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返乡的文化策略——论王海新乡土小说

摘要：王海是中国当代新乡土小说的代表作家，当代农民的生存境遇与精神归属，始终是其创作焦点。长篇小说《天堂》《城市门》《回家》作为中国当代“农村三部曲”，整体性展现出新世纪前后中国的城乡巨变。王海立足三秦大地的历史厚壤，聚焦改革开放以来城乡特殊且复杂的现实背景，通过对乡土经验的重新整合，不仅揭示了失地农民“在”而“不属于”的社会之殇，在对“内心家园”的探寻与建构中，同时提供了一条当代农民精神返乡的文化策略。

关键词：王海；新乡土小说；精神返乡；文化策略

一

新世纪前后，中国社会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剧烈的城市化进程，传统乡土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变，“这个变化是乡村文明的崩溃和新文明的崛起导致的必然结果。乡村中国的‘空心化’和文明的全面沦陷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乡土社会结构的重大变革，改变了中国底层农民原本的生存方式，失地农民从原乡人沦为异乡人，成为聚集于城市边缘的“游荡者”。面对“内心的异乡”，作为一位具有人文关怀的作家，王海从人本身出发，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时代的整体环境中，通过塑造一系列具有真实而富有典型性的农民形象，反映出失地农民心灵的内部活动变迁，对于个体生命、精神归属与文化意义的交互审视构成小说恒久的美学价值。

王海的小说创作中，新农民形象的塑造具有重要意义，青年农民作为身处历史转折点的时代先锋，他们身份的转换以及命运的变迁映射着时代发展脉络。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改革中萧汉（《天堂》）率先开始承包土地，到城市化进程中张虎（《城市门》）带领村民集体拆迁进城，再到姬天（《回家》）城市创业开办公司，王海通过对当代农民生存际遇的延续书写，实现了新世纪农民形象的转型，展现出当代农民改革开放以来经历的灵与肉的双重苦难与挣扎。“乡土中国对现代的想象，就是‘到城里去’”[]，从《回家》到《城市门》，作为乡土主体的农民在经历承包责任制与社会主义集体道路的尴尬错位后，如今，他们目睹“天堂”的逝去后，徘徊在“城市门”前陷入空前的身份认同危机，从《城市门》到《回家》，在失地之痛与无所归依的创伤经验中，王海将底层农民进城后面对的现实与灵魂的纠葛推向高潮，展现出麇集的城市难以忽视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性痹症，反映出从乡土文明到现代文明的艰难过渡。

在最新长篇小说《回家》中，姬天是继萧汉、张虎之后，具有代表性的青年农民形象，姬天的生活变迁及精神抉择饱含着王海对当下进城农民生存境遇的深度思考。姬天代表着勇于打破常规、敢想敢*青年，他所创立的大秦贸易公司从辉煌到血本无归的状况，暴露着进城农民创业过程所遭遇的巨大挑战，在展现农民进城生存境遇变迁之外，王海并未停留于他们的苦恼与反抗，从萧汉到张虎再到姬天，他们既是顺应社会发展的改革先锋，也是契合时代潮流的先行者，在更深层内涵上，守陵人身份、家族谱系、秦人品行这些鲜明的文化符号共同构成王海笔下奋进的青年农民形象身上隐秘的链条，植根乡土文明具有文化意义的血脉承袭，也成为新世纪转型期王海寄予厚望的新型农民身上的重要特质。除此之外，进城农民在城市风险前的脆弱与无奈，预示了他们必将在不断加快的城市化进程中，面对更加艰难的现实处境与伦理道德上的冲击。

王海对乡土中国传统道德体系与伦理价值规范有着深刻体察，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夫妻形象谱系的建构，成为动态反映城市化进程的时代标本。相较于《天堂》中传统乡土社会结构下稳定有序的婚姻关系，《城市门》中以锣娃和黑花、铁锤和青青、二怪和刘盈、张伍和李燕、张虎和清云、大笨和秀为代表的婚姻关系已经出现情感危机，如果说黑花与老赵的私奔、青青和朱理的结合还伴随着道德上的自我谴责，当他们进入异质多元的城市内部时，《回家》中豆丫和陈进财、豆花和李奇等人的情感状态则反映出婚姻秩序面临的更加严峻的挑战以及全面崩塌的风险。王海对进城农民夫妻潜存矛盾的书写，揭露出城市繁荣市场背后*对人性的裹挟与扭曲，指出从传统乡土社会到现代城市社会过渡中，道德体系与价值规范逐步溃散、瓦解的局面。

王海对于乡土社会结构中深层伦理规范的延续性思考，进一步体现在那些勤劳质朴，依然坚守着良善底色的乡村女性形象上。新时期以来，勇于挣脱乡村、奔向都市的“乡村娜拉”形象展现出城市文明对乡土文明潜移默化的整合与覆盖，随着新世纪不断加速的城市化进程，乡村女性实现了由传统封闭的乡村社会到开放多元的城市社会的空间转换，从《天堂》中的瓜婆、诗云，到《城市门》中的琴、清云，再到《回家》中的豆丫、豆花，王海笔下的乡村女性形象在对生存环境的抗争与主体意识的觉醒上都表现出较大突破，尤其是以豆丫、豆花为代表的新乡村女性形象，不仅构成理解新世纪女性身上传统与现代复杂交互关系的有效支点，同时为解读当代农民精神世界开辟新的道路。

豆丫是王海小说人物谱系中具有传统审美特质的理想女性，她的成长展现着进城乡村女性冲破封建生存拘囿的悲壮突围。从乡村女性形象谱系来看，豆丫是瓜婆式传统乡村女性的延续，她的身上展现出乡土中国女性勤劳、坚韧、善良的明亮底色，这也为她艰难且具有悲剧性的现代性成长经验埋下伏笔。豆丫挣脱枷锁走向现代城市的选择，彰显出现代女性强烈的身份意识与主体意识。她由最初自卑敏感的乡村女性成长为一个大胆开放、独立自信的现代女性，成为王海笔下兼具传统美德与现代气质的新女性。豆丫的悲剧性通过女儿陈娅对于男权话语的依附呈现，陈娅的选择与豆丫对以陈进财、魏得福、许得等为代表的男权文化的颠覆形成悖论，王海基于生命延续的角度对女性整体命运的隐忧，揭示出在城市复杂社会关系中女性实现解放的艰难。

基于对进城乡村女性命运的整体性思考，王海在反映乡村女性获得劳动权利，女性在情感与精神上的自我观察，进一步提升了建构新女性形象的高度。“观察暗含着距离和去身体化”[]，城市的漩涡中，人物身上强烈的个体心理视角强调了对自我的观察，更加清晰地意识到精神归属的现实困境。从王海创作的延续性来看，诗云（《天堂》）和琴（《城市门》）皆是具有觉醒意识的乡村女性，已经展现出女性强烈的主体诉求，但受制于封闭保守的传统秩序，女性群体主要是借助他者声音表达，《回家》中，女性更多是通过自我对话，即在过去与现在的思辨反思中实现成长，以豆丫、豆花为代表的进城乡村女性真正具备了现代女性的人格特质，相较于豆丫身上偏向生存意义的考量，豆花已经是具有独立人格且保持着强大理性意识的现代女性，作为实现经济自由的女性，豆花在男权社会的漩涡中完成了现代女性的自我蜕变，她冷艳孤傲的外表以及情感的表达，展现出女性对自我的肯定以及对男权的蔑视，即便豆花选择在与李奇复合的现实中实现精神寄托，但她身上保持的独立与清醒，也为理解女性的情感诉求与精神归属提供了新视角。

在对进城乡村女性人物群像的塑造中，王海严格遵循人物本身的固有逻辑，从现实生活经验出发，在保持女性生命主体性思考的前提下，没有刻意隐去男性视角的对照，客观理性地描写着城市生存环境与情感关系中依旧存在的男权话语，力图通过女性自身不断强大的事实展现出现代女性的自我意识，在表达对真善美理想形象的审美寄托之外，以豆苗、陈娅为代表的懵懂少女在充满诱惑与罪恶的城市中步步沦陷的命运，揭示出城市化进程中底层女性依然面临走向堕落的悲剧境况，人性的压抑、精神的孤寂，以及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的残酷现实，反映出以情感关系为支撑的城市想象只能成为一种惨烈的前行。

王海的新乡土小说，通过对不同类型农民形象群体的塑造，将当代文学对中国农民精神层面的现代性反思升华到新高度，对底层农民生存境遇全景爆破式的呈现，实现了世纪之交背景下乡土经验的重新整合与历史记录，揭示了中国乡土社会城市化进程的复杂生态。王海对现实问题的揭露，尤其是对失地农民进城后生存方式的艰难转换、匮乏的心理适应能力，以及不完善的社会保障等诸多尖锐矛盾的书写，全方位表现出农民巨大的生存焦虑及身份认同的困境，他清醒认识到，进城农民遭遇的不仅仅是生存上的艰难抉择，还面临着乡土精神的跋涉。从以血缘为核心的家族身份认同到完全以个人生活历程为架构的根本性变革，进城的失地农民并未获得真正的归属感这使“他们不仅需要身份的确认，更需要灵魂的安妥”，在新空间格局背景下，精神上的空虚与流浪加剧着失地农民进城后“无家可归”的状态，并从主观上不断唤醒内心对于家园的想象，从而敦促自身走上寻找精神家园之路。

二

王海的小说创作中，以叙事空间为参照的地理位置的推进是动态反映城市化进程的例证，也成为揭示当代农民精神指向的参照。在王海创作中，从五陵原到上林苑村寨到咸阳城，从农耕文明的诗意沉湎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萌动到冲破城市文明入口的藩篱，再到被征地农民“划入”城市的生活现状，空间作为时间的标识被赋予纪念碑意义，《天堂》《城市门》《回家》不仅反映出近半个世纪乡土社会的历史变迁，展现出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对接中的复杂与挑战，同时折射出中国底层农民在社会转型期经历的认知波动与精神冲突。面对城乡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空间，作为亲历者与审视者，王海立足世界视野，通过叙事空间背景的位移，不断突破传统乡土小说叙事边界，展现出新乡土小说走向外部世界，甚至全球化开放空间的可能。

王海聚焦人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场域，通过对底层农民生存背景的历史勾勒，实现对农民精神困境的根本性溯源。《天堂》的叙事背景发生在咸阳五陵原的官道村，这是建立在血缘与地缘基础上的典型意义的传统村落，伴随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乡村封闭保守的环境秩序与既有格局被打破，以生命原乡为依托的传统乡土社会空间结构，在现代性脚步中土崩瓦解，这也注定赵怀仁老*坚守的“恢宏的五陵原”[]与张大守护的“龙爪宝地”，终将走向历史终点的宿命。当农民走出“天堂”整村搬迁至政府规划的新家园，城乡之间无形的“门”成为农民精神上难以逾越的空间壁垒，王海清晰意识到，无论是在生存方式还是精神归属上，失地农民都未实现与城市的天然接轨，从《天堂》到《城市门》，空间格局的骤然转换以及城乡异质文化等问题，使得二十世纪末的失地农民，在肉体与灵魂上皆成为漂泊于城乡之间的“幽灵”，这也意味着进城农民必然经历城市固有秩序更加猛烈的洗礼。

王海对城乡空间秩序转换对人的压迫性思考，首先体现在街道的现代性反思上。街道是王海小说重要的叙事空间，不仅作为结构背景映射城乡变迁，作为公共空间也直接推动叙事的发展。在王海早期创作中，传统乡土社会中街道仅仅是具有通行功能的家宅、农田、墓地等核心场所的附属，《城市门》中街道的功能与地位实现重大转换，村民经过拆迁后整体转移至城中新村，闲散时间以及社交需求将他们聚集于街道，随着商人大量涌入，街道不仅成为洗头房、商店、旅馆、茶馆之间的通道，作为公共空间还成为充满诱惑性的视觉景观，大量色情场所、麻将桌的出现真实记录着个体在现代性语境中被异化的进程，城市新空间秩序的生成导致原有稳固的乡村秩序消失，以街道为核心的公共领域，在“藏污纳垢”中揭示着城中村内在空间的脆弱属性，与此同时，新旧价值观念的碰撞、生活方式的巨变，以及综合管理的薄弱都不断加剧着失地农民的生存焦虑，进一步暴露出失地农民进城后的无所适从状态。《城市门》中对城乡差异空间的矛盾与冲突的动态呈现，展现出乡土社会裂变的艰难历程，也成为失地农民不断加深的精神危机的现实溯源。

《城市门》结尾处，“一种可怕的传染病”[]建构起富有哲思意味的现代性隐喻。如果说德胜修建的地道，是在传统与现代激烈碰撞中催生出的临时避难所，承载着对于生命家园的精神坚守，那么在面对完全颠覆的生存秩序时，村民在传染病肆虐时的集体逃离，则深刻揭示了进城农民生存与精神的双重溃败。如同《天堂》中的赵怀仁与萧汉在对土地生死交接的阵痛中开始农村改革，《城市门》中的德胜与张虎是在无家可归的迷惘中被迫宣告家园的消逝。从小说结局德胜直面死亡的姿态可以看出，王海洞察到农民无处可退的局面，作者借助德胜对村民无声的召唤将对进城农民命运的反思推向高潮，作为从乡土社会走出的长者，德胜身上秉承着底层农民深厚的土地情结与家园意识，但从理智上，他意识到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历史趋势下，传统与现代交叠下的矛盾与悖反是进城农民的必经之路，因此，德胜对村民无声的召回实则是悲壮的命运抉择，暗含着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做出的巨大贡献与牺牲。

从《城市门》到《回家》，王海对失地农民进城的未竟之路，即如何实现精神与灵魂栖居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进一步拓展了新乡土小说的叙事空间。《回家》以湖滨街道为核心的公共空间展开叙事，虽然解决了《城市门》中街道“藏污纳垢”的部分问题，但从内在结构来看，湖滨街道已经成为一种“被技术、实践所改造和调节过的”[]可支配空间，已经成为具有控制性、话语权的秩序空间，街道作为连接城市内部组织脉络，在扩散中实现了对空间各个要素的分割与建构，加剧着进城农民孤独情绪的蔓生与群体归属感的缺失，并不断激发着进城农民对具有保护性的私人化空间的寻找，家宅成为人们消解秩序，并将其作为精神栖息地的首要选择，王海对于豆花、豆丫等大量私人化空间的书写，实则是探究“回家”可能的外在显现。豆花居住的房间是秦人居旅馆中一个极具私密性的空间，这既是一个充满庇护性与*化的女性空间，又是具有精神归属象征的内在空间，在男性视角下，豆花房间的准入界限是带有性欲色彩的契约性的互惠，尽管许得、老王、老韩都曾进入她的房间，但显然在他们身上豆花并未真正获得情感的需求与精神的共鸣，对于豆花而言，私人化的房间承担了现实与想象、*与焦虑、需要与挫折之间调和的功能，它既是象征性的，同时也是具体的，受制于笼罩其间的情感需求，小说中对豆花房间的关注与描写揭示出人们难以摆脱的孤独感，这种指向是精神世界在现实生活中不断退避的深度自省。

私人空间之外，王海还极力探求着城市中人们实现精神栖居的其它可能，表现在以咸阳湖现代生态景观为代表的休闲空间的建构中。小说中，休闲空间的出现为人们提供了难得的具有自然属性的休憩之所，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户外延续，也往往因其自身的历史和文化属性成为实现人们精神寄托的特殊载体，然而休闲空间的吊诡之处在于它既是同质的又是被分隔的，表现在差异化的接受上。对于豆丫、得福来说，当生存保障依然是生活重心时，这些休闲场地对他们而言是被漠视且无实质精神归属性的，但对于豆花来说，咸阳湖的存在则是一个可供冥思的平衡空间，一个漫步与集聚的空间，相较于性别化的私人空间或是其它不断复制的空间结构，融合人文景观特质的休闲场所，在历史的处置中表现出一定还原力量，但事实上，文化的还原往往意味着对原始景观的毁灭或重建，因此，休闲空间所承担的叙事功能是具有局限性的，它提供了一定的精神归属，但却难以掩盖其公共领域之下被支配的现实本质。从《城市门》到《回家》，王海对于社会不同阶层生存现状的思考，揭示出城市中具有隐秘性的私人化住宅、现代生态景观难以实现真正的精神栖居的现实，反映出在城市中探寻乌托邦式理想家园的破灭。

作为新乡土小说的代表作家，王海不仅扩展着乡土文学叙事空间的边界，同时还不断推进乡土内涵的深入，从关注失地农民进城经历的挣扎与抗争，真正切入到农民如何安身立命实现精神栖居的重大命题。在实现精神栖居问题的书写中，王海对于城市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反思，事实上契合了列斐伏尔想通过把现代都市的空间尺度界定为公共的、中间混合的以及私人的三个层面，来寻找私人的栖居如何与都市的公共与中间混合层面的融合的可能性的整体思路。面对曾经“西风残照，汉冢陵阙”温暖而亲切的生命家园，作为具有强烈担当与使命意识的作家，王海在对现代文明和传统文明反思的基础上，直面当下进城农民的复杂处境，不断挖掘植根于乡土根抵的生命记忆，寻找城乡之间稳固且恒久的情感链条，并开始了从寻找精神家园到建构精神家园的文学实践。

三

在城乡摧枯拉朽式的社会变迁中，王海在对底层农民生存现状的理性剖析中实现了“回家”的初步尝试，而以文化基因为根本着力点的探索，则标志着王海新乡土小说审美意蕴空间的深化。相较于现代文学史上具有悲凉基调的家园记忆的彷徨与省悟，王海在面对被城市侵蚀的乡土以及断裂的文化记忆时，表现出鲜明的理性意识与积极的探索意识，并关注到那些植根乡土更为恒久的文化体系，并将家园记忆提升至文化记忆的意义结构中。

王海通过具有文化指向的地点，在文学空间与地理参照之间呈现出当代农民的精神困境。在他笔下，《天堂》中的“五陵原”、《城市门》中的“龙爪宝地”，以及《回家》中“面朝周陵的房子”，皆是具有文化指向的意象空间，当他亲眼目睹乡村的文化空间在城市扩张中逐渐湮没时，危机感推动了创作实践中家园意识与文化承袭之间的紧密联结，王海察觉到那些渗入集体记忆的深层文化积淀作为凝聚力量的重要性，因此在实现对底层农民生存反思之外，他将共通的文化内核作为建构家园的精神根基，将“回家”的路径引申至那些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具有传统文化意义的集体乡土记忆,探寻着失地农民“回家”的不同路径，以此实现对理想归属地的文化学意蕴的表达，李奇的“乡下四合院”和子衿“面朝周陵的房子”皆是通往巴舍兰笔下“小木屋”的具有现实超越意义的尝试。

《回家》中，李奇建构的“乡下四合院”作为“回家”路径的一种，代表着对逝去家园的具有寻根意义的记忆模拟。在高速发达的现代化城市中，对于那些仍然保有土地的人们来说，重返故乡使得回家成为可能，但是对于失地农民来说，面对无家可归的境遇，重建故园则成为实现精神返乡的另一种方式。实现资本积累与财富自由后的李奇对故乡带有执念的重建，折射出城市空间中人们遭遇的精神困顿。小说中李奇反复强调的老家门前的“皂角树”，既是作为精神变迁的历史注脚，也是维系生命记忆与实现情感寄托的通道，当儿子李又奇为父亲买来皂角树和沙果树，门前栽上拴马桩时，复刻的家园虽然直接触发了故乡情感的释放，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记忆与历史相互衔接的可能，具备了寻找家园的意义，但是这个空间仅仅是被短暂复活的创伤性空间，是由各个要素组合而成的复制空间，具有家园要素的现实空间模型，只会在加剧的情感记忆中不断确认家园的逝去，从根本意义来说，被复制的家园并不能抵达精神家园的真正内核，因此小说最终只能在“这院子不像他的老家”的叙述中宣告*。

子衿的出现是对“回家”主题的深化，子衿“面朝周陵的房子”既是生存之家，也是精神之家，是对《天堂》与《城市门》的镜像反思与理性审视。子衿是作为承继历史文化与契合时代巨变的典型形象出现的，从纵向历史跨度来看，子衿可视作《天堂》中赵怀仁、《城市门》中德胜等具有父辈身份的人物延续，同时，在全球化的世界视野中，子衿的身上交叠着改革开放以来个人与时代变迁之间的关联。回国后他对认祖归宗的执著，对姬姓家族家谱的重视，对儿子姬天德性的训诫与教导无不是“陵文化”的另一种意义构建，游子身份与回归家园的选择在子衿的身上彼此交叉，进一步佐证着精神返乡的必然性与迫切性，他的生活经验是时代宏观背景下个人命运的缩影，是社会发展巨大不确定性中被裹挟的个人“无根”状态的真实揭露，映射出游子与家园之间难以弥合的裂痕。

作为“回家”之路的探索者，子衿以族谱形式寻找文化承续可能的行为，可以看作是为召唤城市精神漂泊者回归的寓言。“家必须是绵续的，不会因个人的长成而分裂，不因个人的死亡而结束，于是家的性质变成了族”[]，中国乡土社会中的家族在生育功能之外，承担了类似部落的政治、经济、宗教等复杂的功能，从长远来看，家族的内核不仅是根据单系亲属原则所组成的社群，而是在长期绵续性中被附着了文化的意义。子衿对于姬姓家族认祖归宗的执著，不仅触及到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普遍性困境，即传统家族观念的日渐衰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那些普遍、恒定的伦理的逝去的现状，同时还关涉到回归家园的深层文化内核，以族谱形式被确立的文字记忆，既代表着家族的精神传承，同时象征着对更为普遍的文化空间的唤醒，王海借助子衿对土葬仪式的坚持表达出精神返乡的决绝，土葬仪式在死亡中获得最大限度的权威，这种权威成为对历史与文化记忆的坚定守护。王海深知现实家园对于实现精神寄托的局限性，因此子衿身上同时承担着文化引路人的象征，对于理想家园的瞻望与建构，映射出王海的文化关怀，凸显出王海书写时代的使命与担当。

王海在小说中清楚地表明，他所寻找的家园绝非作为过去的遗留物是否能复原的故土，真正重要的是承续的可能。子衿对于父亲棺椁中种子的挖掘，代表着在现代化进程中被侵蚀的地点及它的象征力的回归，重新从土地中被激活的本土种子，在表现出对“种子危机”以及食品安全等诸多问题的审视之外，近乎偏执的粮种保护意识反映出王海对机械化城市在扩张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忧虑，与此同时，被唤醒的种子也成为以土地为根的乡土文明的延续，当土地生长出的食物资源依旧源源不断向城市供应时，王海在城乡关系的悖论中也寻找着平衡共存的可能。在精神家园的建构中，棺椁中的种子被赋予生命的隐喻，本土繁殖的种子与留存的族谱成为一种文化表征，依托乡土文明根脉建构起的永恒的精神家园，王海以子衿“面朝周陵的房子”为根基，搭建起总体性文化景观，尝试创造了一个共同的内心家园，也蕴含着对乡村未来出路的思考。

《回家》中，王海新乡土小说的突破意义在于挖掘到那些更为恒久的文化根脉，并实现了现实家园与理想家园的交汇，展现出精神返乡的多重可能。小说中，如何“回家”是王海亲历并挣扎的困顿之处，尽管《天堂》《城市门》中由失地感、迷失感所带来的类似海德格尔、萨特等人分析的无所不在的焦虑感依然笼罩于小说文本中，但通过《天堂》《城市门》《回家》三部小说，进城的失地农民已经实现从过去的家——城市的家——（想象）的过去的家的空间迁徙，在看似闭环的精神返乡中，王海不仅提供了“回家”的路径，同时保留了人们建构精神家园想象的可能，面对现代城市化洪流中逝去的家园，王海饱含深情的书写具有悲壮色彩，对于进城失地农民而言，作为记忆之地的家园已然成为纪念之地，从城市重返乡村的选择实际上是生命与精神的折返。通过回溯前进式的书写，王海在建设性的探索实践中寻找着契合底层农民精神世界的文化空间，对于失地农民“回家”路径的探索，展现出王海对于中国当代农民生存与精神的全方位的关怀。

四

王海作为陕西作家群体中的重要一员，深受陕西文学尤其是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柳青的影响，从最初尝试创作小说《摸枪》到最新长篇小说《回家》，王海始终坚持从现实出发，从人本身出发，关注社会的变革与发展，践行着现实主义文学的内在延续性。从时间纵向跨度来看，王海的《天堂》《城市门》《回家》从承包责任制的早期写起，是对《创业史》中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二十年后的历史的承接，是蛤蟆滩梁生宝等人物故事的当代续篇，呈现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农村发展的变迁史。作为时代见证者，王海在小说创作中展示出20、21世纪之交城乡的历史变迁，书写着改革开放农民获得土地、失去土地，以及农民因拆迁进城所经历的苦痛与挣扎，对失地农民进城后生存现状、精神生活、心理情感的深度阐释，表现出作者的人文关怀及忧患意识，凝聚着对中国当代农民命运的哲理性反思。

时代性是王海新乡土小说的重要特质，从改革开放初期到新时代，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王海的小说创作展现出历史转型期中国乡土社会结构的沧桑巨变，小说在实现史诗性叙事之外，全球化的视野与格局使其突破了既往乡土小说的叙事边界，逐渐建构起一个更为多元立体的时空结构。从中国社会百余年历史进程的重大转折点来看，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入是伴随着全球化的时代潮流而发生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在积极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同时引发了社会转型、城乡变迁、人口流动等诸多变化，人与时代发展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在此背景下，新乡土小说的叙事空间也同样需要更新与扩展，《回家》中子衿的游子身份，以及“粮食危机”等诸多现实的链条都在无形中丰富和扩大着新乡土小说的叙事边界。

何西来认为王海有着强大的艺术感觉，“或曰文化的直觉能力”[]，这种关怀贯穿于他的整个文学创作中，并表现为以“陵文化”为代表的象征威望与承袭可能的书写中，对于王海来说，“陵文化”证实了本雅明所说的历史是如何踱进它的发生地的，在王海的创作中，以“陵文化”为核心的历史与地点经由文学被鲜活地塑造起来，秦汉历史文化资源与赖以生存的故乡成为王海创作中两条并行不悖的线，在提供源源不断动力资源的同时，也在王海的文学创作中实现交汇。王海曾深情自述童年关于靳里村刻骨的记忆，那个依然保留着秦人品行的传统村庄，连同故乡的肖河、黄鼠腰湾与矗立的城墙，在如今的废墟中俨然成为时代的隐喻，融入作者私人经验的创作，不仅展现着多维空间的交错与映衬，还架构起地域文化超越时间的永恒意义。

面对当下更为复杂的时代背景，如何理解乡土，尤其是客观理性地看待乡村的历史与未来依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中国乡土小说既面临着种种思想和审美选择的挑战，同时也蕴含着重新整合‘乡土经验’，使乡土小说走向新的辉煌的契机”[]，如果仅仅站在乡村立场用保守主义来衡量中国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就容易陷至一元认知的陷阱，“我们不可以忽略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作为强大参照系对‘乡土经验’的制衡与催化作用，但也不可以忽略作为乡土文学根本的面对乡土现实的精神”[]，这对于具有丰厚乡土经验且熟悉乡土小说创作的作家而言是巨大的挑战，艰难的转型同时意味着作家要克服田园牧歌式的诗意抒怀而非孤立狭隘地观察乡土社会，需要以动态的现代眼光对城乡变迁进行理性剖析，从这个角度来说，王海不仅实现了对城乡变迁伴随的各种“现代病”的反思，更为重要的是，在构筑精神家园的过程中，关注到植根于乡土社会恒久的历史基因与文化内核，并未陷入单一化的现实主义批判窠臼，不断探索着乡村的可能，表现出区别于城乡二元对立结构的新的书写路径，并建构起一种理性思辨的城市生态整体观。

进入21世纪，虽然乡土文学在文学整体结构中依然处于主流地位，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文学创作空间已经出现重大位移转换，王海在完成《城市门》中对百年文坛的乡村题材进行自我突围之后，《回家》将对当下中国社会生活巨变的书写拓展到进城农民在城市的生存现状与精神历程之中，作为一部具有纪念碑意义的突破性小说，他将由土地浸润的乡土意识升华为对传统文化与历史记忆的审视，并将其带入以城市为核心的叙事空间，基于全球化视角下的反思实现了乡土外延边界的扩张。作为具有殉道精神的“文学的朝圣者”[]，王海新乡土小说最为可贵之处在于他并未像福柯那样，面对城市中无孔不入的微观权力控制而悲观地认为现代人已经“无可反抗”，王海在对现实生存秩序的冷峻凝视中走进反抗的空隙处，从历史、社会、人文多角度的审视乡土的文化根基，不断挖掘着顽强乡土之下更为强烈的信念意识，那些依然左右着生命构建的文化力量，在希望与绝望之间，为我们铭刻了一个超验性的远方，一个具有生命本质意义的精神家园。

作者：温奉桥 霰忠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