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一绝 -食荔枝》：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提起苏轼，世人都知道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十分值得我们学习，那一份“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的潇洒阔达，堪称是世人最向往的生活态度。
一句“人间有味是清欢”（《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流传千古，至今被世人所津津乐道，堪称人生的最高境界。
其实纵观苏轼一生，早年的他也并没有这般潇洒豁达，而是和当时的所有读书人一样醉心仕途，热衷于通过科举考取功名。
只是后来却屡遭贬谪，让这位千古第一才子从得意到失意，过上了几十年的流离生活。这几十年的流离生活，也让苏轼看尽了人间百态。晚年的他，对于过往的悲惨生涯已经看淡释然，才终于成为了被世人所推崇不已的苏东坡。
苏轼这位人生大师的一生中，到底经过了怎么样的心路历程，才有了这般超然的人生态度？
可能所有的有才之人都逃不过一个定论——恃才放旷，性格极为张扬，苏轼也一样，尤其是在早期被贬谪以前。
我们都知道苏轼有才，那么他到底有多有才呢？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的时候，是在嘉祐元年（1056年），这时的苏轼才刚满二十一岁。
在这次科举中苏轼写了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通过分析“尧、舜、禹、汤、文、武、成、康”等上古圣王的事迹，得出了“因其褒贬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的结论，直接震惊了当时的文坛大佬、主考官欧阳修。
据说欧阳修当时都没想过这篇文章是一个当时还没什么名气的四川小书生写的，还以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他还为了避嫌，把这篇本来当之无愧排名第一的文章，给强行安排成了第二名。
在文中苏轼写道：“皋陶为士，将*人。皋陶曰*之三，尧曰宥之三。”，连管考欧阳修和梅尧臣都不知道其出处，可见苏轼的知识之渊博。
后来欧阳修评论苏轼“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也正是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轼这个四川的瓜娃子才会很快就在京城声名大噪，每写完一篇作品，立即就会传遍京师。也正因为如此，苏轼愈加志得意满、张扬放肆。
当然，如此张扬的行为，自然是没有好下场的，历史上那么多先例，已经可见一斑。
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随父亲回乡为母亲奔丧后，初一回到京城正式入朝为官，便迫不及待的想要大展身手。
当时朝廷正值风雨欲来之势，王安石为首的主张变法的新党，以欧阳修为首的饱受旧党摩擦已经越来越激烈，苏轼自然是毫无理由的就站在了对他有知遇之恩的欧阳修一边。
恃才傲物的苏轼认为主张变法的都是“反动派”，会引起朝野动荡，这是奸臣的行为。为了抨击新党的行为，他直接直接目无余子的向皇帝呈上了这一篇《晁错论》。
在文中他以汉朝时晁错之死的典故，大胆放言的说新党都是一群做事情不顾后果的奸臣，这可真是目中无人般的张扬。所以“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西江月·顷在黄州》）的担忧就成了真。
毕竟当时的苏轼才刚刚入朝为官，虽然有才，但是还是属于没什么底蕴的小人物，敢这样指责权大势大的新党，自然免不了要遭人忌恨。
治平六年（1069年）苏轼扶父亲苏洵灵柩还乡，守孝三年还朝后，此时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王安石变法运动已经正式开始，许多和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的官员都已经被迫离京，这里面就包括了苏轼的知遇之师欧阳修。
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苏轼依然张扬。熙宁四年（1071年）。哪怕自己的靠山欧阳修已经不在了，他依然大胆的向宋神宗上书抨击新党，指责新法的弊病。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如此一来，其结果可想而知。这一行为直接惹怒了正当权的王安石，王安石便让御史谢景在宋神宗面前陈说苏轼的过失，逼得苏轼不得不效仿老师欧阳修，自请出京任职。
当然，此时自请出京的苏轼对于仕途还并没有死心，他依然是积极向上的，心态十分的良好。
苏轼先在杭州任通判，又在密州任知州。这段时间他一边提升政治：革新除弊，因法便民；一边还不忘潇洒，谈情说爱：杭州时，苏轼于一次朋友举行的宴会上第一次邂逅了那位被他视为一生知己的红颜——王朝云。
初次见面他便深深的被能歌善舞、天生丽质又灵慧聪明的王朝云吸引了，当即便写下了那句流传千古的情诗“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 》 ）表达自己的心意。
可见这一次的政局失利，苏轼其实是根本不在乎，他依然对自己的仕途充满了信心，还告诉自己，对如今的局面“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在杭州时“卧听晚衙无个事，徐徐，读尽床头几卷书。”（《南乡子·自述》）的郁闷只是暂时的，很快就恢复成了密州时“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望江南·超然台作》）的乐观。
被外放之后“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的伤感也是短暂的，在密州时很快就再次成了“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江城子·密州出猎》）的积极。
他整日处理地方工作，闲暇之余就写诗做文，开心了就带着随从出城打猎，好不潇洒。在迁往徐州任知州时，他更是开心的写下了“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永遇乐·彭城夜宿燕子楼》）的豪迈之言。
毕竟“相逢一醉是前缘，风雨散、飘然何处？”（《鹊桥仙·七夕》），这时的苏轼始终认为眼前的这些困苦只是暂时的，一切的不幸都会过去。
是啊“一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楼。”（《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就算是当年的先主刘备早期不也是和自己一样郁郁不得志吗？苏轼不仅是在安慰弟弟苏澈，也是在安慰自己。
只可惜，多情总被无情伤，这是自古以来的定律，不仅仅是感情，事业也是如此。苏轼没有等到持节云中的冯唐，只等来了一纸逮捕令。
调任湖州之时，此时苏轼已经被外放足足八年了，自然愈加的思念亲人故地，写下“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江神子·恨别》）之句，让人肝肠寸断。
到了湖州之后，他又例行公事的写了一篇《湖州谢上表》呈送皇帝。连年颠沛生涯，难免不会让苏轼对朝廷产生一些不满，所以在这篇文章中他就发了几句牢*，说“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话落到皇帝耳中无疑是赤裸裸的嘲讽。
这就给了一直忌惮苏轼这个大才子的新党一个大好机会，他们正好可以借机除掉这个心腹之患。于是便对皇帝说苏轼如此出言不逊，是妄自尊大、衔怨怀怒，对朝廷不满包藏祸心，故意指斥乘舆，对皇帝无礼，应该重罚。
这就导致本来以文立国的大宋，却爆发了“乌台诗案”这桩变相的“文字狱”事件。苏轼下狱一百零三日，险遭*身之祸。最后还是靠着朝野上下的求情才得到了从轻处理的结果，堪堪保住了一条性命。
可是死罪可免，活罪却难逃，苏轼被流放黄州，落得了一个“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的下场。
可叹那远去黄州的背影“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直让人痛彻心扉。
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如此的人生大变故让苏轼第一次开始怀疑人生。
被贬谪黄州之后，他已经不再有当年的那一颗积极入世之心，而是经常与朋友外出游玩，寄情于山水之间，忘忧于庙堂之外。面对官场的尔虞我诈充满了迷茫“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题西林壁》）。
虽然他也会偶然安慰自己“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但是他已经逐渐厌倦了这些尘世间的争斗，想要躲避这俗世间的烦恼。
在黄州赤壁，他吊古怀今想到了那三国时期壮志未酬的周瑜，岂不正是和自己一样，一腔热枕最后都只能做空谈，高远的志向最后都只是一场大梦“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念奴娇·赤壁怀古》）。
他不懂，不理解为什么自己一心为国却会落得如此下场，莫非真的是一腔热血喂了狗？
于是此时苏轼开始逃避，对只是在逃避，而不是真的释然，他和朋友们游山玩水，“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前赤壁赋》），苏轼发现人真的太渺小了，又何必因为操心世俗，让自己更加难过？
为什么不能“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前赤壁赋》），简简单单的作好自己的事情就够了呢？
他逐渐有了“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前赤壁赋》）的超然出世之心。
可是出世只是逃避，是一种对自己的人生和理想不负责任的想法。苏轼这样一个有抱负、有思想的人显然不会真的这么没有担当，他很快就想通了这其中的道理：“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夜归临皋》）
做人要面对现实，不能因为一时的苦难就逃避遁世。他只需要做真正的自己就好了。，之前一直那么迷茫痛苦，都只是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而已。
这时候的苏轼仿佛再次成为了当年那个朝气蓬勃的自己，唯一有所改变的就只是，他不再像以前那么在意得失了，就只想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人生路上有何必在意那些穿林打叶的雨声呢？何妨不放开喉咙吟唱从容而行。就像我虽然拿着竹杖穿着草鞋，可是却比骑马还要轻捷，又用什么可怕的呢？”。
就好比“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记承天寺夜游》）一般，想那么多干嘛？“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记承天寺夜游》），做人需要的就只是珍惜眼前。
此后苏轼再次回到朝廷，看见旧党当权，朝野情况也丝毫不比当年新党当权时好上半分的情况，他全然不顾他人劝阻，当机立断就脱离了旧党。看到这样的朝廷，他只想着“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行香子·述怀》）。
哪怕冒着彻底不容于朝堂的可能，被再次诬告陷害，贬谪流放的结果他也不在乎，直接上表斥责了这个自己曾经的队伍，和新党不过是“一丘之貉”。
而再次外放于杭州任职时，他却不在像从前那样一直想重回朝廷，也不再想着逃避遁世，而是在地方尽职尽责的做好眼前事，踏踏实实的帮助老百姓处理问题。
看到杭州“葑合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凋疏。”（《去杭十五年复游西湖用欧阳察判韵》）的情况，苏轼直接大张旗鼓的动用了二十余万民工疏浚西湖、开除葑田，来让西湖恢复本来的样子。
苏轼在西湖湖水最深处建立了三座高塔，这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三潭映月奇景。
他还把从湖底挖出的淤泥集中起来，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使在西湖游玩和劳作的人更加方便，这条长堤便是现在的“苏公堤”，简称“苏堤”。
晚年的苏轼已经读懂了人生：“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临江仙·送钱穆父》），他早已如鲁迅先生所言：“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是个真正的猛士。
哪怕是在年近六旬之时，被贬谪到偏远的岭南之地惠州，他也依然毫不在乎。
到了惠州，他一直尽职尽责的为当地百姓做贡献，把皇帝赏赐给自己的黄金都拿出来，捐助疏浚西湖，在惠州西湖也修了一条苏堤。据传当地的百姓十分爱戴苏轼，还专门为他举办了一场宴会：“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尽村西鸡。”（《两桥诗·其二·西新桥》）。
不仅如此，此时的苏轼还过上了一直追求的吃货生活：“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惠州一绝》），在岭南过上了潇洒豁达的人生，你猜他有多高兴？这不正是他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生活吗？
之后已经六十二岁的苏轼又遭贬谪，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可哪怕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苏轼也毫不在乎。
“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别海南黎民表》），既来之，则安之，他俨然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这片荒芜贫瘠之地在他看来正好是自己大展拳脚的好地方。
苏轼在儋州积极的为老百姓做实事，备受老百姓的尊崇，如今海南还流传有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甚至还有一种东坡话，这写都是海南人民纪念苏轼的缅怀之情。
苏轼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据传当时有有很多学子都因为仰慕苏轼的文名，而不远千里，追至儋州，想要跟随苏轼学习。
原本海南在当时大宋建国以来的一百多年里，都从来没有出过一个进士，可是在苏轼任职儋州之后，海南就出了第一个乡贡进士——姜唐佐，此人正是苏轼在海南时收的学生。
苏轼还曾在这位学生的扇子上题了两句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赠姜唐佐生》）。
只可惜苏轼北归不久就病逝了，没能亲眼看到姜唐佐进士及第那一天，这可能也是苏轼毕生的遗憾之一，后来这首诗还是由苏轼的弟弟苏澈帮助哥哥苏轼为他的这位学生补全的：“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东坡眼力长。”《赠姜唐佐生》）
千古苏东坡，慨然赴高义。美名永流传，至今时常忆。
苏轼的生活态度，哪怕是再过千年也不会过时，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