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陷“节后综合征”：我们如何建立与漂泊之地的亲切感？（恋光明）

春节以特有的时间暂停与空间上的返乡联动，流动性的背后实则是对时空停顿感的希冀，而后者将个体对地方的依恋无限放大。故乡意味着熟悉和习惯，在似乎闭上眼都能找到路的街头，习惯本身弱化了过往一年时刻不停的目的意识，它让人暂时逃逸节奏，不再急于奋斗，甚至似乎不再需要作决定，在年少熟悉的环境中疗愈修复，到家时重新插上的充电线意味着假期的开始。而新年假期的结束则从离家前拔充电线的瞬间开始，同样的车站，同样的一批人，不同的只是从假期的归乡人摇身一变，成了去往他乡的异乡客。

地方感的亲切源自日常生活经验的感知，只是不知从何时起，这种再寻常不过的日常似乎只有在一年一度的返乡中才能打捞一二。我们有可能在栖居地恢复对周边的感知吗？当生活其间的街区被重新觉察，这种充电也许就不再是一年一次的“奢侈”。

什么时候你会感觉重新开始了“漂泊”？是推开出租屋门的瞬间，是再次摊开的行李箱，还是落座工位的那一刻？如同真空压缩袋里被猛然拔掉气阀盖的被子一样，一点点充盈到恢复原状，蓬蓬松松的瘫软恰似节后综合征下恍惚的自己。生活的轨迹是一场依恋与自由间的辩证运动，在开放之地人们会格外强烈地怀恋着地方，而在熟悉的地方街角，远处空间的广阔则带着无穷的吸引力。

时空感在一来一往中变得具象，如果用一个动作去形容，也许“伸懒腰”最是符合。人本主义地理学家段义孚（Yi-Fu Tuan）解释说，当我们伸展肢体时，能够同时体会到空间和时间——空间是物质约束下自由的范围，而时间是紧张与放松之间的间隔。空间感源于能够移动，而时间感则是松紧间的呼吸，二者促成了人们对秩序的把握。然而，快速变化的外界时刻冲击着这种秩序，一旦人们觉得失控，就会下意识想要回到理想化且稳定的过去。从这个角度而言，对某地的亲切经验——地方感，是运动中的停顿。

“无地方”的地方：

找得到路，却不知身在何处？

何为“地方”？关于该词的讨论在不同学科领域都各有侧重。纯粹意义上的地方可以近似抽象为地球上的一个点。而地方感（The Sense of Place）则涉及身处其中的个体对定位点的意义投射。在《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中，段义孚将“恋地情结”（Topophilia）引入地方讨论中，并指出地方感所承载的两层含义——地方自身固有的特性和人们对这个地方的依附感。山东大学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博士吕冬青则从历史分期层面提出，在时空尚未脱域的前现代社会中，地点（地方的位置）、场景（地方的景观）与地方感（地方身份与人的自我认同）是三位一体的，均附着于可见的一点上。古罗马人的生活图景也许最能还原这种融合的一体感。

《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作者: ［美］段义孚，译者: 王志标，版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年2月。

也许我们很难想象，为后世留下水渠、地下供暖、混凝土道路等诸多遗产的古罗马可能没有街道地址。戴尔德丽·马斯克（Deirdre Mask）在《地址的故事》中回溯了罗马人是如何找路的。鼎盛时期的罗马，近100万人口居住在市中心两英里以内的区域。而城内几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分区，小巷与街道混杂，住房、商铺、作坊杂乱地挤在一处，街道甚至在很多时候充当着不同家庭的会客厅、厨房和浴室。对大多数居民而言，近乎天价的地图不可想象，即便拿到手里，也可能理解不了。唯一可供使用的，就是“头脑地图”。

《地址的故事》，作者: [美]戴尔德丽·马斯克，译者: 徐萍 / 谭新木，版本: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22年1月。

尽管罗马在历史上发生过巨大变化，但其道路、地标、城墙和广场等都维持着相对的稳定性。在“图像鲜明”的罗马城生活，周遭的一切时刻刺激着感官。除了目之所及，为了找路，甚至可以跟着鼻子和耳朵走。滚烫的面包、燃烧的熏香、火炉上的烤肉，刚涂上油的身体的气味都是独特的标识。街边小贩的叫卖、铁匠打铁的叮当声，远处房屋里突然爆出的拔取腋毛时顾客的尖叫声不绝于耳。作者在书中收集了这样一张“多感官地图”：

“炎热的夏日午后，游戏的声音（说话的声音、掷骰子的声音、移动柜台的声音）、克洛卡·马克西玛下水道的恶臭味、汗水的盐味和昆虫的嗡嗡声，让一位漫游者在茱莉亚大教堂的一角拐进了维卡斯托斯库斯，找到了自己的目标。”

依靠头脑地图找路的罗马人，在寻路过程中他们的大脑是否会比我们使用得更多？神经科学家埃莉诺·马奎尔（Eleanor Maguire）发现，记忆城市复杂道路体系的出租车司机脑中的海马体会产生更多灰质，而在使用GPS的一代人中，情况则相反。这一发现起码说明了在听从语音导航的寻路者脑中，部分神经元是未被激活的。倘若海马体只负责导航，那么将其任务移交中介化的技术载体似乎是对人的解放。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支撑，海马体与记忆有关。

电影《绝美之城》中的罗马。

不难发现，头脑地图是个体对所在地方生命体验的整理。而在纯粹跟随导航的过程中，主动的体验获取被目的地的迫近要求取代，源于直接经验的瞬间的亲切感也在这轮替换中消耗殆尽。手握导航，仿佛可以在任何陌生的位置找到通往目的地的最近通路，然而即便是重复走过数遍的路线，却依然可能在脑海中串联不起一张完整的地图。可是，当回想起儿时从家到学校的那条路，闭上眼，不只是路旁的每一家小店，甚至转角长椅的摆向似乎都历历在目，模糊掉的究竟是地图还是日常经验的感知？如果说一时找不到路却能清晰地知道自己当前的位置，是家乡场景下的日常叙事，那么，找得到每一条路，却说不清楚当下身在何处，表达的则是他乡街角的吊诡转换。值得注意的是，对当前位置的模糊感与“我在哪里”、“我是谁”的身份失焦是密不可分的。

纸质地图通过标记再现空间，空间维度的变迁压缩于方寸之间。电子地图更是以真实、立体的拟像再现将这一压缩体验提到了另一种极限。VR、AR技术的加持则让使用者能够足不出户便获得身临其境之感。空间成了随时能够呈现的客体，地图上的标记似乎在召唤着跨越地理的变现体验。在导航的指引下，城市生活者正在驶入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预言的“流动空间”——汇成信息流的实时定位不断更新，一个又一个地方次第呈现，又在一次又一次刷新中不断改变。正如西南大学传播学硕士金钰婷在对24名电子地图使用者进行深度访谈中，频繁听到的那一句“我一直在走”，甚而有受访者称，电子地图的出现让“分清东西南北”本身变得不再重要。作为时空中的停顿的地方感即生即灭。

除了空间的流动与否，地方经验也受时间感知的影响。故乡的地方感始于童年。段义孚认为，当把时间通道与地方经验联系在一起，纵向的生命周期成为坐标。对儿童而言，时间是不会“流动”的凝固，他们仿若站在时间外面，始终稚嫩；而对成年人，时间在前，不由分说地拉着他们飞奔。相较成年人，儿童对地方的经验更为感性，未经中介的直接，这也是成年人不断怀恋却无法再回到过去的原因。

“上帝视角”的幻觉：

体验很丰富，经验很贫乏

作为一种外化的空间感知方式，电子地图将庞杂的空间转为海量信息收入库存，以供使用者随时调取。俯瞰式浏览与实景导航的互相切换，既提供了一种对陌生空间的掌控感，也弱化了真实地理间的区隔，如一扇“任意门”让随时随地进入另一个空间成为可能。因而个体对电子地图的依赖，不仅仅在于其便捷，也与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权力幻觉式安慰有关。

但我们是否留意过，电子地图的标记让何种信息变得即时可见，又让哪些信息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

随手打开一个地图App，不难发现，其早已与各种小程序串联，且每一个可点开的标记点都有图文信息的交叉呈现。除显示位置相关信息外，住宅区同时提供房价参考、在租房源和在售房源，写字楼会在显眼处标识通勤租房的找房链接，而餐馆、影院等则直接与大众点评嵌套，从评分到推荐菜品、上映剧目，再到精选评论一应俱全。当关于其的想象在对比中被多次激发，只等某个周末去复制体验。如果连跟着导航走都觉得费时费力，叫车选项就在手指划动之间。

创意图片：新京报记者王远征

与其说电子地图是真实场景的再现，不如说更像是消费空间的再生。在《从空间表征到文化实践》一文中，西安外国语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杨致远在反思电子地图时提到，电子地图快速流动的海量信息和多样的空间呈现方式有助于引发频繁的消费行为，更倾向于将个体塑造成一个消费主体而非生产性主体。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后现代语境下个体不断变化的焦虑情绪。“在电子地图持续流动的空间图像中，主体关于空间的想象和消费*相互激发，不断生成，个体成了在短暂、破碎体验与渴望永恒、完整之间、在自恋与自卑之间不断摆荡的焦虑型主体”。

在频繁的消费行为背后，每次体验都被接踵而来的下一次体验覆盖，孤立的行为无法整合成意义连贯的叙事，以至于几周后甚至不记得不久前曾去过哪里，只能依靠不间断的下一个刺激维持积极状态。我们被告知“好的生活就是丰富的生活”，然而体验清单的增长速度远超个体精力允许下体验行为的叠加速度。当宽度成为目标时，越是行动反而越是感受到行动的无力，在筋疲力尽时只能叹一句“人生苦短”。我们似乎成了罗萨（Hartmut Rosa）笔下的那只“滚轮中不停奔跑的仓鼠”，在日益强烈的渴望中倍感挫折。事实上，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一个世纪前就区分了体验（Erlebnisse）与经验(Erfahrungen)，前者是片段的，而后者才会与我们的认同和生命历程相连，从而烙印于心。他预言，“我们可能到了一个体验很丰富，但经验很贫乏的时代”。

《爱情神话》中的上海。

过度饱和中，尝试重建共鸣

相较而言，古罗马城尽管街道混杂，但罗马人生活于面对面社群中，日常活动所接触到的人实则有限，至于在不同城镇间流动穿行，几乎是相当困难的。而如今，跨省流动司空见惯，即便疫情下的社会曾一度被按下暂停键，但互联网生存下的赛博人似乎一刻也未曾与外部世界断联。

电影《绝美之城》中的罗马。

美国心理学家肯尼斯·格尔根(Kenneth Gergen)认为晚期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实则处于“过度饱和”。在不断地迁居中，与栖居地建立连接太耗费时间，一旦因为种种原因换到新的环境，又不得不重新适应。在快速相遇、快速分开的节奏中，对周边街区的感知也逐渐磨钝。在罗萨看来，当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共鸣安静下来的时候，自我内部的异化就开始轰响，这种异化表现为人们时而陷入对“所做之事（即便是自愿做的事）似乎并不是真正想做的事”的怀疑中。

《午夜巴黎》中的巴黎。

上述怀疑折射出个体内在的深层扭曲，产生的直观感受就是外部世界似乎处于一种加速前进的节奏中，个体却始终像是在惯性作用下被既有习惯节奏所驱使。当内外的两种节奏无法同频，眩晕与不适感就会油然而生。浸润在不断迭代的电子产品广告中、穿梭于飞驰列车连接的两地间，追赶着似乎总是差半个身位的潮流，为了适应速度，个体被迫加入了这场竞速，让自己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在时空停顿的地方感中，熟悉的节奏被猛然唤醒。

那么，过度饱和中，个体如何克服这种不适？罗萨开出的药方是重建“共鸣”（Resonanz）。如果说不适的来源是与周遭关系的断裂，那么最直接的办法似乎是让“无关系的关系”重建联系，也就是在自身的生存节奏与快速变化的外部节奏间寻找平衡，让生活尽量以一条近乎清晰的“共鸣轴”为中心波动。这似乎与当下职场人苦心追求的“Work-Life Balance”呼应，然而正如走钢丝，其间平衡的把控非一日之功。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种“共鸣”更像是回天乏术的挽歌，眩晕与不适似乎只是因为个体的不适应，一旦重建“共鸣”便不会再有抱怨。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蓝江认为这恰是罗萨的悲剧，他在选择回到批判理论的同时，却最终在共鸣的结论之上与初衷背离。

段义孚调侃说，我们之所以注意到某种现实是因为它是那种我们能够表明或讲述的现实，我们逐渐相信我们所能讲述的就是全部知道的，实则，我们知道的远远超出了我们能够讲述的。他将海伦·桑梅尔对故乡的记忆收入书中：

“你经过医生的诊所，就到了你自己住的那条街道的拐角处，然后你折向西边，看到了落日余晖下连成了拱形的树木。也许，你没有多想就朝它们走了过去，愉快地发现自己已经在家附近了。也许，如果天空是灰色的，如果这时是冬天，那么人行道会有道道煤烟的污迹，黑色的雪块填满了排水沟，你甚至会评论小镇有多么丑陋、多么单调、多么沉闷。
如果天空是干净的，那么你几乎肯定会停在门口，一只手搭在门闩上，去搜寻西方的第一颗星，想要逃避，想要一个遥远且光明的未来——就在那一刹那，你会注意到在你手下的门闩，并会恢复关于它感觉如何的记忆。”

还记得诺兰在《信条》中借科学家之口说出的那句心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