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胜群
绿林起义是继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农民大起义。这次大起义推翻了新莽王朝，加速了历史发展的步伐，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一定的位置。至于这次起义的地点问题，笔者于一九八五年九至十一月，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十多个单位，查阅了百余种历史资料。现就这些资料，谈点绿林起义发生在当阳的浅见，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关于起义地点的三种争议
本来绿林起义的地点在我国历史上是没有争议的。一九六三年，范文澜同志的《中国通史》问世后，才引起争议。
范氏在《通史》中说：“公元十七年，荆州大饥，饥民到野地掘草根，经常争夺互斗。新市人(湖北京山)王匡、王凤给饥民讲和，被推为首领，有众数百人。南阳人马武，颍川人王常、成丹等归附。数月间，众至七八千人。起义军居绿林山(今湖北大洪山)……”
一九八四年十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中国通史讲稿》(中国广播电视课本)则云：“公元十七年(天风四年)，贫苦农民数百人，推举王匡、王凤为首领，以绿林山(当阳东北)为根据地，不久，附近的起义军王常、马武、成丹也来入伙，队伍发展到七八千人。”
但一九八四年，《湖北地方志通讯》(第四期)发表的《绿林起义究竟发生在何处》的文章中，对绿林起义的地点竟作了三点肯定：
“肯定王匡、王凤起义于现在京山县的新市、云杜、绿木，绝不会在其他地方；
肯定王国、王凤、王常屯兵的地点是现京山县附近的三王城；肯定现京山县的新市、平林，三王城、太阳山、云杜、竟陵、安陆一带是绿林军初期活动的地方。”还称：“太阳山在西汉时可能叫绿林山，绿林山可能是泛指”“绿林起义地点历来也有分歧，一说在京山，一说在沔阳(绝无当阳之说)，但大多数史书都记在京山”，等等。
这样，绿林起义的地点便出现了当阳说、京山说、随县大洪山说的三种争议。实际上是京山、当阳两说。京山说在京山，当阳说在当阳。《湖北市县概况》一书付印时，也不置可否，对两县各存其说。有两个省级出版社出版的书刊，提法也不一致。使人看了，莫衷一是，啼笑皆非。
二、当阳说的根据是充分的
绿林起义距今一千六百多年了。今人要考证当时情况，不借诸历史资料，主观臆断，设想当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我认为在没有找到比《汉书》《后汉书》记载的关于绿林起义的原始的权威性的资料以前，在没有从地底挖出足以说明问题依据以前，还是多从前人的著述中找答案为好。基于这种观点，我查了大量历史书籍。发现绿林起义的地点不是绝无当阳之说，而是当阳之说的史料非常充分。
信手拈来，有《汉书》《后汉书》《三国疆域志》《汉志》《唐志》《资治道鉴》《荆门州志》《骈字类编》《佩文韵府》《中国历代名人词典》《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元丰九城志》《读史方舆记要》《水经注》《辞源》、新、旧《辞海》《中国历史讲稿》《中国历史大事记》《中国历史大事年表》《中国历史两千年》《中国历史纲要》《简明社会科学词典》《中国通史纲要》《荆州府志》《当阳县志》《中国分省概况手册》《安陆府志》《荆南府志》《湖广通志》《荆州图记》《荆州兵事录》《云杜故事》《京山县志》《随县县志》《肇域志》《江陵县志》《荆门州志》等三十余种史料，都没有记载绿林起义的京山之说，但都记载有绿林起义的当阳之说。兹举数例如下：
《中国历代名人词典》搜集有王匡、王凤、成丹的略历称：“王匡(?—25)新莽末年农民起义领袖。新市(湖北京山东北)人，天风四年(公元17年)，荆州地区连年灾荒，百姓到沼泽地挖野菜充饥。由于他与王凤两人为饥民调解纠纷，被推为领袖，在绿林山(湖北当阳东北)起义，数月间发展到七八千人，……”；“王凤、新莽末年农民起义领袖，(17年)天风四年，在绿林山(当阳东北)起义，攻打了附近分邑，数月间发展到七八千人……”；成丹(？一25)，新莽末年农民起义将领。天风四年(公元17年)，从王匡、王凤在绿林山(湖北当阳东北)起义……。
《中国历史大事年表》云：“17年，丁丑，新天风四年荆州饥荒，王匡、王凤率饥民起义，王常、马武、成丹等从之，聚于绿林山(今湖北当阳)……”。
《辞海》对绿林起义的注释更清楚。云：“西汉末年，土地兼并剧烈，阶级矛盾日趋激化。王莽代汉后，又进行所谓改制，广大农民遭到更加深重的苦难。天风四年，公元17年，新市(湖北京山东北)人王匡、王凤组织荆州饥民，发动武装起义，以绿林山(湖北当阳东北)为根据地，历史上称为绿林军。”这条注释不仅清楚地说明了起义的地点是在当阳的绿林山，而且还说明了为什么叫绿林军的由来。
《荆州兵事录》:“西汉末，刘牧自荆州帅兵东讨云杜时，檄若(今荆门州治东九十里)、编(当阳临沮)令合围绿林，王匡、王凤率亡命数百，聚绿林山，(又名香炉山)王常，马武、成丹等从之，聚绿林寨，结众八千人。”
《康熙九年·当阳县志》云：“绿林山在当阳东北百二十里，即王莽末年绿林兵起处。西魏时(公元555年)，曾析当阳地置县，因绿林山在境内，故名绿林县。绿林山水流经圆台山，南汇为熨斗坡。圆台山距今县城六十里，熨斗坡距今县城八十里。两地均在现在河溶镇的麦城的南边，绿林山的水经过这里注入沮河。聚麦城在今县城东南五十(距麦城不远)里的沮漳二水之西。”
以上资料说明绿林山在今当阳境内是没有疑问的。
另《后汉书·郡国志》称：“江夏郡有新市侯国，有离乡聚绿林。”唐李贤注：“绿林山在当阳东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绿林起义的绿林山也认为是当阳的绿林山。宋胡三省在注《资治通鉴》只称：“余按《郡国志》：新市候国有离乡聚绿林山。”亦未认为绿林起义是新市侯国的绿林山。
目前，中国历史博物馆在京展出的绿林起义的地点仍注明是当阳的绿林山。并摄有当阳绿林山照片。
有的同志还认为：当阳的绿林处是小丘陵，“贼五万之众，本身就不可思议。”所以，我在这里简单地介绍一下当阳绿林山地处荆当边界，在当阳县育溪、庙前、河溶等区境内；是大巴山、荆山山脉的延伸，西通夷陵，北走襄邓，与鄂两北山区是一个整体。漳水环绕西北，山势蜿蜒起伏，沟壑纵横。进可攻，退可守，是历代兵家必争的地方。我党在各个革命时期都曾在这里建立过根据地。
如土地革命时期，党在这里成立荆当苏维埃政府，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斗争，坚持时间达四年之久；抗日战争时期，我襄西行委会，荆当县政府也在这里*民与日伪顽相持五年有余；解放战争时期，我中共荆当远中心县委、县政府，荆当县委及中共当阳地委、当阳专署、当阳军分区又在这里活动达三年以上。至于绿林军当年是否在这里藏过“五万之众”，史书只称“众至七八千人，”“五万之众”是绿林军到京山后的事，这里不必赘述。
解放初期，绿林山上有一古寺。曰“绿林寺”。寺内有元初镌刻的石碑一块。上书曰：“绿林古刹”。传说当年绿林军曾在山下的漳水之滨的官垱镇旁，开沟挖渠，引漳水护营，以拒官兵。今绿林山村，玉林村所属之魏家营、王家营等地当年绿林军挖的沟渠遗址至今犹存；李家寨、石头堡、洪锦寺等村，当年绿林军筑的烽火台、作战寨堡、擂鼓台而今尚在；后人以当年绿林英雄马武、姚七(王匡属下将领)等人营地命名的马武冲、姚七畈两地名，人们至今沿用。近年考古工作者发现，绿林山还有许多汉砖和两座周长里余汉墓。
这些史例，可进一步说明此地是绿林军起义始于湖北当阳绿林山之说的铁证了。何况还有西魏时析当阳地而以绿林山命名的绿林县呢！
三、“京山之说”的依据并非依据
“绿林起义”京山说的依据除《绿林起义究竟发生在何处》一文中提的“绝无当阳之说”的三条“肯定”之外，还有四条佐证：
- 西汉时，南郡(今江陵，下同)位于当阳绿林山东南，绿林军转移时，王常、成丹应是东下南郡，而《后汉书》却说的是“西入南郡”；
- 《湖北日报·楚风》在《大起义》文章中称“绿林山在今当阳城东北四十里，而《当阳县志》云：山在当阳东北百二十里，其说不一”；
- 如果绿林军真是起义在荆州西北的当阳的绿林山，荆州牧某怎么会跑到离荆州东北一百一十多公里今京山的云杜去围剿；
- 《汉书王莽传》指出：“江夏羊牧，王匡起义云杜绿林。”《安陆府志》云：“王匡、王凤、马武、王常共起云杜绿林中”等等。
其实，绿林起义京山说的“三点肯定”是肯而不定，这里说的四条佐证，也是佐而未证。只需查阅一下历史就清楚了。
《绿林起义究竟发生在何处》一文引用《汉书·王莽传》说：“江夏羊牧，王匡起义云杜绿林中；”文章也引用《安陆府志》:“王国、王凤、马武、王常共起云杜绿林。”从这两条引文看，绿林起义起于京山无疑。但《汉书·王莽传》原文是：“地皇元年(公元20年一作者)七月，南郡张霸，江夏羊牧、王匡等共起云杜绿林中，曰下江兵，众皆万人”：《安陆府志》原文是：“莽地皇元年，竟陵三老起兵于郡界，新市人王匡、王凤与马武、王常共起云杜绿林中。二年，荆州牧发兵攻之。匡等迎击于云杜，大破牧军，遂攻拔竟陵。”原作者将两段引文时间都删掉了，其用意是不言自明的。但前一段引文把“共起”改为“起义”，其用意就不太清楚了。好在与本文无大的关联，这里就用不着去探讨深究了。
众所周知，绿林起义始于公元十七年。我之所以要将原作者的两段引文全文引出来，是为了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说明原作者所引之文不能说明绿林起义是始于京山，二是说明地皇元年(公元20年)绿林军才从当阳的绿林山转移到现在的京山、安陆、随县、沔阳一带活动。光绪辛卯年间，京山人易本恨在《云杜故事》一书中说：“张邛，新市人，地皇三年，与王匡、朱鲔等共起兵，号新市兵，自称将军。”
《后汉书·刘玄，刘盆子传》也说：“三年，……王常、成丹西入南郡，号下江兵；王匡、王凤、马武及其支党朱鲔、张邛等北入南阳，号新市兵。”说明组织平林兵、下江兵是地皇三年，公元二十二年的事了。既然是公元二十二年的事，绿林军这时已在京山等县活动好几年了，所以王常等组织下江兵自然是“西入南郡”，不是“东下南郡”，既然绿林军在京山县活动“闹事”，当时荆州牧所辖的江夏郡云杜县出了“乱子”，荆州牧某怎能不跑到离荆州东北110多公里的地方去“平息”呢？
绿林军于当阳绿林山起事的头几年里，荆州牧某并未派大军“进剿”。《汉书·王莽传》云：“天风五年正月，以大司马允费兴为荆州牧。见，问到部方略。兴对曰：荆州之民，率依阻山泽，以渔采为业。间者，国张六莞，税山泽妨夺民之利。连年久旱，百姓饥穷，故为盗贼。兴到部，以令明晓告盗贼归田里，假货犁牛种食。阔其税租，几可以解释安集，莽怒。免兴官。”王莽是主张以武力消灭绿林军的。
天风五年、六年(公元18-19)直至地皇元年(公元二十年)都没有派重兵“进剿”。为什么呢？《汉书》回答说“北方匈奴寇边”，“四方以饥寒穷愁起为盗贼。”“天风五年，山东琅琊人樊崇起于莒县，众皆万人，遣使者发郡国之兵不能克”。“地皇元年，南郡张霸，江夏羊牧，王匡等起云杜，绿林，众皆万人。”
这就清楚地说明，新莽天风六年，绿林军仍在当阳的绿林山一带活动。地皇元年二月，即起义后的第四年，公元二十年，才转移至京山的云杜与张霸、羊牧等会合。这时，王莽急了，才下令整编军队。全国设“上将、大将，外置大司马五人，大将军二十五人，偏将军百二十五人，裨将千二百五十人，校尉万二千五百人，司马三万七千五百人，候十一万二千五百人，当②百二十二万五千人，士吏四十五万人，士千三百五十万人。赐州牧号曰大将军。”为镇压各地起义农民军做了充分地军事准备。
地皇二年(公元二十一年)，王莽才派荆州牧某率二万人，向绿林军大举进攻。《后汉书·刘玄、刘盆子传》称：荆州牧某，发奔命二万人攻之。匡等迎击于云杜，大破牧军……。
笔者查遍了京山、沔阳、随县等县史志和有关历史的书刊，公元二十年前找不着绿林军在这些县内活动的蛛丝马迹，怎能肯定绿林军始义于京山呢？更说不上是绿林军初期活动的地方了。
绿林起义“京山说”还有一条“依据”，那就是今当阳县城与绿林山距离“不一”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先得弄清当时的当阳县城在哪里。
当时，当阳县城在哪里呢？《中国地名大词典》《湖北通志》曰：当阳县汉置(《安陆府志》《汉书·地理志补校》《荆州府志》《湖北道志·舆地》皆称为秦昭王二十九年置)，初治东城，(东城，即北周肖誉居住的地方)。后移治方城。宋荆南刺史赵子葵守方城，避父讳，改为万城，历史上称万城市。《水经注》称：“万城市在湖北江陵县西三十五里，沮水之东，攀岩有堤，曰万城堤。与枝江、当阳二县互界”。汉代和汉代前后，当阳曾几度设治于此。《当阳县志》记载：“明武十三年，因水灾，万城被毁，复迁至今治。”《县志·方舆总图》标明：万城在当阳东南，绿林山之南，距绿林山百二十里，当阳旧志错误地沿用了旧治的里程。湖北日报的文章说绿林山在当阳东北四十里，是按今治提法。似此，里程“其说不一”的问题不就“一”了吗？
四、产生争议的根源在哪里？
绿林起义地点产生争议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
是因为王匡、王凤是京山人吗？不是的，京山人是能够跑到当阳发动起义的。
是随县大洪山古时叫绿林山因而怀疑起义是在今京山随县的吗？不是的！这一点《汉书·郡国志》中有记载。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有记载。胡三省在注《资治通监》时就记载新市候国有绿林山，但对起义的地点仍注述在当阳的绿林山。
是范文潮武断地说起义是在随县之大洪山的吗？也不是的。那么，产生争议的真正根源究觉在哪呢？答曰：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一书中。请看下述引文，便知端地：
《汉书·王莽传》称：“地皇元年七月，南郡张霸，江夏羊牧，王匡等起云杜绿林曰下江兵。”这一段史实《后汉书》认为是地皇三年的事。
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却说：“天风四年，荆州饥饿，民众入野泽，掘凫武而食之。更相侵夺。新市人王匡、王凤为平理诤讼，遂推为渠帅，众数百人。于是诸亡命者，南阳马武、颍川王常、成丹皆往从之。共攻离乡聚，藏于绿林山(当阳东北一李贤注)中，数月间至七八千人，又南郡张霸，江夏羊牧与王国聚起，众皆万人”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司马光将王国与张匡、羊牧等会合的时间记错为天风四年了。尽管他与后来胡三省对李贤的绿林起义发生于当阳绿林山的注述未表示异议，但后人若不仔细研究，绿林起义地点这一重大历史事实，就会自然而然地被误解为不是发生于当阳绿林山，而是发生于京山、随县一带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