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8日，南昌中院公开审理上海一中院原院长潘福仁受贿案，潘的妻子被另案处理。 （南昌中院官网截图/图）
2019年底，安徽来安县委原*刘荣祥，被马鞍山市中院一审认定犯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获刑13年6个月。判决书称，其受贿款中有170万元，系他分别与妻子潘朝红、前妻王启霞共同受贿。
尽管被指共同受贿，但刘与两任妻子却不在同一法院受审。她们再被一分为二，案件由滁州市琅琊区法院分别审理。
3名被告人，3起案件？在刘荣祥的辩护人仲若辛看来，这不利于法官查明事实，他和另一辩护人周泽已于2020年3月，向安徽省高院寄出了并案审理的申请。
一起共同犯罪案件因特殊规定、原因而分离为多起，这个名为“另案处理”的处置方式并不鲜见，在职务犯罪中尤甚。2020年1月，上海一中院原院长潘福仁案二审宣判，被指共同受贿的妻子、女婿亦被“另案处理”。家属案件的走向，会受到潘案影响几何？没人能说清楚。
在更宽广的领域，“另案处理”本身的必要性受到承认，但引起的讨论也从未停止。受访律师、学者普遍呼吁，应就“另案处理”的并案规则、证据适用、后续监督等出台更精细化的规定。
“并案”不易
另案处理的做法由来已久。
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结果显示，2019年出现“另案处理”字样的刑案法律文书，共98747份，占该年刑案文书的6.33%，而2018年、2017年的数据分别是6.22%、6.57%。
这是已审结案件中“另案处理”所占的比例，多年前，在公安机关办案阶段，比例则要高得多。
2013年，最高检侦查监督厅、成都市检察院的3名检察官，在一篇调研报告中披露，2011年全国另案处理人数占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案件总人数的19.31%，移送审查起诉阶段稍有下降，但仍有18.49%。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生对南方周末分析，实践当中，有的“另案处理”确有必要，最典型的是部分被告人在逃的案件，已抓获的被告人自然应该及时审判。
大多受访律师认为，另案处理有时虽难以避免，但弊端明显：一旦案件一分为二，“另案”的被告人通常无法在“本案”庭审中接受发问、质证、出庭作证，并与其他被告人对质。
进而，法官难以了解完整事实，不便区分各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易造成量刑失衡。
也就是说，某种意义上，另案处理在保障诉讼推进的同时，可能会牺牲一部分实体真实，必须严格规制。
“但检察院、法院一般不追着并案。”在一办理多起相关案件的律师看来，“律师不提，并案的少，律师提了，并案的也不多。”
2019年，合肥的“醉江山诈骗案”算是并了一半，醉江山是被指控实施网络诈骗的购物平台。
对郭某等27人的起诉书认为，该平台是郭某从黄某处购买的，黄某按郭某的要求，对平台功能进行调整修改和日常维护。
“按此认定，黄某是郭某等人所谓诈骗活动的共犯。”郭某的辩护人认为，黄某究竟有无按照郭某要求调整修改软件，如何调整修改，对查明郭某是否有犯罪故意、是否构成诈骗非常重要。然而，起诉书载明，黄某被另案处理。
起诉书未提及的是，醉江山另有四十余名业务员也被以涉嫌诈骗立案。前述辩护人说，郭某等27名总监、经理几乎不与客户直接接触，直接与客户接触、实施所指控诈骗行为的是业务员，那么，业务员是否诈骗、如何诈骗，只有一并审理，才能查清全案事实。
2019年12月，郭某等27人案的辩护人何兵、周海洋、肖之娥，向合肥中院申请将该案与黄某案、业务员案并案审理。
最终，法官只同意该案与业务员案并案，但不同意与黄某案并案。
并案显然有助辩护人了解事实全貌。肖之娥告诉南方周末，在此之前，案卷中的业务员笔录只有一部分，并案后则加了案卷材料。不过，黄某案的证据，在郭案中至今不全。
对此，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副教授吴俊认为，即使另案处理，两案的证据材料，也应该共享。
有的另案处理却是“另有所图”。陈永生注意到，这在行贿受贿等案件中较为典型。刑诉法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不可以定案，但有时，一些案件偏偏只有行贿人的供述，连受贿人都没认罪。
陈永生说，为了定罪，有时司法机关把行贿人、受贿人分在两个案件，将行贿人的供述“转化”为指向受贿人的证言，规避口供补强规则，“这很容易导致错案”。
“存在现实考量”
相比之下，安徽来安县委原*刘荣祥与两任妻子的共同受贿案，不仅分案办理，还异地、异法院、异级别、异诉讼阶段。这给辩护带来新的难度。
像所有另案处理的案件一样，3人无法在同一案件中出庭接受发问、质证甚至对质。刘荣祥的辩护人仲若辛认为，这不利于查明事实。
对此，刘案一审判决书回应称，刘案、王案是由不同办案机关立案查处，分案处理并无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不影响案件审理，不影响查明事实。
多名前检察官分析，这类现象原因复杂，有的是指定管辖导致出现了“另案”，有的是“办案策略”，有的存在其他原因。不过，为了查明事实，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上级司法机关也有协调并案的空间。
令仲若辛担忧的是，刘案正在安徽高院二审，而该院是审理潘案、王案的琅琊区法院的上级法院，一旦刘案先作出终审判决，按照司法实践，潘案、王案可能也会是一样的结果，这可能提前导致后两起案件“未审先判”。
被另案处理的当事人会不会成为多米诺骨牌的最后一张？律师苦恼的某些“另案”，在办案人员眼里，背后存在现实考量。
一名前检察官介绍，实务中，有的贿赂案件会先办行贿人，有的合同诈骗案会先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案，相当于先“固定证据”。
公开报道显示，2015年，某汽车公司高管被指控受贿罪，48名行贿者中有10名被另案处理。检索发现，这10起“另案”，不少在前一年就已判决。
受访律师们注意到了这一现象，有人说，用前一判决“攻击”后一庭审的被告人，后者又在前诉中没辩护权，显然结果不利，有时会沦为“谁最后受审，谁倒霉”。
最后防线在哪？
实务中的常见做法，法学学者不完全认同。
陈永生对比发现，最高检《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确实规定了，生效裁判确认且未依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的事实，是一种免证事实；然而，最高法的刑诉法解释并没有关于免证事实的规定。
“最高法肯定不是忘记了，而是法院审判的证据标准更高。检察院认为这可以免证，但法院不认可。”陈永生认为。
“这是有道理的。”他介绍，在一些发达国家，将生效裁判的预决事实作为刑事诉讼的免证事实，有着严格的条件：第一，案件事实相同，第二，当事人相同，包括被告也要相同，第三，被告在前一程序当中参加了审判，行使了质证权。对照这些标准，一些被另案处理的案件肯定是不符合的。
吴俊认为，只要有充足的相反证据，刑事裁判文书认定的事实也可以被推翻，“但客观现实是，即使是民事裁判文书认定的事实，几乎也不会有法院在后诉中推翻”。
已有法院就这类问题开展过调研。广东高院曾撰写《关于统一全省法院刑事证据采信标准的调研报告》，明确表态：“外省法院所制定的刑事证据规则中，有的将此（即：其他刑事判决确认的事实）规定为免证事实，我们认为是不妥当的。”
该报告直言，对未参加前诉的被告人来说，这种做法“实质是缺席判决”，是“剥夺了辩护权”。
无论如何，法院是面对某些“另案处理”乱象的最后防线。
曾担任法官的律师刘昌松对南方周末说，制约不正常的“另案处理”，法官可以有所作为，“方法很简单，就是大胆传‘另案处理’,甚至完全被放纵的同案被告人出庭作证，以查明本案事实”。
吴俊也觉得，如果庭审能保障对质和律师发问的权利，侦查机关决定“另案处理”时无疑会更慎重。
“但实践中，不少法官对并案申请都不积极。”刘昌松有些担忧，这同一些地方多年形成的侦查中心主义惯性有关。
异化之后识别难度不小
陈永生发现，司法实践中，另案处理还发生了异化。据其观察，一种典型的异化现象，是“另案处理”变成了“另案不理”。
2016年，南方某市两位民警被指控“捞人”而受贿近百万。按照起诉书的说法，民警赵某收了嫌疑人家属95万元，随后给经办民警刘某16万元。“捞人”失败之后，嫌疑人家属举报了赵某、刘某等人。
赵某被抓近一年后，受贿案开庭审理。不过，他是起诉书唯一的被告人，刘某则被标注“另案处理”。
事实上，赵某受审时，刘某连“案”都没立，彼时还在派出所正常上班，赵某辩护人当庭追问为何刘某没被立案，公诉人委婉地说，检方“已经向有关单位发送了立案侦查建议书”，建议对刘某等人立案。
一个极端的案例是，一名“嫌疑人”1996年被认为是抢劫*人案的6名凶手之一，因当时不在当地而被“另案处理”，但据《新京报》报道，二十多年来，他逢年过节时多次回家，还两次去派出所办身份证，甚至还回当地公开办厂。
蹊跷的是，他称，从没办案人员问他是否参与抢劫*人，也不知自己被“另案处理”。而另外5名“凶手”，这些年一直在申诉。
在多名政法人士看来，是否另案、后续如何处理，侦查机关是第一道关卡，也有较大决定权。
除在逃等情形外，一些“另案不理”的案件，有的确是“理不了”，比如证据障碍；有的本身就是侦查策略，比如将涉案的被告人家属列为“另案处理”，不说不处理，也不说怎么处理，让相关人员有所顾忌，或者作为“污点证人”搁置一边；有的是存在权力寻租嫌疑，以逃避或降格处理。
检察机关可以识别不正常的“另案不理”吗？多名政法人士对南方周末表示难度不小。一名前公诉人坦言，他们首要工作是审查起诉，既然侦查机关都说了“另案处理”，一般就是等着处理完了、诉过来了再说。
针对后续处理的问题，2014年，最高检、公安部在联合出台的《关于规范刑事案件“另案处理”适用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中明确规定，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建立对“另案处理”案件的动态管理和核销制度，并且，每6个月对办理的“另案处理”案件进行一次清理核对。
多名曾在公安系统任职的人士表示，在治安管理任务较重的地方，落实此举有一定难度，“如果清理，基本也是看看重大敏感的”。作为应对，一些地方建立了“另案处理”的信息化平台。信息互通或许可以减少“另案不理”的现象。
2014年发布的指导意见，是“另案处理”规范化的重要一步，首次统一界定了另案处理的适用范围、审批程序、监督机制。
在受访学者看来，指导意见由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出台，而最高法没有参加，这种情况比较少见，“是不是说明，最高法可能还有其他的考虑？”
指导意见细化相关要求之后，也有的办案机关想出了“对策”，对一些案件索性采取了模糊化的做法，不再标注“另案处理”。
苏州大学的吴俊，就代理过一起这样的案件。2015年，浙江某镇政府组织力量拆除违章建筑，吴俊的当事人遭到了多名参与拆违的民工殴打。查清是谁打人并不难，但吴俊发现，起诉书中，有名有姓的打人者仅出现被告人一人，更不用说标注“另案处理”。
法院最终认定存在共同犯罪，并判被告人有罪。那么，其他嫌疑人是谁、在哪里？“法官说，公安会继续侦查的。”吴俊遗憾地对南方周末说，后来不了了之。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欧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