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韩愈在思想史上的位置,陈寅恪曾有这样一番评价:“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观陈氏《论韩愈》之大意,重点不在“承先”,而在乎“启后”,谓韩愈实为开启赵宋以降新儒学的先驱。无独有偶,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也称,凡治宋学者“必始于唐,而昌黎韩氏为之率”,更加明确了韩愈“启后”的历史定位。以陈、钱两位先生的学识与影响,这一观点迅速为学界接受、认同,成为不移之论。此后但有讲述宋明理学题目者,大都以韩愈为起始点,陈来的《宋明理学》、杨立华的《宋明理学十五讲》可为代表。然而笔者以为,要作出这样的解读和判断,还需准确把握韩愈学说的基本样貌,以及细致考查宋儒接受的具体情状,倘或失察,恐生误解。
韩愈的思想学说并不复杂,总其大要在于三点:尊孟子、树道统、排佛老。孟子之学是韩愈思想的理论来源,树道统、排佛老皆由借鉴孟学而来。《孟子》卒章已然勾勒出一条由尧、舜、禹、汤至文、武、周公又至孔子的儒家传道谱系,韩愈直接取为己用,将孟子附骥其尾,称“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又发愿以己身接续孟子,延续中断千年之久的正统儒家之血脉,“道统”之说遂具雏形。孟子之时,“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儒学不昌,孔道衰微,故而孟子以“距杨墨”为己任。韩愈在日,“释老之害,过于杨墨”,封建统治者信奉佛老导致朝纲昏乱,而寺庙经济扩张又加重百姓负担,儒家的治国理念和思想主导地位受到严重侵扰。这种情形是以儒学正宗自命的韩愈所不能容忍的,故此他终生以“排佛老”为志业。距杨墨与排佛老是不同历史时代具有相似性质的事情,都是儒学处于危机存亡时刻的应对举措,而孟学再次为韩愈提供了殷鉴。
由于韩愈的推崇,孟子的地位逐渐升高,自中唐至两宋,延续了一条“升格”的进程,特别在二程、朱熹那里,孟学备受关注,成为理学的理论渊源与思想内核,《孟子》也由子书升格为“经”。从这个角度看,说韩愈影响了宋学自无不可。但是,如果我们稍做一番深入的考察,那么事情似乎并非这般简单。
其一,虽然韩愈与程朱都崇孟,但是其着眼点大相径庭。如前所述,韩愈对孟学的汲取主要体现在建立道统、排斥异端两个方面,对孟学的其他理论观点则并不着意。譬如孟子主张的性善论,韩愈就不甚赞同,而是提倡性三品说;但在程朱那里,性善论却是理学的思想核心。可见,韩愈的崇孟,意在通过孟子的几点主张为处理当下现实事务作历史参考、提供解决方案。在这个意义上,孟学对韩愈来说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理学家的崇孟则不同,他们几乎全盘接受了孟子的学说,在心性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儒学思想体系,孟学实为其根底与内核。
其二,虽然程朱从韩愈那里接过了“道统”大旗,但是最终却把韩愈排除在外。韩愈言“传道”,仅止于孟子,孟子之后的荀卿、扬雄诸人皆不得列于门墙之内,与儒学发展的历史颇不相符,后世多不从其说,如宋初多以孟子、荀子、扬雄、王通、韩愈为“五贤”。迨至朱熹立言,复从韩说,以孟子为截断中流,而以二程为其接续,称韩愈不过“依稀说得略似耳”,已有轻忽之意。朱熹后学如黄榦则称“孔孟之道,周、程、张子继之;周、程、张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继之,此道统之传,历万世而可考也”,直接剔除了韩愈,以周敦颐等理学家直承孔孟,“道统”之说由此定格。
其三,由唐入宋,儒家与佛、道二教的关系也由相互排斥走向了相互融合,“排佛老”失去了时代意义。韩愈“排佛老”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特别是佛教的东传引发了思想领域激烈的冲突,也带来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领域的全面变化,矛盾达到顶峰时曾发生过由最高统治者发动的多次“灭佛”事件。但是随着宋朝建立,佛教已经完成了本土化进程,不再与儒学相龃龉,三教之间维持了长期稳定的平衡。更甚者,宋儒反倒吸纳佛、道二教的思维方式和理论资源,融入新儒学体系的建构中,“排佛老”一变而为“融佛老”,韩愈之说遂无从谈起。
综上可见,从表面上看似乎韩愈启发了宋学,但从实质上看彼此之间却存在巨大鸿沟。同是尊孟,宋儒与韩愈所侧重之处全然不同;同树道统,宋儒却把韩愈赶出了门墙;同面佛老,态度却判若云泥。韩愈之于宋儒,与其说是被接受,不如说是被扬弃。
韩愈与宋儒特别是程朱理学的这种差异,表明了唐宋之间儒学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钱穆在《周程朱子学脉论》中谈到,“汉唐儒志在求‘善治’,即初期宋儒亦如此。而理学家兴,则志在为‘真儒’”。韩愈之尊孟、传道、排佛,指向的是现实政治与经济问题,并不在意理论建树与宗派之争,对于孟子学说也仅取其可为所用、可依参照之处,而不关注其整体大局。宋代理学家则不同,他们借孟子心性之学而发为新儒学思想体系,寻求形而上的理论建构,致力于“内圣”,而在实际政治层面略显迂阔。从韩愈到程朱,实际上是中国思想史特别是儒学思想史的一次大转向,从儒学内部的主导倾向来看,就是从政治现实主义转向了道德理想主义,其中伴随着孟学升格与荀学贬抑的过程。
孟与荀皆是孔子之后先秦儒学的大师,其思想主张同源而异流,颇相扞格,如孟子主性善、独尊王道而荀子主性恶、王霸兼用等。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荀学贴近时代之需,求新求变,不拘泥于原始教条,务求为现实所用,可视为儒家政治现实主义的一脉,汉唐以来的儒学精神多与荀学相合,故康有为称“唐以前皆是荀学”。孟学固守礼义内在化的方向,直指人心人性,强调道德的超越,坚持对现实的批判立场,可视为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一脉,历经两宋理学家的阐发,终在宋末元初成为官方学说,主导了此后数百年风气。饶有意味的是,自司马迁著《孟子荀卿列传》,孟荀齐号相沿成习,唯独到了韩愈,以孟子“醇乎醇”、荀子“大醇而小疵”之语加以评价,遂成为扬孟抑荀运动的滥觞,后世虽有异议,但到了程朱那里却彻底坐实了孟优荀劣的定位,荀学由是湮没不彰。
事实上,韩愈因尊孟而抑荀,但仍视荀子为“大醇”之儒,称其“与孔子异者鲜矣”,又称孟、荀同样“优入圣域”,亦贬亦赞,绝不是将荀学看得一无是处。从精神气质上讲,韩愈所求的是“善治”,关注的是政治现实,秉承的是汉唐儒家的风尚,本质上与荀学特征更相一致。所谓“举孟旗、行荀学”之说,放在韩愈身上似乎最为合适。故此,站在思想史转折点上的韩愈,“启后”之处容或有之,而“承先”之处亦有可观,不可偏于一隅而失全豹。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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