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大词典》释义会馆云：“旧时同省、同府、同县或同业的人，在京城、省城或国内外大商埠设立的机构，主要以馆址的房屋供同乡、同业聚合或寄寓。”如此看来，古代会馆倒是有点像当下的驻京办事处，但非公费置办的官方机构；又有点像某地设于京城的商会，但又不全然如此；说不确切，只是感觉类似而已。由会馆怀想起林语堂先生说过的一句话，大意是人情、面子和命运，是主宰和支配中国人社会生活的三位女神。想来，云间会馆的人情，大凡是乡谊之情；云间会馆的面子，大凡是松江府在京师的名声；云间会馆的命运，则相系松郡旺族子弟的锦绣前程。因为在科举时代，由“白衣起为公卿”，进而“表宅里树风声”，唯有科举方可跻身青紫，振兴门庭。
云间会馆
设于清代乾隆年间的京师云间会馆，看馆名便知是松郡人士开设的。据《明清松江府》一书载：“京师贡院建筑极为庄严，规模宏巨。乾隆二十一年起，娄县人范棫士（丙子科、戊子科顺天乡试同考官），在北京倡置云间会馆，凡松江府参加应试举子，在会考前后均居住馆内。”有资料和研究成果显示，开设于京师的云间会馆，初创于清中期乾隆二十四年（1759），与全国许多地方在京城设会馆的创立时间相比，对于松江士子而言，可谓是迟来的爱。
云间会馆二进院
各地相继在京师开设会馆的历史始于明代，距今已近600年历史的“芜湖会馆”是最早的一家。据清代蔡显《闲渔闲闲录》记，蔡显曾呼吁建松江会馆，曰：“京师会馆，江南各府州县有之，而我松独阙。余前在京，恒举以告巨绅，莫有应者。近我邑范侍御、上海张主事，两人力创之，聚沙舆謼，乃于延寿寺街买张氏房为云间会馆，惠及桑梓，福田无量。癸未初冬，门人凌日跻，自京师归道之。”从南汇吴省钦《重修云间会馆版记》所载云间会馆初创时间来看，蔡显从门人那里听到京师有云间会馆的消息已是几年之后的事了。虽然云间会馆设于京师时间较晚，但以下几方面特点，令人难以忘怀。
台湾会馆东门
一是地理位置较好。当下，去北京寻迹云间会馆老建筑，至东城区大江胡同一带，在相距天安门广场南段正阳门亦即前门大街一里左右的大栅栏地域的一座台湾会馆中即可看到。2009年6月，台湾会馆扩建，将相邻的云间会馆和福德禅林一并纳入新会馆。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的云间会馆房屋格局仅存二进院，前院正房三间，东西厢房二间，后院正房五间，院中有穿堂过道相连。
云间会馆一进院
之所以说云间会馆所处的地理位置比较适中，因为清代京师正阳门大栅栏地域是吏部、礼部、户部等中央政府机关所在地。地方官员进京述职，同乡进京办事，相聚于近在咫尺的云间会馆，出行和食宿都较方便。况且，参加会试的举子从正阳门至建国门长安街北的贡院考场交通便利，路程较近。不仅如此，京师大栅栏地域会馆林立，朝廷只要放出消息，很快就能传遍各家会馆。此外，这里地处京师外城，房价相对低廉，进京赶考的读书人，在会馆温习功课或等待发榜通知，久住些时日，经济上也能承受。
二是准入门槛较高。据尹宗云《京师云间会馆考》一文引用相关史料佐证，云间会馆初设时的门槛较高，主要接纳“以居乡会试之来京者”，“非选入举子不得入”。后来，除了在京和来京的同乡仕宦、缙绅、举子寄寓会馆外，尚有同乡商人的身影和眷属等出现其中。所以，有人以此为依据，将云间会馆视为以接纳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同乡会馆。依我之见，纵观云间会馆的办馆宗旨和主体服务对象，总体来看，云间会馆保持了试馆的基本特色。云间会馆于初创二十年后搬迁至面积更大的新馆，面积到底有多大，能容纳多少人在此聚会或寄寓等详实资料不得而知，仅据民国十三年（1924）一则云间会馆《失契声明》披露，此时尚有房40间。
据说创办云间会馆初衷之一，是为松江府在京仕宦提供聚会之所。明清两代，松江人在京城做官和由京师派往各地担任地方要职且须回京述职的官员很多。有资料记载，明代和清代松江共出进士457名。明朝共举行89次会试，松江考中进士的人数多达280余名，平均每次会试有3人以上中进士，居全国诸府之首。在清代科举优胜者中，有来自松江府的状元1人，榜眼3人，探花1人，传胪2人，会魁6人，点为翰林42人。他们相继被启用为朝廷高官大臣，如出任户部、礼部、工部、刑部、兵部尚书的有之；出任兵部、礼部侍郎，吏部左侍郎、刑部郎中、内阁中书、武英殿大学士、太常寺少卿、左都御史、翰林院侍讲和编修的也有之。当时松江府华亭县（今松江区）有25人在其列。明代昆山文人叶盛在其《水东日记》中感云：“礼部会试，三甲之魁与高等，多出苏、松、应天。”《明清松江府》一书指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明清两代，中央各部或全国各省都曾有松籍人士担任要职，这在中国职官史上也是不多见的现象”。
三是人文气息较浓。首先，“云间会馆”一名蕴含丰厚人文气息。“云间”一说，典出西晋陆机胞弟陆云在张华府上与洛阳名士荀隐相遇，彼此“勿作常语”，自报家门。陆云，字士龙，曰：“云间陆士龙”；荀隐，字鸣鹤，答曰：“日下荀鸣鹤”。云间，取“云从龙”之意，原本并不特指某个地域，后世文人好以云间喻华亭，便由雅称变成了松江地方别称。
其次，云间会馆建筑留存松江旺族之家人文脉息。松江徐侠曾在《云间会馆的变数》一文中，对云间会馆建筑主人脉绪作过一番探寻和梳理。据吴省钦《重修云间会馆版记》：“馆在延寿寺街，为张少宰集故产。”这就要说到清代松江望族张淇家有四子，即张集、张汇、张维煦、张梁。“张少宰集”，系张集，字殿英，娄县人，康熙十五年（1676）进士，官至吏部左侍郎、兵部左侍郎。张汇官至刑部湖广司郎中，其子张照在雍正年间从少詹事升至刑部尚书。张集的另外两个弟弟张维煦和张梁，是同榜举人，张梁做过武英殿纂修官。张维煦生三子，张梦征、张梦喈、张梦扬。其中，张梦喈生六子，其第三子张兴镛又生五子，以长子张祥河学识最优，累官工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衔，赐紫禁城骑马，去世后又赐谥“温和”。云间会馆初创或迁馆后使用的建筑，均为张集在京师的两处老宅子。张照是张集的侄儿，乾隆四十五年（1780）左右，旧馆从延寿寺街迁入蒋家胡同时，此处建筑曾是张照府邸。时至咸丰五年（1855），张祥河又作大修，云间会馆更名“松江会馆”。张祥河是张照的从孙，张集的从曾孙。徐珂《清稗类钞》中也有这样的说法，即清道咸以后的云间会馆改称松江会馆。
再次，云间会馆曾是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阵地。原籍上海县人、后迁居金山的清光绪年间举人、同盟会会员钮永建，曾一度居住云间会馆，在京师接受康有为变法维新思想。武昌起义后，钮永建任松江军政分府都督，后追随孙中山奔走革命。又如清光绪三十年（1904）留学日本并在东京结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的金山县人高天梅，回国后任同盟会江苏省会会长。当时，有个名叫柳亚卢的学生在健行公学读书。柳氏取名“亚卢”的意思，是立志要做亚洲的卢梭。高天梅对这位有志向且有新思想的年轻人十分赏识，不仅破格留任教师，介绍他加入同盟会，而且为其改名“亚子”，言说子者，男子之美称也。这便是南社领袖柳亚子一名由来。1913年4月，高天梅发起在北京畿辅先哲祠举行雅集活动，确定以他居住的云间会馆为南社通讯处。南社中有松郡成员30多位。今松江仓城历史文化风貌区中有座明代熙园，1937年为金山人高君藩所得，俗称“高家花园”，是南社“松江派”的雅集之地。高君藩系南社耆宿高吹万之子，而高吹万与南社创始人之一的高天梅以叔侄相称。
追忆往事，云间会馆在京城与松江之间牵起了一条南北相连的纽带，在联络乡谊、传递信息、服务桑梓、抚慰学子和紧密联系进步人士以及文学团体组织等方面发挥了历史性的积极作用。从云间会馆的历史作用中看到，江南文化在京城编织起的这道会馆风景线，曾为推动南北文化交流和京城经济文化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