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唐方文， 冯兢
摘要：张芝是汉末著名的书法家，被后人尊为“草圣”，他开创的“今草”对中国书法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人们将书法的练习称之为“临池”，就来源于张芝练字洗笔砚将池子变黑的故事。
关键词：草圣 张芝 临池 书法
张芝（？—192），字伯英，汉末著名书法家，为东汉名将张奂长子，《后汉书·张奂传》记载曰“长子芝最知名，及弟昶并善草书”，可见张芝和他的弟弟张昶皆擅长草书。张芝在中国的书法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被后人尊称为“草圣”。张怀瓘《书断》：“伯英学崔、杜之法，温故知新，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可见张芝是在崔瑗、杜度的章草基础上“转精其妙”，开创了“今草”。《书断》中对张芝所创今草的描述是：“章草之书，字字区别！张芝变为今草，加其流速，拔茅连茹，上下牵连！或借上字之下，而为下字之上，奇形离合，数意兼包！若悬猿饮涧之象，钩锁连环之状，神化自若，变态不穷！呼史游草为章，因张伯英草而谓也！……张芝草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而隔行！唯王子敬明其深指，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前行之末！世称‘一笔书’者，起自张伯英，……”从中不难看出张芝的今草是一种书写连贯、一气呵成的书体，是一种超越文字实用功能的纯粹艺术形式，这种线条飞扬的文字舞蹈样式对后世的书法艺术产生重要的影响，王羲之、张旭、怀素等大家无不步随其后。因此张怀瓘称张芝为“……伯英即草书之祖也”。
张芝的艺术成就源自他的性格、品行和勤奋。张芝出身显宦名门，但“幼而高操，勤学好古”，不以功名为念，多次谢绝朝廷的征召，潜心习书。他“临池学书，池水尽墨”的刻苦精神，成为中国书法界的楷模，王羲之曾钦敬地说张芝“临池学书，池水皆墨，好之绝伦，吾弗如也。”[1]自张芝草书驰名，临池一词就成了张芝草体的代名词[2]。关于张芝的临池的地点，有马明达和梁魏英等曾撰文进行专门的探讨，敦煌的“墨池”和武威的“澄华井”残碑出土地被认为是张芝留下的两处遗迹[3]110。但在这里重点不再讨论临池的地点，因为张芝的书法成就与地点关系远没有其他条件更直接。例如他的性格因素、家庭条件、社会环境、学识品行及勤奋等。
性格是影响一个人生活方式和事业成就的重要因素，那张芝是什么样的性格呢？《后汉书·张奂传附张芝》李贤注引王愔《文字志》云:“芝少持高操，以名臣子勤学，文为儒宗，武为将表。太尉辟，公车有道征，皆不至，号张有道。”[4]69张芝在太尉辟、公车有道征仍然不愿出仕为官，足以表明其品行高洁[4]69。赵壹亦称之为“信道抱真，知命乐天”之人，也说明他是求真、乐观豁达的人。虽然家居官宦世家，但并不愿意入仕，除看透官场争斗之外，更重要的应该还是他不愿受世俗羁绊的超然心态。这种心态的形成应是几方面原因造成的。
首先是张芝的家庭条件应该是不错的，他的父亲张奂是东汉名臣，先后担任安定属国都尉、使匈奴中郎将、度辽将军及九卿之一的大司农，屡立战功，后虽然经历两次禁锢，但皆因戍守边疆有功而免于迫害。在汉末的党锢之祸中，张奂被免职，并居住在弘农华阴。《后汉书·张奂传》中写道:“时禁锢者多不能守静，或死或徙。奂闭门不出，养徒千人，著《尚*难》三十余万言。”能养徒千人自然家底殷实，不愁吃穿，这些都为张芝的闲适生活提供了物质保障。张芝的“匆匆不暇草书”正是说明了这一点，他认为要练好书法，没有充裕的时间是不行的，在他的眼中，做官远没有书法来得有趣，他可不愿意将生命浪费在他认为毫无意义的事上，因此如果说张芝的“临池”是“勤奋”的似乎有点过于功利，不如说是兴趣和爱好使然，因为在练习书法的过程中，他是非常享受的，并不认为这是件苦差事。赵壹在《非草书》云:“专用为务，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足以说明张芝废寝忘食的痴迷状态，正是这种痴迷的状态使书法突破了实用功能，进入一种纯粹是线条舞动的节奏与韵律美好境界，这种超然的境界正是深深吸引张芝和无数追随者的魔力，才开创今草这种超越功利和实用功能的纯美书风。
其次是家学影响，张奂年轻时明经入仕，守卫西疆屡立战功，晚年隐居教授著述，践行儒家传统的价值观念[5]178。党锢之祸，权力斗争的利害关系和混乱让张芝感到厌烦，因而数次“拒不应召”，在家“勤学好古，经明行修。”但恐怕更多的还是张芝的性格使然，要不然作为同胞的两个弟弟张猛、张昶都在中平元年（184）党禁解除之后分别出仕？（《法书要录》卷八）显然是张芝的个性和两个弟弟还是不同的，这也从侧面说明张芝的书法成就要比两个弟弟高的原因吧。
另外，当时的社会环境也对张芝的临池产生重要影响。东汉桓帝、灵帝时，宦官当政，扰乱朝纲，士大夫、贵族等不满宦官乱政而引发党争的事件，史称“党锢之祸”。官僚、儒生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大量涉事官员、贵族被害或惨遭禁锢，许多士人陆续被*，或遭流徙、囚禁。自此宦官更加猖狂，祸害百姓，以至引发黄巾之乱，后群雄并起，形成三国争霸局面，最终导致东汉灭亡。党锢之祸实质上是宦官、皇权共同排斥打击士族及经学知识分子所演出的惨剧。《续汉志》：“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举良将怯如鸡。”[6]47可见当时的社会风气是朝廷腐败，就连汉灵帝都明码标价卖官，许多士人、儒生虽然很看不起这些人，但在整个汉末趋利慕势的世俗风气中，又有多少人能超然世外？三国时魏人董昭述当时读书人情况时说:“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弟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6]47张芝的父亲张奂也被牵涉而几遭沉浮，最终被罢官隐居于弘农华阴县。这样的经历都发生在张芝的眼前，不难想象这些官场的乱象对张芝产生了多大程度的影响，从而使张芝从家学儒学转向老庄，崇尚自然。一些明哲保身之士，阖门教授，使经学开始向玄学转变[7]14。逐渐开启了一种清谈、遗弃礼教的风尚，许多士人寄情书写的审美性，将书法推向了艺术自觉的新时代，出现了大批的书法名家，如曹喜、杜操、蔡邕、刘德昇、张芝、师宜官、仇靖等开宗立派的书法大师[8]114，张芝正是其中最负盛名的代表。
汉代的科技及生产力的发展也为草书的进步提供了物质保障。此前有人质疑张芝书写的草书不可能是今草，因为舞动飞扬的今草是无法书写在木简或竹简上的，必须书写在绢帛、纸张等载体上。汉代蔡伦改进造纸术是在元兴元年（105），被称为“蔡侯纸”，全国“莫不从用焉”。而张芝生卒年代是在蔡伦纸诞生后几十年，因此能用纸张书写应该成为一种时尚和可能性。另据考古发现了东汉、西汉时期的纸张碎片，如灞桥纸、中颜纸等都能有力地证明汉代的造纸能力。因此，张芝能用纸张进行书写是完全有可能的。另据《后汉书·张奂传附张芝》李贤注引王愔《文字志》:“（张芝）尤好草书，学崔、杜之法，家之衣帛，必书而后练，临池学书，水为之黑。下笔则为楷则，号匆匆不暇草书，为世所宝，寸纸不遗，韦仲将谓之‘草圣’也。”张芝把家里刚织好还没做衣服的白布，先拿来练字，直到分不清经纬才拿去染色做衣[4]69，这一方面能说明张芝书写练字是在“衣帛”上进行的，另一方面也说明张芝的痴狂。同时，“寸纸不遗”亦说明张芝很多书法作品是书写在纸上的。赵壹在《非草书》云:“专用为务，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惶戏谈，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角思出血，犹不休辍。”正是对张芝及其追随者研习草书的执着与痴迷状态的真是描绘。
汉代的书法环境给今草的创建提供了土壤，汉代书学、字学很是兴盛，我们的文字被称为“汉字”就是最好的证明[9]79。东汉后期开始出现以书为名的书法家，著名的有曹喜、杜度、（杜操）、班固、刘德昇、梁鹄等。同时也形成了一些书法世家，如崔瑗、崔寔父子，蔡邕、蔡琰父女，张芝、张昶兄弟等[9]79。社会上形成了习书的风气，相互揣摩、切磋，出现相当于现代“追星”的跟风潮。张芝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找到人生目标，他上追古法，推崇崔瑗、杜度，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开创了书法史的先河。韦诞十分推崇张芝，认为张芝虽然师法杜、崔，但“转精其巧，可谓草圣！超前绝后，独步无双！”（《法书要录》卷八）[5]178“临池”自此代言了书法，产生了以书法为家学传统的新型文化世家。由于书法艺术（特别是草书）的审美独立性和超脱世俗的特性正好迎合了东汉士人及贵族的自我追求，使书法成为士人展现艺术才华和表现自我的重要手段，而士人尚书的风尚也提高了书法地位，从此书法逐渐成为士人文化品位和家族文化地位的象征[5]178！王凤阳说:“某一种书体的著名的书法家的出现，就是这一书体成熟的准确无误的标志。”[10]200张芝不仅是今草成熟的标志，在书法实践中取得辉煌成就，同时也是书法理论的开先河者，曾著《笔心论》五篇[1]。为书法揭开了序幕，成为后来无数书法家追崇的偶像。
“临池”成为书法的代称不仅仅是代表了张芝的艺术成就，也是书法正式摆脱实用功能走向纯粹艺术形式的重要标志，它反映了艺术的规律和魅力，从中我们看到的是历代书法家的传承与探索的艰难历程，更能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和神奇，也为当代艺术的探索和发展提供有益指导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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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云飞转自《兰台世界》 2014年第33期 P65-6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