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预言蒋介石总有一天要面临选择，要么抗日，要么被部下打倒

1936年2月，*亲率红一方面军主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名义举行东征。自2月18日东渡黄河，至5月5日全军撤回西岸，此次东征历时75天。虽未达到预期目的，但巩固了陕北根据地的东部防线，并为以后开辟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自5月18日至8月1日，彭德怀率西方*军举行西征。西征历时两个半月，在西面拓展了四万平方公里的新区，使陕甘根据地发展为陕甘宁根据地。同时也为迎接二。四方面军的北上蒋介石会被他的部下打倒做好了准备。

西征战役正在进行时，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冒险进入红区。在中共中央驻地保安，他见到了*。

*曾经多次同斯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向他说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内外政策。

*着重谈到:面对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新形势，中国共产党的国内政策正在相应地作出重大变动。他说:在整个中国正面临着要变为日本奴隶的迫切关头，为着把一切爱国分子组成一个抗日的民族阵线，我们的政策在许多方面已经改变了。富农的土地是不没收的，小地主的财产不被没收，被没收的地主也给他们一份土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能只限于任何一个阶级的参加，现在一些资本家、银行家,甚至许多地主和许多国民党军队中的军官们，已经表示了他们为民族解放而战的志愿，我们不能拒绝他们。甚至蒋介石，如果他一旦决定参加反目的抗战，我们也会欢迎他参加。

*在20年前的学生时代就预言中日之间会有一场生死战。现在，*与斯诺谈到了中国的抗日前途。

*说，蒋介石不抗日的时期不会太久了。

他说:“必定有一无须要作出抉择，要么抗日，要么被他的部下所打倒。他的部下决不愿作日本的奴隶。他的许多将领现在很难控制，都要求采取抗日的政策……

“这种越来越大的来自他自己的将领和抗日群众运动的压力，可能迫使蒋介石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答应人民的要求。如果他停止内战，开始抗日，重新建立国共两党之间的联合，我们将欢迎这种变化，并全心全意地同他合作。但这只能由蒋介石来作决定。这种决定不能再拖延很久了。”

当斯诺在苏区进行了两个多月考察后，九月下旬，*又同他谈了联合战线问题。在解释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为什么要改变时，*说:第一是日本的严重侵略，如果不同国民党合作，我们对日抗战的力量是不够的;第二，中国民众和许多爱国的官员都渴望国共两党为抗日救国而重新合作;第三，国民党内的许多爱国分子也赞成同共产党重新联合。为了实现这一联合，一定要建立一个民主共和政治制度和国防民主政府。这个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一)抵抗外敌侵略;(二)给予民众以民主权利;(三)发展国民经济。我们反对帝国主义，但并不反对现在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应斯诺的再三请求，*还向他详细谈了自己从童年到长征的经历。这在*一生中，是仅有的一次。

斯诺在十月底秘密回到北平，把他在苏区采访获得的丰富材料写成书寄往英国，在伦敦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并且很快被译成十多种文字，第一次向全世界比较翔实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真实情况，产生了相当轰动的效果。

在斯诺的心目中，*是一位神奇的预言家。当他宣布“蒋介石不抗日的时期不会太久了”之后，不到5个月，蒋介石就在“西安事变’冲被他的部下捉起来了。

西安事变的发生，是“九·一八”以后民族危机日益激化的产物，也是中国共产党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特别是加强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工作的结果。在中国共产党内，这项工作是由*直接领导的。

1935年底的瓦窑堡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时，由于蒋介石还没有明确的抗日表示，并且正继续加紧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军事“追剿”，所以中共中央提出的方针是“抗日反蒋”，而把工作重点放在有可能联合的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方面。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包括释放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回洛川等，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初步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秘密协议，开始形成互不侵犯、互相通商、互派代表的新格局。

高福源是东北军107师619团团长，在榆林战役中被红军俘虏。高福源在红区受到优待，思想发生转化。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亲自接见了他。高福源表示愿意回去“说服张副司令”。

1936年1月中旬，高福源从瓦窑堡回到洛川。张学良起初威胁要“枪毙”他。其实张学良正想与红军联络而苦于没有路径。于是高福源又被派回瓦窑堡。

2月四日，李克农应邀启程赴洛川会见张学良，张学良又希望能同*或*会晤。

4月9日，*偕同李克农从保安到延安，与张学良会谈，共商救国大计，讨论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以及帮助东北军部队进行抗日教育等具体协定。在会谈中，张学良谈到了他与蒋介石的关系问题。他表明自己的态度说，他现在不能反蒋，但将来蒋介石如果喜降日，他一定离开蒋介石另作打算。*听了张学良这番话以后，对于他所提出来的逼蒋抗日主张表示同意，并表示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针政策问题，愿意把这个意见带回去，提请中共中央郑重考虑以后，再作最后答复。张学良听了十分高兴，他说:“你们在外进逼，我在里边劝，我们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

延安会谈，是张学良由“剿共”到联共的转折点，*揭开了张学良戎马生涯新的一页，为红军和东北军建立友好关系打下了基础。

*向*汇报了延安会谈的情况，分析了张学良对中共“抗日反蒋”方针的看法，指出:连张学良这样愿意联共抗日的人，对反蒋都不能接受，如果继续坚持反蒋，势必影响统一战线的扩大。*完全赞同*的意见。他还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陕北毛驴很多。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就采取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拉他、推他，再要不干就打他。

西北军的杨虎城和张学良一样，也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张、杨之间以及东北与西北军存在着矛盾，加上蒋介石从中挑拨离间，双方关系一直不太好。在他们同红军建立友好关系后，由中共穿针引线，从中沟通，张、杨之间便渐渐地由猜疑变为合作，由摩擦变成友好。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之间终于实现了联合。西北战场，战云消散，抗日救国的呼声，代替了过去“剿共’响战的喧嚣。

与此同时，为了争取国民党最高当局联合抗日，中共中央开始与国民党接触谈判。1935年11月，蒋介石指使宋子文出面，授意曾养甫通过关系与中共地下党联系。1936年1月，中共代表周小舟和吕振羽携带*、朱德、*的信件到南京，同国民党代表曾养甫、湛小岑进一步谈判。3月，*、张闻天、彭德怀给董健吾的电报中表示:中国共产党“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中国共产党“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还提出了国共谈判的条件: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对内政与经济实行必要的改革。

红军东征胜利回师，5月5日，*、朱德联名向南京政府和各党派、各团体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呼吁:“以‘兄弟阅于墙外御其海’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通电没有再提“讨蒋”、“反蒋”的口号，专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且将旧称“蒋贼”改为“蒋氏”，这一字之改在全国社会各界产生巨大反响。5月28日，*在政治局会议上作军事报告讨论的结论时，再次强调:“东北军工作要加紧做”，“东北军工作首先是政治上团结。”

6月，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德联合提出要求南京政府对日宣战，并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帜，将粤、佳军改称“抗日救国军”，出兵湖南，此举被称为两广事变。

红军东征回师后，*找东征中俘获的阎锡山部团长郭登温谈话，要他带信给阎锡山，表示红军愿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接着，又派彭雪枫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去山西太原同阎锡山联络。

他还分别写信给国民党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等，争取和他们实行合作抗日。

*倾注了更大精力的是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

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中指出:“由于东北军现在所处的特殊的政治绝路的地位(亡国奴的地位)，由于红军对于东北军的革命的影响，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的军队。”我们在东北军中的工作目标，不是瓦解、分裂，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使东北军实行彻底抗日的纲领。超出这个范围的一切言论与行动，均在排除之列。根据这个原则，*致电彭德怀:我们与东北军关系现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七、八两月须注大力于该军、师、团三级的工作，派较得力的人分途去见军、师、团长，根据他们的思想程度与接受可能，向他们解释合作抗日的道理。他特别指出:“这个中层乃是枢纽，目前最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