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 梅
（作者在杨宪益先生家中采访）
（1993年作者摄于杨宪益先生家中）
杨宪益和他的英国妻子戴乃迭，被尊为中西合璧译坛双泰斗，他们一起在翻译的“圣山”上跋涉了多半个世纪。当人们问其初衷是什么?杨老回答说：“出发点很简单,就是希望把所有好的中国文学作品，都介绍到国外去。”
1993年的一个夏日，我慕名造访杨宅。先生住在甘家口一所旧楼中，原本称之为“专家楼”，随时代的变迁，也显得“落伍”许多了。
室内，沙发、落地灯、电视、双卡录音机，皆样式平常，看来主人并不追“新潮”，只图实用方便。唯有满柜的书籍和多幅名人赠送的字画，正叙说着主人精神的富有和儒雅的交游；一束淡雅的鲜花，显示着主人内心的文静平和与热爱生活的情感。
在这个“富有”和儒雅的书斋中，我开始了与这对志同道合的老夫妻的谈话。
译著五十秋 淡泊居小楼
据说戴女士对初访者，常是静态，不苟言笑。许是缘分吧，今日却引出了她的许多回忆和话题。
戴那年74岁，但看上去比她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从那端正的五官、高挑的身材，能推断出她年轻时优美动人的风韵。
我们的启题之话是避暑去大海，戴谈兴很高，讲起浩瀚的海水、和缓的沙滩，她睁大闪亮的双眼：
“我想泡在海里”。
我问：“在英国常去海里游泳吗”？
她说：“水很凉，得度假时去西班牙游”。
然后，话锋一转，她竟像个孩子似的用手指着一旁微笑的杨老：
“可他不喜欢海，他不会游泳，连骑自行车都不会，都是他家里人给惯坏的”。
我赶紧扣住话题，问杨老的家人情况：
“您兄弟几个”？
“独子，而且是父亲50岁时才晚年得子。”杨老不紧不慢地回答。
猛不丁儿地，戴突然*一句：
“你父亲是你给害死的”，话语爽直不拐弯。
我知道话里有话，试问怎么回事。大概经沧桑离乱之人，情绪不易激动，杨老平静地解释这个问题。
原来，1915年杨宪益出生于天津，任银行行长的父亲杨毓璋50岁得子，自然视若掌上明珠。不料孩子偏偏体质虚弱，常常生病，白喉、伤寒全都得过。4岁时又害了一场大病，以至病危。老父一急之下，竟与世长辞，年仅54岁。孩子倒挺住了，活了过来。年幼的孩子自然不会害死父亲，是父亲的舔犊之情使自己丢掉了性命。
杨宪益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是清朝翰林。1934年杨宪益中学毕业赴英国留学，读书期间与英国女大学生戴乃迭相识。当时杨任中国学生会主席，戴任秘书，二人常一起学习、听课，自然是天长地久之情了。
“谁先表示的爱慕之情呢？”征得他们的同意，我提出这个问题。
杨老一笑：“你问她。”
戴还一笑：“我想可能是他。”
“那时戴一定是个迷人的漂亮姑娘”，我面向杨老。
“那当然啦”，杨老言短情长，面带得意的微笑。
他们在1940年一道回中国，1941年结婚，算来至今风雨春秋已有50多年濡沫之情了，正可谓“人生能得一知己足矣。”
戴的一双大眼睛很有神采。她1919年出生，小杨老4岁，也许是出生在中国的缘故，心中留下儿时对中国许多美好的回忆，她不顾母亲的极力反对，终于又嫁给了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人。
1913年戴的父亲来中国，先做传教士，后在燕京大学教经济学。戴出生在协和医院，7岁时随母亲回英国读书。古老中国热闹的街景，有趣的民俗和风味小吃，在她的人生底片上留下潜影。后入牛津大学。始习法文，觉得无趣，改学中文，共同的志趣成就了一对年轻人的异国姻缘。天地间的一个巧合：一个由大不列颠培养出来的汉学家，一个经汉学儒教训导而成的英文学者结为伉俪，也从此奠定了他们未来成为翻译家的基础。
一份《抗日时报》，将他们召回梦牵魂绕的故园故土。夫妻双双回国后，先在成都、重庆教书，后于金陵大学等执教。由于二人都酷爱中国文学，于是教学之余，把中国文学的经典著作译成英文。夫妻合作的时候比较多，先由杨译成初稿，戴再以英国人的眼光修改英文稿，双双合力，比翼齐飞。英文译稿不断在国外出版，更加激发了他们的热情，于是走上了翻译的专业道路，而这一走就是半个多世纪。
谈起追求，杨老说：
“想把中国文学作品中所有好的，都翻译出来，系统介绍。”
“年轻时，一天能翻译十几个钟头，除了吃饭都‘掉’进去了。”
说及文学翻译也是创造性的劳动，戴说：“翻译起来，‘掉’到作品中，很有乐趣。”
翻译文学作品，二老有自己的准则：
杨老言：“忠实原著。”
戴曰：“还是那个老话：信、达、雅。”
50多年，日月如梭，他们的笔下溢出百万、千万字的译著。这一对沟通中西文化的民间使者，一直为传播人类的文明铺架“智慧之桥”。坚韧、专注，方促成他们中国文学翻译界的泰斗地位。半个世纪的时光，竟有二三百部译著出版，包括古文学：诗经、楚辞、史记、唐宋诗词、唐代传奇、资治通鉴、儒林外史、聊斋志异、老残游记……，现代文学：鲁迅、巴金、沈从文、丁玲、赵树理、王蒙、张洁、谌容等作家的作品，无不涉猎，像一面大旗，猎猎迎风，向世界展示着中华大地的璀璨文化。而且，还把外国名著译成中文，供国人欣赏。英国汉学学会、意大利但丁学会、香港翻译学会等，都授予杨老荣誉会员与院士称号。
谈起当年的回归，杨老无不感慨地说：“中国人走到哪里，还是要回来的。”这含义深远的语言，大概是需要细细品味，方可知其真谛吧！
“酒仙”天地阔 常与友人游
二老的生活并不寂寞，戴虽远离她的英国家族定居中国，但她的姐姐和3个兄弟全都多次来中国看望过她。老夫妻有两个女儿，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北京。他们有两个外孙女，一个外孙子。提起最小的外孙子，杨老拿出了大本的影集，把小外孙调皮的样子指给我看，此时戴笑得眯起双眼。孩子们回来团聚，自然给老人带来无限欢乐。
戴余暇乐于看英文长篇小说，古典的、现代的都喜欢看，她诙谐地戏曰：“我的英文退休了，要经常看。”
而有“酒仙”雅号的杨老，则与酒的缘分很深。古来文人多嗜酒，李白“斗酒诗百篇”，白居易也要“能饮一杯无”，陶渊明常“有酒斟酌之”，大概酒真与文思有关。杨老喜喝白酒，每晚必不可少。
“能喝多少？”
“有朋友时要喝半斤。”
“自己喝呢？”
“4两、6两吧。”
杨老说得我们全都笑了。
说到酒，杨老兴头很高，起身进里间，拎了瓶“双沟大曲”走了出来，拿起大号玻璃杯，一倒就是小半杯，像喝茶一样地品味起来了。为减少麻烦，他素日喝酒也不需酒菜，这也成了中西融合，中国酒西式喝法了。边说边喝，喝光了，起身再倒。
戴不喝白酒，也嫌葡萄酒不过瘾，她喝威士忌。杨老说她酒量不大，一喝也就3、4两。不过，我想，这也算可以的了。
正说着戴老也起身进屋，举着一大瓶“金奖白兰地”回来，朝一个稍小一号的玻璃茶杯倒了一满杯。杨老关心地说：“不行，不行，太多了哟。”说着，把这满杯的一半倒进另一只杯子，“加点水吧”，杨老建议。于是，水加酒一满杯。戴并不言语，她喝得很快，喝光了顺手就又把另一半杯兑了水再喝。
这真应了古诗：“酒逢知己千杯少”了。
说起和朋友喝酒，杨老说有的会喝，有的不会喝。杨老身为泰斗，自然好友如云，老舍、茅盾、郭沫若等交往很深。现在，丁聪、黄宗江、吴祖光、黄苗子等也来聚会；张洁、谌容等一小辈作家也常来做客。
“对了，咱们那个土包子朋友好些时候不来了”，戴的插话总是很有风趣。
这“土包子朋友”，指的是《芙蓉镇》的作者古华。得此名是因为他原是湖南的林业工人，来访时穿一身干部服，一副农村干部的神情。“土包子朋友”那时是来邀请杨、戴二老去湘西参观电影《芙蓉镇》的拍摄。
戴说，谢晋导演导得好，刘晓庆戏也演得好。不过，杨老的话题自然也多少得沾点“酒”味，他补充一句，“湘西很美，我还让地方干部给灌醉了一回，可是第二天，没事儿。”
古华去了加拿大，自然已经“现代化”了，这是后话。
吴祖光手书的对联，挂在了室内很引人注意的地方：
“毕竟百年都是梦，何如一醉便成仙。”
这下联写得好，仙者长生不老者也。无论喝酒与文章有无关系，只要在酒中成仙，泰斗长辉，那么好的文章也一定会泉喷瀑下，汪洋恣肆地长流不断。
1998年应《婚姻与家庭》编辑之邀，我又来到双泰斗的家采访。那时他们住在西郊友谊宾馆颐园，和他们的小女儿相邻的一个专家的公寓。（他们在百万庄住所生活了将近40年。）
挂满了五光十色礼品的圣诞树，给译坛泰斗杨宪益中西合璧的家，增添了一片温馨。一身儒雅之风的杨老，安详地向我叙说着往事；而他的妻子戴乃迭，则静静地坐在一旁，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深情地凝望着他。
这位在中国已度过了58个春秋的乃迭（时年她79岁），还是在妙龄女郎时，便离开英国，随丈夫一起远涉重洋而来。半个世纪以来，他们已成了文学译坛圣山上攀登不息的杰出翻译家。他们打开了中国文学这个“阿里巴巴”宝库，让宝库里珠光闪烁的奇珍异宝，坐上“魔毯”，飞越五大洲四大洋，让世界共赏。
国外的许多朋友，就是从他们的译著中了解了中国，有的甚至是沿其译著之路，走上了汉学之路。
英国伦敦大学把他们的译著，如司马迁的《史记》、唐代《传奇小说》、洪升的《长生殿》、明代平话小说，以及《红楼梦》、《儒林外史》等，都当作中文系必修的教材。
荷兰著名的莱顿大学，有半壁书架挤满了他们的译著，其收集之博，比他们自己记忆的还要多。
澳大利亚堪培拉国际大学，也收藏了一大书架他们的译著。
香港大学，更为他们的译著单设了特别的书架。
牛津大学里 共度美好时光
如今，乃迭病了，正在恢复中。
想起当初在百万庄外文局宿舍见到她时，她还很有兴致加入我们的谈话，高兴时睁大闪亮的双眼。她还问过我：“石梅，你以后还来看我吗？”我回答：“当然来，很高兴和您聊天”。现在，尽管有护士的专业护理，但杨老还是亲自服侍乃迭的饮食起居。
“你是要杯水，还是吃一块巧克力？”谈话间，杨老语调温和地问乃迭。乃迭挑了块巧克力，细心的杨老还站起身来，走到乃迭身旁看着她把糖纸剥干净。
看着这一对恩爱如初的伉俪，翻着发黄了的照片，我的眼前晃动出了碧眼金发、身材高挑的乃迭那青春的倩影。
乃迭的父亲昔日作为英国传教士来到中国，后在燕京大学教书。乃迭就出生在北京。儿时随父亲在京师各地游玩，热闹的街景、有趣的风土人情、风味小吃，都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就连弥漫在街头的糖炒栗子和烤白薯的香味，她也都记得清清楚楚。7岁时，她随母亲回英国读书，后来考入牛津大学。
这时，同在牛津大学读书的有一位中国同学，名叫杨宪益。出生在天津的杨，父亲、叔叔都曾留洋，家里有学外语的传统。杨自小天资聪明，在一所叫“新学中学”的教会学校读中学。因为老师是英国人，加上杨的学习方法很得法，所以，到高中时看英文书已不成问题。因家里有条件，他可以经常去一家外文书店订书、买书，因此看了不少英国小说和童话，打下了很好的英文功底。
1936年，杨宪益来到牛津大学。他大量地阅读与人文科学有关的书籍，如哲学、心理学、社会学、考古学、地理学、天文学，涉猎极广。此时，英语已精通，同时选修希腊文和拉丁文。
希腊文学很美，透过文字能让人看到美丽的希腊那蔚蓝色的大海和古老而圣洁的神殿。就是在这美丽而浪漫的氛围中，杨宪益结识了正在进修希腊文、拉丁文的美丽的英国女郎戴乃迭。
乃迭身材窈窕，一双很有神采的大眼睛里闪着智慧的微笑，透着一股可爱的活力。
杨宪益的知识很渊博，在同学中也很活跃。二人经常一起学习，听课。
开始，二人一起选学了法国文学，乃迭因为从小生在中国，儿时美好的记忆吸引着她；又认识了杨宪益，就改学了中国文学（她是获得牛津大学中文学荣誉学位的第一人）；杨宪益则改学了英国文学。他们酷爱文学，一看到吸引人的文学作品就会“掉”进去，以至忘记吃饭和睡觉。志同道合，在汉文化的基础上，杨宪益和乃迭在美丽的牛津，度过了相慕相爱的难忘时光。
牛津有两条绿色的河，河虽不深，但可以荡舟，二人共撑一支篙，在碧绿的河面上飘飘荡荡；谈着文学、汉学，谈着人生。
放假之时，二人最喜欢做的事，是在英国北部的湖区徒步旅游。那里离苏格兰很近，风景让人陶醉。群山之中，点缀着湛蓝色的湖面，洒满了大自然的温情。他们每天要走20多里，能连续走上10几天，走走停停，领略投身大自然怀抱的舒畅。
金发女郎随丈夫 飘扬过海来中国
然而，他们并非沉迷于平静，杨宪益时刻关心着祖国的动向。他和向达、白叔湘一起办了一份《抗日时报》，这份中文报纸为华侨介绍英国报纸刊登的有关抗日的消息。
1940年快毕业时，他们订婚了。尽管有人想请杨去哈佛大学教书，但他们决定双双回中国，为国效力。当时西南联大教授吴宓、沈从文推荐他们在该校教授希腊文和拉丁文。
接到聘书，归心似箭。二人没等参加硕士典礼，一买到船票就立即准备返程。
当21岁的乃迭由杨宪益陪着去办签证时，办手续的英国官员不放心，说跑那么远去结婚，把你扔了怎么办？
乃迭深情地望着杨说：“不会！不会！”
后来，有人问起杨宪益，为什么不等读完博士，他追忆说：
“是应该回国吧，那时代没有人想在国外呆很久。”
在动荡的日子里，乃迭跟着丈夫过红海，穿苏伊士运河，到加拿大，坐火车，又过太平洋，到上海。接着，又再去香港，本想乘火车从越南进广西去重庆，但越南的铁路被日本炸了，只好改坐飞机。可是，身上带的钱用完了，只好打电报向家里要。幸好遇到乃迭父亲的朋友陈翰生慷慨相助，解决了燃眉之急。
1941年在重庆，乃迭的父母来中国，和杨宪益的母亲共同操办了这对年轻人的婚事。
洋新娘穿旗袍，坐小汽车，在饭店里摆了几十桌宴席，也算是既中且洋。当时的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和重庆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作证婚人。
杨老告诉我，乃迭当时穿的是浅色旗袍，上面绣着漂亮的牡丹花。
而乃迭则诙谐地说：
“冻死了，不舒服，冻了两个多小时。”
“美丽又动（冻）人哟！”
我们一起笑了。
风雨同舟 同译共著
因为母亲的挽留，他们就留在了重庆中央大学教书。以后，又分别到贵阳、成都任教，此间不断有翻译之作。
以后，梁实秋特地邀请他们去南京编译馆工作，翻译《资治通鉴》。3年里他们翻译了从春秋战国到西汉末年的36卷《资治通鉴》，还有《楚辞》、《聊斋志异》、《老残游记》等，成为使中国古典文学最早走向世界的先驱。
1952年，二人调到北京来。1957年，因党内有人作保，杨宪益“漏网”而未被划成右派。“文革”中却被当成外国“特嫌”而双双入狱，在白纸坊坐了4年监牢（1968年五一节前夕到1972年五一节）。
除了这4年的特殊日子里被迫中断了一段翻译工作外，50多年时光里在他们的笔下翻译出上百万、上千万字的译著。他们共同支撑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近50年，这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
由于二人各自具备独特的条件，独特的气质、学识，而又中西合璧，通力合作，这对一直为传播人类文明铺架“智慧之桥”的异国伉俪，成了沟通中西文化的特殊的民间使者。坚韧、专注，确立了他们在中国文学翻译界泰斗的地位。
杨老说：“我和乃迭相辅相成，对原文的理解，乃迭不如我；但对外文怎么表达，我又不如她。”
各自有自己的文化背景。常常是由杨老先翻译成初稿，乃迭再以英国人的眼光修改英文稿子，双双合力比翼齐飞。
杨老说：“欧洲早有热爱中国的传统，他们早就倾倒于老子、庄子、孔子……18世纪就开始向中国学习，比如法国的哲学家佛禄·泰尔，德国的文学家歌德，都被中国奇异的文明光彩所吸引，而且着手翻译中国的作品。当时就有一股中国风飘荡在欧洲。
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伦理道德，需仰视才见。于是，不断吸收中国文化。比如，中国的考试制度就很早被他们吸收进去了，作为文官制度至今依然保存着。一直到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才开始欺负中国，看不起中国人了。
现在中国人好起来了，外国的汉学家越来越多，我们作为中国人，总要为介绍中国起点作用吧。”
杨老除把中国古典文学翻译成英文外，还翻译成德文、法文、希腊文、意大利文，以英文最多。
无怨无悔 恩爱如初
前几年乃迭身体条件好时，也曾和杨老一起去英国和澳洲访问。
想起以前我去他们的家中，乃迭爽朗的话语，我真希望她那双大眼睛里，依然闪动着微笑。
那次乃迭穿着中国特色的蜡染上衣，蓝底上饰精致的白螃蟹图案，更显高雅气质。
我说：“这衣服很别致。”
乃迭一本正经地指着衣服上的图案说：“这跟打倒‘四人帮’还有关系呢”，乃迭的谈话总是很生动，告诉我他们的朋友黄永玉在粉碎“四人帮”后画了4只煮熟的螃蟹，以示“四人帮”横行时代的结束。
此刻，门铃响了，一位面带微笑的大夫走了进来，向乃迭祝贺圣诞快乐。
只见乃迭反映迅速地说：“我好了，不用大夫了。”
杨老温和地看着她，说了声“她高兴时也有话说”，就起身向酒柜走去。我一看表，下午4点多了，估计快到了杨老喝酒的时间了。果然，他打开了酒柜，我看见里面是满满的一柜“尖庄”酒。
他们的朋友很多，杨老喜欢以酒待客。前不久，黄宗江陪一位英国友人来看望他们。杨老招待他们在家里吃晚饭，乐呵呵地说：“我家虽然没有什么好菜，酒总是有喝的。”
也有人问过他们，为什么不到外国去生活，特别是被关了4年监牢之后还依然留下。
杨的回答很平静：“在国外我相信能找到工作，但我是中国人，我的朋友大半在中国，为什么要跑到国外去？作为中国人，你要为中国作点事情。我在国内给中国老百姓，尽我一点努力，作一点事情，总比我们在国外遥远的地方要方便一点吧。”
客厅里，挂着乃迭和杨老的两幅铅笔素描肖像画。乃迭笑得满面春风，杨老则儒雅雍容。当年21岁的乃迭以妙龄之时来到中国，58年之后她和她的丈夫都已银发满头。你看！是不是他们正坐在多年译著的“高山”上，向着世界微笑呢。
后来，乃迭去世了，留下杨老孑然一身。听丁聪的夫人告诉我，杨老现住在什刹海一带，并告诉了我杨老的电话。我打电话给他，他讲话还是那么字正腔圆。我说要把我写的《文化大家人生路》给他寄去，他还是客客气气地说“谢谢”。我不由得回忆起几次采访，在我告辞时杨老都执意送我到门口，还恭身立于门口表示谢意。我当时只觉得浑身烧得难受，我一个晚辈，安敢接受如此礼遇。这也是先生的人格魅力所在，是给我以震撼的印象之一。我打算拿上我写的《大千飞歌》去看望先生，我把1998年写他们二老的文章收进书内，以表达内心对乃迭的纪念，和对他们深深的敬意。
结束语：
综观智慧的文化大家，我同意这样的看法：智慧是人类在地球上结出的最美的花朵。我说这是真善美的花朵，她告诉我们“人生应该是怎样的”，“什么样的生活是值得追求的”。有人说；数理性的问题属于“对象是什么”的问题，而人文性的问题属于“人应该如何”的问题。那么，我们学习文化大家，“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也要学习去攀登那座座文化高峰，去体验那种令人心醉的美，培养伟大的人文精神，高尚的人文情怀。不但要像他们一样追求知识，还要学习培养他们那样的辨别力、判断力和洞察力、思辨力的价值理性，让自己更加完美，让人与自然、社会更加和谐，对社会、天地做出更大的贡献。
附记：
*真没想到，有一天我偶然在网上看到，杨宪益先生在生前所写的自传中的“大事记”里，记下“1993年接受北京日报记者石梅采访”，令我感慨万分。细想起来，可能是先生于困境之后，在北京日报《名人生活》栏目里看到刊登他和乃迭的大幅照片，和《中西合璧译坛双泰斗》文章之后，引发联想，记忆深刻吧。那幅照片是我用黑白胶卷拍的，能拍摄、留住二老当年欣慰笑容的风采，实乃人生一大幸事
注：
1. 此文为2006年《首图“乡土课堂 . 北京现代文化名人”讲座》。
2.发表于《中华文化传承者—北京的当代文化名人》第一辑，2022年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石梅，高级记者，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