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秦之路
(一) 政治战略(1) "尊王攘夷":春秋时期,中原各主要诸侯国都曾打过尊王攘夷"这个旗号,如齐、晋、鲁、郑等,而从"尊王"旗号中捞到的政治资本和实际利益远高于"尊王"本身,故"尊王"只是幌子,攘夷一拓土开疆才是本意。当然,秦国也是在尊王攘夷"旗号下发展起来的,而且是最早打出这个旗号的诸侯国之一。秦在立国前是在周人的庇护下打击戎人以求得生存之地,立国后也是在"尊王"的旗帜下同戎人争战井占据了周人老家—岐、丰之地,其后又逐次吞并了散居于渭河上、中、下游的诸戎和夏、商、周之后裔所建方国,才逐步走上强大之路的。秦穆公当然不会忘记其先祖曾经使用过且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尊王"是一个有利可图的事业,处于此阶段的秦与它国诸侯一样需要借"尊王攘夷"的旗号来发展实力。当然,等到实力发展到能独自吞并天下之时,秦就会像扔敝帚一样把"尊王"的旗号彻底抛弃,以便自己取王位而代之,战国以后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春秋中期,秦穆公"尊王攘夷"之举主要体现在以下诸事之中。
穆公元年(前659年)伐茅津之戎。
穆公十一年(前649年)夏天,扬拒、泉枭(位于黄河之北)、伊、洛(位于黄河之南的伊水洛水间)之戎从南北两个方向交伐周都洛邑,秦穆公毅然出兵同晋国一起"伐戎以救周"。
穆公二十四年冬(前636年),周王室发生内乱,周襄王弟带引狄人攻襄王,襄王出奔于郑,特派使者赴秦、晋告难求授。秦穆公认为这是勤事于王的好机会,于是次年春即发兵并亲自率军到达黄河岸边欲与晋共赴王难,但狡猎的晋文公怕勤王之功为秦所分,于是亲赴秦军劝说穆公南出武关伐楚,勤王之事由晋单独出兵即可。于是这次勤王之功便为晋所独占。晋文公率兵安定周王室后,周襄王为奖励其勤王之功,特将黄河以北的阳樊(今河南省济原县西南)、温(今河南省温县)、原(今河南省济原县北)、攒茅(今河南省修武县)等八处田邑赏赐于晋。从此,晋国开辟了南阳(太行山以南、黄河以北山水俱阳,故称南阳)的疆土,出人中原更为便捷,也为晋文公以后称霸中原奠定了基础。而秦东出中原之路既为晋阻,勤王又难获其功,穆公为此忧心忡忡。
(2) 尚贤重民:如果说"尊王攘夷"使各国诸侯捞到了政治资本和掠土开疆的口实,那么尚贤重民则是各国诸侯改良政治、争取民心、提高在争霸战争中竞争能力的重要政治措施。秦穆公的尚贤、惠民、修明政事的一些举措在春秋列国中也是首屈指的。
春秋时期,尤其是春秋中期以后,列国间的争夺日趋激烈。为了称霸天下,威服诸侯,各国都十分重视人才的作用,并把尚贤使能提高到国家存亡的高度来认识,这一风气一直影响到战国时代。当时大凡能成就霸业者,身边也必然聚有一批贤臣良将,如齐桓公身边有管仲、鲍叔牙、隰朋、宾胥无、东郭牙、王子城父等;晋文公身边有狐偃、赵衰、先轸等;楚庄王身边有孙叔敖、伍举、苏从等。
秦穆公在赏贤重能的时代潮流影响下,同时也因之于列国争霸战争的严峻形势,对于人才的认识、选拔、使用更全面更深刻,他的这些认识集中反映在春秋著名的文告《秦誓》中。他的一名名言:"邦之杌陧(意安宁)日由一人,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这一人既可指国君但更重要的是泛指贤士。
张润堂先生指出,"在春秋时代,对于尚贤使能、重用人才思想论述较多的是管仲,《管子》云:"国之存亡在其主,天下得失,道一人出。'但穆公的人才思想比管仲更进步也更全面。而且从人才思想史上看,穆公是最早并明确地表述了人才对国家安危荣辱的重要作用。"
根据《史记,秦本纪》的记载,穆公身边聚集的贤能之士有百里奚、蹇叔、由余,公孙枝、公子縶、内史廖、孟明视、白乙丙、西乞术、丕豹等。这些人中,有的来自异国它乡,有的是赢姓后裔,有的是秦公室的成员。如百里原是宛人,为虞国大夫,晋献公灭虞后,将百里奚作为"滕臣"陪嫁到秦,"百里奚亡秦走宛,为楚人执之,缪公闻百里奚贤,欲重赎之,恐楚人不与,乃使谓楚日:吾滕臣百里奚在焉,请以五羖羊皮赎之'。楚人遂许与之。当是时,百里奚年已七十余",百里奚到秦后:"缪公释其囚,与语国事……语三日,缪公大说(悦),授之国政,号日五羖大夫"。百里奚又向穆公推荐其好友蹇叔,穆公于是使人"厚币迎蹇叔,以为上大夫"。这两人久处中原,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对天下大事和各国政情了如指掌,对穆公制定和实施争霸战略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由余,其祖籍为晋,后亡入西戎,对中原和西戎政惰、兵势与地形均有了解,曾受戎王使命观秦,穆公知其贤,终以内史廖之计使由余去戎降秦,并为秦所用,在穆公的霸业中起着很重要作用。
另外,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晋之亡臣丕豹、秦宗室后裔公孙枝、秦穆公之子公子絷等都在秦穆公的霸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有学者说,秦穆公用人有这样几个特点:
A、 不分地域,不拘一格,任人唯贤;
B、 信贤而任,用人不疑;
C、 普于纳谏,勇于改错等等。
《左传》评说"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为君也,举人之周也,与人之一也;孟明之臣也,其不懈也,能惧思也;子桑(即公孙枝)之惠也;其知人也,能举善也。"后世史家也称誉穆公:"举人之周,用人专一,天下称之。"
重民惠民:秦穆公生逢大国争霸的时代,对于民众与国家治乱安危、胜败存亡的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因此,他执政期间,对内实行了一些轻徭薄税、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和措施。虽然,我们今天很难从史料中全面了解穆公时期的施政详情,但散见于史籍中的片言只语还可使我们对秦国政治情况有一个概括地了解。
《左传·文公二年》记载,孟明于崤之战败于晋后,又于彭衙之役,汪之战中三败于晋,但"泰伯犹用孟明,孟明增修国政,重施于民",终于在王官之役中雪洗国耻。这里"增修国政,厚施于民",是进一步修明政事、更加施德施惠于民的意思。可以说在此之前,秦国的政治也是比较清明的,秦国统治者曾实行过一些轻徭薄赋宽缓刑罚的政治经济措施。只是崤之战败于晋后,为了唤起全国民众与秦政权的同心同德,故进一步修明政事,给老百姓以更加优厚的好处。
《史记·秦本纪》还记载这样一件事,说是:"缪公亡善马，歧下野人共得而食之,吏逐得,欲法之。穆公曰:'君子不以畜产害人,吾闻食马肉不饮酒伤人'。乃皆饮而赦之。"这件事说明穆公时期确实曾实行过一些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和措施。
战争是武力的较量,更是民心的较量,人心向背才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根本因素。《淮南子·兵路训》曰"地广人众,不足以为强;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成;为存政者,虽小必存;为亡政者,虽大必亡。"此正所谓"兵之胜败,本在于政"。而为政之要,在于争取民心,使百姓亲附。
(二) 经济战略穆公时期,秦国社会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国力已初步赶上中原先进的国家,这与秦立国于关中周人故地起步较高有关,也与秦穆公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生产以及重视商业有关。秦人自襄公立国起就逐步占据了周人生活的故士,并全面接受了周人先进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更为重要的是有一部分掌握着较高手工业、农业生产科技的周遗民留居于秦,加快了这种文化传播的力度。
秦国社会开始发生了巨大的飞跃,迅速完成了从半农半收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过渡。秦人凭借着周人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科技,在关中这块曾被周人经营开发了数百年的肥田沃土上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使生产力水平迅速赶上中原先进国家。
生产工具的进步是生产力水平提高的显著标志。
据考古资料记载,秦国是较早使用铁器的国家之一。在甘肃省的甘谷县毛家坪遗址,考古工作者曾发现春秋早期的铁镰,在甘肃永昌沙井文化遗址还曾发现春秋早期的铁面,在秦都雍城遗址以及关中西部的秦国葬中出土的铁工具、铁兵器就更多。
恩格斯曾说;"铁使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的地区成为可能。春秋中期以后,秦能连续两次在晋国遭受灾荒时"输粟于晋,就说明秦国的粮食生产除在满足已需之外,还有剩余。
秦国手工业生产制品也享有盛名,素有"秦金精坚"之美称。现代考古发现的秦国青铜器一礼器、生活用器及大量精美绝伦的青铜建筑构件都说明秦国冶炼技术之高、制作工艺之精、造型纹饰之奇特都可以与关东六国相媲美。
秦国的畜牧业生产发展水平也较高。秦人先祖以擅长畜牧闻名。春秋时期传说相马的伯乐就是"穆公之臣",相马专家九方皋也是穆公时代的人物。
农业、手工业、畜牧业的发展又为城市和商业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秦都雍城是春秋时期中国西部的一大名城,这里地处东西南北之要冲,是四方货物辐凑之地,《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遣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及秦文(德)、缪居雍,隙昵蜀之货物而多贾……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
《说苑·臣术》载:"秦穆公使贾人戰盐,征诸贾。"
《三辅黄图》也记载说,秦设"直市"于害平津西南二十五里,"物无二价,故以直市为名"。
目前考古工作者已在秦都雍城遗址内发现"市"的遗址,它位于城址北部。在以农立国的古代,如果没有一定的粮食储备和一定的手工业生产及商业流通规模,要想装备支强大的军队是根本不可能的。故经济发展是大国争霸的物质基础。
秦穆公时期,秦国农业、手工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军队的建设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周礼》规定"凡制军,万有两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按理说春秋初年,秦只能算个小国,应该有一军的编制,但根据考古资料,秦在出公时(前703—前698年),已是左右两军编制。穆公时代,就已同中原其它国家一样是三军编制,从而能够跻身于大国行列参预诸侯争霸战争乃至最后成为中国西部地区的真正霸主。
(三) 外交与军事战略(1) "和晋"与伐晋,恩与威并用:秦穆公即位初期,正当东方的齐桓公霸业由盛转衰,楚成王朝业方兴未艾,晋文公霸业尚未建立之时。其时晋国综合国力虽强于秦国,但却内乱频仍,灾荒连年。与晋国相反,秦国在穆公执政时期却是一派政通人和,五谷丰登的繁荣景象。
在秦、晋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且明显有利于秦国发展的国际形势下,秦穆公认为立威诸侯,成就霸业的机会已经来临,于是毫不犹豫地抓住这个机遇,以政治、经济、外交与军事并用战略,开始实施东向以霸诸侯的梦想。
但是要征服一个早于自己发展的大国诸侯,对于秦国来说,绝非易事。此时秦虽有天时人和却无地利因素,于是穆公明智地选择了"以德服邻6的和晋策略,以等待时机向东发展。
《史记秦本纪》秦穆公四年(前656年)"迎妇于晋",历史上的秦晋之好实始于此。在此之前秦曾同周王室、鲁公室有过联姻关系。陈宁先生说:"春秋时期,大凡诸侯国之间的联姻,其政治意味总是大于婚姻的本意,联姻的目的往往是通过婚姻巩固两国间的友好关系,或是缓和、消除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或是麻痹对方,伺机起兵。"秦晋两国联姻也是这个目的。当两国间具有姻亲关系时,表明两国关系正处于友好发展阶段,反之当两国的关系破裂之时,两国之间的联姻也就结束了。秦晋之好自秦来说大概历秦穆公、康公两位国君,自晋来说历献公、惠公、怀公、文公、襄公五位国君就结束了。
秦穆公"以德服邻"的和晋政策还表现在三平晋公室之乱,三置晋君,两输晋粟这几件事上。晋公室内乱的根源起自献公末年。据《史记·晋世家》记载,晋献公原娶于贾,无子。后通于其父武公之少妾齐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中生。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即文公),其妹小戎生夷吾。后来在献公五年时(前672年),又攻伐骊戎,克之,遂虏得骊姬姐妹以归,此二女均受献公宠爱,骊姬生奚齐,其妹生卓子。骊姬意欲其子奚齐继位,于是日夜在献公面前谗言陷害太子申生,献公是以废太子申生而立奚齐。驱姬第一步阴谋得還后,又进一步设计逦太子申生自*,并逼迫其它公子逃亡,时公子重耳出走在油(今山酉省照县西北),公子夷吾流亡在屈(今山西省吉县)。晋献公死后,晋公室朝野分为三党,老臣荀息遵献公遗盲辅佐奚齐为君;大夫里克、下郑意在公子重耳为君。于是里克*奚齐,荀息又立卓子,里克*卓子并及祸乱晋室之骊姬。并派使者往迎逃亡在外的公子重耳,但公子重耳从舅犯计以"父生不得供备洒扫之臣,死又不敢泣丧而重其罪"为辞谢诸大夫之请。时公子夷吾党徒郤称、吕甥亦派蒲城午告诉公子夷吾说:您厚赂秦人以求入立为君,我们做您的内应,公子夷吾欣然答应,于是"许赂秦以河外列城五,东尽虢略,南极华山,内及解梁城以求入"(《史记秦本纪》云公子夷吾许赂秦河西八城),这就为秦提供了一个干预晋公室事务的极好机会。
穆公五年(前655年),秦趁晋有公室内乱,穆公亲自率兵伐晋,与晋战于河曲一带。穆公九年(前651年),派公子絷前往公子重耳与夷吾居地考察二人贤能德才,回来后秦国君臣经过认真讨论,认为拥立不仁且猜忌多疑之公子夷吾将有利于秦国,于是派百里奚以兵护送公子夷吾回国即位,是为晋惠公。但晋惠公即位后并未兑现其诺言也即"背约不与河西八城"。接着晋于公元前647年发生旱灾,派人来秦国买粮食,秦穆公不计前嫌,继续施惠于晋,以车转船漕的方式输粟于晋,解救了晋国的灾荒,史家称这次输粮行动为"泛舟之役"。来年(前646年),秦国碰巧也发生了灾荒,于是派人赴晋买粮,晋惠公却听从谋臣號射等人的意见不卖粮给秦,并且准备乘秦之危"因其饥而伐之"。在秦三施于晋而晋却背信弃义的情况下,秦穆公决定好好教训一下晋国。
穆公十五年,(前645年),在晋准备兴兵攻秦时,秦穆公先发制人,率先领兵出战。《秦本纪》曰:"穆公发兵,使千豹将,自往击之。"这就是春秋史上有名的韩原大战,战争的结果秦大胜,晋惨败,连晋惠公也成了秦国的俘虏。
战后,秦接受了晋惠公"献其河西地,使太子圉为质于秦"的有利媾和条件后,释放晋惠公回国。秦穆公恩成并用,终以和、战两手,一战而霸,威服晋国,用晋大夫阴饴甥的话说就是:"貳而执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怀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
至此,秦自韩原战后不但实现了饮马黄河的梦想,而且曾一度在河东设官治民,征收赋税。《左传·信公十五年》记载:"秦始征晋河东,置官司也。"长期为晋所占据的战略要塞一桃林之塞也一度曾为秦所有。
但可惜的是,秦人限于实力控制崤函地区及解梁城仅仅两年(秦穆公十五—十七年),就又退守河西,河东及崤函天险又回到晋人手中。对此也有论者如是说,晋于韩原战败后,"晋大夫吕甥'作州兵'大力扩充军队,故当秦穆公前去接收割地时,即遇到晋民兵的抵抗,秦无法接收,秦穆公乃放弃割取晋地之企图。"可备一说。
虽然如此,秦人将占据河西地区百余年的晋人势力赶回河东,完全占据了关中八百里的肥田沃土,这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穆公二十年(前640年),秦又乘韩原胜晋之余威灭掉梁、芮。梁位于今陕西帏城南;芮在今陕西的大荔县境。从此,秦地才真正东至黄河与晋相望并与晋共据黄河天险。
秦穆公以后,秦、晋在河西地区的争夺十分激烈,个别城邑曾几度易手,就足以说明河西地区对于秦、晋两国发展的重要性。韩原战后,秦、晋于王城(今陕西大荔县境)订立盟约,说明穆公之"和晋"政策依然持续。穆公二十二年(前638年),在秦国做人质的晋太子国闻知其父惠公病重,于是份跑回国争位。秦穆公盛怒之下从楚国迎回公子重耳,重耳向穆公保证若能回国即位,就要像侍奉周天子一样侍奉穆公,并许诺以晋之焦、瑕予秦。秦穆公送给公子重耳贴身卫土三千人,并帮助其除掉国内两个政敌,终于以实力扶助公子重耳登上君位,是为晋文公。但晋文公同样食言未给秦以焦、瑕两地。
(2) 联晋伐楚,开辟东南通道。
晋文公在位时期,秦、晋友好关系仍进一步发展。但久游中原并极富政治头脑与战略眼光的晋文公在与楚国的争霸中既想借用秦人的力量打击楚国,又十分惧怕秦人出入中原与晋发生磨擦,因此极力怂勇秦人向东南发展,以挑起秦、楚冲突,借以牵制楚国。
穆公二十五年(前637年),晋文公辞退秦师独占勤王之功后,遂于同年秋助秦伐都。《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日:"秦、晋伐郡"。都是介于秦、楚之间的一个小国,为楚国附庸,都商密。时楚王准备派其北方边县申、息两位县公率兵援助都国。秦人以诈术骗都人,即用绳子捆绑上自己的士兵当俘虏,乘着暮色点燃火炬,掘地歃血,置盟书其上,假装与申公、息公盟誓的样子,都人从城上看见以为楚人出买了自己,于是降秦。秦师乘胜前去迎击申公斗克、息公屈御寇所率的申、息之师,结果,俘虏了楚国这两位县公。这时楚令尹子南闻知楚军战败,大吃一惊,即刻派重兵追赶泰军,哪知秦军早已凯旋而归。
秦之伐都,正中晋文公下怀,所以他出兵助秦以为声援。作为秦秘公本人,在东道受阻的情况下,也急于开辟从东南方向进入中原的通道,是以出兵伐都。穆公晚年于崤之战惨败于晋后,对打通东南通道益感迫切和忧虑。
穆公三十八年(前622年),"都叛楚即秦,又膩于楚,秦师入都",看来,都已成为秦、楚这一阶段争夺的重点,正当都国朝秦暮楚之际,秦师又一次打进都国,迫使楚国南迁都于其腹地,是为下都(在今湖北省宜城具东南)。秦穆公两次伐都,推动了泰国势力的南下,扩大了秦国的影响,为秦以后进一步向东南发展打下了基础。
(3) 东进伐郑与秦晋关系的破裂。
晋国自韩原之战败于秦后就开始"作爰田"、"作州兵",进行田制和军制改革,以扩军备战,这是春秋史上最早进行军制改革的国家。史载经过这次改革晋国"群臣辑睦,甲兵益多。"公元前636年晋文公即位后,又进一步改革内政,他任用贤良,重农通商,结果使晋国出现了"政治清明,民生率安,财用充足"的兴盛局面。所以自晋文公即位时起,秦晋力量对比就明显发生变化,其时晋之实力已远高于秦。晋文公在位时间仅九年,军事力量就发展得非常之快,这不能不说是晋国"作爱田"、"作州兵"的直接结果,也反映了晋文公时期国力的强盛。
这时中原的形势是齐霸已衰,楚霸方兴。楚成王于泓水之战(战地在泓水边,泓水是润河的支流,经今河南商丘拓城间东南流)打败宋襄公后,锐意北进。这时,中原许多中小诸侯国如陈(在今河南淮阳)、蔡(今安徽北部地区)、郑(今河南新郑)、许(今河南许昌)等都届服于楚。晋文公决心与楚争霸并遏制楚势力北进,于是感到有必要联合齐、秦这两个位于东、西方的诸侯大国,并争取中原各小国诸侯倒向晋国一边。因此在其执政的九年间对秦、晋关系一直很重视并把秦当做他争霸战争中的一个重要筹码来使用。
秦穆公二十八年(前632年),晋文公在争取到秦、齐的支持后,与楚发生城浪大战,秦穆公派公子慭率军参战以为声援,使晋文公一战定霸。战后,晋国声势显赫,秦却一点好处也没捞到,况且由于晋国强盛,更使秦东进中原过问诸候事务无望。故战后晋文公主持践土之盟(在今河南的原阳县西南)时穆公不肯参加,晋文公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遂在次年(前631年)举行的翟泉之会(在洛阳城内)上,密许以后秦、晋联合过问中原事务。
秦穆公三十年(前630年),秦、晋根据翟泉之会的决定,共同出兵讨伐郑国。秦、晋军队包围了郑都新郑,郑文公看形势危急,听从大夫伊之狐的建议,派老臣烛之武夜赴秦军向穆公陈说利害,劝秦撤军。烛之武说:"亡郑厚晋,于晋而得矣,而秦未有利。晋之强,秦之忧也。若舍以为东道主,行李往来,共其乏食,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矣(意即秦早上归国,晋就晚上筑墙以备秦),君之所以知矣。叫言下之意亡郑对秦一点好处都没有,而晋东亡郑后,西就要肆虐于秦了。如果秦放弃围郑,郑则可成为秦东道上的主人,供应秦人往来之一切费用。穆公听其言有理,于是与郑结盟并决定单独撤兵,还派大夫杞子、逢孙、杨孙帮助郑国戍守城防。晋知秦撤军,大夫子犯建议文公乘机追击秦军,晋文公一则受过穆公恩惠,二则出于联秦抗楚的战略意图,因此没有采纳子犯的谏议。虽然如此,但秦、晋友好关系从此蒙上阴影,并由于利益上的矛盾开始分道扬镳。
秦穆公三十二年(前628年),晋文公、郑文公相继去世,戍守郑国的秦将杞子认为郑遭国丧,有机可乘。于是"自郑使告于秦曰,'郑人使我掌北门之管,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秦穆公误以为灭郑时机已到,于是不顾老臣百里奚和蹇叔的劝谏,执意派孟明视、白乙丙、西乞术三将东征袭郑。
穆公三十三年(前627年)春二月,秦三将率军偷越晋塘到滑国(今河南偃师县南),遇到郑商人弦高,弦高假借君命搞劳秦军,秦三将以为偷袭郑国计划败露,于是顺手牵羊,灭滑而归。晋新君襄公闻知秦军袭郑灭滑,听从大夫先轸"一日纵敌,数世之患,必攻秦即的建议,身穿丧服与先轸率晋军于崤山(今河南陕县境内)隘路设伏阻击秦军,结果秦全军覆没,三帅被活捉。后来三帅在晋文公夫人(秦宗室女怀蠃、襄公母)帮助下脱逃回国。崤之役是秦在战略上的一个错误,远隔千里,越国而偷袭郑国,即使成功也不可能保有,这是两年前秦、晋联合伐郑时郑国老臣烛之武曾告诫秦穆公的话,也是袭郑前秦国老臣百里奚和塞蹇叔力劝穆公之言。血的教训使穆公认识到,在国力尚不如晋的情况下,要想打通东出通道争霸中原是困难的,而要越过晋国东出争霸更属难上加难。于是决定改东进为西进,向实力较弱、文化相对落后的戎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并放弃和晋政策,从新考虑联盟伙伴,以等它日秦国国力壮大后再解决东出通道问题和图谋中原之举。
从和晋伐楚到联楚制晋,是秦外交与军事战略方面的一个重大调整,这一调整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因为,在综合实力尚不如晋的情况下,秦外交上只能采取和晋策略,但由于秦、晋为邻,利害冲突,这又决定了秦、晋联盟关系只能是短暂的,不稳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会发生变化,即有学者所分析的,"秦国要染指中原,争夺霸权,必定要越过黄河,锐意东进。而晋国要独霸中原,号令天下,也必定要竭力据阻秦国的东进,将秦国的活动范限制在西方一隅。两强相遇,双方都以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为自己行动准则,发生激烈的冲突遂不可避免,双方的关系也就自然而然地由同盟转化为尖锐敌对状态,且不存在任何调和缓解的可能。这个看法是对的。
文章来源：秦军事史（有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