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蓝颜也倾城
1955年授衔的时候，大将许光达对贺龙元帅说：“我这个大将，受之有愧啊！如果段师长还在，他才是实至名归的大将！”
主席听了此言，喃喃地说：“德昌啊，你要是能活到现在，该有多好……”彭总闻言，也一脸悲戚，欲言又止。贺龙内疚地说：“主席，我是要保德昌的，没能保住呀……”主席轻轻地摆了摆手：“不怪你，不怪你……”那么，段德昌究竟是谁，会让主席为之动容，让彭总悲伤，让贺老总黯然神伤？熟悉我军历史的朋友都知道，段德昌是共和国第一烈士，是我军36位军事家之一。1933年被冤*时，任红三军（军长贺龙）第九师师长。
民间认为，如果段德昌不被冤*，55年授衔的时候，应当是大将起步，还可能会是元帅的重要人选。
段德昌和林彪一样，都是黄埔四期生。作为一位赫赫有名的常胜将军，论战功肯定不会逊于许多大将。
如果他不被冤*，在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完全可能大放异彩，和林彪、粟裕等人一样名垂青史。再论“山头”，他不仅仅是红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帜，还是彭德怀元帅人生的指路明灯和介绍人。二人曾经抵足而眠，卧谈天下。彭德怀正是在他的影响下，才选择投身革命。
更重要的一点，他还是主席的“记名弟子”。早在段德昌在高小读书的时候，时为湖南督学的主席到他所在的学校视察，就专门找他谈话，大大勉励了一番，还送了他一本《新青年》。段德昌进入黄埔军校学习，也是主席推荐的，当时主席兼任黄埔军校招生办主任。
“中山舰事件”之后，因为看不惯蒋氏的所作所为，段德昌给蒋写了一封公开信，斥责蒋背叛革命，还扬言要打倒他。气得蒋七窍生烟，立马就开除了段德昌。这也是蒋作为黄埔校长，唯一一次直接开除学生。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段德昌撂下这句话，转身走出黄埔军校，回到了主席身边。主席没有责怪他，又把他介绍到李富春开办的农民讲习所学习。1927年，段德昌在周逸群的引荐下，见到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贺龙，被贺龙任命为第一师第四团党代表。谁也无法想到，自此一见，段德昌、贺龙这两位军事家在以后的湘鄂西、湘鄂边根据地会生死与共，并肩战斗五年之久。南昌起义后，周逸群调任第二十军第三师师长，段德昌也调入第三师，任第五团指导员。南昌起义失利，他舍命掩护周逸群撤退，潜回家乡继续革命，后被组织委派，在洪湖地区掀起浪潮，战神之名威震湘鄂西。1931年3月，特派员夏曦来到了湘鄂西边区。此人是王明的忠实信徒，一到苏区，就撤销了由周逸群担任特委*的鄂西特委，成立了湘鄂西分局，自任*，掌控了湘鄂西根据地的领导权。夏曦在湘鄂西根据地积极推行王明路线和冒险主义，对段德昌无往不克的游击战术很不满意，要求部队要打大仗，打硬仗，要敢于攻取大中城市。段德昌把夏曦这种不顾红军实际情况，硬要跟蒋军硬碰硬的做法，比喻为“叫花子与龙王爷比宝”，多次在各种场合与夏曦针锋相对，据理力争。
贺龙善意地提醒他：“德昌，夏曦现在视你为眼中钉，肉中刺。你以后说话要注意分寸，注意场合，注意方式。”段德昌只好把不满闷在心里，在修建堡垒对堡垒的工事时，不时发出冷笑。此事被夏曦知道后，马上给了段德昌一个警告处分。
在夏曦的错误策略下，湘鄂西边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以惨败告终，3万多人的红三军，只剩下4000余人。1933年1月，在经历三个月的艰苦转战后，失去洪湖根据地的红三军回到了贺龙的家乡——湖南桑植县。湘西王陈渠珍为保存实力，主动写信给贺龙，愿以红三军占领的桑植县和鹤峰地区作为交换条件，达成互不侵犯的协议。
贺龙、段德昌等人赞成在红军在目前极度疲劳的情况下，利用敌人内部矛盾获得一个休整与发展的时机。因而主张在不损害红三军利益的前提下，同意陈渠珍的建议。
夏曦指责这是“消极”“战斗不彻底”，鼓吹“积极的进攻路线”。段德昌说这仗不能打，夏曦反驳说：“人家都说你是常胜将军，你临阵动揺军心，应该受到军法制裁。”
段德昌极力克制住情绪，解释道：“我这不是临阵动摇军心，目前我军的战斗力，实在是不堪一战。陈渠珍现在是不清楚我们的现状，才会主动求和的。如果我们现在主动进攻，不但无法取胜，还会把软肋暴露出来。”夏曦根本不听，他强令段德昌率领疲惫不堪、缺枪少弹的红九师，向装备精良又以逸待劳的敌周燮卿新34师发动进攻。
1月26日，段德昌奉命率红九师400多战士劳师远征，从邬阳关出发，到达桑植，渡过赤溪河，直奔桃子溪。
桃子溪据点是陈渠珍手下大将周燮卿把守，因长得矮，绰号“矮脚虎”。既然陈渠珍与红军达不成协议，周燮卿早已戒备森严，除有碉堡、工事和很深的壕沟护卫外，每3米还增加了一挺机枪，士兵轮换夜夜打更巡逻，防止红军的突袭。
数九寒冬，山风阵阵，衣单体薄的红军战士在师长段德昌的带领下，脚穿草鞋，每人带着仅有的三五粒子弹和几个生红薯，穿山越岭逼近桃子溪。
段德昌用望远镜观察，发现周變卿严密的布防，心底里升起一股凉意，这又是一次“叫花子与龙王爷比宝”。他想起贺龙“出去打一下，不行就撤回来”的临别嘱咐，跟几位团长说，随便放几枪，做做样子就回来，切记不要恋战。几位团长见师长一反常态，很不理解。段德昌有苦说不出，也不好解释。有的团长还是违背了师长的意图，如25团团长贺炳炎，为了补充弹药和缴获衣服、粮食，带着三个多月没见过大米的战士，趁着夜色，忍着饥寒，举着大刀向敌碉堡冲锋。掩护的战士由于子弹不足，压制不住敌军的火力，在强大的火力扫射下，伤亡惨重。
段德昌望着铩羽而归的贺炳炎，看得贺炳炎冷汗直冒，心里发毛，想着师长肯定会一顿臭骂。谁知段德昌不仅没有发火骂人，反而安慰说：“炳炎呀，我和你一样，也希望弄到粮食、衣服和弹药，但不能霸蛮啊，撤吧!”
周燮卿打扫战场时，发现进攻的居然是能征惯战的红九师，急忙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陈渠珍。陈渠珍认为，大名鼎鼎的红九师、威名赫赫的段德昌也不过如此，便调兵遣将，一举打退驻守桑植城的红七师，占据了桑植县城。红军被迫退守至湖北鹤峰一带，夏曦把红军的失利的责任，都推到“阴谋破坏”上，要继续“搞清理”，还要解散红三军中的组织。
段德昌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指着夏曦的鼻子说：大革命失败后，我只身走鄂西，搞暴动，就是为了闹革命。今天你居然连组织也不相信了，你把红军搞完了，把苏区搞垮了，红三军几万人，被你搞得只剩几千人了，现在你还要解散组织，你是功臣，还是罪人？我看你就是个败家子，是内奸！
红九师政委宋盘铭和贺龙也一起站出来声讨夏曦。众怒难犯，夏曦只能强压制满腔怨恨。段德昌继续说：“要清除人员，第一个就要清除你，我们再选出新的*。”散会时，夏曦望着段德昌的背影，狠狠地捻灭手中的烟头，眼神里都是*意。
3月2号，夏曦趁段德昌外出执行任务之际，在金果坪召开会议，他在会上说，段德昌想拉着队伍回洪湖，达到另立山头的目的，必须解决他的问题了。会后第二天，红三军军部通知段德昌到邬阳关开会。3月7日段德昌一到邬阳关，就被负责“整肃”的姜琦（此人是打入我军的蒋军特务，暴露后被红三军战士乱刀砍死）逮捕，关进了牢房。
从3月7日到4月30日，段德昌受尽各种酷刑，被打得死去活来，嘴里始终没有说出姜琦想要的“罪证”。贺龙来看段德昌，内疚地对他说：“我不是三人‘整肃小组’成员，说话不作数，德昌，你还有什么要求吗？”段德昌明白贺龙无奈的处境，对他说：“胡子，我知道你为难，我不怪你……”贺龙听了泪如雨下。
1933年5月1日，夏曦召开大会，宣布了段德昌“三大罪状”：一是参加了13人反夏曦小组；二是故意打败仗；三是企图脱离红军。
段德昌盯着夏曦说：“你说完了，也要让我讲几句话吧。我只说三句话。第一，我砍脑壳也要讲真话。我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将来历史会对我作出公正的结论；第二，红三军已濒临绝境，这里地瘠民稀没有粮食，必须回洪湖。第三，红军已经没有弹药了，用刀*我吧。子弹宝贵，留下子弹打敌人。”夏曦紧皱眉头，示意开枪。随着一声枪响，名震湘鄂边的一代战将猝然倒地。段德昌牺牲时，年仅29岁。这位浴血奋斗的军事奇才，蒋氏悬赏5万大洋的英雄，就这样倒在了自己人的枪口下!红军战士樊哲祥同志1980年1月接受采访时回忆说：“段德昌是一个常胜将军，我跟他当过随从参谋。他只比我大两岁，如果不被夏曦*掉，很可能是元帅。许光达是他手下的师长（1930年时，段德昌是红六军副军长，许光达是红六军17师师长），也是大将嘛。*段德昌，还开了公审大会的，枪毙时，好多战士代表都在场。我们不敢哭出声，因为夏曦在场。后来贺龙哭出了声，我们才敢哭，一下子都在哭啊。”段德昌牺牲后，湘鄂西苏区群众含泪安葬了他的遗体，并在坟前栽下了代表他年龄的29颗青松。1945年，组织正式为段德昌恢复名誉。
1952年，主席给段德昌签发了共和国“第一号烈士证”。
段德昌虽然英年早逝，但他的音容并未随着岁月而泯灭，湘鄂西苏区的百姓，特别是洪湖老区的民众，一直追思缅怀“火龙将军”的事迹。
龚家墩的渔民为段德昌盖起了小庙，供奉着他的牌位。小庙香火旺盛，前来烧香祭奠的人络绎不绝。他的牌位两旁抱柱上刻着一副对联：生为民、死为民，为民而死，虽死犹生；爱洪湖、战洪湖、因湖负屈，英灵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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