两日，分别是三月十一日和十七日，十一日的确对应葬事中的“发故”环节，但十七日对应的是“出行”，不属于葬事，故都筑晶子的定名不够全面，应拟名“择吉日法”，属于阴阳书类。

“发故”又称启故、开故，古时行合葬之法，故需发掘旧坟，将后死之人埋入。这个词虽常见于中古具注历日及葬书内，但这个环节具体怎么操作，并无记载。敦煌S.10639AV S.12456C S.12456B《葬录》中有“论开故动尸法五十五”，也只是存篇目而已。到北宋王洙等人编《地理新书》时，才在卷一五“开故祔新法”“改葬开墓法”条下稍备其说，不过重在讲说原理及禁忌，亦不涉操作之法。大谷2837三月十一日这一条记载的恰恰是“发故”的具体做法。先祭祀于旧坟之左脇，然后用钁挖出孔洞，点燃青木香置于孔洞内。青木香又名蜜香，以其香气如蜜得名，有抵御瘴气之功效。大业五年（609），隋炀帝西巡，将入吐谷浑，樊子盖“以彼多鄣气，献青木香以御雾露”。旧坟长期幽闭，积累了秽气，故以青木香祛除，保证人员的安全。等秽气散尽，挖开封土，将新棺放入，亲属哭，整个环节才接近尾声。文中图示正中央是“舍”，应是葬书中所谓“冢茔域图”的地心，此处不可安冢穴。又云“壬地着”，意即冢穴在壬，但图示只是一个简略图，更为具体的可见P.2831 P.2550B《五姓同用卌五家书》中的“甲辰冢图”和“乾冢壬穴”图（图8），二者壬穴位置不同，无法确定大谷2837属于哪种。总体上，大谷2837是阴阳书类的择吉文献，“三月十一日”这一条所记与堪舆有关，填补了之前学界对唐代葬事中“发故”具体操作的空白认知，弥足珍贵。

图8 甲辰冢图（左）和乾冢壬穴（右），关长龙绘制

德国国家图书馆藏Ch.1282（T II 1768）也是葬书。这是1905年以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1860-1930）担任队长的德国第二次吐鲁番考察队在吐峪沟（Toyok）发掘所得，内容为：

《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据第2行“此日葬者大吉”，拟名“葬书”，可从。再审图版，第1行可补全为“子封公

”；第3行“贵”后可断开。S.3877《葬经（岗原吉凶图解）》中记葬某地“出二千石 令长”、“出九卿、相”、“出方伯”等。P.3647《葬经》有载：“葬得大德下，大富贵，出二千石，大吉利。”“葬得煞下，数逢官事，王子不孝；九年后出刺使，小吉。”上图017b《卜葬书》云：“右此日宜用巳后午前，合南方或北方，合有赤云、黑云来临圹上，或有飞鸟并刑人持文书，或有人驱黑牛，见后出三公、封刺史，大吉利。”均可与此件对照。惟此件既云“此日葬者大吉”，上下文分述“子封公侯刺使”“子二千石”，按文例这些事项与具体择日应是一一对应。与此最为接近者是P.2534《阴阳书·葬事》，该件“秋择日”“冬择日”部分叙干支日葬埋之吉凶，多与建除十二辰、五姓搭配，如十月“丙寅日，火平，地下丙戌，此日殡埋、启殡、斩草吉”，十二月“丙寅日，火除，地下丙申日金鸡鸣，玉狗吠，此日殡埋，神灵安宁，子孙吉；启殡、斩草吉。商、羽二姓用之凶”等等，但Ch.1282具体到后世子孙应得职官等级，这在敦煌所出葬书及相关文献中则未见。

三、其他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堪舆观念

吐鲁番所出堪舆文书的大致样貌已如上述。还有一些虽不属于堪舆文书，但能够反映唐代汉地的堪舆观念，显示出其在吐鲁番地区流传的广度。

第一类是道经。德国第二次吐鲁番考察队在吐峪沟曾发掘获得一件道经残片，编号为Ch.1002r（T II T 1005），现藏德国国家图书馆。这件残片的一面为《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另一面为失名道书，內容如下：

据刘屹的研究，此件的年代在高昌回鹘时期，残存内容是天尊警告宅土诸神需配合人间的修造、安宅活动，中间的符咒为“太上三□咒鬼”；这里的“天尊”可能是元始天尊的简称，但他已经丢弃了原有的经教本色，改而号令一些中国本土传统信仰中的神灵，大讲符咒法术，沦为一个为俗人厌劾神鬼的角色了。刘屹是从中古经教道教沉沦的角度来理解这件道经，笔者则以为，符咒色彩的强烈恰恰表明堪舆观念已经深深浸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以致于道教信徒在造作此经时也必须吸收这种观念，如宅内诸神的存在、镇宅符的使用等等。其实早期道经中已有这样的迹象。《太上洞渊神咒经》卷七《斩鬼品》中就描述了很多宅神与鬼军斗争的场景，余欣以此来论证道经盛行对敦煌民众的崇拜对象产生的潜在影响。吐鲁番出土的道经中也有《太上洞渊神咒经》，共4片，存卷三、卷六的内容，其中LM20-1470-22-01 LM20-1497-06-03 Ot.8104r为卷六，23行，讲述鬼王率领鬼兵入宅*人。虽然尚未发现卷七的残片，但既然有卷三、卷六存世，说明此经曾经在吐鲁番地区传播过，理论上必定也会有卷七，则宅神等堪舆观念自然也会通过道经的传播对民众产生影响。

第二类是佛经，最为直接的是《佛说安宅神咒经》。余欣曾以敦煌所出《安宅神咒经》为例来说明作为镇宅术之一的“诵经法”，他同时也提到了德藏Ch.3009（T Ⅲ1120）正背面抄写的《安宅神咒经》，其文字几乎全与《大正藏》本相同，而与敦煌本有很大差异。吐鲁番出土的《安宅神咒经》有十多片，集中在德藏和旅博藏品中。其中旅博馆藏4片，分别是：LM20-1458-16-21 LM20-1458-20-15：

LM20-1458-24-19：

LM20-1461-08-12：

后两件属同一写本，但不能直接缀合，中间有约一行的空缺。以上4片的文字均见于《大正藏》本《佛说安宅神咒经》（斜体为旅博藏品文字）：“敕诸守宅诸神及四时禁忌，常来营卫，使日夜安吉，灾祸消灭。佛言：善哉善哉！当如汝说，吾自知时。尔时世尊，明旦敕诸弟子，可各整衣服，当入聚落，各持应器，往至长者子舍，饭食既毕，敷转轮座，为诸长者说微妙法，令离怖畏，身心悦乐。……我今持诸佛神力、菩萨威光、般若波罗蜜力，敕宅前宅后、宅左宅右、宅中守神、神子神母、伏龙腾蛇、六甲禁忌、十二时神、飞尸邪忤、魍魉鬼神，因托形声，寄名府（附）著。自今已后，不得妄娆我弟子等。神子神母、宅中诸神、邪魅蛊道、魍魉弊魔，各安所在，不得妄相侵陵，为作衰恼，令某甲等惊动怖畏。当如我教，若不顺我语，令汝等头破作七分，如多罗树枝。尔时世尊而说咒曰：南无佛陀四野，南无达摩四野，南无僧伽四野。今为弟子某甲承佛威力而说神咒……”余欣认为这段文字中的神祇全源自中国本土信仰体系，是从道教吸收的，可谓的论。他当时只找到了Ch.3009（T Ⅲ1120）这一件，所以结论比较谨慎，认为敦煌本和吐鲁番本的差异虽具有地域性特征，但“未必敦煌流行的就是甲本，吐鲁番流行的就是乙本”。现在有了旅博藏本，两地传本间泾渭分明的态势更加明朗。至于为何会产生这种传播态势，敦煌本为何最后消亡没能进入藏经体系，这还有待更多的材料才能作出解释。另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吐鲁番文书中回鹘文《安宅神咒经》的数量远超汉文。《安宅神咒经》为汉地疑伪经，且专门用于安宅之用，它被译成回鹘文并流行，这说明九世纪后半叶以后，汉地的安宅等堪舆观念已经被回鹘人所接受。

第三类是世俗文献中的入宅文、买地契。大谷5442，正面为佛教咒语，背面文曰：

都筑晶子拟名“地相占（相宅）”，以之为宅经，似有不妥。此件中出现四神之一的白虎，又有“鲁斑”、“卜宅”等字，确与宅第相关，但具体至“鲁斑充匠，截割”这样修造活动的在宅经中实未见。最关键的是第4行“各各寿命延长”一句，这明显是愿文的常用句式。我们可以比较下S.5637《亡考妣文范本等》中的“入宅”：“其宅乃阴阳会合，龟兆相扶；八卦吉祥，五行通利；四方平正，八表堪居。离、坎分南北之堂，震、兑置东西之室。左青右白，妙惬乾坤；前朱后玄，雅合阴阳之道。加以卜兆清居，选祈福地。……惟愿金龙绕宅，玉凤衔珠；地涌珊瑚，天垂玛瑙。四王持剑，斩斫魔军；八部冥加，殄除鬼魅。人增寿命，各保长年；忧患消沉，庆流后胤。”可以看到，除了“鲁斑”外，大谷5442的其他元素在S.5637中均可找到，故此件更大可能是“入宅文”，是宅第兴建好后乔迁新居的一个设斋启愿的仪式，有关该仪式的探讨，余欣已有专门研究，兹不赘述。

与堪舆相关者还有阴宅买地契，吐鲁番文书中有两件。一件是乌尔塘1号墓所出“唐至德二载张公买阴宅地契”：

另一件是阿斯塔那506号墓所出“张无价买阴宅地契”：

阴宅买地券是中国古代葬仪中的重要环节，《重校正地理新书》卷一四“斩草忌龙虎符入墓年月”条引《鬼律》云：“葬不斩草，买地不立券者，名曰盗葬，大凶。”鲁西奇将中国古代葬仪分为卜葬、下葬和谢墓三个环节：卜葬包括择期和相墓；下葬包括立明堂、斩草、营墓、葬埋、镇墓等步骤，其中最重要的是斩草，“而斩草仪式中使用的最重要的文本，就是买地券”。“张公买阴宅地契”相对简单，全部是围绕买阴宅展开，不管是地主（五土将军）还是花费全部是虚指。“张无价买阴宅地契”的文辞与《重校正地理新书》卷一四“论斩草忌龙虎符入墓年月”所收买地券文样基本相同，提示了之前已经完成择期、相墓的步骤（龟筮协从，相地袭吉），虽然墓地四至、花费、神煞等亦是虚指，但葬地的位置（州城前庭县界西北角之原）却是真实存在的，说明墓地实指的重要性在唐中后期得到了提升。这种格式化的阴契的使用，是汉地堪舆观念流传的最直接体现。

四、结 语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汉文化的西渐”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具体到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多年来，学者们已经从众多方面阐述并论证中原文化在西域地区的流行及其影响，集中于中原的典章制度、汉文典籍、汉化佛教、道观体系、习字等，不断拓展并推进了相关领域的讨论。本文则关注占卜文献的流传与使用，梳理了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堪舆类文书。相较于敦煌堪舆文书，吐鲁番的文书基本来自于墓葬、城址寺院遗址等，更加破碎，因此残留的信息极为有限，我们只能得出一些大体性的认识。首先，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堪舆文书的数量和种类远远少于敦煌，我们看不到相对完整的宅经、葬书类文献。尽管如此，唐代汉地堪舆文献在吐鲁番地区得到了传抄和使用，这是不争的事实。其次，吐鲁番出土的堪舆文书虽然不多，但可与敦煌堪舆文书互补，如葬书中择日与具体事项的对应、“发故”的具体操作等，均是敦煌文书中所未见的，丰富了唐代堪舆文献的内容。再次，唐代西州道教主要借助于官方力量而得以流行，以往认为其活动的最晚时间在大历四年（769），德藏Ch.1002r失名道书则显示，在高昌回鹘时期，当地仍有道教活动，只不过已经不是原来的经教道教的模式，而是符咒道教，吸收了汉地本土传统神灵观念以及堪舆思想。最后，《安宅神咒经》之类疑伪经被译成回鹘文，这表明九世纪下半叶的吐鲁番地区，汉地的堪舆观念仍在传播，其受众已经超出了汉民的范围，更加广泛了。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作者：游自勇

来源：“首师大中国史学科”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敦煌研究》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