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文中所列符瑞，名目繁杂，其规模蔚为大观，而且可信度较高。但是较为粗略，仅有品种、数量，而且排列凌乱，如流水账，或是草率成文，无条理可言，缺乏时间、地点、单类数量等具体细节。
获得信息依然有限，仅凭借这些零散、孤立的记录，我们还不能全面分析孙吴符瑞的种类特征和时空分布特点。
因此，在有效利用珍贵的一手资料前提下，内容充实的二手资料也不能忽视，王静安先生的“双重证据法”为我们提供了明确的指导。
碑刻所记虽然珍贵难得，但零散、粗略、不成体系，传世文献虽有选择性并且真伪并存，但详尽而完整，所以本章将结合碑刻与典籍的记录，相互参证、比照。
除对符瑞进行归类，还对其特征进行全面分析，将从时间、空间的维度立体考察孙吴符瑞的特色，这样方可对孙吴符瑞有清晰的认识和理解。
孙吴符瑞的分类
粗略来看，碑文的分类似乎凌乱，前有麟凤龟龙，后又将白虎与鸾凤合并一类，嘉禾与甘露并称，可谓混乱。而且往往是数类符瑞合计，单种数量不易找到，许多记载比较含混，为进一步分析带来不少困难。
然而其自身亦有依据可循，大致依据祥瑞重要性排列，再由天至人，由远及近，蕴含着从神圣到普通的内在理路。
因在东汉时，人们对于符瑞已经有大致分类，《论衡》明确提及“大瑞”、“小瑞”。孙吴末年，吴兴郡长呈报石文为“大瑞”，再如天纪年间，已有“东观案图。”
可见当时已摆脱经验性的直观判断，有较为固定和客观的图录可依。 陈槃先生曾将符应事物分为九类，分别是：“感生瑞、天瑞、地瑞、动物瑞、植物瑞、矿物瑞、器物瑞、神仙瑞、文字瑞。”
比照国山碑内容，大致可以对应。从“日月抱戴”至“显著牛斗者”可归为天瑞，其数有三十。“麟凤龟龙”至“白鲤腾船者”应归为动物瑞，其数一百六十五。
“灵絮神蚕”至“殊干连理”为一类，但植物瑞嘉禾、木连理与地瑞甘露等杂合，还有“灵絮神蚕”不知如何归属。
根据 “弥被原野”推断，无论是嘉禾、甘露、连理，还是神蚕、灵絮都可视为地所出产，所以碑文将它们并列言称，因此沿用其分类，可将其总归为地瑞，其数七百五十一。
“明月火珠”至“水青瑴璧”应是矿物类，但是大贝、馀蚳、馀泉、大宝等不尽是矿产所出，这里用宝玉称呼似乎更为合适，所以更为宝玉瑞，其数一百四十九。
“玉燕”至“神鬲”、“玉人”至“清洁光朖者”、“金册青玉符者”等都可归为器物瑞，其数九十三。“石室山”至“玉版纪德者”至“发事兴运会者”，这两部分内容较为庞杂，不符合上列的九类标准。
按照陈槃先生的分类，“发事兴运会者”部分可归为文字瑞，但是前所言“神翁神僮，灵母神女，告征表祥者”和“天子出东门鄂者”又不类文字瑞，其中又有“应谶合谣者”之类。
这两部分包含的内容多样，既有谶纬图书的文字瑞，又有类似谶言的其他预言，可能还未形成文字，可视为准文字瑞，又有谣言、推占、巫言等，这些虽与谶言接近，但是也有很大的区别。
如果都用文字瑞归纳，则显得过于狭隘，结合碑文中前后罗列的部分，可将这两部分归为谶谣瑞，视为杂糅之余，其数有七十五。文献中的符瑞大致有感生瑞、地瑞、动物瑞、器物瑞、谶谣瑞等五类。
孙坚、孙策、孙权、孙和等都有感生瑞，黄龙、青龙、白龙、赤乌等为动物瑞，其数二十四。
甘露、嘉禾、木连理、野稻、野蚕等仍按照碑文分类，统分类为地瑞，其数十五。宝鼎、银册、石函为器物瑞，其数七。湖泽开通、石室、石文、神人授书等为谶谣瑞，其数六。凡五类，三十一种，总数五十六。
从史籍和碑文可知，孙吴的符瑞规模超乎想象，而且频率惊人，不到六十年的时间内，却有上千次祥瑞发生，其数量、种类、频度都令人瞠目结舌。
以至于后人感慨道：“东家矉效东吴子，胪列凤麟同犬豚。”[1]就具体时间段来看，孙吴的四位统治者在位期间都有不少符瑞发生，但主要集中在前后两个时期，即孙权和孙皓时。
就数量而言，因为孙权和孙皓在位时间较长，所以符瑞也比较多，种类丰富。因此孙吴符瑞数量众多、种类繁盛、发生频率高的特征不再详细说明，仅就其种类特征和地域分特征作出探讨。
种类特征
碑刻有六类，文献五类，其中地瑞、动物瑞、器物瑞、谶谣瑞为两者共有，碑刻比文献多出天瑞和宝玉瑞两类，文献则增加感生瑞一类，这体现了两者记录内容的偏重。
就各类符瑞的比例来看，两者相差不大，地瑞和动物瑞都占据绝对比例，分别为百分之七十三、百分之七十九，器物瑞次之，谶谣瑞又次之，感生瑞和天瑞比例最小。
就数量而言，碑刻中有瑞物八十种，总数一千二百六十三，文献中所记凡三十一种，总数五十六，种类相差近两倍，数量更是相差二十多倍，由此可知文献中留存的符瑞仅是历史中的极小部分，当时孙吴的符瑞数量和种类都极其丰富。
就符瑞内容来说，有形实物占了绝对比例，无形类如瑞气、天子气、星象等鲜见记录。
既有传说中的龙、凤、麒麟、灵龟等神兽，更有神人之属，也有看似普通的白鸠、赤乌、木连理、甘露等寻常之物，还有许多人造之物，如宝鼎、石函、银册等。
地瑞
首先，在文献和碑文中，植物瑞是孙吴最重要的符瑞之一，占有相当的比例。据碑文所记，“殊干连理”就有六百八十三，比其他所有符瑞的总和还多，其比例达到百分之五十四。
在史籍中，植物瑞也是重要的角色，有嘉禾、野草化稻、野稻自生、木连理、鬼目菜、买菜等六种，占总类别的百分之二十，其数量共七，占总数的百分之十三左右，其数量和比例虽不及碑刻所记，但它也是种类较为丰富的符瑞之一。
再者，地瑞中的甘露也值得注意，这是三国时期符瑞种类变化的重要方面之一。
《汉书》、《后汉书》和《宋书·符瑞志》中有明文可查的西汉甘露记载有五次，东汉九次，至三国时，甘露发生则更为普遍。
魏文帝初，“郡国三十七言甘露降”，《三国志》中具体的记载有三次，魏少帝两次，魏元帝一次。孙吴的具体记录有六次，孙权五次，孙皓一次。
相比两汉，三国时期的甘露符瑞发生次数和频率都有很大提升，两汉四百余年中，明文记有十四次，而曹魏和孙吴两国在不到六十年中就有九次，若加上魏文帝初期的三十七次，共有四十六次，其结果不言自明。
由曹魏初期的甘露次数推断，孙吴的发生次数至少与曹魏相当。因为从两国的重视程度来看，两者都曾为甘露降临而大赦、改元，态度和方式相类，或许发生数量也相差无几。若从地理和自然条件来看，孙吴所处地域更易催生甘露。
所谓甘露或神露大多是普通露水而已，《白虎通》曰：“甘露者，美露也。”《辞海》解释道：“甜美的露水。”在自然条件上，江南水汽充沛、草木茂盛、无霜期长，所以发生露水的可能性更大。
另外，在大致相同时间内，孙吴有六次，曹魏三次，以此为样本，孙吴发生次数可能远超曹魏。
动物瑞
首先，动物瑞中四灵类仍占有重要地位。所谓“四灵”就是麟、凤、龟、龙之属，这些是两汉时期最主要的瑞应种类，史书中所记连篇累牍。
赵翼曾论及“两汉多凤凰”，以宣、章二帝为著，几乎无岁不有之，甚至一岁数见，元和二年诏曰：“乃者凤凰、黄龙、鸾鸟比集七郡，或一郡再见。”
不仅凤凰，黄龙、白虎、麒麟等也不少。三国时期的四灵类符瑞仍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就数量而言，碑刻中称：“麟凤龟龙，衔图负书三十有九、青猊白虎，丹鸾彩凤□二十有二、赤乌赤雀二十有四，”其数八十五，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七。
文献中的四灵类瑞应有黄龙、白龙、青龙、凤凰、灵龟、麒麟、白虎、赤乌、赤雀，其数二十二，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九点二八。
文献中四灵类瑞物的数量和比例都更明显，占到四成左右，碑刻中的比例虽然不及文献，但是排列位置十分靠前，由此可见四灵类瑞物在三国时的地位，在政事方面的象征价值仍然巨大，这一点不容忽视。
其次，鸟类符瑞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种类。碑刻中单列鸟类有：白雉、白乌、白鹊、白鸠、赤乌、赤雀、白雀、白燕、凤、丹鸾、彩凤等，凡十一种，不计“麟凤龟龙，”“丹鸾彩凤”之中合并计数的鸟类，其数七十，其数量与四灵类瑞物的总和相当。
文献中的鸟类有：凤凰、赤乌、白燕、赤雀、白鸠，共五种，其数九，占总数的百分之十六，这清晰地反映了鸟类符瑞在整个孙吴符瑞中的地位。
孙吴统治者多次作为年号使用，如赤乌、神凤、五凤、凤凰等，而且几乎每位统治者都使用过，还专门作有《凤颂》、《赤乌颂》、《白乌颂》等赞扬，这是其他符瑞所没有的待遇。
由此更可见，在孙吴鸟类符瑞的特殊地位，赤乌改元就是例证。两汉以来，符瑞改元已成为一种常态，不需要复杂程序，只要有司建议，几乎都会被采纳。
孙吴此次改元却打破了惯例，按照常理，当时的麒麟成为改元的最佳选择，应时而改，汉宣帝的黄龙、甘露、五凤等年号就是如此，但孙权却舍弃当前的符瑞，而选用一个不清楚时间的赤乌作为年号，其举动令人费解。
此次改元之所以复杂化，与麒麟、赤乌这两种符瑞的涵义有必然的关联，出于各种考量，最终选择了赤乌，这也成为了孙吴内部政事势力较量的一个突破口，还可见孙氏统治者对瑞物的某种偏好。
器物瑞
碑刻中的宝玉类瑞应，如玉燕、玉羊、玉鸠、玉版等与器物类有重合之处，所以两类符瑞可合并而总括为广义的器物瑞。首先，三国时期，器物瑞和宝玉瑞的比例明显上升。
文献中器物类总数有七，占总数的百分之十二点五。碑文中所言器物瑞数量为九十三，并加上“玉版纪德者三”，其总数为九十六，占总数的百分之七点六。
其比例和四灵类瑞应相当，若将宝玉类划入器物瑞的话，其数有二百四十五，占总数的百分之十九点四，更容易看到这种瑞应的比例和演进趋势。
西汉时的器物瑞大约只有文帝得玉杯、武帝得宝鼎、宣帝得鼎等数事。东汉朝廷对于器物瑞也不特别看重，永平六年二月，“王雒山出宝鼎，”明帝诏曰：“陈鼎于庙，以备器用。”
至三国时期，蜀国仅有玉玺一例，魏有玉印两例，而且种类单一，相比两汉没太大变化。孙吴朝廷对此类瑞物极为看重，孙皓时，“所在得大鼎，于是改年，大赦。”
仅宝鼎一类就有四次，碑文中罗列有“宝鼎、神钟、神瓮、夏祝、神鬲三十有六，”其中尚未计入银册、玉板等类似之物。
由此可知，百余年后，世人的器物瑞观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由于重视程度增加，所以数量和品种也急速上升，这也是三国时期符瑞种类的另一个显著变化。
在这个方面，孙吴的符瑞则最为明显地反映出了这一趋势，可做实证分析的样本。
其次，宝玉类种类繁多，据碑文记载有：明月火珠、璧流离、大贝、馀蚳、馀泉、大宝、神璧、水青瑴璧、玉燕、玉羊、玉鸠、玉版、玉人、玉印、玉□、玉琯、玉瑻、玉玦、玉钩、玉称、玉尊、玉碗、玉盘、玉罂等二十四种，其数有二百零五。
其数量远超过传统的四灵类瑞应之和，成为另一重要符瑞类型，它也是种类最为丰富的瑞物之一。
再者，在器物瑞中，玉玺类为时人所重，东汉以来成为新的符瑞风尚。袁术早就对象征天子权威的传国玺垂涎已久，《山阳公载记》曰：“术将僭号，闻坚得传国玺，乃拘坚夫人而夺之。”
刘虞和张鲁都曾遇到类似的符瑞，这般造作的手法并不高明，但是屡试不爽。三国鼎立之时，各国仍然乐此不疲的故伎重演，蜀汉刘备即位时开始了这番表演，太傅许靖在劝进表中也将襄阳所献玉玺神化，以为这是上天授予刘备天子之位的象征，“瑞命符应，非人力所致。”
曹魏也有类似发现，魏明帝太和元年四月，营建宗庙时，掘地得玉玺，其文曰“天子羡思慈亲”。咸熙元年，成都县发现玉璧和玉印，印文有“成信”二字，宣示百官，其重视程度不下于麟凤龟龙等大瑞。
孙吴末期，统治者疯狂迷恋符瑞，更是看重玉玺之类，碑刻将此类列于众符瑞之首，“膺受籙图玉玺，启自神匮，”无不想渲染此类瑞应的神秘感和神圣性，“玉人、玉印，文采明发者八，”可见此类瑞物不少。
孙皓时，吴郡临平湖边得石函，有小石“青白色，长四寸，广二寸余，刻上作皇帝字。”时人以为是天赐之玺，视为神物，于是改年为天玺。不久，鄱阳郡又发现所谓石印，并相传“石印封发，天下当太平”，甚至有石印三郎之神，后来还有人伪作二十字，诈言为印文。
孙皓听闻之后，欣喜异常，不仅遣使封石印三郎为王，还刻石立铭以纪念。天册元年，吴郡掘地得银，其上刻亦有年月字，或许也是此类。
其他
三国时期，石类瑞应显著增多。石类瑞应发源于西汉，魏晋时迅速崛起，并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符瑞类型。
此类符瑞既有自然类现象，如大石自立、石室开通等，这些不过是山崩、地震之属，然而古人却以另样的眼光相看，所以就赋予了其神秘属性。
《成化毗陵志》曾分析过此类瑞应：“陵道之启谓石室开”，“石印封启九州吉，则信历阳使者之谬语。”
其考证虽未必精确，但亦可见它们殊无神奇。它还包含器物类，如石函、石印、石鼎之类，但又有所区别，石类瑞应最主要特征则是都与石头相关，可单列一类讨论。
两汉时，史籍中有明文可考的石类瑞应只有两例。昭帝元凤三年，在泰山莱芜山南“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三石为足。”
其后至东汉末才另有类似事件发生，初平元年，“时襄平延里社生大石，长丈余，下有三小石为之足。”在三国时，它们虽然不属于传统的符瑞种类，但时人十分重视这类符瑞，其数量有跨越性的增长。
曹魏主要有两例，一是青龙年间的张掖石瑞，《魏氏春秋》、《汉晋春秋》、《宋书》等详载其事，二是魏明帝泰山石瑞。孙吴的石类瑞应尤其引人注目，碑文记曰：“石室山、石闿、石印封、启九州吉发显天谶，彰石镜光者一十有一。”
史书所载石函、石印、石文、石室、大石自立等六七事，这些在孙吴末年集中爆发，天玺年间的“历阳石文事件”最为丰富，不仅有神秘印文、石印封发的谣言、巫祝之言，还有所谓石印三郎之神等。
孙吴对此极为重视，遣使以太牢祭山，还封石印三郎为王，当年阳羡石室受到的礼遇更重，不仅大赦改元，还举行封禅仪礼，刻碑记事以彰功德，将孙吴对符瑞的偏执推向顶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