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国太傅司马懿的长子司马师，性格沉稳刚毅，有谋略，与名士何晏、夏侯玄齐名。因他在铲除权臣曹爽的政变中表现突出，得到司马懿的器重。嘉平三年（公元251年)八月初五，司马懿去世，司马师继任抚军大将军。
嘉平四年（公元252年）正月，皇帝曹芳再封司马师为大将军，加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此后，司马师为了稳固自己的权力，一边对异己势力进行残酷镇压，一边又以高官厚禄收买朝中的大臣。
司马师还采取强硬手段网罗天下名士。上党（今山西长治市）名士李熹是一位才学出众、德行高尚的贤士。在曹马之争的动乱时期，三府多次征召他，都被他回绝。后来，司马懿召他做太傅府的属官，李憙也借病推辞。
李的母亲病危，郡县长奉旨派公车强行将他接去。李憙趁夜躲开卫兵，从泫氏（今山西高平市）城墙翻出逃走，一路疾奔，终于赶在母亲临终前回到家里，其孝顺之心，为乡邻所称道。司马懿知道这事，只好作罢。
后来，李熹应朝廷征召做了并州别驾。司马师却对李熹拒绝他父亲的事耿耿于怀，等到他辅政时，便命令李到大将军府做从事中郎。李到任，司马师故意问他：“当年家父征辟你，你不应征，为何我召你，你就来了？”
司马师的用意李熹当然知道，于是不卑不亢地回答道：“令尊当年召我是以礼相待，所以我能以礼进退。明公您现在是用法令约束我，我不敢抗法，所以不敢不来。”司马师听了暗暗佩服他的才辩和胆识，也就不再为难他了。
在司马师的强权逼迫下，很多名士不得不屈服于他。竹林七贤中的阮籍曾被迫在司马懿的府上任职，迫于压力又做了司马师的幕僚。与此同时，竹林七贤中已经四十八岁的山涛，则主动出来向司马师求官。
原来，司马师的母亲张春华是山涛的表姑妈，山涛比司马师大三岁，是司马师的表哥。山涛与阮籍不同，他一直很想进入仕途。但他清楚政治犹如一把双刃剑，稍不留神就会祸及已身。因此，他依附权势又小心谨慎。
曹爽执政时，山涛曾做过曹爽的属官，当他看出曹爽将败，遂隐退避祸。如今他意识到司马氏取代曹魏的局面已定，就翩然出山。
司马师听说山涛前来投靠，不由大喜，对山涛意味深长地说：“您这个当代的姜尚，终于想出来做官了吗？”言语中委婉地表达了他希望山涛能像西周的姜尚那样辅佐司马家建立新王朝的期望。
司马师命司隶举荐山涛为秀才，不久朝廷又征其为郎中。刚开始，山涛做的都是小官，后来到司马师的弟弟司马昭执政时，将山涛调去做骠骑将军王昶的从事中郎，并很快拜为赵相，迁尚书吏部郎，这时他的仕途才一路扶摇直上。
嘉平四年（公元252年）十二月，镇东将军诸葛诞发现东吴在东兴边境修筑大堤，便向司马师献计，以东吴蓄谋入侵为由发兵讨伐。司马师采纳了计策，命令征南将军王昶、镇南将军册丘俭、征东将军胡遵及诸葛诞等人分兵三路攻打东吴。
东吴太傅诸葛恪得知东兴告急，亲率大军增援。当时天降大雪，东吴老将丁奉率部轻装突袭胡遵军前部的营垒。魏军没有防备，被*得惊恐溃逃，争渡浮桥。人多拥挤，浮桥断裂，大批魏兵落水，没掉下的挤成一堆，自相践踏。
丁奉偷袭得手后，驻守东兴的吴将吕据、留赞等人趁势*出。魏军被团团围住，顿时哀嚎声、哭喊声，响彻河岸。胡遵军大败，其属将前部督韩综、乐安太守桓嘉阵亡，万余士兵战死。田丘俭、王昶等军闻讯大骇，皆烧营退兵。
魏军战败，朝臣要求将诸葛诞等参战的武将全部降级。司马师听了，沉默良久，最后把责任归咎于自己，再将在这次作战中担任监军的司马昭削职，对诸葛诞等人则不做处罚，只是借机将他们互调了防区。
嘉平五年（公元253年）五月，诸葛恪领军二十万围攻合肥新城。魏臣都担心吴军分兵强渡淮泗，提议派兵守住各个水道关口。司马师则认为诸葛恪刚掌权，今合兵于新城是希望再次成功，求胜心切，不必担心他会渡河攻打青、徐二州。
司马师集中二十万兵力做抵御吴军的准备，并派司马孚（晋宣帝司马懿之弟)做全军统领。诏令一发出，田丘俭与扬州刺史文钦急于立功，前来向司马师请战。司马师一概不准，严令他们只可防守，不得进攻。
果然不出司马师所料，诸葛恪把兵力全部集中在合肥新城，攻城数月，都无法攻下城池，吴军死伤过半。司马师见战机成熟，才命司马孚与册丘俭、文钦三军围攻诸葛恪。诸葛恪仓皇逃跑，田丘俭、文钦一路追*，斩*吴军万余人。
击退诸葛恪之后，司马师在军中威望大增，这让那些拥戴曹氏皇族的大臣越发感到不安。太常夏侯玄是曹氏宗亲，对司马氏早有不满。他曾掌管凉州兵马，因与曹爽有表亲关系遭到压制，被司马懿调回洛阳改任太常。
夏侯玄在洛阳行事非常低调，为了不落下把柄，他甚至很少与人私下交往。司马懿死后，中领军许允为夏侯玄庆幸，以为从此可以无忧了。夏侯玄却说道：“司马懿还能以对待晚辈的礼节待我，他的两个儿子恐怕就容不得我了。”
中书令李丰是皇室贵戚，其子娶魏明帝曹睿之女为妻。虽然他被司马师所器重，但对司马氏专政极为不满，更觉得匡扶皇室责无旁贷。他与夏侯玄私交甚密，很希望夏侯玄辅政，于是结交光禄大夫张缉，打算除掉司马师。
张缉是前凉州刺史张既之子，和李丰是同乡，又是当朝国丈。李丰与张缉谋划并秘奏曹芳，准备让李丰的弟弟兖州刺史李翼以朝见的名义悄悄带兵进京，再以皇帝诏令抓捕司马师。曹芳看过密奏后有所顾忌，最终没有批准。
李丰又联系黄门监苏铄、永宁署令乐敦、冗从仆射刘贤三人，这些人都是贪官，李丰利用司马师反腐、执法严厉来威胁他们加入，并决定在嘉平六年（公元254年)正月，利用皇帝册封贵人之际，调宫中卫兵诛*司马师。
安排妥当后，曹芳写下血诏让李丰偷偷授予夏侯玄。谁知事情泄露，李丰刚出宫门就被人拦截，并搜出诏书。司马师看了诏书大怒，当场*了李丰，然后交由廷尉处理。夏侯玄、张缉、苏铄、乐敦、刘贤等人相继被逮捕。
廷尉钟毓和夏侯玄是好友，在审讯中不忍对夏侯玄动刑，只是劝其认罪，可夏侯玄始终不肯招供。钟毓的弟弟钟会也参与了审讯。钟会为人世故，因夏侯玄曾拒绝与他交往而耿耿于怀，此时正想借机报复夏侯玄。
钟会作出亲近却极不庄重的样子说道：“久闻先生大名，当年不得相见乃憾事。今日相见于牢狱，真令钟某叹息啊！”夏侯玄正色道：“我虽身陷图圄，也不会与你这种人做朋友。”钟会脸色顿变，立即喝令狱卒对夏侯玄严刑拷打。
夏侯玄被打得遍体鳞伤，钟毓又来劝他。夏侯玄怒目道：“我有何罪？你要是以公府的令史身份来诘问我，就请你代写供词吧！”钟毓知道他不肯屈服，便连夜编写了一份供词，并流着泪让夏侯玄看，夏侯玄看后一句话也没说。
钟毓上奏说李丰、张缉、夏侯玄阴谋胁迫君主，勾结宦官，图谋诛*宰辅，实属大逆不道，应依法论处。司马师召集百官合议，大家都认为李丰、张缉、夏侯玄受国家厚恩，位居高官，却包藏祸心，颠覆朝政，按律当斩。
司马昭见夏侯玄将要被处死，连忙向司马师请求免去他的死罪。原来司马昭做征蜀将军的时候，曾是夏侯玄的副手，二人关系融洽。而夏侯玄又是司马师已故夫人夏侯徽的哥哥，这样的关系让司马昭不忍看到他被*。
司马师却责问道：“难道你忘了赵司空葬礼上的事了吗？”正始六年（公元245年)在司空赵俨的葬礼上，夏侯玄到得比较晚，葬礼上一百多位客人见他进来，都离席迎候。想起那一幕情景，司马昭默然了。
不久，夏侯玄等人被处以极刑并夷灭三族。李丰因是魏明帝的姻亲，其家眷免除极刑，但仍受到严厉处罚，他的一个女儿是司马师心腹贾充的妻子，被迫离婚发配边关。三月，四十六岁的夏侯玄在东市从容受刑。
司马师因曹芳参与了谋划而大为恼怒。九月，他以“天子已长，却不理朝政，整日与小优（年轻的男性唱戏卖艺之人）郭怀、袁信等人裸袒淫欢”为由，奏请郭太后将曹芳废除，贬为齐王。
十月，司马师提议拥立彭城王曹据（曹操之子，曹冲的胞弟）为帝。郭太后反对，主张立十四岁的曹髦(文帝曹丕之子曹霖的儿子)为帝，司马师固争不获，只好同意，并改元为正元。
却说田丘俭和文钦对司马师早有畏惧之心。田丘俭因为好友夏侯玄被*而忧心忡忡；文钦与曹爽交好，曹爽被*让他害怕，司马师又屡次拒绝他用敌兵首级请赏，这令他更加志忑不安。二人惶惶不可终日，便借口司马师擅权妄为起兵造反。
正元二年（公元255年）正月，丘俭与文钦约定在寿春举兵讨伐司马师。二人先遣信使前往东吴求援，随后领着五六万人渡淮河西进，直取洛阳。司马师得知大怒，亲自领兵出征，将叛军拦截在项县（河南项城市）一带。
叛军遭到司马师数路军队夹击，又被切断寿春的归路，很快军心动摇。士兵害怕被围剿纷纷投降，五六万人只剩下少数新加入的农民在坚持。司马师又派属将邓艾领兵一万到乐嘉县，扮成老弱病残的样子引诱田丘俭、文钦出击。
册丘俭果然上当，叫文钦来打邓艾。司马师获悉，立即率领主力直奔乐嘉，袭击文钦的后方。文钦发现司马师忽然到来，大惊。文钦有个儿子叫文鸯，年仅十八岁，武艺高强，他说：“敌人刚至，脚跟未稳，现在袭击一定能胜。”
于是文钦与文鸯分兵两路，趁夜夹击司马师。文鸯率先到达寨前，击鼓喧闹，大叫司马师的名字。司马师刚睡下，听到叫喊声忙起身召集众将迎战。因他正患眼疾，紧张之下拉动了伤口，不料带伤的眼珠竟从肉瘤疮口内进出。
司马师疼痛难当，又恐扰乱军心，便强忍着躺回床上，咬住被角，使自己不发出声来，由于太过用力把被角都咬烂了。文鸯跟魏军周旋了一夜，没见文钦前来会合。天亮后，文鸯得知文钦已兵败，而魏军又太过强大，只好撤退。
这时，司马师的病势突然加重，他自料难保，便让属下送自己去许昌，同时令人到洛阳召唤司马昭。司马昭听说司马师病危，急忙赶去许昌。谁知这一消息却让一个隐忍司马氏很久的人再也坐不住了，此人就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
嵇康与曹氏皇族有姻亲关系，其妻是曹操第十子曹林的女儿长乐亭主。他才华横溢且侠肝义胆，喜结天下豪杰，任职中散大夫。嵇康对司马氏独专朝政、*戮异己的行为很憎恶。当他听说寿春起兵造反，也想召集有志之士响应。
嵇康向山涛征求意见。山涛听了立刻阻止道：“万万不可，你这是以卵击石，白白丢了性命啊！”并详细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嵇康最终被山涛说服，打消了起兵的念头。
果然，如山涛所预料，寿春叛军很快被镇压下去。文鸯撤退后在乱军中找到文钦，二人见大势已去，遂投奔东吴。田丘俭听到文钦战败，连夜从项县逃走，藏匿在慎县的一处河边草丛中，被一个叫张属的人发现并射死。
寿春叛乱被平定，司马师病势渐重，于二月二十八日死在许昌。司马昭继任大将军，回到洛阳后，立即将毌丘俭和文钦留在魏国的家人统统抓起来处斩，连他们的母族、妻族也未幸免。
司马昭总揽大权后，继续大肆宣扬礼学名教，提倡“以孝治天下”，司马昭还把自己比作西周的周公旦。为了笼络人心，他积极网罗天下名士。竹林七贤中的山涛、嵇康和阮籍成了他拉拢的重要对象。
却说嵇康见曹魏政权被司马氏一步步蚕食，心情十分低落，便辞官隐居。为了排遣心中的愁绪，他前往洛水（位于今河南省西部）游览山水。一日夜宿华阳亭，嵇康无法入眠，他见西窗外皓月当空，清辉一片，便拿着琴来到院中弹奏。
幽幽月色里，嵇康用琴声倾诉着自己的离落和寂寥。深婉、凄迷的琴音在庭院中萦绕，令人心绪涌动。忽然，院中进来一位客人，嵇康见来者年龄与自己相仿，一身白衣，举止儒雅，风度翩翩，连忙起身相迎。
那人坐下与嵇康谈论起音乐来。这位不速之客精通音律，熟知乐理，对音乐的见解独到而深刻。嵇康听了既惊讶又佩服。客人又借过他的琴弹奏一曲，音色刚劲有力，乐曲悠扬动人。嵇康聆听到这样的演奏，心潮激荡，热血沸腾。
客人弹罢，嵇康向客人询问曲名，那人道：“此曲名为《广陵散》。”并告知曲中表现的是战国时期，韩国侠士聂政为父报仇，刺*韩王后自勿而死的悲壮故事。嵇康听后很感动，觉得此人弹奏此曲的技艺无人能及，即向他求教。
客人并不拒绝，当即答应将《广陵散》传授给嵇康。客人一遍一遍地教，嵇康一遍一遍地学，直到嵇康完全掌握了琴曲为止。这时，客人又让他起誓不会传给别人。嵇康发完誓，客人转身就走，连自己的名字也没留下。
此后，嵇康经常在洛阳郊外的宅院里弹奏《广陵散》。琴声激扬优美，每次都吸引了很多路人停下脚步倾听，无不动容叹为神曲。很快就有人前来向他求教，嵇康遵守誓言，始终没有将《广陵散》传授给别人。
在嵇康家后园有一棵大柳树，树下搭有一间铁铺子。时值春暖花开的季节，柳树枝叶茂密，形成很大一片绿荫，嵇康闲暇时就会支起火炉打铁。他还引来山泉，绕着柳树筑了一座小水池，作为打铁时退火、淬火的水源。
嵇康打出的铁器很精美，附近的百姓经常请他打造铁器。他从来不收取报酬，有人给他带来一些酒食，就会非常高兴地接受，并停下炉火，拉住来人一块痛饮，醉了就躺在柳树下旁若无人地睡觉。
嵇康虽然隐居乡下，但是由于他才华、风度超群，名气很大，经常有慕名而来的人探访他。此时颇得司马昭赏识的钟会已升为黄门侍郎、东武亭侯，邑三百户。他也很仰慕嵇康的才华，但是嵇康很讨厌钟会，拒绝与其交往。
钟会为人精明狡黠。他十三岁那年和哥哥钟毓去见魏文帝曹丕，钟毓吓得满脸流汗，文帝问：“卿面何以汗？”钟毓回答道：“战战惶惶，汗出如浆。”钟会却镇定自若。文帝又问：“卿何以不汗？”钟会回答：“战战栗栗，汗不敢出。”
钟会十九岁就做了秘书郎，三年后又升为尚书郎，二十九岁时便被进封为关内侯。而嵇康只做过中散大夫，后来因为司马氏专政，他坚决不予合作，毅然辞官归隐乡里。钟会因为嵇康才华出众，声名远播，很想结交他。
钟会曾经撰写过一篇《四本论》，写完之初，他想让嵇康看看，于是将书稿揣在怀里，偷偷来到嵇康的宅院门口。这时他又犹豫起来，担心被嵇康当面拒绝，思虑再三，钟会把文章卷成一卷投进嵇康的院子里，然后掉头就跑。
事后嵇康没有任何反应，这让钟会感到颜面尽失，很不是滋味。显赫后的钟会对这件事始终放不下。正元二年（公元255年）夏天，钟会再次造访嵇康。这次他邀约了一帮京城的名流及阔少，穿着非常华丽，骑着高头大马簇拥而来。
钟会一行人来到嵇康的宅院，一阵打铁的叮当声传入众人耳中。大家隔着爬满青藤的篱笆向院内张望，只见柳荫下嵇康正赤着膊，抡着铁锤在敲打着红通通的铁器。火花四溅，灿然夺目，将嵇康高大的身躯映衬得更加刚劲挺拔。
在嵇康的身边还有一个人，他正蹲在火炉边拉着风箱。此人正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向秀十分崇拜嵇康，是嵇康家的常客，二人经常在一起打铁。这时向秀发现了钟会等人，便轻声对嵇康说：“钟会来了。”嵇康听了没有搭理。
不一会儿，钟会走近，嵇康连头也没抬，继续敲打着铁器。钟会见嵇康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脸上十分尴尬，一时又不知该如何是好，只好默不作声地站在一边。向秀见状也不吭声，只顾将风箱拉得呼呼作响。
钟会站立良久，始终不见嵇康理他，顿觉无趣，欲转身离去。嵇康突然叫住他，问道：“你是听说了什么才来的？又是看到了什么离开了呢？”
钟会听了不由恼羞成怒，悻悻地回答道：“我听到了我所要听到的才来，我看到了我所要看到的才离开。”说罢扬长而去。众人见状也都跟随离去。路上，钟会越想越气，并暗暗发誓，一定要报复嵇康，以泄心头之恨。
再说司马昭为了网罗人才，将山涛调到因镇压册丘俭有功而升任骠骑将军的王昶幕府里做从事中郎，仅几个月又升他做赵国相，这是山涛首次担任地方行政长官。很快，司马昭再升他为尚书吏部郎，负责人才的选拔和任用。
司马昭也曾征辟嵇康，可清风傲骨的嵇康不愿意当他的幕僚。嵇康自幼丧父，由母兄抚养成人，所以一直和兄嫂住在一起。不知何故，他和侄子的关系不好，独自搬去河东（今山西永济市）暂住，婉言谢绝了司马昭的邀请。
却说阮籍自从正元元年（公元254年）被招入皇宫做了散骑常侍之后，便一直陪侍在曹髦的左右，这让司马昭对他感到很不踏实。阮籍为了打消司马昭的猜忌，从不过问政事，并以整日嗜酒来伪装自己。
司马昭虽然对阮籍不放心，却很看重他的才学名声。为了争取阮籍，执政不久的司马昭还派人向阮籍提亲，想为长子司马炎聘娶阮籍的女儿。阮籍不肯攀附司马昭，又不敢直接对抗。为保家人安全，便日日沉醉于酒壶中。
提亲的人每次来到阮籍的家里，总是见他烂醉如泥，不省人事，无法和他交谈，只好返回。如此一连两个月，最后只得回禀司马昭。司马昭也奈何不得，联姻之事就此作罢。
这件事过后，司马昭的心腹都认为阮籍是在故意回避，要求治他的罪。司马昭也很生气，就命钟会来处理这件事。钟会于是经常往阮籍家里跑，和他讨论天下之事，明里向阮籍请教，实则是想趁机找点差错给阮籍定罪。
阮籍知道钟会别有用心，先以好酒好菜招待他，等话入正题时，便装作酒醉，倒头趴在桌上酣睡，不管钟会和他说什么，都浑然不知。因此总能巧妙地避开钟会设下的陷阱，使其阴谋无法得逞，并最终逃过一劫。
阮籍为了避免司马昭对自己的猜忌，决定辞去散骑常侍的职位，使自己远离皇帝。他主动到司马昭那里，从容地说：“我曾经游历过东平，很喜欢那里的风土人情。”司马昭一听，很高兴，立刻调任他为东平相。
阮籍骑着一头毛驴来到东平（今山东东平县），上任第一天就命人把衙门中隔挡的墙壁和屏障统统拆除，使公府里里外外都看得清清楚楚，一切变得公开化。不仅如此，阮籍在处理政务上也非常轻通简要，不搞繁文缛节。
阮籍在东平为官十天，当地的风气为之一变。十天后，阮籍突然辞去东平相一职，又独自骑着毛驴回到洛阳，本以为可以就此摆脱司马昭的控制，谁知司马昭又推举他到大将军府做从事中郎，这让阮籍大为郁闷。
阮籍知道司马氏父子的残忍，清楚他们对抗拒者绝不会心慈手软。他明白如果再拒绝，定会招来*身之祸，只好违心地做了司马昭的幕僚，但从此更加谨言慎行起来。
一次司马昭和幕僚们讨论为官之道，他说：“为官者应当清廉、谨慎、勤政。做到此三者，还怕不能把国家治理好吗？”群僚纷纷附和。司马昭便问：“三条中哪条最重要？”大家议论纷纷。
这时有个叫李秉的说道：“清慎相辅相成，若定要选其一，那还是慎重要。因为清廉者不一定谨慎，而谨慎者必定清廉。《周易》告诫人们谨言慎行，才不会发生过错。在祭祀品下面铺上白色的茅草，这都是极其谨慎的行为。”
司马昭听了李秉的话非常满意，又问：“你说得很有道理，可否列举一下当世谁真正能称得上是谨慎呢？”这时幕僚们都议论起来，李秉回答道：“臣以为荀景倩、董仲连、王公仲，都算得上是最谨慎的人。”司马昭却摇了摇头。
司马昭说道：“你说的这几位都是贤臣，他们温良恭敬，做事恪尽职守，确实很谨慎。可是普天之下最谨慎的莫过于阮籍了。我每次跟他说话，他只是谈且玄且远的东西，从来不评论时事，也不褒贬他人，真可以说是最谨慎的了！”
阮籍在司马昭的幕府里做事确实是极其谨慎的，然而也有疏忽的时候。有一次，廷尉府上报了一件儿子*母亲的血案。阮籍三岁丧父，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当他听说此事再也坐不住了，竟然一反常态地说了一句话。
在座的人都颇为惊讶，责怪他不该说这种大逆不道的话。司马昭也责备他说：“*父乃天下之极恶，难道你认为说得过去吗？”阮籍意识到自己说漏嘴了，情急中说道：“禽兽知母而不知父，*父，和禽兽同类。*母，禽兽不如！”
阮籍说完，厅内笑声一片，大家都觉得他的话不仅很有道理而且回答得很精妙，无不心悦诚服。司马昭听了也是连连点头。阮籍却惊出了一身冷汗。自从他被司马昭招致麾下以来，几乎每天都在这种惶恐不安中度过。
甘露元年（公元256年），曹髦继位已经两年，这年他十五岁。曹髦虽然年纪小，却自幼熟读经书，擅长琴棋书画，并胸怀大志。他对司马氏的专横跋扈十分不满，不愿做其傀儡，很想把曹家的天下真正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四月十日，曹髦来到太学与儒家学者谈论《易经》、《尚书》及《礼记》。其中谈到尧帝时代，洪水肆虐，尧召集四岳官员商议，大家推荐鲧去治水。尧认为鲧品行不好，独断专行，但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让他去治水。
曹髦问：“圣贤的君主，应德才兼备，公正无私，明察秋毫。今子雍(即王肃，著名经学家，司马昭的岳父)说‘由于尧不了解鲧，所以对他加以试用’。如此说来，圣人在观察人物、考虑问题上也是有不足之处的，是吗？”
博士庾峻回答：“圣人的贤明非常人可比，但毕竟也有自己的局限。所以鲧的儿子禹这样说：‘善于识人者是哲人，但对帝王来说办好这件事是困难的。’尧帝最终改正了自己用人的失误，将帝位传给了舜，所以他不愧为圣人。”
曹髦又问：“《经》上说：‘知人者为圣哲，应该是能选拔贤能的人做官的。’而尧对鲧的品德没有把握，却试用长达九年，这又怎能称得上是圣哲呢？”庾峻回答：“臣下以为圣人办事也不是没有一点失误的。”
曹髦说：“尧任用鲧治水，九年没有取得成效，反而给百姓带来更大的灾难。孔子的失误，不过是他们师徒之间的事。说到周公诛管蔡之事，《尚书》中已有记载，作为博士你应该很清楚。”庾峻觉得这问题很敏感，称自己不懂。
曹髦听庾峻这样说，很生气，讨论也就此结束。但这件事很快被传了出去，远在河东的嵇康知道这事后，立即写下了一篇《管蔡论》，言辞非常犀利。原来曹髦和庾峻谈论的“周公诛管蔡”是历史上一件著名的公案。
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朝始祖文王姬昌的第四子，也是西周王朝开国君主周武王姬发的弟弟，周文王和周武王都是历史上有名的圣贤明君。而管叔、蔡叔也都是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周公、管叔、蔡叔三人本是兄弟关系。
周武王在灭商的第二年去世，由年仅十三岁的长子周成王继位。周公在朝廷里有很高的威望，他担心天下人因武王的死而起背叛之心，就替成王代为处理政务。谁知这一来，引起管叔和蔡叔的不满，二人联合商纣王之子武庚发动叛乱。
他们还策动奄（今山东曲阜）、蒲姑（今山东博兴）等十七诸侯国在边境上蠢蠢欲动，又派人在国内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成王不利。”形势非常紧张。周公于是率军东征，用了三年时间平定叛乱，并把武庚和管叔处死，又将蔡叔流放。
周公因此被后世奉为圣人，而管叔和蔡叔则被认为是乱臣贼子。嵇康则不以为然，他在《管蔡论》中说文王、武王都是圣人明君，不可能不了解管叔和蔡叔。如果二人是无良之人，文王、武王不可能让他们受封爵位，统领藩国。
更不会让他们监管那些心怀不满的殷商遗民，令他们有条件不断作恶，这于理不通。嵇康认为管叔和蔡叔恰恰是有极高修养的忠信之人。所以才派他们去安抚、监管武庚和商民，并确实取得卓越的功绩。
既然管、蔡都是贤良的人，那么他们的起兵就是因为不能通达权变，以为周公有篡位之心，不能想明白其中的道理。为了王室的安危，他们带领自己的国民为国除患，这就不能把他们和通常认为的乱臣贼子相提并论。
嵇康在文中虽然没有为管叔和蔡叔翻案，也没有去否定周公。但明显对管、蔡二人的行为表示了同情，甚至赞美。一直把自己比作周公的司马昭读到这篇文章后非常恼火，他觉得嵇康是在借古讽今，针对自己，自此对嵇康怀恨在心。
甘露二年（公元257年），寿春又发生兵变。原来诸葛诞一直不满司马氏专政，而好友邓飏、夏侯玄等人的被*，更让他极度的恐惧和不安。后来，诸葛诞担任征东大将军，坐镇寿春，便暗中蓄养了数千名死士。
甘露元年（公元256年），诸葛诞借口东吴蓄谋进犯，请求增兵十万，并要求加固淮河一带的城防。这立刻引起司马昭的怀疑，司马昭的心腹贾充建议先派人去慰劳征东、征南、征西、征北四将军，以此观察他们的动向。
贾充奉命前往寿春见到诸葛诞，与他谈论时事并问道：“朝中希望实行禅让，您觉得呢？”诸葛诞厉声道：“君不是贾豫州的儿子吗？你家世代蒙受国恩，怎能有把国家转送他人的想法？如果洛阳有难，我愿为国而死。”贾充沉默不语。
贾充回到洛阳后对司马昭说：“诸葛诞深得士众之心，现在召他，必然不来，还会反叛，但这时的祸害甚微。如果不召他来，日后再反就祸患无穷了，所以不如现在召他。”司马昭采纳了贾充的意见。
甘露二年（公元257年）五月，朝廷下诏升任诸葛诞为司空，调其回洛阳。诸葛诞疑心司马昭要加害自己，于是发动了兵变。司马昭立即率军征讨。甘露三年（公元258年）二月，司马昭攻克寿春，诸葛诞死于乱军之中。
平定叛乱后，有人建议把作乱的士兵全部活埋，司马昭没有同意，只下令招降。诸葛诞麾下被俘的数百名死士都不肯投降，司马昭便命人将他们排成一列，每斩一人即向下一人招降，但直至*到最后一人也没有投降的。
司马昭又将诸葛诞在魏国的家眷全部*掉。五月，司马昭胁迫朝廷任命自己为相国（等同丞相），封为晋公，食邑八个郡，加赐九锡（皇帝赐给大臣九种礼器，为最高赏赐)。他假意前后推辞了九次，才答应受命。
自此，朝廷完全被司马昭掌控，皇帝曹髦根本过问不了朝政。这时在司马府做幕僚的阮籍见司马昭独揽大权，一手遮天，感到曹魏皇室大势已去，司马氏取代曹魏已不可逆转，不由心灰意冷。
阮籍听说步兵校尉府有个伙夫很会酿酒，府内还储藏了三百斛好酒，便主动请求去做步兵校尉，司马昭答应了他。阮籍上任后，整日纵情豪饮，不问世事。尽管如此，司马昭每逢会议，依然会邀请他参加。
却说洛阳城外的北山（今河南苏门山）来了一位叫孙登的隐士，人们都说他是“活神仙”。司马昭想知道此人的来历，就派阮籍去访问。阮籍进山去见孙登，看他相貌温和，头发长而散乱，披着一件破草衣，装扮很古怪。
阮籍见孙登盘腿坐在岩石边上，就走到他跟前，张开两腿，像簸箕一样不拘礼节地坐下，主动与孙登攀谈。阮籍从黄帝、炎帝的清静无为之道说到夏商周三代圣君的仁政，并不时问他的看法，孙登却昂着头一言不发。
阮籍又谈起儒家的德教和道家的养生心法，孙登仍然无动于衷。阮籍觉得他高深莫测，于是起身对着孙登长啸一曲，啸声清脆嘹亮。一曲吹罢，孙登突然露出笑容开口对阮籍说道：“不错，再来一遍吧。”
阮籍又啸歌一曲，啸罢转身再看孙登，孙登已进入禅定中。阮籍等了很久，孙登都没有睁开双眼，无奈之下只好离去。行至半山处，突然山顶传来一阵悠长的啸声，大有地动山摇之势。阮籍回头探望，只见孙登正在向他挥手。
阮籍驻足聆听，啸声缭绕不断，如天乐齐开，如梵琴拨响，又如百凤齐鸣。阮籍惊叹孙登的啸声竟是如此超凡脱俗。从啸声中阮籍深深悟出了孙登的豁达以及对世俗的不屑。良久，啸声停止，阮籍再看山顶，孙登已不见踪影。
后来，阮籍写了一篇《大人先生传》。文中虚拟了一位生于远古，长生不老，四海为家，独求大道的大人先生，其原型就是阮籍自己。文中所说“自以为是的人非议他，没有见识的人责怪他”，也正是阮籍所处社会环境的真实写照。
文章开头，阮籍以有人遗先生书阐述了儒家对立身处世的看法，继而批判那些奉行礼法，外饰仁义，内怀贪婪的伪君子。阮籍又以“先生并不因世人的非议而改变自己的所为”，表明自己不肯向世俗低头，不肯向司马氏妥协的态度。
阮籍借文章抨击了统治者利用礼法束缚下层民众的虚伪本质，认为“君主拥立而暴虐兴起，臣僚设置而贼乱产生”，揭露司马氏“假托廉洁而实现贪婪之欲，表面仁爱内心险恶”的丑陋嘴脸。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读书人动辄被*。因担心家人和自身的安危，阮籍只得屈服于司马氏。阮籍看不到自己的前途，内心很痛苦。而司马氏利用礼教为其野心披上华丽的外衣更令他反感，他于是索性用反礼教的行为来宣泄心中的不满。
也许是内心的积郁太深，阮籍反礼教的行为因为母亲的去世而变得更加无所顾忌。这一天，阮籍正和朋友下棋，突然传来阮籍母亲去世的消息。朋友连忙丢下棋子起身，不料阮籍坐着一动不动，还要求对方继续与他下完这局棋。
下完棋后，阮籍站起身来，脸上毫无表情，也不和朋友道别，径直离去。他并没有回家，而是跑到一家酒店里一下喝了三斗酒（约等于现在的九市斤）。喝完，阮籍抬头长啸数声，突然吐出一大口鲜血。
阮籍回到家里，前来给他母亲吊孝的人络绎不绝。按照儒家丧礼的规定，客人来吊孝时，主人要先哭几声，哭完后客人也要跟着哭几声。可是阮籍却喝得酩酊大醉，叉开双腿，很不礼貌地坐在床上，谁也不搭理。
阮籍的举动弄得众人很尴尬。这时有个叫裴楷的年轻人从人群中走出，他也不和阮籍打招呼，到阮母灵堂前自顾自地哭了几声便离去。事后有人问他：“凡是吊丧者，主人必须先哭泣，客人才施礼。阮籍既不哭也不言语，你来哭什么？”
裴楷回答道：“阮籍是超乎世俗之人，所以不崇尚礼教法典。而我是世俗中人，自然要以礼法来约束自己。”裴楷当时年仅二十一岁，已经是很有名气的名士。人们听他这样说，都觉得裴楷与阮籍相知至深而各得其所。
在场的人群中还有嵇康的哥哥嵇喜。嵇喜虽然有才华，但热衷于官场。阮籍很不喜欢他，见嵇喜走到跟前，便以白眼相对。嵇喜在众人面前异常尴尬，悻悻离去。
母亲下葬这天，阮籍不顾礼教规定，蒸了一头小猪，边吃边饮酒，喝了两斗酒后，才向母亲的遗体告别。这时他才哭出了第一声，并吐出大口鲜血。阮籍逆礼法而行是因为对时局的不满，作为儿子的他又何尝不想痛哭一场！
阮籍在居丧期间应邀出席司马昭的宴会。宴席上他大口吃肉，大杯喝酒，引起不少人的非议。司马昭的宠臣、司隶校尉何曾指着阮籍说：“卿放纵自己，违背礼制，乃败俗之人，今忠贤执政，综核名实，像卿这样不可提倡。”
阮籍也不理会，只顾自己喝酒吃肉。事后何曾又对司马昭说：“公以孝治天下，怎么可以任由阮籍守丧期间在你座旁饮酒吃肉呢？应该将他放逐到边疆，以正风教。”司马昭虽然残暴，却也爱惜阮籍的才华，反而替他开脱。
这时嵇康从河东回到洛阳，嵇喜便将自己遭到白眼的事告诉了他，说阮稽是一个不懂礼法，不尽孝道的人。嵇康听了马上带着琴和酒去见阮籍。嵇喜见了一下子糊涂了，因为礼法规定有丧事的人家禁止弹琴喝酒。
嵇康的到来令阮籍十分高兴，对他青眼有加。阮籍与小自己十三岁的嵇康志趣相投，都不拘礼法，而嵇康敢于对抗司马氏，这让阮籍由衷地欣赏和佩服。二人久别重逢，相聚甚欢，喝酒畅谈，抚琴啸歌，直至日落黄昏。
嵇康听阮籍说汲郡（今河南辉县）的北山有个叫孙登的世外高人精通音律，便前往拜访。北山离太行山约三四十公里，背依崇山峻岭，俯临碧波清流，山上松柏叠翠，静空幽僻。山虽不高，却因地处平原，亦高出四野。
嵇康在北山山顶的一处土窟内见到了孙登，说明来意。孙登当即为嵇康弹了一曲，琴声悠悠扬扬，十分委婉动人。嵇康听后被深深打动，感叹孙登琴艺高超，乃世间真正的高人，于是请求拜孙登为师，跟随其游学。
嵇康跟随孙登左右，每次向孙登提问，孙登都不回答。就这样过去了三年，嵇康将要离别，便对孙登说：“先生难道就没有要对我说的话了吗？”孙登这才开口对嵇康说道：“你懂得火的道理吗？”
孙登解释道：“火得薪而燃，继而有光，即使不刻意用光，其实还是有在用光。人有才华，即使不刻意去用，结果还是会用到。故而，得薪要惜用，保证有薪，才会有光。人当同理，人得生命而存，才得人而发，无生命无一切。
孙登对嵇康说道：“所以用光先要有薪来燃火，才能保证光的照耀；施展才华也要识时务，保全自身。现在的你虽多才，但见识寡浅，不懂人情世故，很难在如今的乱世中生存。看来你是不会明白了，你是个无求的人啊！”
孙登说完不再作声，嵇康拜别孙登回到家中，当天晚上就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遇到已作古的三国名士王烈。王烈带嵇康进到山里，找到一块像软糖的石髓，先自己吃了一半，然后给嵇康，谁知石髓一到嵇康手里就变成了石块。
王烈和嵇康又进入一处石室，王烈在石室中看到一本闪耀着白色光芒的古书，就叫嵇康去拿，嵇康刚走上前去，书就不见了。王烈于是叹息道：“叔夜志向与情趣都不平常，却总是不能遇上成仙的契机，这真是命运啊！”
嵇康游学回来的这一年正好是甘露五年（公元260年），曹髦已十九岁。此时的曹髦对司马昭日益膨胀的篡位野心，已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他深知自己难以与之对抗，却又不甘心继续作傀儡皇帝。
甘露四年（公元259年）正月，豫州宁陵县境内，有人在一口井里发现了两条黄龙，天下百姓都认为这是大治的征兆，朝中大臣也纷纷上书曹髦和司马昭，以表恭贺。司马昭大喜，向大臣们询问出现双龙是何征兆。
心腹贾充认为双龙出现是在预示司马昭和当今皇上并立为真龙天子。曹髦听后，很气愤，便写了一首《潜龙诗》：“伤哉龙受困，不能跃深渊。上不飞天汉，下不见于田。蟠居于井底，鳅鳝舞其前。藏牙伏爪甲，嗟我一同然。”
曹髦以潜龙自比，感叹受困的潜龙命运悲惨，不能够上飞九霄，也不能够畅游田野，只好委屈地蜷缩在井底，眼睁睁地看着那些黄鳝、泥鳅在眼前穿来穿去，而自己还要把锋利的爪牙藏起来，蛰伏在淤泥之中。
曹髦在诗的最后写道：“孤虽然贵为真龙天子，但是跟这条蜷缩在井底之下的黄龙又有什么区别呢？”这首诗很快传到司马昭那里，惹得他大怒。不久，司马昭在大殿上公然指责曹髦。面对司马昭的嚣张气焰，大臣们没有一个敢做声的。
曹髦憋着一肚子气回到后宫，想到自己身为一国之君，却处处受制于司马昭，即便自己甘愿做司马氏的傀儡皇帝，这位子也休想长久，迟早有一天会被司马昭拿走。曹髦想到这，决定铤而走险，要跟司马昭拼个鱼死网破。
甘露五年六月一日的夜里，曹髦突然命冗从仆射李昭、黄门从官焦伯以及其他几名宫廷侍官到陵云台，又集合了宫中卫兵、仆人和太监，给他们分发铠甲、军械，组成了一支数百人的讨伐军队。
曹髦又召见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对他们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朕不能任他羞辱，坐在这里甘心地等着他来把我废除，你们要助我讨伐这个奸贼。”王经一听，惊出一身冷汗，连忙劝曹髦慎重考虑。
曹髦从怀中掏出一块黄绢诏书掷到地上,喊道:“是可忍,孰不可忍!朕意已决，虽死何惧？”说完，就到后宫去请示皇太后。王沈和王业觉得曹髦是在自取灭亡，害怕殃及自己，慌忙叫王经与他们一起去向司马昭报信，但王经不去。
曹髦禀告皇太后之后，不顾太后的劝阻，拔剑在手，坐上车辇，率领着军队大呼小叫地直奔相府而去。此时天已拂晓，司马昭的弟弟屯骑校尉司马刚好有事入宫，他与随从在东止车门口撞见曹髦的军队，不由大吃一惊。
司马仙见情况不妙，正要上前阻止。不等司马仙开口说话，曹髦的军队就已经冲了过来，并大声呵斥道：“天子有事到相府，敢拦阻者斩。”司马仙一行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一时束手无策，只得慌忙躲避。
曹髦赶跑司马伷后继续前行。另一边,司马昭也已得到消息,立刻让心腹贾充领着千余名禁军前去阻拦。很快，双方在南面宫阙(宫门前两边供瞭望的楼)之下相遇，曹髦见了，挥剑便砍，禁军哪敢抵挡，纷纷躲闪。
这时贾充的部下、担任太子舍人的成济问贾充道：“情况紧急了，该怎么办?”贾充正没辙,一听他这样问,就说:“司马公蓄养你们,正是为了今日。今天的事，不用问了！”成济立即举起长戈上前刺*曹髦。
曹髦没料到有人敢当众对自己动手，一时大惊失色，连忙呵道：“天子在此，匹夫敢无礼乎？”话音未落，成济的戈已击穿曹髦的前胸，锋刃透出后背。曹髦身体一晃，跌出车辇，当场毙命。
就在这时，天空突然乌云翻滚，暴雨如注。司马昭得知曹髦被*后，故作震惊，连忙赶往现场跪倒在地。随后，司马昭进入宫殿，召集群臣议论。群臣听说此事都很震惊，尚书左仆射陈泰主张把贾充*掉。
司马昭考虑了良久，才对陈泰说道：“君再想想，可否处罚比贾充级别低的人？”陈泰回答：“天子的死事关重大，我只知道要*更高官位的人，不知还有*低级官位的。”司马昭不再做声，直接到后宫逼郭太后降旨将曹髦废为庶人。
可怜曹髦在位六年，最后连皇帝的身份也没有，这就是历史上为何称他为高贵乡公的原因。司马昭担心日后背上弑君的罪名，还在诏书上称曹髦“悖逆不道，自陷大祸，死有余辜”。对他的葬礼也只准按照百姓的规格办理。
司马昭又以教唆圣上犯错的借口处死了曹髦的心腹王经。而王沈因为告密被司马昭加封安平侯，食邑二千户。二十天后，司马昭为平民愤，将成济斩首，并夷灭三族，成济的兄弟不服，光着身子跑上屋顶，大骂司马昭，结果被乱箭射*。
司马昭又自作主张，立年仅十五岁的曹奂（曹操之子燕王曹宇的儿子）为帝。至此，司马昭篡夺曹魏政权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这让隐居在家的嵇康更加痛恨，并坚定了与司马氏抗争到底的决心。欲知后事，请看《广陵绝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