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南经”： 地之所载，六合之间，四海之内，照之以日月，经之以星辰，纪之以四时，要之以太岁，神灵所生，其物异形，或夭或寿，唯圣人能通其道。
【按，此“海外四经”开篇总述。《山海经》原书按照“南西北东”的顺序，故而将本段置于“海外南经”开头。如下文所言，笔者认为真正的顺序应为“东北西南”，因而此段后应紧接“海外东经”，作为“海外四经”的开头。】
1，海外自西南陬至东南陬者。结匈国在其西南。其为人结匈。
【按，“海外四经”开头结尾各自不同但两两首尾相接，比如“海外西经”说“灭蒙鸟在结匈国北”，而此处“海外南经”说“结匈国在其西南”，第一个“其”显然是承前文所指。
可见“海外南经”并非“海外四经”的开头，而是只能紧跟在“海外西经”之后。
可知汉代校书的“南西北东”（海外四经、海内四经、山经）和后代习惯的“东南西北”（大荒四经）这两种顺时针的顺序，都是先南后西，与“海外四经”内文显示的逻辑不合。
“海外四经”总体顺序只有取逆时针的“东北西南”才与内文先西后南的逻辑顺序相合。
此“其”指《海外西经》末尾所言之“灭蒙鸟”。笔者综合分析认为灭蒙鸟即红尾水鸲，《海外西经》言其特征“为鸟青，赤尾”，与当今河南孟州河滨一带的红尾水鸲正合，而“灭蒙”即尾巴散为扇状并来回摆动之义。
红尾水鸲即灭蒙鸟
资料显示：（这种鸟）停立时尾常不断地上下摆动，间或还将尾散成扇状，并左右来回摆动。当发现水面或地上有虫子时，则急速飞去捕猎，取食后又飞回原处。有时也在地上快速奔跑啄食昆虫。当有人干扰时，则紧贴水面沿河飞行。常边飞边发出‘吱-吱’的鸣叫声，声音单调清脆。
该鸟摆尾、散尾成扇的习性，或是“灭蒙”之义。或因叫声单调清脆，亦称“鸣鸟”。当然，“灭蒙”或是“鸣”之缓音，“鸣”或是“灭蒙”之急读合音。
“灭蒙鸟”方位应在今洛阳东北方向的黄河北岸河滨，即焦作市孟州、济源及洛阳黄河北岸吉利区一带。而且孟州之孟、孟津之孟，其最初来源，或即与灭蒙鸟之“蒙”相关。
孟州市官网资料：孟州在夏朝属孟涂氏封地，称孟涂国。在商、周时期为畿内地。周武王姬发伐纣，会八百诸侯于黄河北岸（今洛阳吉利区，1979年前为孟州辖地）渡口因谓之盟津，又称富平津。黄河从孟州境南流过，长26公里，这里是中下游的结合处，黄河水面放宽，大量泥沙淤积，开始成为“悬河”，防御洪水的黄河大堤（左岸）就从孟州境内中曹大王庙筑起，自古就有“千里黄河大堤始于孟县”之说。
孟州这一带黄河河面变得宽阔，河滨湿地发育，红尾水鸲这种留鸟水禽数量极多，成为该地得名的原因。根据原书可知，当时的观念为，处于黄河北岸“悬河”起点的灭蒙鸟（孟州）与黄河南岸之结匈国（洛阳王湾），构成“海外西南角”，是海外四陬之一，显然这两个西南角在此处以黄河为界。
结匈国位置在孟州西南，当即今洛阳一带。结匈或为结盟之义，并非一定要望文生义地解释为生理上的结胸。而考古发现表明，洛阳一带龙山时期文化即相当发达，典型的河南龙山文化王湾三期类型即以洛阳王湾村命名，这种文化类型还包括郑州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新密新砦、平顶山蒲城店、漯河郾城郝家台等豫中多处遗址。说明其文化的影响范围相当大，堪称为盟主。因而笔者认为，结匈国应指洛阳一带的王湾三期某大型城址。或许尚未发现，或许在历史上被毁。但是根据书中上下文综合分析，其大致方位一定在洛阳一带。】
王湾遗址
参考资料：洛阳王湾遗址
王湾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红山乡王湾村北。遗址在涧河右岸第一台地上，占地面积约8000平方米，它的西北与有仰韶、周代文化遗存的史家湾村隔河相望。
王湾遗址文化层厚3米左右，内含仰韶文化、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时期和龙山文化三期。 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房基、灰坑和墓葬，以及西周、东周、晋、北朝时期的灰坑、陶窑、墓葬等。王湾遗址出土的陶器众多，地层明确，从早期到晚期陶器的发展演变脉络清楚，对陶器分期断代具有重大的意义。王湾遗址首次发现在仰韶文化中用石块铺砌的墙基和挖槽等现象，对于研究当时人类居住房屋的建筑结构、防潮措施等方面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遗址中发现的房基、墓葬、陶窑和大量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对研究当时的聚落形态及生产力发展水平都具有重要科学价值。2006年5月，王湾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类型划分说法较多
从距今约四千年的新石器时代以来，先民就长时期生活居住在今洛阳市涧西区王湾村一带 ，生息繁衍，相继地创造了极其丰富的物质文化。王湾第三期文化的遗迹中，灰坑78个，其中袋形坑为多，还有直筒、锅底和不规则形坑，有3个袋形坑底部发现人骨架。墓葬4座。遗物中生产工具有石铲、石刀、石镰、石斧、石锛、石凿、石纺轮、石镞、石矛、石弹丸、石砍刀、石枪头等。骨、蚌器也占一定比重。生活用具中陶器以泥质和夹砂灰、黑陶为主。纹饰以方格纹、竖篮纹为主。陶器形繁多，除继第二期之外，又见新器形，有带领瓮、夹砂小瓮、单耳罐、鬲、聋、鬻、岙、镂孔器座等，另有骨锥、骨针、骨匕、骨簪、骨环，蚌、牙饰比前期更多。
2，南山在其东南。自此山来，虫为蛇，蛇号为鱼。一曰南山在结匈东南。
【按，南山根据方位似即后来的嵩山，方位上嵩山也正在洛阳东南方向。然而与《山经》内容不符。《中山经》有少室、太室山即嵩山，与此南山同。而《西山经》也有“南山”，应指秦岭主峰太白山八仙台。
嵩山即书中此处说的南山
这里说的方言问题，郭璞有注，应是汉代校书之语。然而下文有捕鱼，并非指捕蛇。把虫叫蛇，把蛇叫鱼——那么把鱼又叫什么呢？书中下文鱼还是叫鱼，蛇还是叫蛇。其实北方很多地方直到现代仍然把蛇叫虫或者长虫。历史上也有把老虎这种伤人的猛兽叫虫、大虫的情况。】
3，比翼鸟在其东，其为鸟青、赤，两鸟比翼。一曰在南山东。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身生羽。一曰在比翼鸟东南，其为人长颊。
【按，结合上下文，此处方位在嵩山东南方向，羽民国应在今登封王城岗遗址一带。人不可能生出羽毛，当是用羽毛作为服饰，即后世羽衣、羽冠、羽扇这些概念，战国楚人看图说话误解所致。
安金槐先生认为登封王城岗遗址之大城即文献所谓的“禹都阳城”。资料显示王城岗小城堡的年代为BC2132-2084年，大城年代并无上下限数据，一般主张参考小城。以BC2070年为夏建立时间，则王城岗当为尧后期及舜、禹、益时之都。
文献方面如《孟子 万章上》：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史记 夏本纪》也引用了这段内容。《水经注 卷二十二 颍水》：昔舜禅禹，禹避商均，伯益避启，并于此也。而王城岗遗址的位置即在箕山北麓即“箕山之阴”，所以王城岗遗址必为《古本竹书纪年》等文献所说的“禹都阳城”。另外舜禅禹之地也在此，甚至如《竹书纪年》所说“尧老，舜囚尧”之地也在此。益作为禹指定的名义上的法定继承人，其都也在此。而作为实权派的启，则都于附近新密新砦一带的黄台之丘。故而有孟子上文所言之“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的情况。而《竹书纪年》《韩非子》、《战国策》甚至《史记 燕召公世家》的说法都是禹假传位于益，而将实权交给自己的儿子启，后来益为启所*，启建立父子相传的朝廷夏朝，公天下变成家天下。
考古方面，王城岗遗址以北又发现了春秋郑国、战国韩国的“阳城遗址”，所以笔者认为安金槐先生说王城岗遗址即“禹都阳城”是可信的。而启都为附近新密新砦遗址，详见下文。】
《海内西经》：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岩，赤水之际，非仁弈莫能上冈之岩。
赤水出东南隅，以行其东北，西南流注南海，厌火东。
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
洋水、黑水出西北隅，以东，东行，又东北，南入海，羽民南。
弱水、青水出西南隅以东，又北；又西南，过毕方鸟东。
【按，此处的“昆仑之虚”似指嵩山往北至河一带的山地，在西北昆仑、山东昆仑之外，这里可以称为“中原昆仑”。在通论部分已经说过《山海经》全书各部分内容产生时代和基本观念的差别，“海内四经”比“海外四经”晚出，有些概念已经与本义相去甚远，可信度大打折扣，不能与“海外四经”相提并论。
常言道山不转水转，河流的水量、河道位置在历史时期的变化总是较多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就是对河道变动情况生动的写照。而且，书中反映出当时的观念，可能也与当今不同。即河流整个流域的支流都被认为是该河流，比如说赤水，指古颍河流域，包括老潩水。青水或指双洎河，该河在此地有一段弯曲，而新砦遗址在河曲之西。
所以，书中此处说的河道位置只是当时的情况，与当今实际地理情况可能并不一致，如果用当今的地图去按图索骥，很可能是刻舟求剑。但是，山地以及古国（城）的相互位置则是固定的、可信的参照。
而且这里说的羽民南为南海，与“海外南经”前文所言羽民南有多个古国存在相矛盾，显然“海外南经”的内容更为详细可信。
总之，本段文字所述内容问题较多，也许与诸河河道古今变迁有关。但是总体都在环嵩山地区一带。】
欲进一步了解可参考http://www.docin.com/p-1428236840.html “环嵩山地区史前聚落群划分研究”一文
——链接：【水经注 卷二十二：颍水出颍川阳城县西北少室山，秦始皇十七年，灭韩，以其地为颍川郡，盖因水以著称者也。汉高帝二年，以为韩国。王莽之左队也。《山海经》曰：颍水出少室山。《地理志》曰：出阳城县阳乾山，今颍水有三源奇发，右水出阳乾山之颍谷。《春秋》颍考叔为其封人。其水东北流。中水导源少室通阜，东南流，径负黍亭东。《春秋》定公六年，郑伐冯、滑、负黍者也。冯敬通《显志赋》曰：求善卷之所在，遇许由于负黍。京相璠曰：负黍在颍川阳城县西南二十七里。世谓之黄城也。亦或谓是水为本，东与右水合。左水出少室南溪，东合颍水，故作者互举二山，言水所发也。
《吕氏春秋》曰：卞随耻受汤让，自投此水而死。张显《逸民传》、嵇叔夜《高士传》并言投泂水而死，未知其孰是也。东南过其县南，颍水又东，五渡水注之。其水导源崈高县东北太室东溪。县，汉武帝置，以奉太室山，俗谓之崧阳城。及春夏雨泛，水自山顶而迭相灌澍，崿流相承，为二十八浦也。旸旱辍津，而石潭不耗，道路游憩者，惟得餐饮而已，无敢澡盥其中，苟不如法，必数日不豫，是以行者惮之。山下大潭周数里，而清深肃洁。水中有立石，高十余丈，广二十许步，上甚平整。缁素之士，多泛舟升陟，取畅幽情。其水东南径阳城西，石溜萦委，溯者五涉，故亦谓之五渡水。东南流入颍水。颀水径其县故城南。
昔舜禅禹，禹避商均，伯益避启，并于此也。亦周公以上圭测日景处。汉成帝永始元年，封赵临为侯国也。县南对箕山，山上有许由冢，尧所封也。故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有许由墓焉。山下有牵牛墟。侧颍水有犊泉，是巢父还牛处也。石上犊迹存焉。又有许由庙，碑阙尚存，是汉颍川大守朱宠所立。颍水径其北，东与龙渊水合，其水导源龙渊，东南流，径阳城北，又东南入于颍。颍水又东，平洛溪水注之。水发玉女台下平洛涧，世谓之平洛水。吕忧所谓勺水出阳城山，盖斯水也。又东甫流，注于颍。颍水又东出阳关，历康城南。魏明帝封尚书右仆射卫臻为康乡侯。此即臻封邑也。】
如上，笔者综合分析后得出以下结论——
一，登封王城岗遗址（公元前2107-1997年）为考古学家安金槐先生认为的禹都阳城，并且也是舜都。因为近旁有尧子丹朱之城即下文之新密古城寨遗址，故而推断也是尧时期（至少为舜摄政的尧后期）的都城，亦即《海外南经》之“羽民国”。羽民国等海外数十国的名称，当为战国楚人看图说话的描述，“古山海图”上可能并未标注名称或者标注了名称而战国楚人已经难以辨识其文字而产生这样古怪的称谓。
郑州登封王城岗遗址平面图
而其东的“二八神”、“共十六人”，即尧舜时期的八元八恺十六相，尧不能用，而舜举之。考古发现的两小城应即助舜囚尧的高阳、高辛族裔十六相所居之所。
《左传·文公十八年》：“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苍舒、隤岂、檮寅、大临、龙降、庭坚、仲容、叔达，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天下之民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肃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谓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举。舜臣尧，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地平天成。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内平外成。
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德，丑类恶物，顽嚚不友，是与比周，天下之民谓之浑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毁信废忠，崇饰恶言，靖谮庸回，服谗蒐慝，以诬盛德，天下之民谓之穷奇。颛顼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告之则顽，舍之则嚚，傲很明德，以乱天常，天下之民谓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济其凶，增其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去。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檮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魑魅。是以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以其举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书》数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无违教也。曰『纳于百揆，百揆时序』，无废事也。曰『宾于四门，四门穆穆』，无凶人也。
二，新密古城寨遗址（公元前2090-2030年），是尧子丹朱之城，考古发现其时代略晚于王城岗，其一期相当于王城岗二期。与《史记》、《竹书纪年》等文献所言尧晚年舜摄政，尧子丹朱不贤，筑城别居相合。亦即《海外南经》之“欢头国”。欢头即驩头、欢兜、驩朱、丹朱，详见袁珂《山海经校注》所引历代学者的考证研究。《山海经》里有“帝丹朱”的说法，可见丹朱也曾是天下之主，其有国（城）也在情理之中。
三，新密新砦遗址（公元前2050-1750年），应为现代学者丁山等人认为的《穆天子传》等文献提及的启都“黄台（室）之丘”。考古发现其时代晚于古城寨遗址。亦即《海外南经》之“毕方鸟（国）”。
而《海内经》言“帝令祝融*鲧于羽郊”，旧注说羽郊为羽山之郊，非。因为就文字学的角度看，“郊”字既然从“阝（邑）”，则必然指与居邑有关的人文地理概念，而非自然地理概念。羽郊应训为羽邑、羽都、羽民国之郊野。
《海外西经》言夏后启操翳以舞。翳，郭璞释为“羽葆幢”，可见夏族与羽关系密切。后代西周穆王西征至“积羽千里”且“载羽百车”。可见古代中原人中的夏人、周人对羽毛都极其珍爱。
而江苏连云港市锦屏山将军崖新石器时代岩画，其中就有头上插羽的人物形象，据《海外南经》、《海外东经》综合分析，锦屏山是喾与尧之葬地，则有羽之人或即指喾与尧。复原的浙江良渚文化反山遗址王及王后像，也是头插羽毛之形象。
总之，羽民国应为尧舜禹之都阳城，可以对应考古发现的登封王城岗遗址。羽民或即“禹民”即除过启之外的禹之族裔及心腹亲信之后裔组成的部族。】
//资料：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遗址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考古工作以发现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东西并列的城址，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镇与八方村之间、颍河与五渡河交汇的台地上。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早期夏文化研究"专题组在王城岗城址内发掘采样，已测出的14C数据和研究成果反映在《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中，其学术价值已得到学术界的肯定。
2002年-2005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承担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登封王城岗城址及周围地区遗址聚落形态研究"专题组，在王城岗遗址展开大规模的考古工作，发现一座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大城址(见本报一版)，通过这几年的考古工作，我们初步认识到王城岗遗址考古新发现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地理位置
王城岗遗址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镇与八方村之间、颍河与五渡河交汇的台地上，南眺箕山、北依嵩山，地理位置十分重要。28年前考古工作者曾在这里发现一座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小型城址、奠基坑、青铜器残片和文字等，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有专家称之为"禹都阳城"。 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的一个主要研究课题，2002-2005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王城岗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及周围的遗迹进行调查、钻探和发掘，以探索王城岗城址和相关遗存的性质及其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在此过程中，发现了这座大型城址。 在2004年的发掘中，还发现了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祭祀坑、玉石琮和白陶器等，并在遗址中部偏北处发现几处大面积夯土基址，进一步表明该遗址的重要性。
年代范围
王城岗小城(王城岗二期)的年代，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新测的王城岗二期的14C数据(均为树轮校正年代，下同此)，WT157奠6为2132-2082BC，WT179奠8为2128-2084BC，若取其中间数值，前者为2107BC，后者为2106BC，由此王城岗二期的年代为公元前22世纪。这2个14C数据年代值已接近或进入夏纪年的范围之中。
王城岗三期WT31H92的14C数据为2090-2030BC，取其中间数值为2060BC，即公元前21世纪;
王城岗四期WT124H536的14C数据为2038-1998BC，取其中间数值为2018BC，亦为公元前21世纪;
王城岗五期WT107H233的14C数据为2030-1965BC，取其中间数值为1997BC，即公元前20世纪。王城岗三期至五期的几个14C数据年代值均已进入夏的纪年范围以内。
关于王城岗大城的年代，我们初步将其定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其确切的年代应属王城岗遗址分期中的哪一期?尚待对所有新的发掘资料进行全面整理后再行确定。
主要布局
有关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王城岗大城与小城的关系，是我们十分关心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王城岗大城与小城有着某种联系，从这两座城的位置看:王城岗小城位于王城岗大城的东北部;从两座城的方向看，王城岗大城与小城的方向大体一致。王城岗大城的北城壕通向五渡河和其西城壕通向颍河的布局，这种以人工护城壕与天然河流相结合的防御体系，与新密古城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的北城壕向西通溱水，其东城壕向南通一无名河，有异曲同工之处。若将王城岗大城与小城的城墙夯土作一比较可以看到，两者的夯土城墙都是用纯净的黄土夯筑而成，而且夯土层的厚度和夯窝的特征也基本相同。夯土墙的夯层之间都有细沙相隔，且夯窝较明显，在夯土中发现有河卵石，可见其夯土墙都是用河卵石类夯具夯打而成的。王城岗大城和小城夯土中包含物都表明其年代是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王城岗大城和小城之间的重要关系有待在进一步的研究工作中讨论。
建筑规模
就以前发表的考古资料看，王城岗小城的西城面积不足1万平方米，东城的规模可能与西城相似。如此一个几万平方米的小城址，难怪有学者对发掘者的"禹都阳城"说提出异议。我们认为在王城岗遗址新发现的大城，是目前在河南境内发现的最大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与其共存的祭祀坑、玉石琮和白陶器等重要遗存都说明王城岗遗址应为嵩山东南麓、颍河上中游重要的中心聚落之一。新发现的王城岗大城，已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随着此项考古研究工作的继续，王城岗城址的"禹都阳城"说将会得到新材料的有力支持，同时对王城岗城址的性质和其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会有新的认识。为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提供难得的重要资料。
研究价值
王城岗遗址的发现已经有50多年了，若从1959年徐旭生先生为寻找"夏墟"对告成八方间遗址的调查算起也已有40多年，河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为探索夏文化于1975年开始对该遗址的考古调查发掘至今已有30年，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早期夏文化研究"专题组在王城岗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内发掘采样，2002年至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登封王城岗城址及周围地区遗址聚落形态研究"专题组在王城岗遗址展开新的考古工作。上述的几次工作大体反映出我国学术界以探索夏文化为目的，对王城岗遗址所进行的几次重要的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工作，可以说是40多年来考古学界探索夏文化的一个缩影。正是由于这样的一系列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为夏文化的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在夏文化研究中，虽然还存在许多问题，但也取得了不少共识和获得了重要进展，如历史上的夏代是信史，夏代的物质文化遗存应该到考古学文化中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王湾三期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中去寻找，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定夏代存在于公元前2070~前1600年，即公元前21~前17世纪等，使夏文化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在上述考古发掘和夏文化研究的过程中，对王城岗遗址考古新发现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应有足够的认识和估计。
有关王城岗城址的废弃原因，在1983年发表的《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中即提出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城堡中的东城的大部分曾被五渡河和西北来的山洪冲毁。这应该是考古学者较早对发生洪水的相关遗迹的关注。
1991年，俞伟超先生在致"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贺信中提出:"2000年来的史学记录，则明确说到尧、舜之时是'洪水滔天'，'下民起忧'、'求能治水者'。最初，曾以鲧治水，但'鲧之治水无状'。其后，则用大禹治水，大禹'居外十三年'而'天下于是太平治'。4000多年前我国曾发生一次延续了若干年的特大洪水灾难，应该是历史事实。" 由于俞伟超先生对距今4000年前后洪水事件的思考和认识，方使学术界对这次在很多人看来是无稽之谈的洪水事件给予更多的关注，并在此后的十多年间又取得了一些新的重要的考古证据。如河南辉县孟庄遗址发现的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商文化的城址，发掘者认为龙山文化城址毁于洪水，根据文化面貌和地层关系的分析，这次洪水应发生在距今4000年前后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之间，原来的龙山文化城墙是被洪水冲毁的，并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得到修复。有学者认为:新砦遗址在2000年的发掘中发现了穿过遗址东部的古河道，地层关系表明古河道形成于河南龙山和二里头文化之间的新砦期。通过沉积剖面的观察和堆积粒度的分析，在古河道堆积中发现了泛洪沉积，具有河流泛滥时期水流紊乱多变的动力特征，应是洪水所致。
考古资料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年代，据王城岗小城的最新14C测年数据为公元前2107年，这正是夏王朝建立前后的重要时期，也是大禹治水的末期。
王城岗城址、孟庄城址、新砦城址等考古资料所显示出的与洪水事件有关的证据，对研究当时社会和文化发展与环境和自然灾害影响的关系，对研究夏王朝的建立和夏文化的起始年代有着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正如俞伟超先生指出的那样;"对大江、大河的中、上游流域来说，所受灾害当然要小于下游。于是，黄河中游的河南龙山文化仍正常地向前发展，从而最早进入文明时代，出现了夏王朝。"
文化信息
自50多年前王城岗遗址发现以来，中国学术界以探索夏文化为目的，对王城岗遗址所进行的几次重要的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工作。 根据文献记载，夏人活动的中心区域在以嵩山为中心的伊洛河和颍河上游一带以及山西南部。
1959年，为寻找"夏墟"，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对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镇与八方村之间的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发现了王城岗遗址，当时称之为"八方遗址"。随后，为探索夏文化，河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持续30年对该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发掘。
1977年，这里发现一座小型城址、奠基坑、青铜器残片和文字等，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发现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夏鼐、邹衡、安金槐等一批著名专家学者对王城岗城址的性质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夏鼐指出，王城岗城堡属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至于城堡是否为夏都遗迹则是另一个问题，因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是否为夏文化意见并不一致。夏鼐认为夏文化的含义"应该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这是一个确切的、科学的概念，对后来的探索夏文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早期夏文化研究"专题组在王城岗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内发掘采样，已测出的碳十四数据和研究成果表明，小城(王城岗二期)的年代，为公元前22世纪，已接近或进入夏纪年的范围之中。王城岗三、四期为公元前21世纪、王城岗五期为公元前20世纪，年代值均已进入夏的纪年范围以内。来自王城岗的样本还确定夏代始年在公元前2070年，王城岗对于研究夏文化的学术价值得到进一步肯定。
2002年至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登封王城岗城址及周围地区遗址聚落形态研究"专题组在王城岗遗址展开新的考古工作。新发现一座面积约在30万平方米大型城址，这是迄今河南境内发现的最大面积的河南龙山文化城址，同时发现祭祀坑、玉石琮和白陶器等重要遗存。 几十年来一直从事王城岗考古研究工作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方燕明说，考古学者在以嵩山为中心的地区和晋南地区所进行的一系列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为夏文化的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取得了不少共识和重要进展，如历史上的夏代是信史，夏代的物质文化遗存应该到考古学文化中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中去寻找，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定夏代存在于公元前2070-前1600年，即公元前21-前17世纪等，使夏文化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记者桂娟)//
4，有神人二八，连臂，为帝司夜于此野，在羽民东。其为人小颊赤肩，尽十六人。
【按，应为尧时舜所举之“十六相”，即八恺与八元，详见前文所引《左传·文公十八年》。则此帝应为尧、舜或禹。根据《竹书纪年》尧老为舜所囚的内容，推测十六相为舜安排用来囚禁尧的武士，或后来为舜、禹的保镖卫士。所谓“司夜”，就是晚上巡逻防止尧被人（尤其是附近新密古城寨有尧子丹朱的欢头国）劫走或者保卫舜、禹的安全，并非公鸡清晨啼鸣的司夜。考古发现的“王城岗二小城”在大城东北方向，应为“八恺城与八元城”。可见尧当时被舜囚禁在这一带。袁珂注以为帝指黄帝，不从。《海外东经》有“帝命竖亥步”，此帝则指大禹。】
5，毕方鸟在其东，青水西，其为鸟人面一脚。一曰在二八神东。
【按，根据特征判断殆为今之火烈鸟，因为羽毛红色被古人远观误认为衔火会给人家带来火灾。
根据上下文判断，毕方鸟应为此地邦国之图腾，此邦国应即考古发现的新密新砦遗址。发现文物中有“彩绘陶鸟残件”，如下图，鸟身红黑相间，形状近似火烈鸟，应即此处所说之毕方鸟。
考古发现的郑州新密新砦陶鸟即书中此处所说的毕方鸟
前文已述，新密新砦遗址便是《穆天子传》卷五所说的启都黄室（台）之丘。这说明古文字学家丁山推测启都黄台之丘即新密新郑之间的黄台冈是正确的。至于《山海经》此处为何将启都表述为“毕方鸟”，应是看图说话的结果。说明当时战国人面对的“古山海图”上并未注明此处为启都，而是画着其图腾。青水应即古溱水。
至于为什么把夏启之都这么重要的地方都不指明，而说成毕方鸟这样的隐喻，大概与当时的社会观念有关。因为启*掉了法定继承人益，变公天下为家天下，然而到启的儿子太康时期就失国了，以少昊氏鸟图腾为旗号的夷羿、寒浞相继入据，显然也是得到天下——至少东部半个天下的支持。当时社会或许认为东夷入据夏都是“正义”的。所以，这里发生的这些故事都是不道义、不光彩的，甚至是因果报应的。因而用东夷的图腾“毕方鸟”来作为代称。毕方鸟，是很不吉利的名称，毕方的意思就是结束一方政权。】
《西次三经》：章（艹我）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鹤，一足，赤文、青质而白喙，名曰毕方，其鸣自叫也，见则其邑有讹火。
《海内西经》：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弱水、青水出西南隅，以东，又北，又西南，过毕方鸟东。
【按，详见前文第4节“羽民国”。】
//参考资料：新密新砦遗址
新砦遗址位于新密市东23公里刘寨镇新砦村西部，面积约100万平方米，主要遗存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2006年5月，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79年3至4月、1999年、2000年对新砦遗址进行发掘，取得了新砦期文化确认的学术成果。2002年至2005年10月，继续发掘，已初步确定新砦遗址是一处设有外壕、城壕、内壕共三重防御设施，中心区建有大型城址。
整座城址均掩埋在地表以下，城址平面基本为方形，南以洧水河为自然屏障，现存东、北、西三面城墙及贴近城墙下部的护城河。70万平方米的的设防聚落规模，在龙山末期的中原腹地独一无二。东墙南北残长160米，深4米。北墙东西长924米，深5至6米。西墙南北长470米，深2.5米。北墙以外220米有一条人工与自然冲沟相结合而成的壕沟，为外壕，东西长1500米，南北宽6~14米，深3~4米。城址的西南部地势较高设有内壕,现存西、北和东三面内壕。北内壕东西长约300米，东、西内壕的南部均遭破坏，长度不明。三面临河的半岛状聚落北缘与连接河流和自然冲沟的人工壕沟形成面积达100万平方米的封闭空间。另外，在城址中心区中央偏北处坐落一座东西长92.6米、南北宽14.5米的大型建筑基址，已经清理出部分夯筑墙体、柱洞、红烧土和活动面等重要遗迹，为新砦期晚段多次使用的大型浅穴式露天活动场所。
城址的东墙和北墙是利用一条河沟的内壁修整、填土夯筑而成的，西墙及其护城河系人工挖筑而成。在北城墙以外220米开外，是一条人工与自然冲沟相结合而成的壕沟，即外壕，东西长1500米，南北宽6-14米，深3-4米左右。城址的西南部地势较高，设有内壕，现存西、北和东三面，内壕圈起的地带为城址中心区。在城址中心区还初步探明一座东西长50多米、南北宽14.5米的大型建筑基址，很可能是一座宗庙建筑。它的东部，建有附属建筑，前后两侧，均有大路连接。已经清理出部分夯筑墙体、柱洞、红烧土和活动面等重要遗迹。在中心区以外，发现有手工业作坊区，区内有一个盛放骨头料的窖穴，这个作坊区可能是加工骨器的场所。
新砦城址内出土的遗物数量众多，做工精美。不仅有制作精美的陶器如子母口瓮、簋形豆、双腹豆、猪首形盖钮等，还出土有玉凿、红铜容器等高规格遗物以及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牌饰纹饰相类似的兽面纹、雕刻精细的夔龙纹等，反映出这一遗址的都邑性质。
1999年，在后来确认属于内壕以内的台地发掘中，出土了一块"新砦期"的陶器盖残片。在打磨光滑的黑色器表上，以阴线刻出兽面纹样。兽面面额近圆角方形，蒜头鼻，两组平行线将长条形鼻梁分刻为三部分，梭形纵目，弯月眉，两腮外似有鬓。刻制技法娴熟，线条流畅。发掘者直呼该兽面纹为饕餮纹，并论证其具有明显的东夷文化色彩，其造型应含有虎的因素。
与前述兽面纹器盖出土地点相隔不远处的一条沟内，还出土了一块器物圈足部分的残片。其特殊之处在于装饰有一周线条优美的连续图案，虽因过于残破的不辨首尾，但无疑表现的是动态的龙纹。发掘者称其为夔龙纹。
意义
正在进行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认为，位于河南省新密市的新砦遗址，极有可能是中国考古界苦苦寻找多年的夏代开国之君夏启的都城。夏启结束了尧舜禹时代盛行的"禅让"制度，是传子制度的开创者，从某种意义上讲夏启是真正的夏王朝开国之君。夏启之居的初步勘定，不仅是探索早期夏文化的一项重大发现和突破，对于探索中国早期国家起源即中华文明的形成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寻找古代文献上记载的"黄台之丘"附近的"夏启之居"，曾是一代又一代致力于探索夏文明的考古人追索的迷题。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著名古文字学家丁山提出，夏启之居在今新郑市与新密市之间，"黄台之丘"即为黄台冈，黄台冈不远有"夏启之居"。
2001年10月，国家"十五"计划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启动后，考古工作者将寻找夏代早期文明的目光锁定在了新砦遗址，为期两年的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丰硕成果，这是一座面积约100万平方米、拥有内外三重城壕和大型建筑的夏代早期大型城址。城址内部不仅发现宗庙性质的大型建筑，还发现有加工骨器的手工作坊区，出土的遗物不仅数量众多，做工精美，而且规格很高，反映出新砦城的都邑性质。
经2005年中国考古学院最新碳14测定，新砦遗址始建年代
不早于公元前1900年，下限不晚于前1700年，处于夏王朝统治时期。
(2008年则认为参考时代为公元前2050~前1750年。)
夏代早期城址内就修筑有具有防御功能的内外三重城壕，这一重大发现打破了多年来众多夏文化遗存不曾发现城墙的沉寂局面。对于重新认识夏文化早期的聚落形态、确定夏文化的上限、探索夏文明的诞生等一系列重大学术问题均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关于夏启出生和活动的地方，史籍多有记载，前人也早做过详细的考证。
专家认为，新砦遗址的位置完全符合《水经注》所云夏启之居的地望，城址的始建年代落入夏代早期年代范围之内，遗物的规格说明它本身具有王都的性质。结合其年代及相关历史文献记载，专家们认定这座都邑城址很可能是黄台之丘附近的夏启之居，即夏启的都城。
新砦遗址是原始社会末期十分典型的民族聚落中心，在龙山时代和夏文化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在考古学上称为"新砦期"。这一考古学上的文化分期得名于新砦城址，它位于河南省新密市东南18.6公里的刘寨镇新砦村，包括今梁家台、苏沟、东湾和煤土沟共4个自然村的大部分区域，是嵩山周围大型史前聚落之一。
"新砦类遗存"集中见于今郑州地区，北不过黄河，南不过禹州。
作为"中华文明探源预研究"首批启动的重点田野考古项目，为期2年的新砦遗址考古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初步确定新砦遗址是一处设有外壕、城墙和内壕共三重防御设施、中心区建有大型建筑的大型城址，整个城址总面积逾100万平方米，它是夏代考古的又一重大突破。
新砦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批重点六大都邑之一。
"新砦期文化"是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过渡时期的一座城邑(一说为早期夏文化，比著名的二里头文化还要早 )。新砦遗址发现的"三叠层"，即下层为龙山文化层，中层为新砦期文化层，上层为二里头早期文化层，证明了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确实存在新砦期，填补了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早期缺环的空白。新砦城址的发现，对于探索早期夏都、对于判定古城寨城址和二里头遗址的年代与性质、对于研究夏代都城和夏王朝的诞生以及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问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正在进行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取得一项重要成果:位于河南省新密市的新砦遗址，极有可能是中国考古界苦苦寻找多年的夏代开国之君夏启的都城。
河南新砦遗址发掘再获重要发现
发布时间：2017-06-07 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 作者：赵春青 顾万发 耿广响 点击率：2667
2013 年和2014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先后在河南新密新砦遗址东城墙外和梁家台东北台地进行发掘。这两年的发掘收获主要是城址外也发现有居住址存在，为研究新砦聚落布局情况提供了新的材料。浅穴式建筑以南的区域发现了大量的窖穴，为认识浅穴式建筑的性质提供了新的线索。王湾三期文化铜器的发现为研究我国早期铜器的制作及研究铜器的起源等提供了新的材料。新砦遗址首次发现了西周时期的遗存，丰富了新砦考古的内容。
2016 年，为了更进一步了解浅穴式大型建筑周围的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会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梁家台东北台地上再次布方。主要发现有王湾三期文化遗存、新砦期文化遗存、二里头时期文化遗存，以及历史时期文化遗存。截至目前王湾三期的文化遗存相对较少，只在个别探方发现，其余暂时不见。
新砦期文化遗存
遍布所有探方，主体地层为③～⑥层。文化遗迹主要有房址17 处、墓葬30余座、灰坑500 多个、祭祀坑4 处、陶窑1处等。
房址 F17 开口③层下，方内残长6 米、宽6 米。填土多为黄土，其中残有2平方米大小夯土，其上有踩踏面，较坚硬。双圈柱洞共发现5 处，最大外径0.55米，厚约0.4～0.5 米，包含有器盖、折肩罐等新砦期常见器物。
F18 开口③层下，残长3.8米、宽2.2 米，一般厚度约0.2～0.4 米。填土为黄土，包含有器盖、折肩罐等新砦期常见器物。
墓葬 开口层位在③～⑥层均有发现，一般长1.5～2 米、宽0.4～0.5 米、深0.3～0.5 米。无棺椁、无随葬品，墓穴大小仅能容身。可分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瓮棺葬、灰坑葬三类。其中M28 折身屈肢，头南面东双手位于额前，双腿蜷曲，一棺涂抹朱砂，骨骼上遍布朱砂，推测为非正常死亡。
灰坑 主要可分为五类，一类圆形袋状；二类长方形，其中H324：长3.3米、宽2.6 米、深2.8 米、东壁为夯土厚约1 米，南北长度因未发掘不清，北壁有人为加工痕迹；三类：方形坑如H230，口边长3.2 米、底边长2.8 米、深3.5 米，四壁火烤厚约5～7 厘米。
祭祀坑 目前H341 发现整猪骨架，长1.4 米，高1.2 米。侧卧头西面北，四肢朝北。前后肢被绑，推测被活埋用于祭祀。另外还有H390、H466。
文化遗物 主要有陶器、骨器、石器、玉器、铜器，另有一批高规格遗物。
其中彩绘陶鸟残长16 厘米，残高7 厘米，与彩绘陶鸟伴出的器物有豆、钵、碗、瓮、折肩罐、盆、器盖等陶器，兼有石镰、石刀、石凿、石锛、石钺（残）等石器及卜骨等文化遗物。发现骨针多完整带眼，长度在0.8～0.3 厘米之间。此外还发现有马肩胛骨做的卜骨、鹿角权杖、穿孔人骨、石矛、带有朱砂的石祖、青铜錾、青铜刀等。
学术意义
新砦遗址的高台地，是该遗址中心区，从出土的方形窖穴、陶鸟、青铜器等遗迹遗物，再次说明了该区域的重要性。但从目前发现的新砦至二里头时期房址中大量双圈柱洞，通过初步研究分析可以发现这些房址具有一定联系，房屋在在建造前曾做过一定规划布局。这对新砦遗址布局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也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探索早期夏文化提供更多材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赵春青 顾万发 耿广响）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7年6月2日8版）（责编：李来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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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新砦遗址出土3800年前彩绘陶鸟或见证夏早期“东夷乱夏”
在河南新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新砦队的工作人员在查看出土的彩绘陶鸟。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郑州7月12日电（记者桂娟）它残长16厘米、残高7厘米，通体陶塑而成，黑皮磨光，头顶两侧双目炯炯有神，双翼紧贴于背部，饰有朱砂彩绘。除足部残缺外，保存基本完整。在我国夏代早期，夏启的儿子太康继位后荒废政务，被来自东方的后羿部族取代，夏代纪年一度中断。经专家研究，这件新出土于河南新砦遗址、距今约3800年的彩绘陶鸟，或见证了文献中记载的“东夷乱夏”“太康失国”那段历史。
彩绘陶鸟是一件独具风格的高等级文化遗物，出土于一个编号为H52的灰坑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河南新砦队队长赵春青说，对彩绘陶鸟进行初步研究后发现，它区别于中原地区、黄河流域流行的鸟类造型，带有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所见鸟类造型特点，是当时新砦期居民图腾崇拜的实物体现，为研究新砦期居民精神面貌和遗址文化内涵提供了一个视点。
郑州新密新砦遗址出土的陶鸟
根据陶鸟足部残缺的特点，专家推测它应是一只站立的鸟，与大汶口文化的“鸟形神器”，良渚文化玉璧“立鸟祭坛”上的立鸟神器相似，反映出新砦文化具有一定的东方因素。
“陶鸟整体造型栩栩如生，略有所思，给人以神圣感和敬畏感，使用朱砂彩绘应与宗教祭祀活动有关。”新砦遗址考古工地负责人、信阳博物馆耿广响说，“结合文献，专家推测它可能是夏代早期后羿、寒浞代夏那段历史时期新砦居民用于祭祀的遗物。”
“东方部族多信奉鸟图腾，后羿、寒浞就是以鸟为图腾的东夷少皞氏部族领袖，具有东方元素的陶鸟在新砦遗址出现，可能与少皞氏部族信仰有关。”耿广响说。
位于河南省新密市的新砦遗址发现于1979年。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新砦队对其进行了持续不断的考古发掘，揭示出这是一座规模宏大、拥有内外三重城壕的夏代早期都邑性质城址。正在进行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将之确认为六大中国古代都邑遗址之一，浅穴式大型建筑的发现，神秘的饕餮纹器盖、红铜容器、玉琮、玉凿等高规格遗物的出土，都反映出这一遗址的都邑性质。
耿广响介绍，此次出土陶鸟的灰坑里，伴出有豆、钵、碗、瓮、折肩罐、盆、器盖等典型新砦期风格的陶器群以及石镰、石钺等石器和卜骨等文化遗物，表明陶鸟的年代为新砦二期，与文献记载的“东夷乱夏”时期相当。
“新砦二期还出土一些具有一定东方文化因素的陶器，如带树叶状纹饰的子母口瓮、圆锥形镂空鼎等。”耿广响说，“结合历史文献记载来看，新砦二期文化或与后羿、寒浞代夏的历史背景有关。”
新砦期文化
新砦期文化，即"新砦期"。这一考古学上的文化分期得名于新砦遗址，由于其年代在龙山时代和二里头文化之间，所以，考古学称之为"新砦期"。"新砦期文化"尽管有着承上启下的特质，但在考古界有很大争议。有学者认为，不存在新砦期文化，因为只发掘到新砦遗址一个遗存，而且没有证据证明新砦期文化有直接的承上启下关系。直至东赵遗址的发现，再次证明了新砦期文化并非个体存在，更重要的一点是，东赵遗址的新砦期文化遗存，充分证明了它在中原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之间的承上启下关系。
文化分期
新砦期，是夏文化(二里头文化)之前的过渡期，这一考古学上的文化分期得名于新砦遗址，它位于河南省新密市东南18.6公里的刘寨镇新砦村，包括今梁家台、苏沟、东湾和煤土沟四个自然村的大部分区域，是嵩山周围大型史前聚落之一。
由于其年代在龙山时代和夏文化之间，所以，考古学称之为"新砦期"。"新砦期文化"尽管有着承上启下的特质，但在考古界有很大争议。
有学者认为，不存在新砦期文化，因为只发掘到新砦遗址一个遗存，而且没有证据证明新砦期文化有直接的承上启下关系。直至东赵遗址的发现，再次证明了新砦期文化并非个体存在，更重要的一点是，东赵遗址充分证明了它在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之间的承上启下关系。
新砦期文化历时150年，公元前1870-1720年，以公元前1790年为界分为早期和晚期。
新砦遗址
新砦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批重点六大都邑之一。位于新密市东23公里刘寨镇新砦村西部，南临洧水，东部是洧水故道，西部和北部为开阔的平原，面积约100万平方米。主要遗存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
"新砦期文化"是最早的夏文化，比著名的二里头文化还要早。新砦遗址发现的"三叠层"，即下层为龙山文化层，中层为新砦期文化层，上层为二里头早期文化层，证明了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确实存在新砦期，填补了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早期缺环的空白。
新砦城址的发现，对于探索早期夏都、对于判定古城寨城址和二里头遗址的年代与性质、对于研究夏代都城和夏王朝的诞生以及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问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河南地区的郝家台、徐堡、平粮台、后岗、孟庄、王城岗、古城寨、蒲城店、新砦等龙山文化城址的大小，"反映了人口繁衍情况，它与当时经济发展，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加强，社会结构已发生变化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也)证明了龙山时代中期以后的数百年间'万国'林立和兼并战争加剧的历史事实，在这种部族间相互戒备敌对状态下为有效地保护自己，保护新兴的大小区域性乃至国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种不同等级不同规模的城址就应运而生。"特别是到龙山晚期的夏早期城址规模更大，都是高大的城墙外加护城河，更加险峻，反映出这一时期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敌对势力更加强大。
据《世本·作篇》记载:"鲧作城郭"。《初学记》卷二十四引《吴越春秋》载:"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这些记载说鲧是始作城者，未必可信，因为早于他的时代已有城出现，郑州西山仰韶城址就是其例，但筑城卫君，造郭以守民，则符合龙山文化晚期的情况。
王城岗城址内并列的小城，外有郭城，能够充实更多的民众，其地理位置又较符合夏都阳城的方位。
古城寨城址在规模上小于王城岗城址，说明他们之间存在着等级的差别，但其宫殿基址和环卫的廊庑仍然有内城的性质。
新砦城址规模则更大，约70万平方米。但因城内主要建筑基址尚无发现，推测城内无论是龙山文化或新砦期文化都应该有更大规模的宫殿建筑的存在。
这种内城外郭，加护城河的多重防御体系，不仅是建筑艺术的恢宏杰作，也成为我国城防完备的母体，因而延续数千年而不衰，成为我国古代城和城市布局的重要防御体系模式，也是社会发展到更高阶段的必然产物。//
6，欢头国在其南，其为人人面有翼鸟喙，方捕鱼。一曰在毕方东，或曰欢朱国。
【按，“其”指前文的“毕方鸟（国）”即新密新砦遗址，该遗址以东发现有新密古城寨遗址，与此处文义相合，当即此“欢头国”，亦即尧子丹朱、《山海经》里称为帝丹朱“丹朱城”。袁珂注引邹汉勋等前贤之说，备言驩兜、（《舜典》、《孟子》）、驩头、驩朱（《山海经》），即为欢头国，亦即丹朱城。
《南次二经》之首曰柜山……有鸟焉……其名曰鴸……。
《大荒南经》：有人焉，鸟喙，有翼，方捕鱼于海。大荒之中，有人名曰驩头。鲧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驩头。驩头人面鸟喙，有翼，食海中鱼，杖翼而行。维宜芑苣，穋杨是食。有驩头之国。
郑州新密古城寨遗址
//资料：新密古城寨遗址
新密古城寨原定名为西周"郐国故城"，1988年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河南省文物重点保护单位。1997年至2000年调查、试掘确定为龙山文化城址，当时以中原地区面积最大，地面城墙保存较好而著称。除上述特点外，在城内东北部还发现了我国龙山文化城址中十分罕见的宫殿、廊庑建筑基址。这些重大发现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兴趣和广泛关注，由于其具有较高的学术地位和新颖的资料研究价值，2000年被评入全国十大考古发现。2002年又被列为中华文明探源预研究项目。这些主要发掘成果曾编写有专体简报在《华夏考古》刊发。但因当时受篇幅的限制，将南墙ⅢT1探沟各层器物图和文中照片全部删掉。很不便于学界对古城寨城址的研究与认识，本文作以补充并就该城年代与夏代城址的关系，进一步作以分析研究，以补原文之缺憾。
古城寨城址位于河南省新密市与新郑市交界处，在新密市东南35公里的曲梁乡大樊庄村古城寨村民组周围。历经7年的断续调查与发掘，主要收获概括为以下诸方面:
(一)各时期文化遗存的分布
古城寨城址内外发现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分布范围。在古城寨城址内外分布着多种考古学文化遗存，最早的当为仰韶文化，分布于城外西南部，位于溱水东岸，呈南窄北宽的地形，高出河床3米左右，西侧为坡状连接河岸，再往东形成不太高的断崖，与南、东两面断崖连接，成为河旁二级台地，文化遗存分布稀疏，向北深入到南城墙下，现存面积万余平方米。所见遗存有房基、灰坑、瓮棺葬等，陶生活用器均是残片，有鼎、罐、瓮、钵等。年代为仰韶文化晚期。现存面积万余平方米。
城址内外的龙山文化遗存，主要分为二个时间段，其一为龙山文化早期遗存，主要分布在南城墙下及其左右，而且多在南墙西半部，到南墙东半部已不见，在城址的中北部也无发现，分布范围似小与仰韶文化遗存。所见遗迹主要为灰坑和瓮棺葬，数量极少，分布范围当不出仰韶文化遗址的范围。所见陶生活用器有鼎、罐、瓮、缸等。
其二是龙山文化晚期遗存，也是古城寨内外的主体考古学文化，城址以内包括城墙，分布范围基本为西临溱水河岸，东连南北东三面城墙，该城面积为176,500平方米，城址上所见的龙山文化晚期遗存除三面城墙外，还有宫殿、廊庑基址、灰坑、墓葬等。发现的遗物主要有鼎、罐、瓮、缸、大型斝、小型斝、鬹、盉、杯、钵、碗、器盖等。城北的龙山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溱水东岸的二级台地上，东西长为550米，南北宽为260米，面积为143,000平方米。文化遗存当以城北路沟以西最为密集，在路沟以东较大面积的遗址范围内，遗迹似较稀疏，或可能因这一带地面遭到过平整土地的破坏。因而，城北的发掘主要集中在路沟以西，从发掘和采集的文化遗物看，城北都为纯正单一的龙山晚期文化遗存，发现的文化遗迹主要有灰沟和少数墓葬等。出土物较为丰富，陶生活用器有鼎、罐、壶、瓮、折腹盆、大型斝、小型斝、罐、鬹、澄滤器、钵、碗、器盖等。城东的龙山文化遗址，在东墙以东，南北长250米，东面边沿在南北自然沟以西，西抵城墙，东西宽150米，面积为37,500平方米。据鲍家村民回忆，在人民公社时期，这一带曾遭到过大规模的土地平整。钻探调查中发现，整个遗址地层堆积较薄，遗迹的密集区范围也很小。因这一区域未进行发掘，依采集的陶片特征看，这里似无其他考古学文化遗存，亦为单一的龙山晚期文化。
从以上龙山文化遗存的发现情况看，其考古学文化主要以龙山文化晚期为主，其分布范围也最大，在城内的各个角落以及城北和城东加起来，面积为35,7000平方米。
此外，在城内的龙山文化晚期遗存之上，还发现有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殷墟文化、战国文化和汉文化遗迹和遗物，以上各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或为地层叠压，或是晚期遗迹打破早期，对龙山文化晚期的大多数遗存造成了程度不同的破坏。
从以上各时期考古学文化在古城寨城址内外的分布情况看，古城寨及其周围的古文化遗存，在各个时期之间时断时续，延续时间也长短不一。
仰韶文化从出土采集的器物标本特征认定，都是仰韶文化的晚期，范围不足2万平方米，位于溱水东岸的窄长地段。尚构不成新郑、新密两市交界地区的中心聚落，只能是一处一般性的小型聚落。此聚落延续到龙山文化的早期，人口似有锐减，聚落处于衰落状态。而且从此期开始炊烟不起，人迹罕见，城址内一片萧条与荒芜，
这样的情况延续到龙山文化的晚期，似另一氏族集团来到古城寨，并迅速壮大，使古城寨发展成为这一带具有区域性都邑的聚落中心。在这一氏族集团发展壮大过程中，经过周密规划设计，在溱水东岸夯筑起一座东西长方形的高大城垣，还在城内东北部构筑起大面积的宫殿廊庑建筑。
到龙山晚期中段，古城寨的氏族集团又突然衰落，似乎周围高大的城垣已不受重视，出现了局部的损伤和破坏，
到了晚段城内外的人口有较大的恢复，城墙内侧基础和原有的宫殿廊庑建筑均遭到较严重破坏。
龙山文化晚期晚段以后，城内外又见不到人类生活活动的遗存，这一时间段上的文化遗存空白，当与社会灾难或自然灾害有关，使氏族集团整体迁徙，或四散逃亡。
待到二里头文化二期，城内再次出现民众的生活活动，但数量非常少，
发展到二里头文化三期，人口有一定的增多，文化遗迹也有明显的增加，
到二里头文化四期，人口再度下降。
此后的二里岗文化衔接二里头四期文化，延续下来，从不甚丰富的文化遗迹判断，在二里岗文化下层时期，与二里头四期并没有十分明显发展，一直到二里岗文化上层时期似进入商早期文化的昌盛期。这一时期文化遗存的增多，也给龙山文化遗存造成大面积毁灭性的破坏。例如宫殿廊庑基址大部分都是在这一阶段遭到严重破坏的。
二里岗上层二期，这里的文化遗存再度减少，继而又出现考古学文化上的期段空白，
到殷墟文化三期再出现古城寨商文化的繁荣期，遗迹的大量增加，也为这里的龙山文化遗存和其后的二里头、二里岗文化遗存带来了较多的扰乱与破坏。
从殷墟文化晚期以后，又不见人类活动的文化遗存。
所以，原来所定的西周"郐国故城"，由于未发现西周文化遗迹遗物，似难以成立。
东周时期的春秋时代，这里亦当荒芜人烟。战国晚期出现极为少量的居民，甚至到汉代再无昔日的繁华和居住密集的人群。
(二)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
龙山文化城墙与护城河的发现，古城寨城址是依溱水和另一无名河的交汇处修筑。至今仍保存着南、北、东三面城墙，西墙被溱水冲毁。城址位于古城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心区，平面呈东西长方形，方向349度。其南墙西临溱水，向东与东墙南端相连。北墙也是西临溱水，东接东墙北端。在南北两城墙的中部略偏西，有相对的两个城门缺口，至今仍是古城寨群众出入的唯一通道。东城墙是三面城墙中保存最好的，无一处断缺。北墙地下基础长500米，基础宽42.6-53.4米;地上墙体底宽12米-22米，顶宽1米-5米，墙长460米，墙高7米-16.5米。南墙地下基长500米，基础宽42.6米-62.6米;地上墙底宽9.4米-40米，顶宽1米-7米，墙长460米，墙高515米。墙地下基础长353米，基础宽85.4米-102米;地上墙底宽36-40米，墙长345米，墙高13.8米-15米。西墙的复原长度为370米。这些墙体的筑建方法基本是因地而宜，有的墙基普遍分层夯打到一定高度再版筑，有的是直接版筑，即将出地面时开始分块板筑，每版长度随板材长短。高1米左右。夯筑技术方法清楚，用材痕迹清晰，这些发现都十分难得。
古城寨城墙是目前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地面以上保存最好的城墙，城址临河而建，不仅宜于取水排涝，便于舟筏水运，而且可引水入城之护濠加强防御。古城寨护濠最宽处达70米，这在其它城址中也是非常罕见的。特别是在河南发现的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新密新砦、平顶山蒲城店、郾城郝家台、淮阳平粮台、安阳后岗、辉县孟庄、温县徐堡等9座龙山文化城址中，惟一在地面以上有高大而又基本完好的三面城墙存在，也仅有此处可以研究并弄清当时地面以上筑墙技术与方法，亦可填补新石器时代晚期地面以上筑城技术之空白。也由此可知其研究价值之一斑。这一高大雄伟城垣的发现也是研究其城址性质，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重要的新资料。
(三)古城寨龙山文化遗物的发现
古城寨出土的龙山文化遗物，类别计有石器、骨器、玉器、蚌器、陶器和大量的有可能是熔铜炉残炉和炉块的厚胎陶缸。从这些不同种类器物的制作情况看，不同类别的器物应是在专门的手工业作坊或专人从事生产的。如所见的龙山文化石器不仅是选择高强度的硬质石料，而且制作规整光滑，在石铲、石刀、玉环上都使用了钻孔技术。如玉环，白色，外轮为多边形，内轮为圆形且高于外轮，中心是较大的圆孔，工艺远较石制工具复杂，又制作得光洁精细美观。这种制作技术，绝不是任何人都能随便制造出来的，必须有专门的作坊、专业技术人员、专门的生产工具才可能完成。又如这里出土的龙山文化陶器，一般制作精致，特别是一些蛋壳黑陶和红陶器皿，不仅胎质细腻，而且胎薄如蛋壳，器表光亮。另外，还有一些大型陶器如圈足盘、甗，口径都达50厘米左右，大型瓮、大型斝高度达50厘米以上，而且火候均匀，制作精巧，这些陶器如果没有专门的制陶作坊和技术高超的工匠，也是很难完成的。特别是南城墙内发现的数件釉陶罐的残片，釉为银灰色，釉层较薄，有木光。另有数件陶壶口沿和肩部残片，为泥质磨光红陶，上似有极薄而有光泽的釉面。怀疑似原始"釉陶"，有可能是我国原始釉出现的最早例证。我国原始瓷器最早发现于商代早期，前些年又在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中有所发现，都是瓷器残片，为瓷胎青釉，似与郑州二里岗原始瓷器质地无太大的差别。古城寨龙山文化"釉陶"的出现，证明我国釉的发明与使用，最早是在烧陶器过程中完成的，对于我国陶瓷起源的研究，无疑是一重要发现。
青铜铸造业的出现，曾成为古代文明形成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古城寨城址内外发现的数量较多的陶缸片，湖北省鄂州博物馆一古代青铜器复制专家通过现场考察，认为这些厚缸片，多与青铜器铸造的熔炉有关，有些陶缸外壁为灰色，内壁烧成红色，有些内壁烧炼有灰黑色层面，另有些内壁有明显的用后修补的泥层，作为熔炉，最少熔炼过34次铜。他曾用古人的熔铜方法进行试验，证明熔炼过34次以内的炉壁是不粘铜的。如果这一观察、判断无误，根据大量的"熔铜炉"块推测，古城寨龙山文化青铜铸造手工业是存在的，并具备一定的规模，形成了独立的手工业生产部门。由此可以联想古城寨这一浩大的城防工程，是否会与金属工具的出现有一定的关系。长期以来，在同时代的城址中与遗址中早已发现有溶铜液层、铜炉渣、铜容器残片等，故而认为，古城寨龙山文化熔铜铸造手工业的出现也是有可能的。
古城寨城墙的地层年代关系
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年代的确定，主要依据城墙地层的叠压打破关系，城内主要遗存宫殿廊庑基址地层的叠压打破关系，以及诸遗迹包含物特征，与其他遗址同期同类器物进行比较来确定的。
城墙的始筑和使用年代的确定，我们主要在南、北、东三面城墙基础上开了五条探沟(南城墙二条，东城墙两条，北城墙一条)，其中以南墙探沟ⅢT1最具代表性。包括城墙在内共上下叠压10层。城墙上的叠压层次共有9层，除1层是农耕土，2层是扰层外，第3层是汉代文化;第4、5、6层都是殷墟文化;第7层和8层为二里岗文化上下层;第8下层为二里头文化;第9上、第9下层均为龙山晚期文化;第10层为夯筑城墙，可分为10A、10B、10C、10D等诸层，在这些层中还可分出诸小层。城墙基础和近地面墙体是由护城坡、上部墙体、版筑墙、夯筑层、夯筑墙基础等五部分组成。在10 D2层南部墙基下，压有灰坑H3、H4，10D3层下，北侧压有灰坑H2和仰韶文化房基，中部压有灰坑H1和瓮棺葬W1、W2。除H1、H2可能是处理地基时经夯打之外，W1、W2和H3、H4均为龙山文化早期，仰韶文化房基在处理地基时已荡平，仅存基础部分，是筑墙前就地平整，然后夯打成为城墙的基础。
从以上地层可以看出，ⅢT1的地层对确定城墙年代有直接关系的是第9层，第10层墙本身和下压的瓮棺葬和灰坑等。地层以早晚关系分为第一组。
第一组地层叠压关系:
这些关系表明，第9下层晚于第10层。第10层又晚于H4、W1、W2等。.第9下层的出土物，较晚的为龙山晚期文化，有陶罐、斝、鼎、盆、豆、壶、瓮、双腹盆、刻槽盆、甗、觚、器盖等残片。其纹饰主要有篮纹、方格纹和绳纹等。第10层墙体内的出土物，亦为龙山晚期文化，有陶罐、罐形鼎、深腹盆、圈足盘、高领瓮、甗、高柄豆、壶、觚、杯等。墙体10层下压的H4主要有陶鼎、夹砂罐、瓮、盆、缸、器盖、钵、碗、杯等。W1、W2主要有直口大缸、敛口大缸和折肩罐等。按《河南省新密市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发掘简报》(以下简称《简报》)。ⅢT1墙基下压的H4和W1、W2为古城寨龙山文化第一期，相当与庙底沟第二期，即龙山文化早期。ⅢT1第10层归古城寨龙山文化第二期前段，相当于龙山文化晚期的早中段之间，与王城岗龙山文化第三期前段相当。ⅢT1第9层为古城寨龙山文化第三期，相当于龙山文化晚期后段，与王城岗龙山文化第四期相当。从这些叠压情况可看出，古城寨城址是在龙山文化晚期早、中段之间修筑并使用，之后在龙山文化晚期后段城墙基础部分边沿开始遭到破坏。古城寨南墙下所压的龙山文化早期遗存，与城墙之间在年代上存在有缺环，与城墙的修筑时间没有同期关系亦无因果关系。再则城址内外已发掘2400余平方米，龙山文化遗存除南墙下的H4、W1、W2之外，均是龙山晚期，目前还没有发现第二处龙山文化早期遗存，说明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是以龙山晚期文化为主体，其早期遗存只是零星存在，不论是遗迹还是遗物，都代表不了古城寨龙山文化主要遗存的文化面貌。
古城寨城址的绝对年代
古城寨第一组大体与王城岗二期同时-王城岗二期的碳十四年代，标本SA98102为BC2132-2082年，标本SA98104为BC2128-2084年。古城寨第一组的年代也应与之相当。约为公元前2107年。(取拟合日历的中间值，下同此)
古城寨第二组大体与王城岗三期同时，王城岗三期的碳十四年代，标本SA98108为BC2090-2030年，标本SA9811为BC2090-2030年.古城寨第二组的年代应与王城岗三期相当。此期当是古城寨城址的始建和使用期，其碳十四年代约为公元前2037年前后。
古城寨第三组大体与王城岗四期同时，王城岗四期碳十四年代，标本SA98116为BC2050-1985年，标本SA98117为BC2038-1998年，标本SA98120为BC2041-1994年。古城寨第二期前段的年代应与之相合。此组是古城寨城址的废弃时期，碳十四年代约为公元前2018年前后。
古城寨第四组大体与王城岗五期同时，王城岗五期的碳十四年代，标本SA98122为BC2030-1965年，标本SA98123为BC2030-1965年。古城寨第四组的年代已出现新砦一期的因素，故其年代应与新砦一期较为接近。约为公元前1997年前后。
从古城寨龙山文化诸主要遗存的年代看，其上限不早于公元前2107年前后，下限为公元前1997年前后。
古城寨城址的性质与传承关系
王城岗城址发现之后，又在登封告成镇北发现了战国时期的阳城，并有"阳城仓器"等陶文出土，成为历史文献记载的阳城在登封告成一带的旁证。
安金槐先生认为王城岗就是夏之阳城，禹所都。这一认定并非无据，所以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夏都阳城是当时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于当时的小城堡仅存1万余平方米，这样的规模与其为国都的地位很不相称。1999年，我在河南省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上曾提出:"王城岗城址确有可能与夏代的阳城有关，由于规模太小，也有可能是夏都阳城中的礼制性建筑，宗庙或社稷遗存。由于城堡附近还有大面积的龙山文化遗存，或许另有阳城城址所在。"2002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项目启动，登封王城岗遗址被列入该项目之一，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联合调查与发掘，在五渡河以西，颍河以北，八方村以东发现一座城垣遗存，面积约30万平方米。这一发现使王城岗遗址形成了大城套小城的布局。这座大城年代虽然还没有公布，但王城岗原来的小城位于大城的东北部，大小两城的关系密切则是显而易见的。两城年代坚信不会有什么大的出入。
特别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古城寨城址晚于王城岗城址，年代先后比较接近，又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性质，都又接近夏纪年或在夏纪年之内。古城寨宫殿廊庑基址位于城址东北部，与王城岗小城之宫庙建筑也位于东北不单纯是一种布局上的巧合，而应该是一种宗教礼制思想的影响，政治、文化因素传承的一致性。
古城寨之后的新砦城址，也应具备夏纪年之内的都邑性质，但由于城址龙山文化遗存尚不十分清楚，只有晚于龙山文化晚期的新砦期文化遗存有较多发现，初步认为属于大规模的坎或墠的宗教性基址，说明夏早期一些宗教礼制性活动已有了较大的规模和进行活动的固定场所。这些遗存虽与王城岗宫庙遗存和古城寨宫殿基址有一定的差别，但都有着异曲同工的关系。由于发掘资料的局限，许多问题还有待今后考古发现来解决。
二里头文化遗址是国内外闻名的夏代中晚期都邑。偃师二里头遗址的1号宫殿基址和2号宫殿基址的建筑形式，以前在其他地方没有发现，只有古城寨的宫殿廊庑基址的形式与其十分相仿，无疑是一非常重要的发现。偃师二里头1、2号宫殿基址皆座北朝南，由主殿、廊庑、庭院、大门等几部分组成。古城寨宫殿基址为座西朝东，也是由主殿、廊庑、庭院等几部分组成，而且夯土、磉墩、柱础石、柱洞和墙基内填红烧土诸形式和作法，与偃师二里头1、2号宫殿基址都有相似的方面。"从建筑形式和年代上看，古城寨城址的夯土建筑基址F1和廊庑基址F4显然是二里头1号宫殿(基址)和2号宫殿的先河之作，其间的一脉相承的发展关系一目了然。二里头遗址作为夏代都城之一，已是学术界的共识。与二里头遗址年代接近，且宫殿建筑相仿的古城寨城址的高等级和重要性，也为学术界所瞩目，"应该也是夏初王国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7，厌火国在其国南，兽身黑色，生火出其口中。一曰在欢朱东。
【按，据下文“三株树在厌火北，生赤水上”推断，厌火国在赤水南。赤水即古颍河。就方位看，考古发现的禹州瓦店遗址应即此厌火国。遗址所处地方现在仍然叫火龙镇，应是“厌火”的反映，也与原文“兽身黑色，生火出其口中”相合，原文说的“火兽”或即后代“火龙”的文化起源，据说此地原有火龙庙，故镇名火龙。
另外，河南龙山文化煤山类型取名的煤山遗址，中方位和特征上也有可能是厌火国。】
《海内西经》：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赤水出东南隅，以行其北，西南流注南海，厌火东。
【按：赤水即颍河。】
许昌禹州瓦店遗址或即厌火国都城
资料：许昌市禹州瓦店遗址
瓦店遗址位于河南省禹州市火龙镇瓦店村东部和西北部的台地上，是1979年发现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主要包含有龙山文化的早、中、晚期遗存，并以晚期遗存为主。是龙山文化晚期全国面积最大的人类聚落遗址之一。遗址内最重要的发现是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还在夯土中发现用于奠基的人牲遗骸数具。
以地面起建的大型建筑基址和奠基坑为代表的遗迹，以及以精美陶酒器、玉鸟、玉璧、玉铲和大卜骨为代表的遗物，都表明此遗址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规格是很高的。1981年以来，国家和省有关考古研究单位多次对瓦店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获得一批重要成果，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作出了贡献。
遗址的发掘是全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两大亮点之一，是确立禹州"华夏第一都"历史地位又一重要依据，证实了禹州作为夏代都城的历史史实。2006年5月国务院核定其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瓦店遗址位于河南省禹州市火龙镇瓦店村东部和西北部的台地上，颍河由遗址的西北向东南流去。2007年9月起，为了深入进行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瓦店遗址再次进行考古发掘。经过4个多月的工作，确定瓦店遗址的分布面积达100万平方米，是龙山文化晚期全国最大的人类聚落之一。同时，也发现了一些对于研究文明起源有重要作用的文化遗迹。新近发现的这个古城遗址，呈东南、西北走向，长1000余米，宽500余米，城墙外有壕沟，其不远处通过钻探证明是古颍河河道。从这个古城遗址的规模来看，瓦店在龙山文化时期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考察收获
其一，瓦店龙山文化遗址主要由西北台地和东南台地两部分组成，其面积达100余万平方米，是目前所知河南境内的大型龙山文化遗址，也是龙山时代颍河中游地区的中心聚落之一。
其二，在瓦店西北台地发现大型环壕(HG1)，其防御是由人工壕沟与天然河流共同构成的。目前所知环壕围成的面积达40万平方米。在瓦店西北台地环壕范围内，在其东部偏南处发现大型夯土建筑基址(WD2F1)，在夯土建筑基址中发现用于奠基祭祀的人牲遗骸数具，在"回"字型夯土建筑院落的垫土中亦发现有用于奠基祭祀的人牲遗骸，由此表明该夯土建筑的高等级。瓦店遗址出土遗物丰富且等级高，以列觚(可能为度量衡器)、刻划符号(鸟纹)、白陶或黑陶(蛋壳)或灰陶的成套酒器、玉器等为代表。瓦店遗址中龙山文化晚期环壕和大型夯土建筑的发现以及精美陶器的出土，均表明该遗址的等级是很高的。
其三，瓦店遗址发掘与夏早期文化研究关系密切。史书中记载夏人在今河南豫西地区活动甚多，特别是文献中的夏禹、启的记载大多与禹州有关，而且这个地区在古代多有称为夏地者。《史记·货殖列传》:"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集解》引徐广曰:"禹居阳翟。"
《汉书·地理志·颍川郡》阳翟县下班固自注:"夏禹国。"
《帝王世纪》:"禹受封为夏伯,在《禹贡》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阳翟是也。"
《水经·颍水注》:"颍水自褐东径阳翟县故城北，夏禹始封于此，为夏国。"
《左传·昭公四年》云:"夏启有钧台之享。"杜预注:"启，禹子也。河南阳翟县南有钧台陂，盖启享诸侯于此。"
《后汉书·郡国志·颍川郡》阳翟县下刘昭注补:"有钧台陂，《帝王世纪》曰:在县西。"
有学者指出:今河南禹州地区曾以翟鸟命名，翟鸟以其羽毛鲜艳又称作"夏"，因而此地最早当称作"夏地"，后称作夏翟，至春秋战国时期才又称作栎和阳翟。称栎者，乃翟鸟之异名，称阳翟者，当因古夏、阳二字音、义相近通用之故。
清人吴调阳《"汉书·地理志"详释》云:"阳翟，今禹州。注云:"夏禹国。"
可见禹州是夏禹、启的主要活动地区之一。文献记载的夏禹、启居阳翟，夏启钧台之享的地望就在禹州，自禹、启以来，禹州地区即成为夏人的主要活动地域。在禹州瓦店发现的大型龙山文化晚期遗址以及重要遗迹和丰富的遗物表明，禹州瓦店遗址有可能即与夏禹、启居阳翟和启之钧台之享有关。
其四，在瓦店新的考古工作中广泛开展多学科研究。如为中国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阶段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年代研究，提供测年标本(瓦店)和谱系研究材料(王城岗、瓦店等)。如为中国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阶段的环境研究，提供孢粉、植硅石、光释光等研究的标本，开展景观/GIS考古、地貌与第四纪调查等。如为中国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阶段的技术与经济研究，开展浮选(植物考古)、动物考古、体质人类学、同位素分析(食性)、制陶工艺水平等研究工作。均有重要收获。
2011年3月21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三)--禹州瓦店遗址聚落形态研究"项目取得新成果。针对该遗址的祭祀遗址呈现"左祖右社"对称布局，专家称遗址很可能是夏代首领禹、启的阳翟城。位于禹州市火龙镇瓦店村东部和西北部的台地上，面积45万余平方米。遗址主要包含龙山文化早、中、晚期遗存，以晚期遗存为主。出土有陶鼎、瓮、卜骨、玉鸟、玉铲等，还有大量房基、灰沟、窑穴等遗迹。
汝州煤山遗址
煤山遗址是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一处文化遗址，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对研究我国夏代文化具有举足轻重的划时代意义、及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科学创造价值。 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河南省汝州市煤山公园内，整个遗址呈立状，高出周围约4米，东西直径220米，南北直径230米，文化层厚度约4米。地势北高南低。断崖上袋形、敞口灰坑多见，文化堆积层次明显，地表还散存有大量的龙山、二里头以及商代、西周、汉代陶片及螺壳、鹿角等遗物。由于古代人类长久居住而山体地层呈黑灰色，故有"煤山"为名。遗址的绝对年代为夏代，距今4500年左右，文化性质为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晚期煤山类型，煤山遗址的发现可以看到当时人类的生活、栖息、种植、狩猎、制陶工艺、冶铜、生产工具等均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对研究我国第一个奴隶国家的建立以及夏代人活动范围有重要价值。
1四大价值
2有坩埚而无青铜器
晚期煤山一、二期，上面两层为二里头一、二期。各期的遗物基本为石器、陶器和一些骨器生产工具。
石斧多近柱形仅磨刃部，石镰作弯月形通体磨光，石凿通体磨光、单面刃，石刀呈方扁状多有钻孔。另外还出现有少见的玉戈、玉铲。生活器皿可分为炊具、盛具，均为陶质黑色，火候较高，器壁较薄，造型灵巧、工整，快轮制作，有泥质、夹砂两种。纹饰多拍印的条纹、方格纹。器形有小口高领罐、罐形鼎、鸡冠耳足鼎、敞口甑、圈足盘、觚、单耳罐。还发现有大量的骨簇、锥、笄、陶纺轮等。1983年列为县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列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3年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汝州煤山遗址的发现，或与厌火国相关
重点保护范围:东至断崖，西到临登公路西67米，南至断崖，北至围墙。长255米，宽255米，呈正方形。
一般保护范围:自重点保护区边线外扩100米。 在煤山遗址发现炼铜的坩埚及多处熔炼铜痕迹，说明当时的先人已掌握了炼铜技术。国务院印发《关于核定并公布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核定公布了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与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合并的项目。汝州市李楼遗址、煤山遗址和严和店宋代汝窑遗址等三处古文化遗址跻身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悉，李楼遗址、煤山遗址分别位于汝州市的杨楼镇和煤山街道，两处为同一个时期的古村落遗址，距今约4500年左右，文化性质为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晚期煤山类型，对研究我国新石器晚期向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的过渡、夏代人的生活情况和活动范围具有重要的文化历史价值。
据陈宏焱介绍，煤山遗址在上世纪50年代就被发现，确定其为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文化层，当时的临汝县文化馆有文字记录。1970年，铁路部门修建的焦枝铁路经过煤山，文物部门开始进行发掘，当年11月，洛阳博物馆对煤山遗址进行了试掘。1974年，为了配合国家寻找夏代遗迹及夏代断代工程项目的实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大面积的考古发掘，了解到该遗址的文化堆积、文化遗存等情况。
这两次发掘面积600平方米左右，清理房基33座、灰坑87个(原始人堆放废弃物的土坑)、陶窑4座、水井2口、墓葬15座，出土遗物800多件。遗址地层堆积厚达3~4米，局部灰坑深至5米。清理的房基均为两间、三间甚至多间相连，并出现了隔间房。墓葬为竖穴仰身直肢葬，有少量随葬品。
煤山遗址的范围广阔，遗迹复杂，文物丰富。其文化面貌也是比较特殊的。根据发掘出的地层叠压关系，很清楚地分出煤山一、二、三、四期文化。按照考古学中的文化类型，煤山一期、二期文化属考古学中的龙山文化晚期，煤山三期、四期文化属考古学中的二里头文化。
而煤山三期的陶器既保留有龙山文化晚期的特点，又有过渡性的变化。如鼎类器物中，都是敛口、折沿、鼓腹、器足附在底部。而大口罐都是深腹、平底，但鼎、罐、甑、澄滤器、圈足盘等器物的口沿较煤山二期文化为侈，腹部瘦削而呈筒形，罐器类由鼓腹变成瘦深腹罐。煤山四期文化的陶器，技术含量更高，器形更加美观实用，甚至出现了器内有拍麻点的大口尊。
根据煤山遗址四期文化的对比，这处遗址是属于龙山文化晚期向二里头文化 早期过渡的一种文化类型。四期文化有明显的区分，但也有很多共同点，具有很密切的承袭关系。这对于研究中原地区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过渡及以后的发掘提供了可靠的实物凿证。
可以说，煤山遗址是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一处文化遗址，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对研究我国夏文化具有举足轻重的划时代意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科学创造价值。它的发现可以看到当时人类的生活、栖息、种植、狩猎、制陶工艺、冶铜、生产工具等已发生了质的变化。
四大价值
在申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过程中，河南省文物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古代建筑研究所、河南博物院的6位研究员杨焕成、杨育彬、张家泰、曹桂岑、孙新民、丁福利评定煤山遗址具有四大价值 :
1.煤山遗址是对我国夏文化研究具有代表性的一处文化遗址。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同存于一个文化遗址内，并有明显的地层叠压关系和打破关系。根据出土遗物，两者文化还有很清晰的承袭关系，这对研究汝州乃至中原地区的考古学编年序列提供了条件，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科学创造价值 。
2.煤山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属于两个不同社会载体，对于研究中国原始社会如何走向奴隶社会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研究我国人类从蒙昧时代跨越文明时代门槛，为研究原始社会解体、奴隶社会诞生，为研究石器时代结束、青铜时代兴起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地下史料。
3.隔间房在煤山遗址首次大规模发现，说明原始社会的群居制生活已经消失，配偶单居生活开始出现，反映出中原地区人类已提前进入文明时代 。
4.煤山遗址出土的坩埚，说明青铜冶炼已在中原地区开始出现，中原人类已初步掌握了金属冶炼技术。这对研究中国第一个王朝的建立、夏代的断代工程提供了详细的参考数据 。
有坩埚而无青铜器
在煤山遗址中，考古学家曾发现一个重要的原始工具--坩埚，这是一种原始人冶炼青铜器的工具，但据市文物局办公室主任米柯莱介绍，煤山遗址虽出土有坩埚，但却没有发现一件青铜器。这是为什么呢 ?
米柯莱的观点是，青铜器在煤山文化时期还是一种十分稀有贵重的物件，以至于当时的人类不会把它埋在地下，如果说原始人的部落战争中常用的武器是木棍和石块，那么以青铜制作的兵器就可能是一种起决定性作用的重武器 。
据史料记载，西周时期平顶山境内的一位诸侯曾讨伐南方部落，斩百人，俘四百人，这在当时是一件特别大的功劳，受到周王室的隆重表彰。据此推测，原始人的战争规模通常更小，武器也更加落后。而坩埚却又留传下来，原因之一可能是当时采集冶炼金属的原料十分不易，炼出几件青铜器之后就没有原料了，坩埚也随之无用 。
考古学家在煤山一期文化层发现有房基17座，其室内地上的白灰面保存基本完好。记者在听到介绍时很不解，地面上为什么有白灰，它有什么用途呢?据米柯莱介绍，地面上的白灰是为了保持干燥，因为原始社会还没有床，人类睡觉就是在地上，铺上干草，垫着兽皮。原始人睡觉的地面一般有好几层，有夯土层、烧结层，还有白灰层 。
白灰层是用土壤里的钙结石粉碎，用水和后涂抹在地面形成。有了这几层，地面就能保持干燥。有白灰层的房间一般是地位较高的人居住，因为粉碎钙结石是一件十分费时费力的事，所以一般人用不起。从此可以看出，原始人类的地位已经出现分化 。
8，三株树在厌火北，生赤水上，其为树如柏，叶皆为珠。一曰其为树若彗。
【按，就其特征看疑为红豆杉。此赤水应即今颍河及其支流老潩水。】
资料：嵩山嵩阳书院内原有古柏三株，西汉元封六年（前110年），汉武帝刘彻游嵩岳时，见柏树高大茂盛，遂封为“大将军”，“二将军”和“三将军”。 [27]
大将军柏树高12米，围粗5.4米，树身斜卧，树冠浓密宽厚，犹如一柄大伞遮掩晴空。二将军柏树高18.2米，围粗12.54米，虽然树皮斑驳，老态龙钟，却生机旺盛，虬枝挺拔。树干下部有一南北相通的洞，好似门庭过道，树洞中可容五、六人。
将军柏从受封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赵朴初老先生留有“嵩阳有周柏，阅世三千岁”的赞美诗句。经林学专家鉴定，将军柏为原始柏，树龄有4500年，是中国现存最古最大的柏树。
9，三苗国在赤水东，其为人相随。一曰三毛国。
【按，与此三苗国可以对应的有许昌鄢陵许由寨遗址、平顶山蒲城店遗址甚至南阳方城平高台遗址，而漯河郾城郝家台遗址时代上要早几百年，与上下文所述古国都不在同一个时期。许由寨遗址在赤水（老潩河）东，可能性较大。】
《大荒北经》：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颛顼生驩头，驩头生苗民，苗民厘姓，食肉。有山名曰章山。
【按，此苗民为颛顼之孙，与后世苗族并无直接关系。】
资料：鄢陵许由寨遗址 位于河南省许昌市鄢陵县，是新石器时代的古遗址，也是许姓的祖居地。该遗址高出地面约5米，文化层厚3-5米，保存状况较好，出土了石器，陶器及青铜器等遗物，还有古许由寨牌匾，许由古寨墙，重修许由寺公德碑等重要许由遗迹。对于研究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文化的形成发展和传承延续，有着极其重大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现已被国家侨办确定为许姓的祖居地，2013年5月，又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许由寨遗址，位于河南省许昌市鄢陵县，是新石器时代的古遗址。许由寨集高士许由寻根文化、花木、茶、水文化于一体，是许氏文化的发祥地。[1]
许由寨遗址位于鄢陵县陈化店镇许由村及其周围，南临玉带河，西临老潩水。该遗址面积约10万平方米，高出地面约5米，文化层厚3-5米。许由寨遗址遗迹、遗物丰富，由于该遗址保存状况较好，遗迹、遗物均在遗址中部分寨墙处有所暴露。
考古工作人员在许由寨遗址发现的遗迹有灰坑、墓葬等，灰坑有筒形坑、袋状坑和不规则形坑等，墓葬为小型土坑竖穴墓;发现遗物有石器、陶器等，石器有铲、斧、镞、刀、梭等，陶器分为夹砂陶和泥质陶，还发现方鼎足、鸭嘴鼎足、大足鬲、甑、缸、杯等，上边的纹饰有方格纹、篮纹、篱笆纹、粗细绳纹、附加堆纹等。[2]
近年来，许由寨遗址发现了很多遗迹、遗物。专家根据许由寨的出土文物和寨墙的建筑模式考证，许由寨遗址是原始社会末期的一座古城堡。因此，该遗址为研究我国史前时期遗址提供了珍贵的实物史料，对于研究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文化的形成发展和传承延续，有着极其重大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
鄢陵县人文资源十分丰富，尤其陈化店历史悠久的人文方面的许氏文化资源，陈化店集高士许由寻根文化、花木、茶、水文化于一体，是许氏文化的发祥地。目前，许由寨村已被国家侨办确定为许姓的祖居地。改革开放以来，泰国、菲律宾等国家和香港、台湾地区的许氏宗亲团多次到此寻根问祖。
2013年5月，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平顶山蒲城店遗址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东高皇乡蒲城店村北，20世纪50年代发现。2004年开始发掘。它是一处包括从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夏代二里头文化早期、西周、春秋、战国、汉、宋、明各个时期连续使用的大型遗址，以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和夏代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址为主，又有两周、汉、宋、明各个时期的遗存，发现有房基、壕沟、灰坑、墓葬、水井灶等遗迹。根据所发现的遗迹判明，蒲城店遗址大致可分为六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第二阶段代表夏代二里头文化早期;第三阶段代表两周文化;第四阶段代表两汉文化;第五阶段为宋代遗存;第六阶段为明代遗存。
文物遗存
新石器时代晚期
平顶山蒲城店遗址
为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主要发现的遗迹以龙山文化的城墙和灰坑为主，城墙有东、西、南三边，北部为河道，可能被河水冲毁，每边长120--140米左右，城墙底部宽7-9米，残高约3米，夯层厚约0.2米，城墙外有壕沟。灰坑多呈圆形，大多为平底和锅底形，敞口或直口，出土遗物多陶器，陶质多为夹砂灰陶，器形有罐、盆、钵等。
夏代二里头文化早期
代表夏代二里头文化早期,主要发现的遗迹为房基，十分集中，在不到4000平方米的区域内发现了二十多处的房基，有一间、两间、三间和多间，最多为一排七间，每间的长度大约在2-3米之间。从一处房子的房间的数量看，这一时期正处在一个从群居到一家一户生活的过渡时期。出土遗物有陶器和石器，陶器主要有罐、盆、钵等，石器主要为穿孔石刀。
平顶山市卫东区东高皇乡蒲城店村北。实际上，早在上世纪50年代，它就被发现了，并在1963年被河南省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因为修许平南高速公路平顶山段引线，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组成联合考古发掘队开始对蒲城店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没想到这次发掘收获极大，在经过了一年的勘探、发掘后，从这里发现了两个古城--一个是龙山文化古城，一个是二里头时期的文化古城。
"蒲城店遗址是一处包括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夏代二里头文化早期、西周、春秋、战国、汉、宋、明等各个时期连续使用的大型遗址，它以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和夏代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址为主，又有两周、汉、宋、明各个时期的遗存，发现有房基、壕沟、灰坑、墓葬、水井灶等遗迹，对于研究新石器时代河南龙山文化和夏代二里头文化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平顶山文物局考古专家孙清远先生说。
蒲城店遗址的遗存分布十分集中，从专业上来说，存在着较多的相互叠压与打破关系，最早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遗存，其上为夏代二里头文化早期(即新砦期文化)，两周文化层打破其下的两层文化层，再往上分别为汉、宋、明文化层，主要为墓葬。
平顶山蒲城店遗址的第一阶段，就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主要发现的遗迹以灰坑为主，灰坑多呈圆形，大多为平底和锅底形，敞口或直口，出土遗物多为陶器，陶质多为夹砂灰陶，器形有罐、盆、钵等。
第二阶段代表夏代二里头文化早期，主要发现的遗迹为房基，十分集中，在不到4000平方米的区域内发现了二十多处房基，有一间、两间、三间和多间，最多为一排七间，每间的长度在2~3米之间。从一处房子的房间数量看，这一时期正处在一个从群居到一家一户生活的过渡时期。出土器物有陶器和石器，陶器主要有罐、盆、钵等，石器主要为穿孔石刀。
发掘表明，蒲城店遗址为一处以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为主体，兼有周、汉、宋、明各个时期遗存的大型遗址，总面积20多万平方米，平均堆积约2米，最厚达4米。这里发现的夏代二里头文化早期(即新砦期文化)的房基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面积最大、数量最多、排列有序的房址。
龙山文化城址位于蒲城店遗址东北部岗地上，大致呈东西向长方形，现存东、西、南三面城墙，北面是湛河故道(北墙可能被河水冲毁)，西墙(含城壕)残长124米，南墙中东部向北转折后又向东延伸，全长246米。现存城墙由主体墙和两面护坡组成，墙外紧接宽而深的城壕。该城址的时代为龙山文化晚期。
二里头文化城址位于遗址西南部，保存较好，略呈东西向长方形。城址(含城壕)东西长约260米、南北宽204米。筑城时特意先把拟建城墙之处的原有杂土挖出，再填以较纯净的土并经夯打以使城墙地基坚实。专家推断，城址的年代大致为二里头文化早期。
而发现的两座古城中，被考古专家确认为原始社会龙山文化时期古城的那座"龙山古城"，距今有4000多年，它使平顶山的建城史向前推了大约一千年。"蒲城店遗址'龙山古城'的发现，对于探讨原始社会晚期城池布局、人们的居住形式乃至社会组织结构都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对于华夏文明起源的探索及研究也有着重要意义。"孙清远先生说。
正是因为两座古城的重要性，国家文物局根据评审委员会的评审情况，授予蒲城店考古发掘等十三个项目为2003~2004年度田野考古奖，其中一等奖1个，二等奖3个，三等奖9个。蒲城店遗址考古发掘公示为二等奖。
两座古城分属龙山和二里头文化 时间：2006-03-08 来源：华声报
3月3日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获悉，平顶山市蒲城店遗址发现的两座古城址的时代分别被确定为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两座古城的位置、规模、时代、城垣与城壕结构等已初步查明。
据大河报报道，龙山城址位于遗址的东北部岗地上，大致呈东西向长方形，现存东、西、南面城墙，北面是湛河故道(北墙可能为河水冲毁)，西墙(含城壕)残长124米，南墙中东部向北转折后又向东延伸，南墙全长246米。现存城墙由主体墙和两面护坡组成，墙外紧接宽而深的城壕。城墙夯土多为水平夯层，推测筑墙的夯具以石头为主。城壕底部出土有不少石块，疑系筑完城墙后被弃入城壕的石块夯具。该城址的时代为龙山文化晚期。
二里头文化城址位于遗址西南部，保存较好，略呈东西向长方形。城址(含城壕)东西长约260米、南北宽204米。筑城时特意先把拟建城墙之处的原有杂土挖出，再填以较纯净土并经夯打以使城墙地基坚实。在现存城墙上发现有一木板痕，一端厚一端薄，可见城墙的地表以上部分当是采用板筑法筑成。该城址的年代大致为二里头文化早期。
有意思的是，遗址上发现的二里头文化水井少而浅，深仅2米多，而东周时期水井多且较深，深达4米以上，表明从夏代至东周当地水位有了明显下降，为恢复当时的古环境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负责此次发掘的魏兴涛介绍说，蒲城店遗址龙山文化晚期城址的发现，为中原龙山文化增添了新的城址，是中原地区发现的早期城址之一，其位于豫中南部，在地理位置上是中原地区最靠南的城址之一。城内房址、陶窑、窖穴、圆形建筑基址、瓮棺葬的发现，向人们初步展示了这座古城内部的布局和丰富内涵。房址外活动场、陶窑工作面与烧灰坑等的发现，使更加全面地复原古人活动场景成为可能。
南阳方城县平高台遗址
平高台遗址位于河南省方城县赵河镇平高台村北，遗址恰好位于南水北调中线干渠上，被国家列为南水北调中线干渠文物保护控制性项目之一。
遗址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面积91万平方米，分布于平高台村及其以北的井吴村之间的区域内，文化层堆积厚1 ~ 4米不等，时代主要为新石器、商代、东周、汉代。南水北调中线干渠里程140 - 141公里段穿越遗址的北部，占压遗址面积12万平方米。
2004年秋，南阳市文物部门对该遗址进行复查时发现了一处龙山文化时期城址。
河南省、南阳市及方城县考古专家组成考古队，对平高台遗址渠线占压部分实施考古发掘。遗址上有灰坑、墓葬等遗迹，出土的陶、石、骨、蚌器等，分属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
文化层堆积厚度达3米。2004年秋季，在对遗址的复核和调查性勘探中发现了"龙山城址"，为此发掘期间我们再次进行了重点钻探。勘探表明遗址中心文化堆积厚达4米，
多数区域在1 - 1.7米，以汉代和龙山文化堆积为主。遗址东部发现了不规则的长方形环壕，南北900米、东西500米，沟宽20 - 40米，深4米余，下层堆积发现有龙山文化陶片。这一大型遗迹现象通过东区发掘已初露端倪，沟内堆积可分多层，根据包含物判断分属龙山和汉代两个时期，由于水位较高尚未发掘到底，是否存在龙山文化城垣或大型环壕聚落?其性质和年代还有待发掘工作的继续深入展开。
发掘区域分东、中、西3个区。截至5月9日，东、西两区考古发掘已经过半，中区布方工作已经完成。东区的城墙、城壕已被发掘露出，城墙宽11.5米~12.5米，为残存基槽部分，城墙土中有鼎、绳纹罐、壶、碗等陶器片，均为龙山文化时期遗物。城壕宽14.5米~16米，是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壕。
西区发掘所见文化堆积均为龙山文化时期，其上叠压有西汉时期墓葬6座、灰坑1个，龙山时期灰坑9个。西汉墓均保存完好，龙山文化时期灰坑出土文物有石镞、石镰、陶器动物浮雕及鼎、罐、壶等陶器片。
专家认为，平高台遗址包含有新石器时代、商、周、汉代文化遗存，内涵丰富，延续时间长，多类文化遗存叠压，对研究汉水流域的文化序列具有重要意义。遗址所在地为长江、淮河两大流域的分水岭，南阳盆地北上要冲，是研究考古学区系文化南北交流的重要实物资料。
专家表示，该遗址上龙山文化城址的建设、使用及城垣的形状、大小仍有待于进一步勘探确定。
汉代遗迹有墓葬20座、灰坑9个、灰沟14条、水井1眼。墓葬均未被盗，M1为斜坡墓道砖室墓，墓室双券顶，中间有隔墙并设一拱形门联通二室。左室葬人，随葬陶仓、铜钱"大泉五十";右室随葬陶鼎、罐、瓮、碗、灶、井、猪圈、猪、狗、鸡、鸭等。其它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墓，仰身直肢，头向北，随葬有陶器和五铢钱。陶器主要有鼎、壶、双耳罐、盒、釜等。
通过勘探发掘，我们初步了解了遗址文化堆积特点和内涵，环绕面积达45万平米壕沟遗迹的发现表明了龙山文化中心聚落的存在，这一发现对于探讨南阳盆地龙山文化聚落形态、布局，以及南北文化交流等学术课题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南阳盆地为汉代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以往小型墓葬发掘较少。这批墓葬主要为西汉中晚期和新莽时期，排列规律，保存完好，随葬品多少不一，为南阳地区汉代小型墓葬分期、葬俗葬制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大河网2005-05-10讯据南阳日报报道，南阳平高台遗址一处龙山文化时期城址日前被确定，这是豫西南地区首次发现史前文明城址。该遗址的发掘对当地文明乃至中华文明探源都将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遗址上有灰坑、墓葬等遗迹，出土的陶、石、骨、蚌器等，分属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文化层堆积厚度达3米。
该遗址恰好位于南水北调中线干渠上，被国家列为南水北调中线干渠文物保护控制性项目之一。去年秋，南阳市文物部门对其复查时发现了这一处龙山文化时期城址。
4月15日，省、市及方城县考古专家组成考古队，对平高台遗址渠线占压部分实施发掘。
发掘区域分东、中、西3个区。截至5月9日，东、西两区考古发掘已经过半，中区布方工作已经完成。
东区的城墙、城壕现已露出，城墙宽11.5米~12.5米，为残存基槽部分，城墙土中有鼎、绳纹罐、壶、碗等陶器片，均为龙山文化时期遗物。城壕宽14.5米~16米，是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壕。
西区发掘所见文化堆积均为龙山文化时期，其上叠压有西汉时期墓葬6座、灰坑1个，龙山时期灰坑9个。西汉墓保存完好，龙山文化时期灰坑出土文物有石镞、石镰、陶器动物浮雕及鼎、罐、壶等陶器片。
专家认为，平高台遗址包含有新石器时代、商、周、汉代文化遗存，内涵丰富，延续时间长，多类文化遗存叠压，对研究汉水流域的文化序列具有重要意义。遗址所在地为长江、淮河两大流域的分水岭，南阳盆地北上要冲，是研究考古学区系文化南北交流的重要实物资料。
漯河郾城郝家台遗址
郝家台遗址位于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城东石槽赵村东北的台地上，京广铁路从遗址的西南部穿过，将遗址分为东、西两部分。遗址高出周围地面2-3米，文化层厚约3-5米，面积5万多平方米。郝家台古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222米，东西宽148米，面积近3.2万多平方米。建于郝家台龙山文化二期，距今4600年左右，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河南龙山文化中时代最早的重要城址。
1986年-1987年先后发掘面积为3000多平方米。遗址内西南部发现有城堡遗迹，大面积成排房基，并有木板地面遗痕。另有窖穴、墓葬、灰坑、陶窑等遗迹以及城墙基和外围防御沟。出土有陶、石、骨、蚌器数千件。
郝家台古城址反映了4000-5000年前，嵩山以东黄淮流域的历史文化的发展面貌，为全国为数极少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古城之一。古城的出现代表了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产生，也说明至少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新的文明时代已经降临。
郝家台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项目和研究课题之一，对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具有重大的历史和考古研究价值。
1986年被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被国务院核定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0，臷国在其东，其为人黄，能操弓射蛇。一曰臷国在三毛东。
【按，其即上文的三苗，无论是上述哪一个遗址，其东的大致范围都之周口市一带，就现有考古发现的情况看，周口淮阳平粮台城址为公元前2389年前后，而与其他文献记载综合分析之后，可以确定臷国与舜的关系，另外舜与淮阳也有确切的关系，因而基本可以肯定臷国是指淮阳平粮台遗址。从此往东的豫东一带，龙山文化类型为王油坊类型或称造律台类型。
臷，袁珂注以为是“载（改车为呈）”，音义均为盛。且举《太平御览》卷七九〇即作盛国。其书在下文“贯匈国”注下又引元人周致中《异域志》言“盛海”，并推测盛海必因盛国而来，确为慧眼卓识。盛海即今淮阳县城以东的龙湖的前身，淮阳政府官网资料称“东西阔4.4公里，南北长2.5公里，围堤14公里，面积11平方公里，水域面积16000多亩。其气势，其规模，无不令杭州西湖、武汉东湖黯然失色。湖水环抱古城，古城屹立水中；湖中有城，城中有湖，被誉为内陆奇观，中原名珠”。
如今的淮阳县城，依然是被水环绕，这种格局其实已经延续了至少五千年
《诗经 陈风》反映了西周、春秋时期该水域的情况，而盛海则是该水域在四千多年前的名称。】
《大荒南经》：有臷民之国。帝舜生无淫，降臷处，是谓巫臷民。巫臷民朌姓，食谷，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穑，食也。爰有歌舞之鸟，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爰处。百谷所聚。……有蜮山者，有蜮民之国，桑姓，食黍，射蜮是食。有人方扜弓射黄蛇，名曰蜮人。
【按，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 陈风》引历代注文来概括陈地风俗，其特点包括：喜歌舞、好祭祀、用史巫，陈风奢荡，陈之俗专以游荡为事等等，正与此处描述相合。淮阳在肥沃的淮河平原上，又有盛海这个大湖，盛产莲鱼，自然条件十分优越，因而不必像其他地方的人那样勤劳辛苦，即可生活得美满幸福。周武王将自己的大女儿许配给舜的后代胡公并将他们分封于此建立陈国，是有原因的。《淮南子 坠形训》所言南方之“裸国”，盖即指此“不绩不经”而服的臷国。】
《礼记 乐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投殷之后于宋。
《史记 周本纪》：“武王追思先哲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
【按，武王封上古帝王之后，应是考虑了其先发迹之地，封尧后于祝其即今连云港东海县西一带，与尧葬在此地一带大有关系。将舜的后代分封在陈即河南淮阳一带，其原因即为舜子无淫国于此。《大荒南经》说臷国附近还有蜮民之国，而《海外南经》显然是将两国并为一国了。也许《大荒南经》反映了时代较早的情况，的确分为两国；而《海外南经》反映里时代较晚的情况，蜮民之国被臷国兼并了。臷国指平粮台遗址，蜮民之国或指郸城段寨遗址等附近同时代的遗址。】
在《海外南经》此处反映的龙山中后期之前，淮阳一带是太昊之都。“太昊”在先秦文献中或作“大皞”。与其后的少昊、颛顼一起，都是古东夷人的首领，应属于考古学上的与龙山文化并存的大汶口文化后期阶段。
《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
【按，可见太昊不属于诸夏，是东夷人。】
《左传·昭公十七年》：“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陈，大皞之虚也。”
【按，此处炎帝氏（神农氏）与大皞氏并举，可见并非同一个人。陈即今河南淮阳，至今仍有太昊陵。皇甫谧《帝王世纪》言初都陈，后徙鲁。】
《左传·文公十八年》：“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苍舒、隤岂、檮寅、大临、龙降、庭坚、仲容、叔达，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天下之民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肃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谓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举。舜臣尧，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地平天成。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内平外成。
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德，丑类恶物，顽嚚不友，是与比周，天下之民谓之浑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毁信废忠，崇饰恶言，靖谮庸回，服谗蒐慝，以诬盛德，天下之民谓之穷奇。颛顼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告之则顽，舍之则嚚，傲很明德，以乱天常，天下之民谓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济其凶，增其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去。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檮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魑魅。是以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以其举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书》数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无违教也。曰『纳于百揆，百揆时序』，无废事也。曰『宾于四门，四门穆穆』，无凶人也。
【按，此处高阳、颛顼并举，可知并非同一人。颛顼为少昊之子，是东夷人无疑，应为考古学上的大汶口文化的一任*物。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所言颛顼即高阳，为黄帝后裔的说法是不可靠的，高阳为黄帝后裔，当属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的一任*物。而西汉末年的刘歆竟然提出太昊即伏羲的说法，显然是不可信的。大汶口文化在公元前2500年与羿领导的龙山文化决战中失败并被征服兼并融合，其后该文化在原区域消失而为龙山文化取代。详见本文通论部分之“凿齿为大汶口文化之联军”。而从本处的淮阳平粮台遗址往东的多个遗址，都有龙山文化遗址地层之下往往也见大汶口文化地层的情形。而淮阳平粮台遗址大约是大汶口文化分布的西南边界。】
（资料：大汶口文化：从原始到文明．百度学术．2004-8[引用日期2016-10-27]）
淮阳平粮台遗址
资料：淮阳平粮台古城遗址
平粮台古城遗址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城址。位于河南省淮阳县东南4公里的大朱村西南方。平粮台古城址即是宛丘之地，距今已有4600多年的历史，是我国目前发掘出土时代最早的一座古城址。
平粮台遗址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的《陈风宛丘》以及《东门之枌》、《尔雅注疏》、《晋书》中均有记载。根据史*载和地理方位分析，平粮台可能是太昊之墟、神农之都的古宛丘都城。这座古城时代最早、面积最大、保留最好，对研究我国古代城市的出现、国家的起源、早期奴隶制等重大学术问题，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1979年发现后，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在此多次进行考古发掘。城内有高台建筑，屋墙用土坯垒砌而成，四周还有灰坑、陶窑等遗迹。城址的平面呈正方形，边长185米，城墙残高3米，宽10米。南门埋设有陶质的排水管道。对研究中国早期城市的起源、国家的产生和探索夏商文化都有重要意义。平粮台古城遗址于1988年1月13日，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1，贯匈国在其东，其为人匈有窍。一曰在臷国东。
【按，其指上文之臷国，即今周口淮阳平粮台遗址。其东发现有鹿邑栾台遗址。贯胸是指胸前皮肉横向贯穿竹签等锐器，并非前后贯穿伤及心肺。东南亚的印尼菲律宾等地亦有此类风俗，是对宗教信仰表示虔诚的一种仪式或者行为方式。】
资料：鹿邑栾台遗址
栾台位于老子故里鹿邑县城东南的王皮留镇西2.5公里处，台高5米，占地面积7000平方米。据考证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是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出土了大量文物，考古工作者认为栾台是龙山文化、岳石文化，整个商代直至周时战国早期的文化遗存和文化堆积，是一座古文化遗址。
该遗址现为一台地，四周皆为平坦的农耕地。台高5米，基本上成方形，每面宽80米。遗址东、北两面为陡峭的断崖，暴露出许多陶片和蚌壳;西、南两面为斜坡状。整个台地全为黑土构成。该遗址1978年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升格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考古工作者认为栾台是龙山文化、岳石文化，整个商代直至周时战国早期的文化遗存和文化堆积，是一座古文化遗址，先民们从大汶口晚期到战国初期，一直在这栾台上生活 。
《水经注》说:"涡水……经苦县故城南，城之四门，列筑驰道，东自赖乡，南自南门，越水直指古台"。说明南北朝时已成"古台"。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与周口地区文化局文物科对栾台遗址进行了调查。栾台遗址古代遗存丰富，地层堆积颇厚，一般在7米以上，个别地方达8米余。
鹿邑栾台遗址发现器物
1987年9月，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在遗址东端开方试掘，基本上弄清了遗址的文化内涵。其堆积情况为:上部1.50米为近代文化层，含有明清及现代陶瓷碎片。第二层厚1.50米，为西周中晚期文化层，出土有陶豆、陶簋、陶罐、陶瓮、陶甑、陶盆、骨簪等。陶器多为绳纹灰陶器。第三层为商代文化层，时代若相当于二里岗期至殷墟二期，深1.50米，出土有绳纹灰陶鬲、豆、罐、大口尊等器物。第四层为二里头时期文化层，深0.8米，出土有绳纹、篮纹、方格纹陶器，其中鼎、罐、豆、盆等为泥质灰陶器，还有素面红褐色陶质尊形器。本期内涵中还含有岳石文化因素，代表器物为夹砂红陶献。第五层为龙山文化层，厚2.20米，出土有灰绳纹、蓝纹、方格纹陶鼎、罐、钵、杯、献等，另外还有磨光灰陶片、黑陶片、黑皮红褐色陶片。
12，交胫国在其东，其为人交胫。一曰在穿匈东。
【按，其指上文贯匈国，即今鹿邑栾台遗址。交胫，《淮南子·坠形训》作交股，同义，疑似后代说的X型腿，可能为缺乏某种营养物质微量元素而导致的地方病。与《海外东经》之歧踵类似，并非指越南的交趾。交胫国应指今商丘永城王油坊遗址一带，或包括附近的造律台、黑堌堆遗址。王油坊、造律台都具有典型意义，被不同的考古学家命名为该类型的名称，豫东龙山文化的地方类型，】
／／资料：永城王油坊遗址-造律台遗址-黑堌堆遗址
永城王油坊遗址目前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史学界专门划出一个王油坊古文化类型。可见重要性。商丘文化界著名专家李可亭说：“王油坊文明是商宋文明的曙光。”目前其年代在豫东及其周边地区最早。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人类研究所碳十四测定，王油坊遗址的年代在公元前2580至2140年。王油坊遗址发现有卜骨，有火灼烧的痕迹，这是当时古人占卜的结果。有专家推测这地方有可能是处于游牧部落中早期商王居住的地方之一。
永城王油坊类型对上海广富林文化影响直接
在甲骨文中有商王到永城一带的记载。商王拟去永城（当时的攸国）一带，先让占卜官占卜。甲骨文曰“丑其遥至于攸，若。王占曰“大吉”。”攸的范围在永城，宿县，蒙城之间。丑国在山东益都（青州）。商王占卜得大吉之兆，于是来攸地。而“攸地之永”的记载也始自甲骨文。王油坊遗址位于河南省商丘市永城市西南赞城镇王油坊村北400米处，东临浍河，周围地势平坦，为旧黄泛区淤没之地。该遗址呈孤形略高于地面，面积1万平方米，文化层的厚度一般在3米以上，除个别地方有较薄的扰土层或汉代层外，大多在表土层下即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经社科院洛阳考古所在1977年的两次发掘，清出房基11座，灰坑25个，墓葬14座，出土了大批龙山晚期的陶石、骨蚌、角器。这些发掘表明，人类的祖先远在4000多年以前就生息在这块土地上，并且有了较为发达的农业、渔猎和手工业。这些都是研究我国原始文化和夏文化的重要资料。2006年5月，王油坊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造律台遗址位于河南省永城市西南酂城镇东南侧，为古代文化遗址。相传西汉丞相萧何曾在此制订法律，故名造律台，此种传说和史实不符，但萧何封于酂却有史可查。该遗址现存椭圆形土丘。高约7米，底部南北长54米，宽34米，文化层堆积厚度为8~9米。上层为商代遗存，下层为龙山文化遗存 。这里文化遗物颇为丰富，其中有石斧、骨箭头、骨锥等等。造律台作为文化内涵丰富的历史文物，对于崇敬先贤、重法遵律、警示后代的见证，具有重要的意义。1936年，国民党河南省古迹研究会考古人员曾来造律台进行发掘。1963年6月，河南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3年5月被国务院核定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造律台位于酂城镇政府西南，古代亦称酂台，"酂台晓晴"为永城古代八景之一。唐代大诗人李白携友到此游览，他在《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一诗中写道:"渭桥南头一遇君，酂台之北又离群。"相传汉代丞相萧何曾在此台制定法律，故名西汉初，汉高祖分封功臣，萧何封于酂。
造律台遗址出土器物复原图
黑堌堆遗址位于永城市龙岗乡王楼村西北角，被确认为是龙山、商、西周文化遗址。黑堌堆遗址面积约1万平方米，从发掘情况看，“遗址堆积较厚，文化内涵单纯，出土遗物丰富”。出土的文物有石器、陶器、骨蚌器和角器。 中国龙山文化也是发源于此。另外还有王油坊和造律台等遗址也矗立在这一地带。在2013年已经是河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