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图洛书,为我国上古时期的一个著名的传说,也是河洛文化里一项具有标志性的重要文化成果。
传说伏羲时代,有一次黄河发大水,河面上出现龙马,马背上的星点构成了天然的数字图案,即所谓“龙马出河图”。传说伏羲受到河图的启发发明了八卦(即先天八卦)。
宋仁宗 剧照
至于文献,最早见于《尚书•顾命》“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稍后《管子•小匡》里有“昔人之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洛出书,地出乘黄”,而《论语•子罕》中则有“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汉书》中还有《河图》是九篇文章的说法。
由于《尚书》等都是儒家经典著作,于是历代很多学者均对河图洛书问题进行阐释并加以附会,出现了大批的文献著作。
河图洛书的原始传说以及后代学者的推演,共同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的内容,也反映出古代中国人在天文、地理、哲学、数学、历法、音律、医学等学科的知识、思想观念。
到汉代,学者开始将河图、洛书与《周易》联系起来。如孔安国认为:伏羲氏称王于天下时,有龙马从河中出,身负有图,伏羲遂照其图以画八卦;大禹治水时,有神龟负文于背,从河中出,大禹因而则之以成《洪范》“九畴”。有类似看法的还有刘歆、杨雄等。但是,此时还是不知道“河图”、“洛书”的具体内容。
朱熹 剧照
不过,当时已出现明堂制、九宫之数。东汉郑玄以“五行生成数”注《周易•系辞》的“大衍之数”。
因此,从汉至唐,注疏《周易》的学者很多,如孔安国、郑玄、孔颖达等,但是他们均弄不清楚河图、洛书的形状,也无法说明两图的含义。
我们现在所说的“河图”、“洛书”,为宋代刘牧《易数钩隐图》中的河图、洛书,以及朱熹《周易本义》中的河图、洛书。
按照《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里的说法:刘牧在“邵子之前,其首倡者也。牧之学出于种放,放出于陈传,其源流与邵子之出于穆李者同。而以九为河图,十为洛书,则与邵异,其学盛行于仁宗时。黄黎献作《略例隐诀》、吴秘作《通神》、程大昌作《易原》、皆发明牧说.而叶昌龄则作《图义》以驳之,宋威则作《王刘易辨》以攻之,李靓复有《删定易图论》。至蔡元定则以为孔安国、刘教所传不合,而以十为河图,九为洛书,朱子从之,著《易学启蒙》。”
以上可知,朱熹对河图、洛书的构图。以及两图所表征的意义,都在《易学启蒙》中,但是也带上了神秘色彩以及主观因素。
不过,在《易学启蒙》中,朱熹对河图、洛书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系统、全面的解释,为其构筑宇宙观打下基础。
对于河图。《易学启蒙》载:河图“其序之不同何也?曰:河图以生出之次言之,则始下、次上、次左、次右以复于中,而又始下也;以运行之次言之,则始东、次南、次中、次西、次北,左旋一周而又始于东也。”
对于洛书。《易学启蒙》载::“洛书之次其阳数则首北、次东、次中、次西、次南;其阴数则首西南、次东南、次西北、次东北也。合而言之,则首北、次西南、次东、次东南、次中、次西北、次西、次东北、而究(终)于南也。其运行则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右旋一周而土克水也。”
对于两者之间的异同。《易学启蒙》云:“图之不为书,书之不为图邪。曰:‘是其时虽有先后,数虽有多寡,然其为理则一已。’但《易》乃伏羲之所先得手图,而初无所待于书.《范》则大禹之所独得乎书,而未必追考于图也。且以河图而虚十,则洛书四十有五之数也,虚五则大衍之数也,积五于十则洛书纵横十五之数也。以五乘十,以十乘五,则又皆大衍之数也.洛书之五又自含五而得十,而通为大衍之数矣。苟明乎此,则纵横曲直无所不通,而河图、洛书又岂有先后彼此之间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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