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由西方传教士署名著译的中文著作，大抵以耶稣会士为主，而同时代来华的其他修会传教士中，尽管也有不少人通晓汉语，并撰写、出版过不少中文论著，但却较少得到研究者的关注。其典型者莫过于多明我会（Dominican Order），该会从明末起就进入东南中国传教，不仅建起了十分稳定的传教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宗教传统，在沟通中西文化方面也发挥过重要作用。此时期入华的一些多明我会士，其汉学造诣亦非如常人所想远逊耶稣会士，而是达到相当好的水平，其中佼佼者如万济国（Francisco Varo）之辈，亦与同时代的耶稣会士汉学家差堪比肩。由于目前研究多明我会在华传教活动及其汉学成就的论著尚不多见，本文拟分析16～18世纪多明我会士的一些中文作品，并从读写（literacy）角度探讨多明我会士在中西接触中的“文化中间人”角色。
一、马尼拉地区的中文书籍
1571年，西班牙殖民者在黎牙斯比（Miguel López de Legazpi）的带领下占据了马尼拉，并以此为据点逐渐控制了菲律宾群岛，构建起了以马尼拉城为中心的殖民网络，开展与亚洲各国贸易，并采取积极吸引华商前来贸易的政策。随后，大量东南地区的中国人来这里经商，其中数量最多的是来自福建漳州与泉州地区的闽南人，这些较早与西班牙人接触的闽南人成为多明我会传教的主要对象。当时从福建前往马尼拉“通番”的人中，也有一部分是来自社会底层的文人，尽管他们没有科举功名，但因为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属于识字阶层。这些出海经商的下层儒士中有一些人皈依了天主教，例如，17世纪初耶稣会士J. Almerici在马尼拉皈依的最早一批华人教徒就有一位是文士，这位文士来到马尼拉后，在Lagyo的教堂由主教亲自施洗，洗礼名为保禄，后来成为当地一位杰出的教徒。同样，1590年，一位与多明我会士高呣〔口 羡〕（Juan Cobo）相熟的海商教徒Pablo Hechiu也是一位文士。毫无疑问，高呣〔口 羡〕等传教士最初就是在这些华商文士教徒的帮助下学习了中国语言文字及闽南方言，并在他们的协助下撰述了第一批中文论著。
根据龙彼得（Pier van der Loon）的研究，1593年至1607年间，在马尼拉刊刻的以多明我会传教士名义撰述的中文著作至少有四种。第一种是著名的《辩正教真传实录》，或称《新刻僧师高呣〔口 羡〕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该书作者高是最早被委派到涧内（Parián）华人聚居区传教的多明我会士之一，在皈依闽南“生理人”（Sangleys）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从书首文字可知，该书于1593年（明万历二十一年）刊刻于马尼拉。高呣〔口 羡〕在书中曾提到了撰写本书的原因：
僧虽外国也，窃闻风兴起，有志于中国之圣道遗教焉。然日夜焦思，知惟道可以敷教，惟学可以知道，惟亲贤人君子可以广道教之传，是以下问不耻，省察不忘，时加辩论工夫，念兹在兹，释兹在兹，求旨意于书言文字之表，虽未敢比方我佛郎机之僧众，谓不得而逾我也。但自习学中华，以至于今，迄有数年余，颇谙其归趣，窃附以己意，遂定着《实录》一章，以俟后学从教之人，庶可为观感之资云尔。
也就是说，本书的宗旨在于传道敷教。全书一共有九章，内容除了阐明天主创造万物等基本教义之外，也包含介绍一部分的欧洲天文、地理、自然知识。该书并非终稿，在第九章末尾中有一段话：
本庙僧羡……但聊述几篇，余功未完，适奉委国度之役，候来年再加详尽编撰，窃附为实录全章，姑着此以为首引。
在这段文字中，高呣〔口 羡〕已明确提到因为其本人另有任务，因此本书只是未完稿，他希望将来能够有时间完成“实录全章”。可惜的是，1592年11月，当他从日本返回马尼拉途中船只出事，死于海难，这部实录也就无法完成了。
第二种是一本教理书，原书缺中文书名，仅有西班牙文题为Doctrina Christiana en Letra y Lengua China, compuesta por los Padres ministros de los Sangleys, de la Orden de Santo Domingo, Con licencia, Por Keng Yong , China, En el Parián de Manila，按字面理解该书名为《天主要理》。书中也指出编者为负责向“生理人”传道之多明我会传教士。该书一共有33张，正文31张。此时期多明我会传教士向菲律宾土著族群传教，曾经完成了一本他加禄语的教理书，而这本中文教理书的出现，表明多明我会同样十分重视向在菲律宾群岛经商的中国人传教。关于本书的作者及完成时间存在争议，龙彼得认为本书应该出自最早受命向涧内华人传教的多明我会士Miguel de Benavides、高呣〔口 羡〕、Domingo de Nieva或Juan Maldonado de San Pedro Martir等人之手，其中前两者较早掌握中文及闽南方言，因此也最有可能。至于刊印时间则很难确定，大体在1593年前后。
从内容及文法上看，《天主教理》表现出与《辩正教真传实录》截然不同的一面。后者文字典雅，摘引儒家典籍字句，显然针对的读者是知识阶层。前者则文字鄙俚，具有典型的“生理人”语言特点，显而易见只是一本纯粹的闽南语方言土白传道书，其读者群是识字不多的底层华人。
此外，同时期在马尼拉刊刻的还有另外两部中文传教书籍，一种是《新刊僚氏正教便览》，该着署名为“巴礼罗明敖黎尼妈”，两卷本，刊刻于1606年。此“罗明敖黎尼妈”即为Domingo de Nieva，他于1587年抵达菲律宾，先是在土著人中传教，1590年被委派到涧内等地，专门负责华人传教事务。罗氏在华商的帮助下初步掌握了汉语后，就试图将西籍译成汉语以便传教，正如他在书中序言指出的：“夫道之不便行，语塞之也；教之不明，字异迹也。僧因行道教，周流至此，幸与大明学者交谈有既，粗知字语，有感于心，乃述旧本变成大明字语著作，此正以便入教者览之。”此段序文中罗氏所提到的“大明学者”，应该就是那些华商文士教徒，也正是在他们的协助下，罗氏才可以编译、刊刻出这本天主教汉籍。同样，1607年马尼拉刊刻有一本《新刊格物穷理便览》，该书署名为“巴礼多马氏”，此“多马氏”当为多明我会士Thomas Mayor，他于1602年抵达马尼拉，随后被委派到比农多（Binondo）的华商中传教。从《新刊格物穷理便览》所载内容可知，该书是一部编译自西籍的中文教理书，文辞平实通顺。应当也是在华商教徒的助译、润色之下才得以完成。这本书是多明我会在菲律宾完成的第四本中文书。
除了以上四种中文书籍之外，当时由多明我会传教士在马尼拉地区完成的中文著述应当还有一些。例如现存一部编辑于1620年的《漳州语辞》（Arte de la Lengua Chio-chiu），严格来说该书只是一本闽南方言词典底稿，还不能算是一部已经完成的中文著作。此书开首没有注明著述时间，但在正文的第58页出现了一行字“万历四十八年”，即1620年，可以推断此书应该是编写于当年。
《漳州语辞》正文一共62页，首2页，末尾2页，全书共66页。全书收录大量常用词汇，分柱状三栏排列，首栏是罗马字闽南语注音，第二栏是汉字，第三栏则是对应的西班牙语。从全书内容来看，编者有进行简单的分类，正文第一部分从1到28页主要是关于日常交流用语，包括生活习语，还包括较多的传教用语，比如“僚氏”（Dios）、 “僚氏无极大”、“阮神魂”（Mi anima）、“巴礼”（el Padre）、“念经”、“化天地”等。也包括一些常用地名，如民希腊（Manila，马尼拉）。第二部分从29到39页则是计数语汇。包括从一至一百，以及百以上的计数，百、千、万到亿兆的计数。第三部分从39到56页也是计数语汇，但与前面单纯的数字不同，此部分主要是选择生活中常用的量词，并举有例子。第四部分从57到62页则是时间计数语汇，包含从礼拜一到礼拜六，年月日的计数等。其汉字书法工整谨严，这本辞典也揭示出曾经一度广泛流行于东南亚海域的闽南方言，是大航海时代的一个重要沟通工具。此外，根据一些西文资料记载，当时一些在马尼拉活动的多明我会传教士还编有其他类似的汉西词典，不过目前笔者尚没有发现留存的稿本。
马尼拉时期是多明我会传教士中文著述的第一阶段。此时期多明我会士已经开始重视向华人传教，希望借助闽南人的通商网络进入中国。在菲律宾群岛的闽南人帮助下，他们不仅掌握了中国语言文字及闽南方言，而且也撰写、出版了一些中文书籍。与同时期的其他修会相比，多明我会可说是较早运用中文及地方方言来传教的团体，体现出其具有很强的本土化传教意识。
二、福建地区的中文书籍
多明我会传教士注意针对前往菲律宾群岛经商的闽南人传教，很显然是希望能够借助闽南人的商贸航路，绕开葡萄牙人掌控的澳门—华南路线，另行开辟一条马尼拉—闽台传教路线。1632年多明我会士高琦（Angel Cocchi）成功进入福建，标志着这条多明我会航线正式开通，多明我会逐渐建起了一个稳定的闽东传教区，并由此也扩展到闽南以及与闽东交界的浙江温州、金华等地，奠定了多明我会在中国大陆的三百余年传教基业。
在进入福建地区传教后，多明我会士一开始也希望能够像耶稣会那样采取知识传教的方式，因此，他们首先借助的也是文人网络。在郭邦雍、缪士珦等闽东籍文人的帮助下，高琦及随后到来的黎玉范（Juan Bautista de Morales）、苏芳积（Francisco Díez）等人得以在闽东初步打开传教局面。随着传教活动逐步进展，多明我会也根据传教的实际需要刊刻了一部分中文书籍。目前所见由多明我会士在福建地区完成的中文著作主要有如下几种：
第一种是《天主圣教入门问答》，这是目前所知由多明我会士在福建地区完成的最早的中文书籍。关于该书的作者，在该书卷上首页留有署名为“传教会士施若翰集，同会苏芳积订”，可知是由多明我会士施若翰（Juan García）选集，并由苏芳积订正。此外，在书籍扉页上有一段话：
入门问答。天主圣教载籍极专，理道极玄，此书专以启诲愚蒙，故而粗略言之，若有志儒贤，欲穷其底里者乎，则有天学诸书在。崇祯壬午玫瑰草庐识。
文中提到的崇祯壬午年即1642年，此应是该书的完成时间。而玫瑰草庐，则应是当时多明我会在福安城关所建的第一座天主堂——玫瑰堂。
本书的撰述、校订者施若翰、苏芳积都是明末清初多明我会在中国传教的关键人物。苏芳积是西班牙巴利亚多利德人，1632年抵达马尼拉，曾在涧内华人聚居区传教，并学习汉语与闽南方言，1634年被派往台湾传教，次年经台湾进入福建福安，协助黎玉范传教。作为明末天主教会中国礼仪之争事件的重要参与者，苏芳积支持黎玉范在福安顶头村开展了两次关键的法庭调查，并作为多明我会的代表之一，于1636年携带礼仪之争调查结果前往菲律宾马尼拉。他在经由台湾中转过程中，又被派遣携带包括施若翰在内的五位多明我会与方济各会士前来福建传教区传教。此后，苏芳积大部分时间留在福安地方传教，1646年病逝于福安穆洋。除校订本书外，苏芳积还编写过一本汉语词典，在梵蒂冈图书馆收藏有一部其所编手写稿本：“Vocabulario de Letra China con la Explicacion Castellana por el Padre Francisco Diaz”，正文一共91页。
施若翰1605年出生于西班牙雷阿尔，1632年抵达马尼拉，次年被派往台湾地区传教。1637年9月，他跟随苏芳积抵达福安，在接下来的近30年时间里，他几乎都留在福安地方传教，成为多明我会在华传教的先驱者。1665年病逝于福安穆洋。
施若翰的这本《天主圣教入门问答》，是多明我会在中国大陆正式刊刻的第一本中文著作，该书采用的是当时通行的问答体，一问一答，分上下两卷，上卷包括天主章、十诫章、圣号经章、在天章、亚物章五个部分，下卷包括契利斯当章、信经章、撒格辣孟多章、四诫章、真福八端章等五个部分。全书一共十章，内容基本上是关于天主教基本教理的解说。
施若翰似乎具有突出的语言天赋，据说他之前凭借一些从马尼拉携带来的语法书学习官话，在抵达福安三个月左右就可以与当地人交谈了。在同时代的多明我会传教士群体中，他的汉语水平应该是比较高的，闵明我（Domingo Fernández Navarrete）就曾经提到他很好地掌握了“官话”。除了本书之外，他可能还撰写有一本中文教理书。在《天主圣教入门问答》卷下“信经”部分，他曾经在解释“天主降生受难”一节时提到“另有全书备论”，可能即是此类书籍，不过可惜的是没有留存下来。
第二种是《圣教孝亲解》。这实际上是一篇小册子，署名传教会士黎玉范述，现梵蒂冈图书馆藏有一抄本。黎玉范是中国礼仪之争中的关键人物。1597 年出生于西班牙埃西哈，1620 年受传教远东宗教热情激励，与高琦等同会会士乘船前往亚洲。他先抵达墨西哥，并在这里晋铎。1621年3月离开墨西哥港口阿卡普尔科（Acapulco），1622 年夏抵达菲律宾马尼拉。黎玉范先是受命到比农多服务，1625 年被任命为涧内区主教代理，负责向侨居此处的闽南华商传教，并因此学会了闽南方言。1633年进入福建福安传教。正是在福安传教期间，他与方济各会士利安当一道发现了当地教徒中存在的祭祖敬孔习俗，组织了宗教调查，并于1643年亲赴罗马，向时任教宗乌尔班八世报告了中国礼仪问题，由此掀起了中国礼仪之争的波澜。黎玉范1649年返回福建教区，此后基本上都留在闽东传教，1664 年病逝于福宁教堂。
《圣教孝亲解》总共只有八张，正文用中文抄写，旁边则有相应的西班牙文译文。内容主要是陈述天主教关于孝礼的本义：
天主圣教孝敬父母第一要也，宇宙孝礼万难儗天主教中孝礼，何以故？为教中有天主十诫，前三诫总是爱慕天主，后七诫第一孝敬父母也，但教中孝敬之礼，不慕虚文，全重真实，虽无外物，尤亟内志，双亲在日，为人子者，天主欲其爱敬之，听从其命，衣食其身，代任其劳，顾恤其病……
很显然，此书的完成与当时在中国发生的礼仪之争有着密切的关系，主要是阐明天主教关于孝敬父母的意义。当时为了与耶稣会辨明礼仪问题，多明我会士和方济各会士都撰写了不少这方面的论述。黎玉范在中国传教期间，他最关心的是如何规范教徒遵守天主教礼仪问题，这个小册子显然也是在这个背景下完成的。
第三种是《形神实义》，该书扉页注明本书的撰述者信息为：“泰西传教会士赖蒙笃着，同会万济国、闵明我、白敏峩、罗文炤订，值会万济国准。瀔水祝石、后学三山李九功阅，韩阳王道性、王道甡润。”由这段话可见，本书的作者是赖蒙笃（Raimundo del Valle），他是一位17世纪在福建传教的多明我会士，1613年12月出生于西班牙卡迪斯，1643年抵达马尼拉，向当地华人学习闽南语，并在涧内华人区传教，1655年被派往福安传教区，在当地传教，1657年曾前往浙江金华、兰溪等地活动，1683年病逝于福安穆洋。该书校订者是四位多明我会士，即万济国、闵明我、白敏峩（Domingo Sarpetri），而罗文炤则是其后担任中国天主教首位国籍主教的福安人罗文藻。校阅者是当时两位著名的中国天主教徒祝石和李九功。至于润色者则是福安的两位文人教徒王道性、王道甡。这对王氏兄弟是17世纪多明我会闽东传教区十分活跃的人物，帮助传教士润色了多部书籍。根据书首赖蒙笃的自序，他撰写序文的时间是“癸卯岁蒲月日”，也就是说在康熙二年（1663）农历五月间。据此可推测此书编成于1663年。
列入《形神实义》一*载的著者、校阅者、润色者和批准者人数达到了十人之多，这是其他同类多明我会中文著述中十分罕见的情况，由此也表明多明我会对本书的重视程度。实际上，这本书也确实是17世纪多明我会中文著述中的佼佼者。该书共八卷，主旨是从神学角度论述身体与灵魂的关系，也就是“形神实义”。有意思的是，该书的序文是由李九功撰写的，李九功是明末清初福建天主教会的重要人物，他作为耶稣会士艾儒略的门徒，其交往最多的是耶稣会士，而当时因为礼仪问题，耶稣会已经与多明我会十分不合，那么耶稣会门徒李九功为什么还会在该书编成十年后给多明我会传教士的著作写序呢？
在序文中，李九功提到是赖蒙笃主动向他索序的：“愚承先生驰书索弁，固辞弗获”，而且他读了“赖先生形神实义”之后，认为该书“允为格致之要指，存养之先资”，颇多赞叹。按时间推算，李九功这个时候年岁已高，赖蒙笃应当读过不少明末耶稣会在福建刊刻的中文著作，也知道李九功给一系列耶稣会所刊刻天学书写过序文，在福建天主教文人圈里影响很大，因此他自然也希望能邀请到这位福建天主教的元老给自己所编的这部重要书籍撰序推介，从而扩大影响。
第四种多明我会传教士在福建完成的中文著作是《圣教明征》，该书署“泰西传教圣多明我会士万济国著”。同时在书首的“圣教明征小引”文末有“康熙丁巳岁季春泰西传教会后学万济国道津氏题于玫瑰堂之静寄”一行字，表明这部书完成于1677年。
万济国1627年生于西班牙塞维利亚，1642年加入多明我会，1646年加入黎玉范所带领的中国传教团，并于1649年随黎玉范经马尼拉进入闽南，随后在罗文藻的陪伴下进入闽东传教区，此后大部分时间都在福安地方传教。万济国是17世纪在华多明我会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在黎玉范死后，他成为多明我会在华传教区的核心人物，也是促进多明我会本土化的重要代表，积极培植罗文藻等华籍神职人员，1687年病逝于福安。万济国是17世纪杰出的汉学家，他对中国典籍文化具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并较好地掌握了中国语言文字，其所著《华语官话语法》影响较大。其在神学方面造诣也颇深，《圣教明征》一书虽是一本神学普及读物，但其所选内容却颇有深意。关于该书撰著缘起，万济国在书首的“圣教明征小引”中提到：
圣教来华久矣，乃明理者少而不明理者多，揆厥所由，盖不知吾圣教中之理之至味也。夫嘉肴在前，七箸而尝焉，乃识厥饴，倘弗拾而御诸口，即进易牙而调之五味……圣教诸书，五味之相和，诸品之错列也，高以引贤智，使咀嚼而玩泳焉，如实义、畸人诸篇者是。卑以迪颛蒙，使适口而知旨焉，如蒙引、问答诸篇者。是会友诸君子前既详言之矣。余来华也晚，闻见所及间有谓卑者一嚼而辄尽，高又柄凿而难入，诚如是也，则有厌其味而不欲尝，又有苦其味而不能尝者矣。余用是取西书而敬译之，酌以至当不流于卑不过于高而著《圣教明征》一书，恍若适中之味，人人克尝，庶几不叹高者之难求而卑者之易得也。……故词必求其晓畅，言言昭晰而明着理不涉于艰深，事事切实而足征，俾贤智者可俯而就，颛蒙者可跂而及，是则余作明征之意也。
此外，书中“凡例”中有一段文字：
西海远旅书不同文，强效中邦语言文字，理则圣教之理，文则中邦之文，焚膏搦管，三载始成，是书字句有不顺处，只倩一二教友略为删减，读者当识其理之真，勿怪其词之拙可。
从上文可知，万济国撰述此书，前后花费了三年时间始成。而且底稿也是由其个人所撰，只请几位教徒帮忙润色。由此可见，与同时代的传教士相比，万济国本人的中文书写能力确实是比较突出的。
《圣教明征》全书共八卷二十章，第一卷包括第一章“天地万物必有造之者”，第二章“天主性体”，第三章“天主造成万物”，第二卷第四章“天堂”，第五章“地狱”，第六章“天神魔鬼”，第三卷第七章“灵魂”，第八章“辩轮回”，第四卷第九章“十诫次序”，第十章“首诫”，第五卷第十一章“二诫”，第十二章“三诫”，第十三章“四诫”，第六卷第十四章“五诫”，第十五章“六诫”，第十六章“七诫”，第七卷第十七章“八诫”，第十八章“九诫”，第八卷第十九章“罪宗”，第二十章“重罪”。全书内容基本上围绕着天主教的几大要理展开论述。
第五种是《圣女罗洒行实》，该书署“传教会士罗森铎译述，同会马熹诺、山若兰同订，值会方济觉准”。此罗森铎，应为多明我会士Francisco González de San Pedro，两位校订者马熹诺（Magino Ventallol）、山若兰（Juan Caballero y Esquivel）也是同时代在福建传教的多明我会士。书首有一篇由罗森铎所撰“圣女罗洒行实小引”，简述天主教中对圣人、圣女德行的重视，末尾署“康熙丙戌岁次孟冬传教会士罗森铎题于罗川之橘园堂”，由此可知该书刊刻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左右。
该书是一部有关17世纪秘鲁首府利马城著名的圣女罗洒（Rose of Lima）的宗教传记，罗洒是当地多明我会第三会成员，一生守贞苦修，1617年辞世，年仅31岁。其逝世后当地流行许多她的神迹，1671年由教宗克莱孟十世列为圣品，成为美洲第一位列入圣品的圣女。在罗洒死后，多明我会即开始整理其资料，其事迹在1664年左右已经有编入相应的传记。显然，罗森铎此处所依据的资料可能即来自这些圣迹作品。明末清初时期，多明我会在闽东地区天主教女性群体中倡导守贞修行，由此涌现出了一大批的天主教守贞女，《圣女罗洒行实》这类书籍在闽东刊刻出版，无疑在激励女性守贞修道方面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
第六种是《圣教撮要》，该书署“传教会士罗森铎撰、同会山若兰、赖鸣远同订，值会方济觉准”。也就是说，这也是一本由罗森铎撰述的中文书。该书书首有一篇福安文士教徒王道性作于“康熙丙戌”年的序文，据此推断，该书于1706年刊刻于福州府玫瑰堂。参与校订本书的赖鸣远（Antonio Díaz）也是一位在当地传教的多明我会士。
书首罗森铎撰有一篇“圣教撮要引”，文中提到了编纂本书的缘起：
天主圣教流传中华已久，谅人无不闻其名矣，但未知天主何主，妄为附托，亦未知教内情节，漫相诋毁，良为足惜，亦为足悲，故不得已即天主名号与教内紧要数端，逐条注解，仍加辩惑，词省则易览，文浅则易通，不拘贤庸士农，可以共识，至于奥妙之旨，高雅之文，见于圣教□ □他书，得以详观，而兹特采大略非谓其理之止于此，亦非谓其理之不显具于此也。岁康熙丙戌岁次孟冬传教会士罗森铎题于罗川之橘园堂。
很显然，罗森铎撰述此书的目的是为了向社会大众解释天主教基本教义，同时也为了区分天主教与民间信仰，用王道性的话说，是为了“阐明造物之一原”，“详天神魔鬼之辨，明肉身灵魂之说。斥邪说，解疑惑”。书中总共列了“天主、物不能自生、物非偶然有动而生，物不由理而生，人物非天地生来，玉皇仙佛等、风水、择日、信梦、鸦鸣鹊噪、师巫和煞等、天主圣教、神鬼、灵鬼、灵鬼非气、灵鬼不灭、算命、神鬼饮食、纸钱、世末、轮回、血盆、人之本所”等23条目，并逐条加以解说。
除了上述数种中文书籍外，依照José María González 整理的资料，明末清初时期多明我会传教士在福建地区还撰述、刊刻有不少中文著述，如马熹诺就着有《圣母十五端经会颁赦规条》，华敬（Joaquín Royo）也撰有《圣教要经并要理问答》等书，而黎玉范、利胜等人还编写有大量的班华对照方言土白辞典，但这些书籍笔者尚未得见，只能留待他日再补。
三、天主教刻书与文化网络
由上可见，16世纪以来，多明我会传教士创作了一部分中文著述，尽管这部分中文著述数量无法和耶稣会相比，但也展现了明清之际天主教入华传教士在中文著作方面的多样性面相。这些由多明我会传教士创作的中文书籍，体现了一个远离帝国中央的天主教修会如何在边缘地区推进本土化的某些特点。
从上述多明我会士所完成的中文著述可见，绝大多数该修会的中文书籍撰写、出版，都离不开福建文人网络。多明我会最初在马尼拉传教时，其所撰述的中文著作就是依靠底层闽南籍文士的帮助才得以完成。进入中国大陆传教后，该会中文著述的撰述、刊刻地点也集中在福建地区，目前所见的六种书籍都是在福建地区完成的，而且集中在闽东地区。由此可见，多明我会刚入华传教时，其主要支持者乃是来自福建地方的文士阶层，尤其是闽东的中下层文人，像来自穆洋王氏宗族的王氏兄弟，就是十分活跃的分子，他们不仅协助多明我会士在当地传教，而且帮助他们著书立说，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除《辩正教真传实录》、《形神实义》等少数书籍外，现有的多明我会士中文著述基本上都属于传道“圣书”类书籍，很少有涉及西方科技领域的译著，这也反映了多明我会士没有像耶稣会士那样介入到更高层次的中西对话，究其原因，与多明我会士所处的传教区域有关。他们基本上身处边缘地区，很少有机会像耶稣会士那样通过掌握钦天监而在京廷立足，他们面对的是乡村的普通教徒，这些底层教徒注重的是纯粹的信仰问题。即使在早期阶段该修会也皈依了一批文士，但只是类似郭邦雍、王道性这些帝国中低级的儒士，而缺乏像耶稣会网络中的徐光启、李之藻这样的高等级精英，可以在儒家思想与国家层面展开对话。在郭邦雍、王道性的人生中，他们更为关心的也只是宗教信仰，由此也使得多明我会的中文著述基本集中在教义阐释方面。
此时期多明我会也培植了自己的本地刻书业。当时中国刻书业十分繁荣，天主教会逐步形成了刻书传统，一些重要的天主堂往往也是刻书中心，耶稣会的不少书籍就是由北京南堂、福州三山堂刻印的。而多明我会也非常重视其刻书业发展，如《天主圣教入门问答》、《形神实义》刊印于福安天主堂，而《圣教明征》、《圣女罗洒行实》、《圣教撮要》等则刊印于福州玫瑰堂。
显而易见，在探讨多明我会的中文著作时，不能忽视其与耶稣会士著作之间的关系。多明我会士的中文著作，从一开始就受到了耶稣会士的著译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以高呣〔口 羡〕的《辩正教真传实录》为例，已有研究者指出，这并不是明代天主教传教士所刊印的第一本中文书，这个时期耶稣会士已经在南中国站稳脚跟，1584年罗明坚就已出版了耶稣会士的第一本中文书籍《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1589年高呣〔口 羡〕在一封书信中谈到，他已在马尼拉看到了这本书。很显然，耶稣会士在中国大陆刊刻了第一本中文书籍之后，其中的一本很快通过海商网络传到了马尼拉，并被高呣〔口 羡〕拿到，后者利用罗明坚的这本书，催生出了多明我会的第一本中文书。同样，在多明我会入华以后所著的其他著作中，随处可见耶稣会中文著作的影响，例如《天主圣教入门问答》提到的耶稣会著作就有《七克》、《天主经解》、《圣母经解》、《天主降生言行纪略》、《教要解略》等五种。而且可以推断，多明我会士在一定时期内也已形成关于本会中文著述的共识，即专注于入门传道书的编写；至于涉及到更高深层次的宗教思想对话部分，因为当时耶稣会士已经更早着手译著了大量书籍，因此他们不必要重复。关于这一点，多明我会士多次在相关著作中提到，如施若翰在《入门问答》中曾提到其所著书乃是教理入门类，“若有志儒贤，欲穷其底里者乎，则有天学诸书在”。很显然，这里的天学诸书，应该就是指耶稣会士当时翻译的大量的中文著译。同样，万济国在所著《圣教明征》凡例中也提到这一情况：
会友著书多种，如《万物真元》、《涤罪正规》、《灵性粗述》等，已传海内，余是书则总为汇着，理同而说或较详，其所已见者，勿骇为雷同，所未见者，勿鄙为杜撰云。
上引文中提到的“会友”，显然主要指的就是耶稣会士，《万物真元》、《涤罪正规》、《灵性粗述》等书都是由耶稣会士所著。那么，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既然已经有耶稣会士的大量中文著译可以利用，为什么多明我会士还要撰写、刊印一些中文著作呢？其原因可能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耶稣会士的著作主要针对儒士而非社会底层人士，其文辞较为典雅，对于普通大众来说不易阅读；而多明我会士面对的更多是普通教徒，因此他们希望能够出版一些面向社会底层的著作。其次，多明我会士坚持刊刻一部分本会的中文著译集，显然也有神学方面的原因。在礼仪之争之后，该会十分希望能够确立自己在中国天主教的神学正统地位，因此迫切要推出本会对于神学的解释作品，因为耶稣会已经捷足先登，率先掌握了中文著作的主动权，多明我会虽然无法与之匹敌，但他们也十分担忧耶稣会著述会对诸如天主教礼仪问题等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他们特别重视在教理书方面的创作，而对于之前高呣〔口 羡〕所开创的最早向中国人译介西方科技知识的做法则无力为继。
总之，由于多明我会传教区远离政治中心，传教对象主要是社会底层民众，维持信仰纯正成为该会的主要目标。再加上多明我会一直自认为其在神学上具有绝对的优势地位，在受到礼仪之争的刺激后，他们不希望中国天主教会被耶稣会过于灵活的方式所影响，对于一部分耶稣会的中文著作也不再信任，因此才把重心放在刊刻本会的传道书方面，希望借此重新掌握中国神学的解释权。
四、结论
在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舞台上，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多明我会传教士都是作为配角而存在的，这群人远离京廷，身处帝国边陲，他们的历史似乎无足轻重。但是，由于该修会是大航海时代牵涉全球网络的重要一环，其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也是东西方历史发展的重要构成部分。作为历史行动者，他们也为中国社会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记录。以中文著译作品而论，尽管多明我会士的创作无论从数量还是内容方面都无法与耶稣会士相比，但他们也有自己的贡献。尤其是在汉语语法与方言语汇上，多明我会士编纂了大量有关官话、闽南语以及福安话等东南地方的方言“教科书”，这些中西对照的语言教材，不仅体现了“多明我会”体系的汉语语法学，而且也在推动西方人认识中国丰富的语言文化、乡土习俗方面发挥了难以低估的重要作用。毫无疑问，他们曾经是几个世纪以来中西接触中十分重要的“文化中间人”。
张先清 ，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长期从事中欧文明接触与对话领域的研究，着有《官府、宗族与天主教：17-19世纪福安乡村教会的历史叙事》、《小历史：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接触》、《跨文化接触：基督教与近代中西对话》等专书，主编《中国地方志基督教史料辑要》、《史料与视界：中文文献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等，在《历史研究》、《世界宗教研究》等刊物及论文集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2005年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目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等多项科研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