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作为一部以志怪传奇为特征的文言小说。作品涉及到的内容丰富，虽多写鬼狐花妖，幽冥幻境的故事，但也不乏对八股科举这类题材的涉猎，这一类型的代表篇目如《司文郎》、《于去恶》、《三生》等。《儒林外史》更是描绘了一部与科举息息相关的士林群像，作品以范进、马二、匡超人等形形色色的人物为主要对象，旁及当时的儒生、官僚政治和社会风气，对八股科举下的恶劣现象进行了有力的讽刺。纵然两部作品对八股科举都有涉及，但两位作者对于八股科举的态度，表现出的批判仍有不同。现选取《聊斋志异》与《儒林外史》的典型人物，分析两部作品关于八股科举的不同态度。
科举制是中国封建社会采用分科考试的方法来选拔官员的一种制度。通过这种方式统治者得以集纳贤才，有才学的寒门士子可以实现理想完成社会身份的转变。中国古代大部分知识分子也都期望金榜题名，通过科举考试的方法跃入龙门。
《聊斋志异》中，不少篇目都体现了蒲松龄对科举执着、痴迷的情结。蒲松龄对待科举，内心恐怕还是欣赏和羡慕的。在他的作品里，对中举还是非常艳羡的，对于有才华却不能高中者表示深切的同情。《叶生》一文，作者塑造了一个汲汲于科举却多次不中的典型形象。叶生"文章辞赋，冠时一绝"，然而他困于考场，参加科考多次失利，最终抑郁至死。死后的叶生化为魂灵依然不舍弃对功名的追求，授业丁氏的儿子参加科考，最后竟助他连中三元。《牡丹亭》写杜丽娘为爱情游魂，如今《叶生》写叶生为科考游魂，足见得读书人对科举的执着、痴迷。事实上叶生的怀才不遇，正是蒲松龄的自况。叶生的抑郁不得志，是蒲松龄挣扎于考场的人生写照。叶生这一形象，寄托了蒲松龄对怀才不遇者深深的同情。在这一篇文章中，蒲松龄极力刻画叶生感谢丁氏的知遇之恩，"且士得一人知己，可无憾"。现实生活中，蒲松龄曾受到施闰章的赞赏，十九岁时便在地方考试中拔得头筹，成为秀才。可以说，他是十分期待有伯乐能赏识自己的才能，然后通过科举考试求取功名，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这也就决定了蒲松龄对待科举的基本态度是执着的、信奉的、有期待的。这一点从蒲松龄的人生选择也可以得到印证。蒲松龄青年时期成为秀才，为举人身份多次参加科举考试直到七十多岁。纵然屡次屡败却依然奋斗在考场，足以看出其执着、痴迷。
吴敬梓对待科举的态度，主要是对科举考试的内容（即八股）的批判。需要说明的是，明清之际，科举考试制度逐渐僵化。试题的范围仅局限于《四书》《五经》。行文内容必须刻板的运用古人的语气阐述。形式拘泥于八股，而八股文又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等八个部分组成，每篇文章的格式和字数都有严格的限制。《儒林外史》第一回王冕对秦老汉道："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科举考试的范围过于狭窄，将读书人的希望都捆绑在科举考试上，只有这一条荣身之路，造成文人对待学问、品行、出仕和隐退的态度都看得轻了。吴敬梓借王冕之口表达了他对于科举的态度：八股取士之法定的不好。八股拟题存在着漏洞，读书人只需习得些功令文字，不必通读经史，不必钻研先贤学问，便可侥幸中试，而真正有才学的考生却无法获得功名，读书的风气也就因此败坏。因此,迟衡山才愤恨的提出:"不仅如此，八股取士的方法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束缚了读书人的心智，甚至对社会风气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蒲松龄固然也生活在八股取士的年代，但《聊斋志异》中并没有对八股文这种僵硬的文体进行批评。蒲松龄对待科举的态度一直是执着的。然而吴敬梓对于科举功名是持一种比较坦然的态度的。他在《邶风.简兮》诗中说道：""在这里，他认为读书人应该乐知天命，不必非得追求科名不可。
2、 批评科举的角度不同对比蒲松龄与吴敬梓对八股科举的不同态度，两人关心八股科举的角度、批评科举时的创作意向是不同的。《聊斋志异》许多篇目都表达了读书人的怀才不遇与文章憎命。探寻不能中举的原因，蒲松龄自认为是两个方面：考官的玉石不分，考场的恶劣风气。因此可以说蒲松龄批评科举的角度主要是以上两个方面。《儒林外史》里吴敬梓批评科举的角度是八股取士的内容。他认为八股制艺戕害了读书人的思想情感，当时的读书人，耗尽半生，只读与八股取士有关的文章，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出现了林林总总的被异化了的人物。
蒲松龄在《聊斋自志》 中说："集腋为裘，妄绪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蒲松龄为自己作品定下的情感基调是"孤愤"的。蒲松龄怀着孤独之感，抒发了自己大半生科考不中的愤慨之情。这份愤慨的指责对象是昏庸的考官，是不公正的科场。
1. 讽刺考官的有眼无珠，不能识别真正的人才。《司文郎》一篇中，蒲松龄创作了一个可以评判文章的盲人和尚形象，只要把文章烧成灰，就能以鼻嗅评判文章高低。闻到好的文章他"受之以脾"，低劣的文章他"咳逆数声"。蒲松龄设置用鼻子嗅文章的读书模式，妙趣横生的嘲讽了科举考试臭不可闻的文章。面对写出令人作呕的文章的余杭生高中榜首，写出好文章的王子平却名落孙山的情况，和尚发出了"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的感叹，辛辣的指出了文场的阅卷官才是真正的盲人。文场为什么暗无天日，蒲松龄创立这样的情节，表明了原因在于文运掌握者不懂得辨别好文章、发现人才。《司文郎》的结局也寄托了蒲松龄的理想，宋生在孔子的帮助下成为了司文郎，文运昌盛，有才能的读书人金榜题名，腐烂低劣的文章不得高中。同样写考官昏庸的还有《三生》一篇。兴于唐到阴间状告考官"黜佳士而进凡庸"，主考官推诿责任说房官不推荐，自己根本看不到。阎王治主考官失职之罪，掘其双目，剜其心脏，这才大快人心，消解了考生的怨气。作者描写阎王惩戒考官的刑罚是及其严酷的，不是这样的严惩不足以平复考生的愤恨之情。这反映了八股科举下考官不能识别人才的弊端。同时也寄托了蒲松龄期望考官能够选拔真才，这样自己便能够凭借着才学考取功名，实现抱负。
《于去恶》中蒲松龄写了两件科场舞弊之事。在于去恶的故事中，考官由公正的文昌帝君变成了爱钱之辈，于去恶因此落第，后来在桓候张翼德的肃清下于去恶终于得到了官位。在另一个故事里，陶生两次入闱，皆不第。直到丁酉年间，考场作弊被揭发，才中了乡试。无论是考场的贿赂还是考场作弊的乱象，都是八股科举下出现的弊端。蒲松龄一生期盼科场能够肃清，期盼着桓侯一般的人物出现，整顿考场的秩序，不使英雄失志。《考弊司》里作者用一个阴间的故事来暗示凡间考官的昏庸贪财。文中写秀才初见虚肚鬼王时需要按照惯例割下髀肉供奉。然而若有丰厚的贿赂，则可免除这严苛的惩处。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凡世间的考官收受贿赂。更令人感到讽刺的是，考弊司门前的石碑上一个写着"孝悌忠信"，一个写着"礼义廉耻"，与现实的情况背道而驰。面对八股科举下的世风日下，蒲松龄借闻生之口发出了"成何世界"的感叹，实则也代表了蒲松龄面对考场世界的不满。
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论述讽刺小说时曾说："迨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诚然，吴敬梓秉持着公心，取材于现实，借由八股科举下形形色色的人物，全方位的批评了八股制艺对人的腐蚀，对社会风气的摧残。
1.醉心功名、失去情怀的读书人在《儒林外史》中，周进和范进是大批汲汲于科举功名的典型代表。他们之所以耗费半生，沉迷于科举功名，是因为一旦高中，便会极大地改变自己的生存境遇。周进中举后，一众人上门道贺，会试的盘费、衣服都有人替他谋划；范进中举后，奴仆、丫鬟都有了，更不必说钱、米了。两人作为读书人，关心的是自己的人情与利益。为了功名富贵，他们习八股，只读《四书》《五经》，导致知识面狭窄，周进劝勉魏好古"用心举业，休学杂览"，举业以外的文学艺术被看作是务名而不务实的。在这种只追求务实的人生哲学下，读书人的格局越来越小，失去了治国、平天下的情怀，只追求自己的荣身富贵。八股制艺下读书人的思想越来越僵化，功令文字下充斥的是一种功利思想。
八股科举下的读书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像周进、范进这样博得了富贵的；一类是由于各种原因无法进入仕途取得功名的。在第二类人群中产生了一批附庸风雅，沽名钓誉的假名士。他们标榜不讲八股，刻诗集、结诗社充当名士。然而这些行为只是他们制造名望的手段罢了。西湖诗会的假名士们羡慕赵雪斋："只怕比进士享名多着哩！"他们看不起八股科举，却又说："赵老爷各样好了，到底差一个进士"。前后矛盾的心理彰显了他们其实也是在乎功名的，他们只是想通过诗名扬名显姓。名与利之间，假名士们的信仰是分裂的。他们可以不讲八股，但却无往不在八股的枷锁之中。这些假名士们是可悲的，他们自我感觉良好，实际上是陷入了虚妄。
八股文本身是一个从形式到内容都完全僵化死了的东西。它不仅不能成为衡量考生学识的标尺，更无法教育人的品德。甚至八股做的越来越好，品德愈发的差了。匡超人便是这样一个例子。匡超人家境贫寒，原本是个孝顺勤奋的青年。后来受马二的教诲，把文章举业作为唯一可出头的事情。为了扬名显亲，刻苦学写八股文。然而在他考取秀才后，渐渐生出了势利的见识，整日与一群斗方名士厮混，后来又代人应考、包揽讼做了一系列坏事。匡超人的堕落，在于他只看到了由八股带来的功名，忽视了德行，不能保持清醒的自觉，为追求功名富贵免不了与世俗同流合污，步步沉沦。
4.八股熏染下异化了的灵魂马二先生为人古道热肠，初次与匡超人相见，便赠与钱财，助他返乡。另一方面马二先生又对八股保有着浓烈的赤诚，醉心于做出好的八股文集，他的思想在八股的熏染下显得十分愚昧。面对西湖的绝美精致，马二先生绞尽脑汁才咏出了"载华岳而不重，振海河而不泄，万物载焉！"这样的套语。真山真水的景色没有增添他的文思，反而在吃蓑衣饼时才略觉得有些意思，恰好表明了他精神世界的"饥饿"。八股科举下，人的精神越来越麻木、荒芜。作品中，同样被异化了的还有秀才王玉辉。女儿丈夫病逝，为不连累公婆，她决定绝食殉节。对此王玉辉的态度是："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阻拦你？"在八股影响下，殉节成了为伦纪生色的正确选择，父亲不加阻拦显得人伦亲情是如此淡薄。
八股对人的戕害还渗透到了闺阁之中。精于八股的鲁小姐，在父亲鲁编修的要求下，从小的启蒙便是《四书》《五经》。在她得知丈夫对举业功名并不上心后，便寄期望于自己的儿子，每天让他学习八股。鲁小姐的人生已经了无生趣了，长年习八股的她思想机械， 把八股科举作为唯一正经事业。鲁小姐的鄙陋思想来自于她的父亲，如今，她又将八股之毒延续到下一代身上，将来难免塑造一个呆板的儿子。
蒲松龄关心的是以他为代表的众多郁郁不得志的读书人的人生境遇。面对一系列的不公，他骂考官，骂考场。而吴敬梓关心的是一代读书人的命运，他批评的是八股制艺，八股科举下士品*，读书人的精神没落了。《聊斋志异》鲜有批评八股取士下士人精神没落的篇目，稍有代表性的是《贾奉雉》，这篇文章中，读书人不再将文章视为千秋大业，只要迎合应试的文体，就能获得功名富贵。异史氏评价贾生"乃再返人世，遂以口腹自贬"，一个"贬"字看出蒲松龄想表达的态度是鄙弃中试者。他的思维逻辑是：自我怀才不遇，责怪考官定是有眼无珠的，这样考官选取的中试者也必然是凡俗之辈。依旧没有脱离讽刺考官凡庸，揭露考场黑暗的定向模式。
在探讨蒲松龄和吴敬梓批评科举有不同角度的原因，离不开对他们人生经历的分析。蒲松龄的父亲蒲槃科考失利，不得不弃儒经商。蒲松龄身上承载着父亲对他举业的期望。分家之后的蒲松龄上有老母在堂，下有子女待养。他的生活状态是十分清贫的。他的孙子蒲立德形容他"潦倒于荒山僻隘之乡"。为了生计，蒲松龄多年在缙绅人家坐馆。这样狭小的生活环境造成了蒲松龄的眼界并不开阔。作为一名乡曲之士，他常常接触的也都是些科考秀才，乡绅官吏。在这样的基础上，他是不可能像吴敬梓一样生出反对八股的见识的。
吴敬梓出生在一个官僚地主家庭，从出身上讲，是要比蒲松龄显贵些的。起初吴敬梓和蒲松龄很类似，在家庭影响下，开始走科举之路。但与蒲不同的是，吴敬梓杂学旁收，对诗词歌赋，野史杂书都有涉猎。就知识思想而言，吴敬梓是没有完全被四书五经束缚的。在吴敬梓作的《移家赋》里，记载着他迁居南京的经历。在南京他结识了形形色色的朋友，有文人学者，考古学家，普通民众等等。在这当中，有不少不奔竞于考场的普通人。这样的人和这样的生活引发了吴敬梓的思考，开阔了他的眼界。在经历了家庭变故和科场失意之后，吴敬梓不再选择考取仕途。他从自身的境遇转向了对社会重举业轻文行出处的不满，他的作品也就展现了更为宽广的内容。
《聊斋志异》以当局者的身份感叹八股科举的不公，读者体会到的是八股科举下读书人的血泪辛酸，但是这仅停留在表面。《儒林外史》则是以局外人的身份跳出了八股的束缚，警醒读书人重视他们的品德，不要一味的追求富贵功名，看轻了文行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