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期的农耕文明，它的起源与发展，忻州市河曲支流上诞生的中华文明（石器文明）

如果说把农耕变革看作是一个划时代的时间节点，那么从旧石器文明到新石器文明，远古的人类文明也开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一些成规模的农耕聚落出现了。我们过去主要是依靠文献的记载来探讨中国的历史，即"三皇五帝夏商周"。现在我国的考古学又有了很大的发展，许多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些新的历史遗迹，这些遗迹的出现把中国历史又往前推了九千年，那个时期出现了农耕文明。

农耕文明的起源和河曲支流的背景　　

在新石器时代发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变革，就是农耕革命，让人觉得有意思的是这场革命是世界性的。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在这个时期，大自然发生了很重大的变化。在这个时期里最后一次冰河时期结束了，全球开始变暖。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人类就开始由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农耕变革就开始了。而且这一变革在全世界各个文明中基本都是同步发生的。　　那么在中国，我们现在通过考古学和遗存的一些历史文献里能看到的最早的农耕文明，可以追溯到九千年前。在今河南省舞阳县，应该是南阳盆地略靠北，有考古学家发现了贾湖遗址，贾湖遗址的时间和彭头山遗址相近，可能比它略晚一点，但也晚不了多少。这个地区我们也发现了水稻栽培的痕迹，有学者就提出，影响人类文明发展的因素有长期、中期和短期因素。长期因素就是大自然，一个文化人群他们所生存的这种地理空间，实际上就已经决定了他们如何去生存。人总是习惯在生存中寻找和大自然的默契，然后去寻找自己的生存道路。在距今1万年前，人们进入新石器时代，出现了农耕聚落，人类社会也由此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我们把中国的一些特点和一些同时代的古老的文明(比如说像两河流域的文明、埃及文明)相互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一些门道。

过去有学者说过，中国的农耕文明虽然是诞生在黄河流域，但是我们的农耕聚落却并不是在大河的干道上，而是在黄河、长江的支流上，在支流的弯曲、润泽之处，比如渭河流域。黄土高原的地形是一层层的台地，离水最近的地方有一层，略远一点、略高一点又有一层，最高的那就到了黄土高原上了。而考古学家发现，仰韶文化不是在离水很近的地方，因为那很危险，一发大水就冲毁了；也不是在最高层，因为高层取水不方便，它在中间的台地上。除了渭河流域，在洛阳一带还有伊水、洛水，还有山西的汾河流域，我们最早的文明就是诞生在这样一些支流上。

农耕文明诞生在支流的原因和发展

中国在秦汉以后是君主独掌政权的社会，有一个庞大的皇权统治着一切。这种皇权的起源是什么呢？起源于治理大河。实际上，中国真正开始挖渠、挖沟、治理大河，搞灌溉农业，是有文字记载以后的历史，比如说秦汉时期开始有大规模的工程。此前虽然我们有大洪水的传说，但那不是挖沟挖渠，而是洪水泛滥后，重新整理山河，它是突发性事件。　　我们中国的这种农耕文明产生在什么地方？从空间上讲，它是在河流的支汊上；从大的气候条件来说，中国农业产生在一个四季分明的季风气候区里面。从6月开始，到七八月，华北平原高温多雨，基本上年年如此，这就是一种稳定的长期影响文化发展的因素。　　可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下，一个小聚落想种一点小米或者水稻，就需要确定什么时候种合适，以确保种下去以后老天爷就开始下雨。年年如此，人们的经验就会逐渐丰富，劳作手段会逐渐提高，于是粮食就慢慢变多。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组织生产最自然的单位就是有血缘关系的一群人。春种秋收，年复一年，慢慢地随着聚落中人们工作经验的丰富、劳动技能的提高、工具的改善，人群会渐渐壮大。这样一来，这个地方的空间就容纳不下了，于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迁到别的地方。这样蔓延开来，家族、氏族、部落慢慢发展，我们可以用一个古语"平流漫衍"来称呼这种现象。在这样一种过程当中，最天然的血亲意识、血缘关系就发挥了作用，就保存下来了。

两河流域的农耕文明

假如是在两河流域，那么这种关系就难以维持。我们知道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尼罗河也是人类的发源地，可是大自然所提供的条件是要迫使当地的人群改变这种按血亲、血缘去组织生产的模式。为什么？研究一下那个地方的气候你就明白了。比如说，在两河流域，一年中有8个月是没有雨的，即使偶尔下点雨，降雨量也很少，只有200毫米左右，这对于农耕来说是不够的。他们能依靠的只有河流，可是河流的汛期，也就是发水期一般是每年的4—6月，而这里的庄稼是在4月收割，也就是说等河流的汛期到了，庄稼却已经不需要水了。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形下，两河流域最早的农耕，实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最肥沃的下游地带出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是由西北向东南流，最早的农耕聚落大体在上游，也就是不发洪水的地区。

可是人类是聪明的动物，总知道哪儿的土地肥沃，随着人类能力的提高，总要向最肥沃的地区进军。于是他们就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治理大河。底格里斯河在巴格达的河段以及幼发拉底河在拉马迪的河段，就和黄河下游的某些河段一样。我们知道黄河是一条地上河，在下游地区，由于泥沙的堆积，导致河水的河床高于两岸的地面，比如郑州这一带。而要治理它，就要灌溉，要修渠，要挑沟，要修蓄水池。因此我们可以在两河流域看到并行的水沟，因为水沟会淤塞，所以必须挑新沟，这样的话农业就可以在肥沃的土地上诞生。人们一旦可以掌控大自然，能够利用大自然的资源，那获得的财富是巨大的。　　话说回来，要进行这样一种艰辛的劳作，任何家族都办不成，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人们必然要在原有的天然的血缘组织之上重新组织社会关系。西方学者魏特夫讲东方君主独掌政权主义的起源时，就提到一个庞大的权力统治一切。这一理论可以套用到两河流域，这样的话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就必然诞生了。　　同时在尼罗河流域也存在这个问题，在尼罗河周边最早的农耕发源地也是出现在离洪水比较远的地区，但是它在后来发展着发展着，就发展出了落母(古埃及的一种聚集区)。然后那里的人们开始挑沟，开始修蓄水池，开始利用尼罗河泛滥过后的泥土，但是这种肥沃的泥土也要灌溉，这样一个灌溉区就形成了。在公元前3千年，最古老的王朝统一埃及的时候，有三十几个这样的灌溉区，所以它整个社会和两河流域又有不同。总而言之，这种灌溉农业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权力来协调大家。这点在我们中国的某些时代也是适宜的。比如大禹，他不就是因为组织民众治水而成了万民的主脑吗？可问题是中国的洪水泛滥是一个偶然现象，不是长期的。所以，孔子赞美大禹修沟渠的功绩，而不是治洪水。过去也有水利专家讲："我这一辈子不是要修大坝而是给农田排旱。"如何让农田不旱，雨季到来的时候如何让农田排涝，关键还是修渠。所以回到刚才我们的话题，中国的社会形态从根本上来说是取决于自然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