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唐戈 曲文勇|史禄国与满族“莫昆”组织研究

「边疆时空」唐戈 曲文勇|史禄国与满族“莫昆”组织研究

首页角色扮演血族缘起更新时间:2024-07-26

唐 戈

黑龙江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著有《俄罗斯文化在中国——人类学与历史学的研究》《当代土著人问题》等。

曲文勇

黑龙江大学教授,主要从事应用社会学、老年社会学研究。

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

摘 要:作为现代人类学的创始人之一,1915—1917年,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对满族莫昆组织进行了调查,并于1924年出版了《满族的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研究》。该书是目前唯一一部研究满族莫昆组织的人类学专著,涉及莫昆组织的构成、性质、职能以及“莫昆达”和莫昆大会等多项内容。史禄国的这项研究在人类学史上具有开创性,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和缺憾。

关键词:史禄国;满族;莫昆组织

一、史禄国及其满族莫昆组织研究的缘起

史禄国,俄语名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希罗科戈罗夫,史禄国是他的中文名。1887年史禄国出生于俄罗斯古城苏兹达利,父亲是一名军医。1905年,史禄国考入巴黎大学语文系,1908年结婚,1910年获巴黎大学语文学博士学位。之后史禄国回国,在圣彼得堡俄国皇家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工作。期间他听从博物馆馆长拉德洛夫的建议,以通古斯人作为主要的研究方向。

1912—1913年,史禄国与夫人在俄罗斯后贝加尔地区调查当地的北方通古斯人。1915—1917年间,史禄国与夫人在蒙古和中国东北地区调查当地的北方通古斯人。在调查中国北方通古斯人(即今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期间,史禄国看到了作为南方通古斯的满族对北方通古斯人的影响。出于研究北方通古斯人的需要,史禄国决定调查满族,调查地点是黑龙江省黑河地区。

1917年10月,史禄国被任命为俄国皇家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人类学部主任。在十月革命爆发的前夜,11月6日,史禄国与夫人前往远东地区进行调查。1917—1918年,史禄国与夫人对生活在东北地区南部(南满)和北京的满族进行了调查。

1918年夏,史禄国中断调查工作,与夫人经哈尔滨前往海参崴,1922年被远东大学远东国家民族学与地理学教研室聘为编外副教授。在远东大学执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史禄国完成了两部书稿的初稿,其中一部就是有关满族莫昆组织研究的《满族的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研究》。尽管由于有关满族的资料是附带收集的,但这些资料内容十分丰富,并且由于满族在整个通古斯人中十分特别,史禄国决定单独撰写这部《满族的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研究》。

之后,史禄国前往中国上海,洽谈有关这两部书稿的出版事宜,但事情进展得不是十分顺利,于是他写信给远东大学校长,请求延长他在上海逗留的时间。就在发出这封信的第二天,红军控制了海参崴,从此史禄国再也没有回到他的祖国,开始了在中国长达十七年的流亡生涯。

1924年,史禄国用英文出版了《满族的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研究》。1926年10月,史禄国受聘到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讲授人类学课程。1928年3月,中央研究院在广州设立历史语言研究所,史禄国被聘为人类学及民物学组人类学工作室的负责人。1930年9月史禄国迁居北平,不久转入清华大学,任社会学和人类学系教授。1933年费孝通到清华大学跟随史禄国攻读人类学硕士学位。1939年10月史禄国在北平去世,葬于北京东正教徒墓地(今青年湖公园)。

史禄国的著述非常丰富,除了《满族的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研究》,其代表作还有《后贝加尔鄂伦春民族志》(1914年)《北中国的人类学》(1923年)《族体:民族和民族志现象变化的基本原理研究》(1923年)《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1933年)和《通古斯人的心理情结》(1935年)《通古斯语词典》(1944年)等。

史禄国是一位非常全面的人类学家,除了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他对人类学的其他三大分支学科——体质人类学、语言学和考古学,特别是体质人类学也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他在中国出版的第一部著作《北中国的人类学》就是有关中国人体质研究的一部人类学专著。1933—1936年,费孝通跟随史禄国学习的就是体质人类学。史禄国作为一位人类学家,不仅对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堪比考古学界的安特生,而且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先生曾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引领整个中国学术之风气。但史禄国在人类学史上的名气却很小,对此费孝通曾有过这样的说明:“从人类学的历史上看,他和波兰籍的Malinowski(1884—1942)、威尔士籍的Radcliffe-Brown(1881—1955)和德裔美籍的Kroeber(1876—1960),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初露头角的所谓现代人类学的创始人。这一代的人类学者基本都走上了所谓功能论的路子。以我的水平所能理解的限度来说,史禄国在这些人中出生最晚,生命最短,所讲的人类学包罗万象,联系的相关学科最宽,思维的投射力最深,但是表述的能力

最差,知名度最低,能理解他的人最少,故而到目前为止,他的学术影响也最小。”

二、史禄国满族莫昆组织研究的主要内容

《满族的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研究》一书共分五章,有关满族莫昆组织的论述集中在第一、二章和结语中。

1.莫昆组织的性质

莫昆又译“木昆”、“穆昆”。史禄国将满族莫昆认定为具有氏族性质的社会组织,我们从《满族的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研究》一书的副标题就可以看得出来。不过满族的氏族组织不仅包括莫昆,还包括“哈拉”、“嘎尔干”等,满语中相当于英语氏族(clan)的词语是“哈拉—莫昆”。

在汉译本第23页中,史禄国给出了满族氏族的定义,这个定义包含四个要点:氏族成员间具有源出于一个男性祖先及其若干子孙的共同意识;氏族成员互相承认他们之间具有血缘关系;具有共同的氏族神灵;遵守一系列禁忌,其中最重要的是族外婚。

其中第一和第二个要点把各个成员联合成一个氏族。在汉译本的第46页,史禄国又给出了氏族的定义,该定义对满族氏族定义的第一个要点进行了强调:“氏族是这样一种群体,它的成员由大家都源出于一个共同的男性祖先这一意识所维系。”在书的结语部分,史禄国又给出了一个满族氏族定义:“满族氏族是这样一群亲属,他们靠父系血统组成一个联合体,承认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和一组为这群亲属所特有的神灵。”该定义对第一个定义的第一和第三要点进行了强调。史禄国认为源出于一个共同的男性祖先是一种共同意识,至于共同意识是否具有真实性并不重要。

既然满族的氏族组织包括哈拉、嘎尔干、莫昆等不同形式,那么它们之间如何区分呢?史禄国认为哈拉是满族最初的氏族组织,它后来发展得如此庞大,“以至它并不能控制外婚和宗教的活动以及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功能”,但“为了保持氏族体系,他们创造了氏族的一种新形式,准确的说,是创造了氏族的一种新型的分支,‘莫昆’(mokūn),它发挥了氏族(哈拉)的全部功能,包括对土地的依赖”。现在满族的“氏族组织单元不是哈拉,而是莫昆”。至于“嘎尔干”,史禄国认为它是哈拉的分支,并且“在一个时期以前具有现在莫昆同样的一些功能”。

由此可见,史禄国所谓的满族氏族组织指的是莫昆。《满族的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研究》一书研究的主要对象正是莫昆组织。

2.莫昆组织的职能

在《满族的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研究》一书中,史禄国多次谈到满族莫昆组织的职能。在汉译本第24页,史禄国指出满族莫昆组织的两大职能:一是“使人们直接知晓其所有的氏族成员及其亲戚;二是调控婚姻、家庭,解决涉及公共的和个人的道德问题以及形形色色的财产问题”。在汉译本第63页,史禄国进一步谈到莫昆组织的职能:“莫昆的职能见之于下列事务:婚嫁、维持公共的事务、家庭事务、莫昆之间的事务、行政管理、总的金融和经济问题。在清王朝时期,还包括军事事务。”

具体说来,满族莫昆组织的职能有:修缮和保存莫昆谱牒;对莫昆的神灵及祖先进行祭祀;保护莫昆成员,主要包括对莫昆成员的罪过负责和实行血族复仇等;经济的职能,主要指经济互惠的职能;行政和军事的职能,包括帮助其成员取得较高的政治地位等;婚姻方面的职能;继承方面的职能;财产方面的职能;维护禁忌和限制等。除此之外,在《满族的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研究》第五章,史禄国还谈到了满族莫昆在分家——分割财产方面所发挥的职能。

3.莫昆达

“莫昆达”即氏族长,由莫昆大会选举产生。成为莫昆达须具备以下四个条件:成年男子;年轻,但不小于25岁;具有较高的品质,比如诚实等;具有较强的能力,明智,有学问,能履行莫昆达的职能。

莫昆达一般可“保持他的地位达二十年甚至更久,后来又由他的儿子继任”。如果莫昆达不想履行其权力和义务,可以请求卸任。如果莫昆达不能履行其权力和义务,则通过莫昆大会罢免之。作为莫昆的领导,“莫昆达得不到一丁点薪金,如果他家有余资,他时时要破费帮助穷困的氏族成员”。

莫昆达的职能包括莫昆内部的职能和对国家的职能。其中莫昆内部的职能主要有:主持莫昆会议;处理莫昆内部的重要事务;监督仪式的进行;维护本莫昆及其成员的道德准则;批准莫昆成员的婚姻;批准莫昆成员的财产继承;主管莫昆谱牒;向莫昆成员提供有关经营方面的建议等。莫昆达对国家的职能主要有三方面:为牛录章京提供莫昆名册;宣布军事当局的命令和规定;参与莫昆或其成员所犯案件的调查。此外,在第四章,史禄国还谈到莫昆达的另一个职能,即为新出生的小孩命名。

4.莫昆大会

莫昆大会是莫昆所有成员的大会,一般一年召开一次,最低三年召开一次。召开莫昆大会时,妇女并不与男子在一起,她们同时召开属于她们自己的大会。

莫昆大会通常进行三天,第一天是祭祀祖先和莫昆神灵,祭祀完毕后,全体成员要聚餐。第二天是商讨各种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选举莫昆达。第三天举行妇女会议。

5.莫昆的扩充、分裂、衰落和灭亡

扩充莫昆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婚姻;二是收养。因此所谓源出于一个男性祖先并不一定具有真实性,而仅仅是一种共同意识。

莫昆的分裂主要有以下四种原因:莫昆的规模过于庞大;莫昆男性成员中有太多的人不能婚配;莫昆所占地域妨碍其功能的发挥;一些偶然事件。对于衰落的莫昆主要有两种处理办法,一是加入到其他莫昆;二是成为汉族。

莫昆灭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六种:莫昆或成员死亡;莫昆成员的莫昆意识丧失;莫昆成员与莫昆脱离;被其他莫昆收容;丧失莫昆谱牒;丧失莫昆神灵。

三、史禄国满族莫昆组织研究在人类学史上的地位及其缺憾

史禄国是研究满族莫昆组织的第一人,其研究具有开创性。除此之外,史禄国的这项研究在人类学史上的开创性还体现在以下三点:

首先,史禄国是现代人类学的创始人之一。现代人类学产生之前的古典人类学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或三个学派),即进化学派、传播学派和历史学派(历史特殊论)。这三个学派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把人类学置于历史科学之下,其目的都是要重建人类文化的历史。现代人类学一反古典人类学的历史倾向,将人类学从历史学中拉出来交给了社会科学,从此人类学不再是一种纵向或历史的研究,而成为一种平面的研究。一般人认为现代人类学的创始人是英籍波兰人马林诺夫斯基,其实史禄国也是现代人类学重要开创者之一。史禄国的三部文化(社会)人类学的代表作,即《满族的社会组织》《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和《通古斯人的心理情结》足以证明他是现代人类学的创始人之一,而《满族的社会组织》出版于1924年,是这三部著作中出版最早的一部,距离现代人类学的开山之作——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出版仅仅晚了两年。

其次,直到马林诺夫斯基,人类学研究的都是无文字、无历史和无国家的所谓“部落社会”或“原始文化”,而史禄国所研究的满族则是建立过自己国家,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字系统的“文明民族”,尽管史禄国调查时(1915年)满族所建立的国家已灭亡四年。史禄国充分意识到了他所研究的满族不同于以往的“原始民族”。满族莫昆组织的存在有赖于莫昆谱牒,而莫昆谱牒则被满文记录下来并且得到供奉,不像那些“原始民族”那样,氏族的谱系仅仅依靠人们的口耳相传。

莫昆是满族一种古老的社会组织,产生于满族建国之前。满族建国后,在莫昆组织之外,另外建立了一套属于国家的组织形式,即八旗组织。在分析莫昆组织与八旗组织的关系时,史禄国曾谈到:“这一军事组织可能是在加强满族对汉族的战斗力这样一种迫切需要的压力下创造出来的,而对满族固有的社会组织并没有造成大的影响”。在该书的第66—67页,史禄国专门谈到了莫昆组织与八旗组织之间的冲突。虽然史禄国开始调查满族时清朝已灭亡四年,但满族作为中国的一个民族却仍然生活在“国家”中,只不过这个国家是由另外一个民族——汉族建立的。在该书中,史禄国有两处谈到满族莫昆组织与这个新兴国家的关系,比如在史禄国调查满族期间,莫昆的一部分职能,主要是法律职能正由国家取代。“他们正在逐步把氏族的功能移交给国家”。

再次,史禄国认识到满族莫昆组织并非是完全意义上或真正意义上的血缘组织,我们可以姑且称之为“拟血缘组织”,它的存在只在于其成员相信它是一个血缘组织,即源出于一个共同的男性祖先。史禄国的这一发现或认识对日后人们研究类似的血缘组织,包括汉族的宗族组织具有深刻的启示。

不过在肯定和指出史禄国此项研究在人类学史上的意义和地位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史禄国的不足,甚至是缺憾。首先,尽管史禄国认识到满族是一个有文字的民族,但他在这项研究中并没有利用满文文献,也没有利用汉文文献,而转而采用正统的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其实,虽然史禄国懂得满语,能使用满语进行这项调查,但史禄国并不懂得满文,并且他当时也不懂得汉语文,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他去世前。尽管在中国生活了那么长时间,史禄国却一直不懂汉语,这让他的学生费孝通多少有些不解。其次,尽管史禄国意识到了国家因素的存在,但他并没有对这一因素予以充分关注,特别是对有清一代的八旗组织和制度未予以特别的关注。在这部著作中,史禄国只在少有的几处提到八旗组织与莫昆组织的关系。八旗组织和制度作为一种国家的组织和制度在辛亥革命后顷刻间瓦解,史禄国要想对这一组织和制度予以研究必须利用文献,而正如我们刚刚谈到的,史禄国并不能利用这些文献。再次,史禄国的这项研究并没有考虑到汉族因素,一是没有考虑到汉族对满族的影响,特别是汉族宗族组织对满族莫昆组织的影响,二是没有把满族的莫昆组织与汉族的宗族组织进行比较。

四、史禄国之后有关满族莫昆组织的研究

史禄国之后,很少有人类学者问津这一研究领域,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满族作为“文明民族”仍不被人类学者看好;第二,满族被认为是丧失本民族文化特点(汉化)最严重的民族。尽管作为史禄国的研究对象,当时黑河地区的满族还没有受到汉族的影响,但黑河地区以外的满族早在清入关后即受到汉族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史禄国之后,黑河地区的满族也加入到被汉族迅速同化的过程之中。人类学界之外,自然更无人问津这一领域,比如历史学界,人们感兴趣的是八旗组织,而不是莫昆组织,这或许是由于莫昆作为满族的一种民间而非国家的组织很少见诸于文献的缘故。但八旗组织作为一种国家的组织只存在于满族历史的一个特定阶段(与清王朝相始终),而莫昆组织不但在满族建国前早就存在,并且在清朝灭亡百年后的今天仍然存在,其关键的原因就在于这一社会组织形式与国家无关。

史禄国之后,人类学界对满族莫昆组织的研究有两次。一次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中国政府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在后来成书的《满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书中,共收录19篇调查报告,其中《黑龙江省爱辉县大五家子乡大五家子村满族调查报告》的第四部分“生活习俗”中的第一部分“氏族组织”和第六部分“宗教信仰”中涉及满族莫昆组织的内容,而大五家子正是当年史禄国调查的地点。

除了满族,当时的人类学者和民族学者也对达斡尔族和鄂温克族的莫昆组织进行了调查。由于研究得不够深入,我们目前还不敢确定这两个民族的莫昆组织是从满族借用的抑或至少受到了满族莫昆组织的影响,但无疑“莫昆”这个词是从满语借用的。在《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书中,第十章“社会组织”中的前四个问题是关于达斡尔族氏族组织——哈拉—莫昆的,我们认为这是这部调查报告中最精彩的论述。《鄂温克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书共包括五部调查报告,其中第一部调查报告《阿荣旗查巴奇乡鄂温克族调查报告》的第三部分“社会组织”中的头三个部分是关于鄂温克族氏族组织——哈拉—莫昆的,只是调查者使用的是“毛哄”而非“莫昆”一词,其实这只不过是同一个词的异音而已。另一次是高丙中的研究。1991年,在费孝通先生的指导下,高丙中在翻译《满族的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研究》一书后,先后两次到东北地区调查满族的莫昆组织,对史禄国当年调查过的地点进行了回访,写成《氏族、家族和家户——东北满族血缘群体的变化》一文。

五、旁论

其实无论是氏族和宗族都可以归入“世系群”这个概念的名下。人类学史上,对世系群的研究应首推英国人类学家埃文斯-普里查德。埃文斯-普里查德通过对非洲努尔人世系群的研究,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国家愈不发达,世系群便愈发达。埃文斯-普里查德的学生、汉学人类学家弗里德曼通过对中国福建和广东两省汉族宗族的研究,试图修正导师的结论,因为在福建和广东两省,汉族的宗族组织异常发达,而早在秦汉时期,中央王朝的统治即已抵达这两个省。但弗里德曼似乎选错了对象,因为尽管汉族的宗族组织与努尔人的世系群组织十分相似,但二者有一个根本性的区别,就是努尔人的世系群是氏族裂变的结果,而汉族的宗族是家庭扩大的结果。汉族在宗族之外还有姓氏,但宗族并非姓氏裂变的结果,二者之间没有对应关系,并且也不能把姓氏理解成氏族。宗族在中国的上古时代并不发达,宋明以后才逐渐发达起来,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到了民国时期汉族的宗族组织才达到它的鼎盛时期。

相反,满族的莫昆组织却是哈拉裂变的结果,每一个莫昆都属于一个确定的哈拉,直到今天,二者之间都有着十分明确的对应关系。如果当年弗里德曼能从满族的哈拉—莫昆组织入手,或许确能修正其导师的结论。只不过这要有相当的文献功底,不仅是汉文文献,还包括满文文献,而问题是弗里德曼当时只能阅读英文文献。另外至于弗里德曼是否读到了史禄国这部关于满族莫昆组织的人类学专著也不得而知。

如果是这样,弗里德曼的研究就变成了一项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有清一代满族民间或固有的莫昆组织与作为国家组织的八旗之间的关系。如果真如史禄国所说的那样,八旗组织“对满族固有的社会组织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那么埃文斯-普里查德的结论的确可以得到修正。

【注】文章原载于《满语研究》2012年第1期。


责编: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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