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红楼”中的爱恋

杨绛:“红楼”中的爱恋

首页角色扮演天缘传说手游更新时间:2024-05-03

在中国,说《红楼梦》者太多。不仅常常在报刊见到论说文章,还有专业的《红楼梦学刊》,大量相关著述出版不绝,成语“蔚为大观”用在这里,允称恰如其分。可相对于读过、喜欢《红楼梦》的读者,这数量还很有限。一大批读“红”的人,因为种种因素,阅读之后却并不一定写文章谈它。这些读者,或许比爱写、能写文章者更喜欢这部书,有颇深切感受及见解,可惜我们无从得知了。

有的读者,一生或者就写过一两篇谈“红”文章,可那完全是浸润长久后的独有心得,叫人读来感到思力深邃,眼光独具,对我们阅读这部人间大书,有新的认知开启。杨绛先生《春泥集》中的《艺术与克服困难——读〈红楼梦〉偶题》,在笔者看来,应属于见人所未见,能启发读者的有益、有价值文章。

杨绛先生近百岁时还在文章中说:“我早年熟读《红楼梦》。”对于那一代启蒙时以读、背诵为主的读书人,对一本书说“熟”,一般都是喜欢到烂熟的意思。《艺术与克服困难》这篇写于1959年的文章,从其上下前后的引述中,可以很容易感觉出作者对该书的熟稔程度。能够写谈《红楼梦》,在中国,“熟”,只能算是最一般的基础吧。对于杨绛这样的读书人,写作有关《红楼梦》的文字,没有独具的识见,几乎不可想象。

从前人“爱恋”看红楼之“难”

在这篇名为“艺术与克服困难”的文章中,究竟有什么“困难”?《红楼梦》写作,有怎样的困难呢?在杨绛看来即是:“写前人所未写,思前人所未思。”这篇文章,首先引述了中国古代的许多小说和戏剧,说它们:“写才子佳人的恋爱往往是速成的。”譬如唐代元稹的《会真记》,其中张生与莺莺,彼此相见,张生即刻就颠倒“几不自持”。莺莺的感情还略有曲折,两人初次见面,莺莺在赌气。张生和她攀谈,莺莺也没有搭理。张生寄诗挑逗,她开始还拒绝,经过一番内心斗争才应允张生的要求。唐代另一位作家皇甫枚所作传奇小说《三水小牍》,连这一点曲折也没有。其中写赵象和飞烟的爱恋,赵象只是在墙缝里窥见飞烟,便立刻“神气俱丧,废食忘寐”。他托人转述衷情,飞烟听了,“但含笑凝睇而不答”,原来她也曾窥见赵象,爱他才貌,所以已经心肯。她认为这是“前生姻缘”……当时的人写爱恋,就这么简单,这么快。

这是传奇小说,再往后的戏剧,照杨绛的说法,拘于体裁、场景:“男女主角的恋爱不仅速成,竟是现成。”她举例:王实甫《西厢记》里的张生和莺莺,偶在僧寺相逢,张生一见莺莺就呆住了,仿佛撞着“五百年风流业冤”“眼花缭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半天”。莺莺也并不抽身,却“尽人调戏嚲(音朵)香肩,只将花笑拈”。她回身进内,又欲去不行,“眼角留情”“脚踪儿将心事传”,还回头,留下“临去秋波那一转”。当晚月下,两人便隔墙唱和,张生撞出来相见,尽管红娘拉小姐进去,可两人却“眉眼传情,口不言,心自省”。用杨绛的概括就是“已经目成心许”。

至于入列元曲四大家的白仁甫,他《墙头马上》中的人物裴少俊和李千金,两人墙头一见,立刻倾心相爱,甚是直接干脆。中国古典戏剧最惊心动魄的一场爱恋,发生在汤显祖的《牡丹亭》之中。主人公杜丽娘并未见到本人,只是梦里见到一位名柳梦梅者,尽管“素昧平生”,可觉着“是那处曾见,相看俨然”,随即苦苦相思,神魂颠倒,死去活来。这种可称为“速成现成的恋爱”,戏剧或小说里总说成是“奇缘”“天缘”或“夙缘”,似乎早有安排,“五百年风流业冤”云云。杨绛解读:“在男女没有社交的时代,作者要描写恋爱,这就是最便利的方式。”

这种方式,不仅中国古代,古希腊小说及后来戏剧也有描述。杨绛举出两篇希腊小说《埃修匹加》和《琉席贝与克利多封》的男女相见情景。前者的男女主角偶然在神庙相逢,“两人一见倾心,就在那一面之间,两个灵魂已经互相投合,仿佛感觉到彼此是同类,彼此是亲戚,因为品质相仿。当时两下里都一呆,仿佛愣住了……两人深深地相视半晌,好像是认识的,或者似曾相识,各在搜索自己的记忆。”与我国古代的传奇小说描摹何其相似。后一篇里男主角梦中便预示了两人未来的命运等情节,以及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男女主人公也正是在舞会上相逢而一见倾心……可见这是一种无论东、西方写作爱恋都爱用的便捷方式。

《红楼梦》之新

《红楼梦》表现了自己的不一般,开辟出一片文学新天地。尽管两位重要人物相见,也呈现出前生注定的式样。黛玉初见宝玉,便大吃一惊,心中想道:“好生奇怪!倒像是哪里见过?何等眼熟!”宝玉打量黛玉一番后,也笑道:“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不过他们并未立刻倾心相爱,以身相许,曹雪芹并不采用这种大家都用的便利模式。杨绛通过《红楼梦》第一回中青埂峰下的顽石对空空道人的议论:“至于才子佳人等书,则又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终不能不涉淫滥。”这一节,加上第五十四回贾母的一段批评:“这些书就是一套子,左不过些佳人才子,最没趣儿。把人家女儿说得这么坏,还说是‘佳人’!编的连影儿也没有了。”杨绛认为两处议论,观点相同,“显然是作者本人的意见,可见他写儿女之情,旨在别开生面,不落俗套。”

在曹雪芹笔下,林黛玉是个有痴情、有小才的“异样女子”;宝玉不是才子(他当然有才,不过不是旧小说的那种才子)而是个“多情公子”,是公侯家的“不肖子”。从全书看,林黛玉葬花词中有“质本洁来还洁去”的句子;临终时还有“我的身子是干净的”之表白,杨绛以为,都是刻意强调了他们感情“不涉淫滥”这一点。不涉淫滥,就不能称速成,“而是小儿女心心相印、逐渐滋生的”。

在男女严苛有别的封建时代,未婚男女很少有相互接近的机会。曹雪芹通过大家族生活情景,“辟出一个大观园,让宝玉、黛玉和一群姊妹、丫环同在园内起居……这就突破时代的限制。”从书中我们看到,小时候,宝玉黛玉不仅一桌吃饭,还能在床(杨绛晚年的文章认为应当是北方的炕)一块儿躺,一直到宝玉十七八岁,还是朝夕相处。这样的环境,使得“他们可以由亲密伴侣、相契的知己而互相爱恋”。

可是,这“大观园”只是允许一群小儿女亲密生活,却并不相容他们恋爱。“恋爱在当时说来是‘私情’,是‘心病’,甚至是‘下流痴病’。‘别的事’尽管没有,‘心病也是断断有不得的’。”(《红楼梦》九十七回里,这个大家庭里最有实力、集中代表传统意志的贾母,在知道黛玉病因、病况后说的一番话,表达出的断然及冷漠,可清晰获知爱恋在此时代情状下的不能)这种气氛下,宝玉黛玉当然断断不能公开爱恋。曹雪芹的困难来了:“作者要‘谈情’,而又不像过去的小说或戏剧里用私情幽会的方式来反抗礼教的压力,他就得别出心裁,另觅途径。”这就见出这部作品的特别处来:“正因此,《红楼梦》里写的恋爱,和我国过去的小说戏剧里不同,也是西洋小说里所没有的。”

“暗流”之恋

也正因此,“宝玉和黛玉的恋爱始终只好是暗流,非但不敢明说,对自己都不敢承认。”杨绛分析解读:“他们的情感平时都埋在心里,只在微琐的小事上流露,彼此只好暗暗领会,心上总觉得悬悬不定。”我们在阅读《红楼梦》时,常常为黛玉宝玉间为细琐事不断闹小别扭感到费心,杨绛对社会环境的揭示,对我们理解特定时代的青年爱恋,有很大帮助。

对于作者曹雪芹,前所未有的境况描摹——时间延展,男女内在繁复心理迁变——便十分困难。可在他的笔下,这些曲折隐微过程,却表达得十分耐心从容。譬如,林黛玉心里意中,只是缠绵着宝玉,她便不免时时处处要问,宝玉心里意中,也只是一个她吗?没有别的姊妹吗?他们的交情与其他人不同吗?人家有“金”可配“玉”,宝玉对“金玉”说当真不在意?

杨绛对此结论:“这许多问题黛玉既不能用嘴来问,只好用她的心随时随地去摸索。我们只看见她心眼儿细、疑心重,好象她生性就是如此,其实委屈了黛玉,那不过是她‘心病’的表现罢了。”不少读者,常常以今天现实比照,以为黛玉太小心眼,不甚可爱。笔者以为,读了杨绛先生解读,我们应该对《红楼梦》之所以为伟大著作的精微处,有更为深切的文学体味才好。

为了让读者充分理会,杨绛在文章中引用了第八回黛玉奚落宝玉听从宝钗的话,比圣旨还快;第七回中宝钗告诉周瑞家的,自己有病,一个和尚说了个方子,药名“冷香丸”。十九回中,宝玉闻见黛玉袖中发出幽香,追问时,黛玉却曲意拉扯,问宝玉是否有“暖香”。宝玉不解,黛玉说:“你有玉,人家就有金来配你;人家有‘冷香’,你就没有‘暖香’去配他?”这实在曲折遥远。可见凡与宝玉情缘相关事,黛玉皆留意上心;第二十回,史湘云来了,黛玉又讥笑宝玉若不是被宝钗绊住,早就飞来;二十二回,黛玉听见宝玉背后向湘云说她多心,因而气恼,和宝玉吵嘴;二十六回,黛玉因晴雯不开门而生出误会;二十八回,黛玉说宝玉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第二十九回,二人从清虚观回来砸玉大吵……大量例子“看来都只是不足道的细事,可是黛玉却在从中摸索宝玉的心,同时情不自禁地流露了自己的‘心病’”。

黛玉如此,宝玉何尝不是时时表白。表白得好,恰到好处,两人可以心照领会。譬如第二十回,宝玉说自己“亲不间疏,后不僭先”,表示自己和宝钗不及和黛玉亲:“我也为的是我的心。你难道就知道你的心,不知道我的心不成?”使得“黛玉听了低头不语”。二十八回中:“宝玉听他(黛玉)提出‘金玉’来,不觉得心里疑猜,便说道:‘除了别人说什么金什么玉,我心里要有这个想头,天诛地灭,万世不得人身!’”

言辞实在重,心迹表达充分。可有时宝玉的表白有些露骨,譬如引《西厢记》句子说:“我就是个‘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后面又说:“‘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这在他们彼此,就未免有轻薄之嫌,太过造次,惹得黛玉嗔怒。这所有种种,在杨绛看来:“反正他们两人吵架一番,就是问答一番,也许就是宝玉的偈语里所谓‘你证我证,心证意证’。”越往后,越接近。三十二回中,宝玉向黛玉说“你放心”后,表述:“你真不明白这话,不但我素日白用了心,且连你素日待我的心也辜负了。你皆因都是不放心的原故,才弄了一身的病了。但凡宽慰些,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这番话,听得黛玉“如轰雷掣电,细细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来的还觉恳切,竟有万句言语,满心要说,只是半个字也不能吐出……”他不仅掏出了自己的心,也直指及黛玉“心病”。三十四回,宝玉赠送旧帕,黛玉“细心揣度,一时方大悟过来……不觉神痴心醉……”“宝玉能领会我这一番苦意,不知将来可能如意不能,又令我可悲……再想到私相传递,又觉可惧。”最后“一时五内沸然,由不得余意缠绵,便命掌灯,也想不起嫌疑避讳等事,研墨蘸笔,便向两块旧帕上写道……”由两人这番大作为,杨绛推定他们:“彼此都心领神会,‘心证意证’,已无可再证。”

时代与爱恋

可作为那个时代的小女子,由于深心所托,不能落实,尽管宝玉一再表白,黛玉依然犹疑重重,且实际距离理想,事实也愈加渺茫。对此,杨绛文章还举出不少例子,譬如读者可以感受的贾母王夫人等“又不象有意要把她配给宝玉”。二十八回,元妃赏节礼,只有宝钗和宝玉是一样的。宝玉听了,还笑着说:“这是怎么个原故?怎么林姑娘的倒不和我的一样,倒是宝姐姐的和我一样?别是传错了罢?”他心倒是在黛玉身上。可黛玉知道此事,却说:“我没这么大福气禁受,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哪‘玉’的!我们不过是个草木人儿罢了!”三十五回,宝玉“勾”着贾母,“原为要赞黛玉”,不想贾母称赞的却是宝钗。杨绛文章由小人物,言及大外力:“宝钗在贾府愈来愈得人心,黛玉的前途也愈来愈灰黯。黛玉尽管领会宝玉的心,只怕命运不由他们作主。”所以,体味着这些的黛玉时常伤感。五十七回,紫鹃哄宝玉说黛玉要回南,宝玉听了几乎疯傻。紫鹃回来后劝黛玉“作定大事要紧”,黛玉口中责骂,心上感伤,“便直哭了一夜”。七十九回,宝玉把《芙蓉女儿诔》里句子改成“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垄中,卿何薄命”,黛玉陡然变色,因为正合了时刻在她心念中的伤感和疑虑。

一些人不甚看重的《红楼梦》后四十回,描写宝黛爱情,继续了先前笔法。八十九回误传宝玉定亲,黛玉“如同将身撂在大海里一般。思前想后,竟应了前日梦中之谶,千愁万恨,堆上心来。左右打算,不如早些死了,免得眼见了意外的事情,那时反倒无趣”。以至于“绝粒”;九十六回黛玉听说宝玉将娶宝钗,“如同一个疾雷”,待见过有些痴的宝玉回去,“身子往前一栽,‘哇’的一声,一口血直吐出来”。黛玉此时所感,当然并非宝玉实际所为,所能为,可此时此地,她只能觉得自己错了。她勉力烧毁了题诗的旧帕、平日的诗稿(有限生命的心血),断绝无限痴情。倘以现代的观念论,她这是用自己可支配生命对时代的惨烈反抗,一种对“爱”的绝望表达。对于这结果,杨绛的解读是:“他们中间那段不敢明说的痴情,末了还是用误解来结束。他们苦苦的互相探索,结果还是互相错失了。”人世人情,居然如是,读者的期待,只感受到大悲怆。

写在最后

与先前几乎所有古典作品相较,《红楼梦》都是创造性的。曹雪芹描述的,是未曾有人写出的恋情。既然“未曾有”,势必无所依傍,极为困难。想来,《红楼梦》之所以“批阅十载,增删五次”,不仅是故事本身,还为克服这些从未遇见的写作困难。杨绛对此的体味是:“现成的方式,不能把作者独自经验到的生活感受表达得尽致,表达得妥帖。”“《红楼梦》作者描写恋爱时笔下的重重障碍,逼得他只好去开拓新的境地,同时又把他羁绊在范围以内,不容逃避困难。于是一部《红楼梦》一方面突破了时代的限制,一方面仍然带着浓郁的时代色彩。这就造成作品独特的风格,异样的情味。”从创作《红楼梦》及阅赏此部人生大书两方面而言,杨绛以十六世纪一位意大利批评家的话作结:“欣赏艺术,就是欣赏困难的克服。”——深刻且别具意味。

杨绛先生的这篇论《红楼梦》文章发表,由于观点独到,引起了多位有水准的文学行家关注。当时的文学研究所何其芳所长、深通文艺的宣传部领导周扬等,都不吝惜言辞,公开表示欣赏。著名作家也是杰出批评家的茅盾,读到这篇文章,也十分认可。周扬甚至在讲话中,也引用此文的标题作为结尾的句子:“艺术就是克服困难嘛!”此讲话在文学研究所传达时,有人就对杨绛说,这是“你的话嘛”!

虽然杨绛也是引用意大利批评家的话,可用于题目,产生的影响却不可低估。有名作家柯灵在其电影剧本“选集”序言中,对收有《艺术与克服困难——读偶题》一文的《春泥集》有如许说法:“最近读了两本好书:钱锺书同志的《旧文四篇》和杨绛同志的《春泥集》。都是薄薄的小册子,却含蕴了足够的重量。没有几十年铁杵磨针的功夫,是写不出这样的书来的。”并解释说:“《春泥集》的题名来源于龚自珍的诗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那么不管花开花落,寒来暑往,好东西并不在乎新旧。”钱锺书所下的学问功夫,他的《谈艺录》《管锥编》等大书可证。杨绛先生著述,由此文看去,当得起“几十年铁杵磨针功夫”的评价。

阅读一部杰作,对读者而言,同样是考验。你的人生历练,人世眼光,生命况味,甚至艺术造诣等方面全部合纵起来,或许才能进入曹雪芹营造的心灵“大观园”,才能透达艺术深邃处。杨绛先生以《红楼梦》为题的文字,不过一二篇(百岁时还有过一篇随笔“漫谈”),可她从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考察,指出了曹雪芹此书的写作困难处——一场与其他作品时间不同,似乎有意有情却终于不能完成的爱恋。一个读者或者评论家,通过自己的渊博学养及别具思力,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杨绛先生此文,当然是“欣赏困难克服”的典范。(作者:杨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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