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辛神

年前一个平常的工作日，在闵大荒那三点成三角的校园内行走时，抬头忽见同事钟锦兄，只听他劈头一句：啥时候回舟山啊？还在我尚有些茫然以对之时，钟兄就带着未消的兴奋劲儿捣鼓说：过两天我也去舟山，我把辛德勇给弄到普陀去了！向我报告完在舟的大致安排后，就问我：您老有兴趣一起来吧？！

忘记从何时开始接触到辛德勇教授（以下从俗称辛神）的文字，无论如何，从时序上说应该是要晚于我之得悉其业师黄永年先生——例如我手里有华师大出版社九歌文丛中那册黄先生的集子，不管这是否我所有的第一个黄集，但在此之前我应该还不知辛神为何人也。而推想起来，我之开始“熟识”这对师徒，其原因和触媒则是大致相同的：访书和访*！世上大概也难得有这样的师徒：学生热衷于书写自己的老师，而老师也热衷于书写自己的学生——当然是在老师尚在世的情况下！不管怎样，虽然我并非史学工作者，却一直颇喜购藏永年先生的著述，而近年则转为热心于辛神那层出不穷如井喷状的论著了。

回到舟山“静养”两三天后的一个下午，钟兄就信息我次日上午辛神将在普陀山佛学院演讲，约我前去一同聆听。其中有“默会”而无须言明的一桩，乃是当晚我就开始设法检出寒斋所藏各类辛著，除了散布在“书库”和闵行公寓者，基本都从散乱的书架上寻出了。最后翻出的是《蒐*》和当年曾给我甚深印象的浙大社所出《那些书和那些人》。最终我就是带上了这两种关于书的书以及另两种与书有关的书《读书与藏书之间》和《中国印刷史研究》，次日一早就向朱家尖佛学院进发。而因为出发前刷圈见到辛神在个人公号中又推送了一首定庵诗，于是“临机一动”又带上了已随我三十五年的己亥杂诗刘逸生注本。

辛神的报告是关于佛经传播与雕板印刷术兴起之关联。我于此是十足外行，报告中让人起兴味的，一是提到《后汉书》所载张俭的通缉告令，让我想起日前念到陈尚君谈《唐烜日记》的小文中提及谭嗣同的绝笔诗乃是通过唐烜的抄录而流传下来的；二是辛神在演讲中批评一位研究印刷史的同行时言辞之“犀利”让我好好体会了一把北方人之“耿直”——这种“耿直”最近又体现在他对黄裳的批评中。在我而言，这种基于“事实”或“专业”层面的批评，只要不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那么即使批评者稍加“渲染”，甚或反复给予“特写”，也无可厚非，至少要比前些年那些基于所谓“趣味”对黄裳先生的批评，更不要说诛心之论，来得更为持平，也更容易让人接受。

讲听报告完毕，中午一起茹素时，蒙钟兄雅意，把与辛神“亲密接触”的机会让给我，让我有一番与辛神相对轻松的闲谈——例如在席间我就表达了自己阅读《那些书和那些人》的感受，尤其认为辛神写人的文字中，那篇《索介然先生的书房与书》是最有感染力的。其实此集中写人的文字皆颇有可圈点处，例如那篇追念杨成凯先生的《一起买古书的老杨》，其情志与情致不免让人想起扬之水的名文《应折柳条过千尺：送别杨成凯》，只不过一为水何澹澹，山岛竦峙，一为百转千回，欲语又止，即所谓“客中送客”者是也。平情而论，辛神写人的文字之所以于我更有亲切感，外在的原因当然是他写的那些书已远在我的识见范围之外，而内在的原因则是辛神写人文字之裁断和笔法似乎在在示范了“知人论世”的古训，从而更容易引起我的共鸣。根据陈昭瑛教授《孟子“知人论世”说与经典诠释问题》一文，孟子的“知人论世”说乃直承孔子有关“知言”“知人”及论“文”与“友”之关系等言论，是以，“从孔子到孟子，朋友之义皆在于‘信’。‘知人论世’章原是论交友的，因此在‘信’之外，赋予朋友一种‘相知’之义”。在引用了《文心雕龙·知音》开篇“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一语后，昭瑛教授得出结论：“要把一种克服时空距离的、设身处地的、投入感情的理解之精义挖掘出来并加以命名，‘友’或者至高绝妙的‘知音’一词的确是最恰当不过的隐喻”。准此以谈，辛神写人的文字，无论是写像杨向奎、李学勤这样的“大人物”的，还是写索介然以至于像梁永进和陈进这样的“小人物”（后两位系书商）的，都是以广义的“交友”立论，而朋友之伦中的“信”及其所衍生的“相知”则既是具体的，又是普遍的，皆有其超越的蕴含，而唯凭此超越的蕴合，方可以与语“尚友古人”和“知人论世”。

时间来到了签名环节，虽然午餐时已经与辛神几乎“零距离”，但是那种初见即唐突于人的感觉还是让我有些忐忑，许是看出了我的身体反应，辛神“宽慰”我说：应先生您坐下来，您老在那儿晃，我没法儿写好字儿啊！等他在我带去的四种辛著上签完大名——也顺带着写上了在下的小名——我终于“鼓起勇气”从书包里掏出《龚自珍己亥杂诗注》，说自己还有个“不情之请”，想请他在我这册珍藏三十五年的龚诗上为我题写他当日在个人公号上发布的那首龚诗，还说此小册乃是一九八四年我在长春上大学时从一次特价书市所得。我的话音刚落，钟兄就嚷嚷了起来：您这是在学我啊！——原来钟兄前两天刚请辛神在一册影印宋本陶诗上题写了那首有名的龚诗：“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我的反应也不慢：我就是也要享受一把你的待遇啊！辛神倒是很大度，一边说一看你就是个爱书的人，一边小心地接过我递过去的“旧藏”，发现纸张已然脆化，边角已经开始剥落，如生硬翻动，定会脆裂，于是对我说，只能题写在后面，并吩咐让一位陪侍在侧的浙大古籍所的研究生托住封底，在几乎悬腕的状态下题写了那首龚诗：“阻风无酒倍销魂，况是残秋岸柳髡？赖有阿咸情话好，一帆冷雨过娄门。”

与辛神的闲聊话题散漫，从龚诗的“品位”问题到他在社科院历史所的旧事，当然还有他在北大的同事，例如我提到罗新教授，除了从辛神那里听到一番关于治史方法论的议论，还从聊天中得知原来罗新乃是中文系出身，无怪乎我“调侃”罗新走了一趟路就写了一本书（《从大都到上都》）时，辛神也“调侃”：人家文笔好！话锋一转，辛神又有点儿“严肃”地说：罗新是个有趣的人，三观正！这种措辞方式倒是让我小开了眼界。辛神可谓亦庄亦谐之典范，话题偶然涉及容庚和傅斯年对伪北大师生的“清算”时，只听他有些儿“愤激”地说，国府都迁都了，都要亡国了，学生读个书还有错了？可能是此类话题过于沉重，同样用龚诗句，可谓“谁分苍凉归棹后，万千哀乐集今朝”，我就把话题转向轻松些的方面，我提到定海双桥乃晚清大儒黄式三和黄以周故里，虽然以周终老于宁波。辛神听了我的话，露出又善意又诡谲的笑容：对这些和别的一些都没什么兴趣，如果哪里有上好的宋版书，倒无妨去瞧瞧！闻听这番略有调侃意味的“黑话”，我倒是没有红起脸来，而是眼前浮现出了黄、辛师徒笔下在旧书肆“抢书”而红起脸来的雅事。

因为一起聊天，钟兄推迟了他返沪的行程，最后是和我一起向辛神告别，离开佛学院的。待我们快要上车时，辛神终于露出了他那善于摆拍的飒爽的侠姿，矫健有力地和我们握手道别。送我们的车先到了普陀车站，钟兄就要从这里乘大巴回沪，看着他大包小包的样子，我纳闷他出趟短途差却带这么多行李，他回过头，对我露出既专业又粉丝的可爱笑容，“吐槽”道：“和您一样，包里都是朋友托我让辛神签名的书！”（应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