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道家、佛家，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基因，代表着中华文化的精髓。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儒、法、道、墨、兵等思想流派，争妍斗艳，互相辩驳，又互相影响，互补短长，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文化思想的融合、发展和繁荣，为中华文化的开放包容、兼蓄并容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格局。
西汉时，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以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道德思想，纲常伦理观念和忠孝思想，作为治国的根本，儒家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
道家作为中华哲学智慧和思想的根脉，主张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与儒家“内圣外王”的道德理论体系互为表里，相互依存，相互成就，组成了中华文化独具特质、魅力长存的文化特征。
公元纪元前后，佛教由古印度传入中国，南北朝时，佛教异军突起，迎来井喷式的发展。杜牧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说的便是这一时期佛教的兴盛。
佛教进入中土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吸收中华本土文化，与儒家、道家思想在冲突中交融，在交融中发展的过程。
三国时期的高僧、佛经翻译家康僧会，祖籍西域，世居天竺，其父因经商移居交趾。康僧会生于中国，十余岁出家，博学多才，通晓六经，他的译经、释经，文辞典雅，义旨微密，常用儒家的文辞语录和思想理论来表达佛教思想，如编译《忍辱度无极章》中的“恻隐心”、“仁义心”；《布施度无极章》中的“治国以仁”、“布施一切圣贤，不如孝事其亲”；《明度无极章》中的“为天牧民，当以仁道”等，促进了佛教中国化进程。
隋唐时，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在充分融合吸收儒家道家思想基础上建立起理论体系。
北宋契嵩禅师认为：“儒、佛者，圣人之教也，其所出虽不同而同归于治。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治世，无为者治心。”
经过隋唐时期的三教讲论与融通，北宋开始“教虽分三，道乃归一”的“三教合一”思想蔚然成风。南宋时期，朱熹以孔子的纲常伦理思想为核心，大量摄取道家、佛家的思想精华理念，使“三教合一”思想得以强化，扩展了儒学思想的精神内涵，促进了儒学经世致用的教化功能。
道教全真道的创始人王重阳力倡三教一家，他在《孙公问三教》诗中云：“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在《答战公问先释后道》诗中云：“释道从来是一家，两般形貌理无差。”
最能体现“三教合一”思想达到社会现实层面的文化现象，便是宋元时期受到儒释道三教共尊的关帝崇拜、关帝信仰。
北宋宰相张商英，号无尽居士，为人忠直，曾作《护法论》一书，提出“三教治病论”，儒者“治皮肤之疾”，道者“治血脉之疾”，释氏“治骨髓之疾”，为佛家所重。张商英曾撰《荆南玉泉山寺关将军庙记》，碑文今存平遥慈相寺，记述关帝为智者大师舍山建寺，被奉为伽蓝的过程，为关帝崇拜在佛教界的推广起到了重要作用。
南宋释宗鉴《释门正统》按语云：“无尽居士张天觉（商英），巨儒硕学，笔大如椽，尝记玉泉寺关王祠堂云……”并转引原文记载关帝神迹。
宋元时期道教经典《道法会元》、《法海遗珠》称关帝为北极紫微大帝之主将，“雷部斩邪使，兴风拔云上将，馘魔大将，护国都统军，平章政事，崇宁真君关元帅”；关帝“英烈威灵，在生忠勇，死后为神，忠贯日月，德合乾坤”，“诛砍妖魔”。道教《太上大圣朗灵上将护国妙经》记载关帝受玉帝敕命为“大圣馘魔纠察三界鬼神刑宪都提辖使，……三界都总兵马招兵大使、统天御地诛神*鬼大元帅。”
从宋代开始，关帝成为儒释道教争相尊崇的正道大神，更加体现出“三教合一”思想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印光大师题关帝庙戏台对联云：“寓褒贬，别善恶，庆殃福极，报不爽于惠贤奸，发馈震聋，允作千秋藻鉴；扶教化，振纲常，慈孝仁忠，义各尽于君父子，移风易俗，洵为万世典型。”以此说明关帝崇拜为何受到儒释道教共尊的社会功用和价值。
本文刊载于《香港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