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以色列的情形和前以色列及美索不达米亚的情形作一比较，显示出：不同于阿马纳时代和后来的拉美西斯王朝时代的一人城市君主，也不同于巴比伦文书里的一地区一人长老，在以色列被提及的绝非一人长老而尽是多人长老。
这毋宁是门阀氏族支配的可靠证据，如同迦太基的城市支配阶层苏非特（suffet)和罗马的执政官（consul)的多数原理一样。不过，当一个卡理斯玛战争君主借着自己的扈从阶级，或自己专属的有给养的亲卫队（常常是外国人出身者），并借着任命出生于这些扈从或奴隶、解放奴隶、政治上无权的下层阶级的人来担任从属于个人的官吏（sarim)，而成功地摆脱这些长老们的贵族支配，跃居为独立一人的城市君主时，情况便有所不同了。
▲采摘棉花的奴隶
若他完全基于这样的权力资源来径行支配，那么君侯制（Fürstentum)便告成立，后来在对君主怀有敌意的观点下，被人和“王制”（Königtum)的概念连结在一起。对他们而言，古代合法的世袭性卡理斯玛君主是骑驴的，因此未来的弥赛亚君主必然会骑着这种前所罗门王时代的驼兽再度来临。一个“君王”，在他们看来，是像法老那样驾着骏马与战车的人。
他靠着自己的财宝、仓廪、宦官，尤其是自己所给养的亲卫队，从自己的城寨里支配着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并设置行政官员，给予他的扈从、军官与官吏封土，特别是城寨采邑，大概就像示剑的“城砦（米罗［millo])人”所拥有的那样。他还强征徭役，并借此扩大自己的领地上的收益。亚比米勒王在示剑设置了邑宰，而令哈抹之子古来的世袭性卡理斯玛权威不得不退让。古代的以色列传说将此种单一个人的军事支配视为“僭主制”（Tyrannis)。在荆棘支配下的比喻，以及火从亚米比勒发出烧灭示剑的城市贵族或反之亦然的诅咒，清楚显示出卡理斯玛僭主和世袭性卡理斯玛贵族之间的敌对。
▲以色列古城
就像雅典的“僭主”佩西斯特拉图斯，依靠雇来的“光棍”至于其社会出身，我们后面会谈到。不过，君侯制与城市君王制之间的转换，实际上是相当流动不定的。因为通贯整个以色列古代，即使对最有威势的君王而言，大土地所有的氏族及其长老一直都是无法长期忽视的一大要素。王国时代里，这样的人成为国王官吏的情形也是例外。当然，北方王国里有数名君王没有父姓，亦即并非出生于具有完全资格的氏族；暗利（Omri)根本就不是以色列人名。因此《申命记》里的祭司君王律法认为有必要强调，以色列的纯正血统是成为君王的前提条件。
不过，无论何处，君王都必须要顾虑到吉伯海耳，亦即充分具备战斗能力的土地所有阶级，以及名门望族的代表，亦即大氏族的长老。在《申命记》里纯正的政治传说的编纂者看来，只有他们才是人民正当的代表。权力状况并不稳定。事情紧急的时候，君王也敢向吉伯海耳课税，就像米拿现为了亚述的贡纳所做的。并且，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所有其他的时代，在所罗门（约前970-前930年在位）与约西亚（前640-前609年在位）之间的时代里，城市的长老在史料上明显退居后位。
▲所罗门
这很可能是因为他们的裁判官地位，至少在王居所在的城寨里，完全被君王所命的邑宰和官吏所取代，而只有在地方上才维持其古老的地位，正如几乎所有的亚洲王朝里所发生的情形一样。王制的权力地位一旦低落（由于革命的结果，例如耶户的情形），到了俘囚期之后王制终至全面废弃，城市的长老们马上再度跃居古老的权势地位。更重要的是，王室奴隶与宦官在官职机能代表的位置上有所发挥的话，也只是绝无仅有的例外。外国出身或从低下阶层崛起的扈从、军官和官吏，自然是有的。多半是出现在一名新君刚刚上台的时候。
平常时期，恐怕除了大卫和所罗门的时代之外，重要的官职，至少在犹大城市王国里，无不集中在古老的本土富裕氏族手里。例如大卫的军长约押（Joab)就是属于这一类人，传说告诉我们，由于他的氏族强大，大卫王甚至不敢惩处他，因此只能在临终时交代所罗门为他报仇。以赛亚的预言喊出耶路撒冷的权贵氏族对于外来者家宰舍伯那（Sebea)的愤恨。一般而言，没有任何君王能够违拗门阀氏族的意志而长久统治。耶利米说到“犹大的”和“耶路撒冷的官员”，就文本的关联看来，是将他们视为犹大国最富裕家族的代表（首领）。
像这样高度发展的古代以色列城市，无非是个经济上具备武装能力的世袭性卡理斯玛氏族所组成的一个团体，和希腊早期及中古早期的城市没什么两样，而且此种团体的组合也如同彼处一样并不安稳。在前王国时代，某些氏族会被新迎进城并赋予完整权力，而某些氏族则被驱逐出城。城市氏族间的流血复仇与械斗以及某些城市氏族联合起来对付城外族群的事情，显然并不少见。个别的城市氏族也有能力给予外人客人法的保障，不过，根据传说资料，这往往也不可靠。在政治上，此种情形大概如同惯见于希腊门阀氏族城邦的情形，一如罗马在克劳狄氏族1被接纳进市民团体时的情形。只不过以色列这一方的凝聚力显得比较松散。
▲以色列父子
形式上的城市强制聚居（Synoikismos)是从以斯拉和尼希米的建城开始，有义务进城定居的氏族都被分派定额的徭役。不过，城市的税赋和军役在初期是如何分派的，我们不得而知。在与范围较广的政治团体（例如部族、联盟）的关系上，城市显然是个出兵分摊的单位，相当于许多个五十人战术单位，而常常是个千人组。至于部族团体与城市之间的其他关系，史料陷我们于一片漆黑之中。此处，“部族”或许是传统上隶属于它而在济上有武装战斗能力的诸氏族要去介意的事。反之，完全自由身份的平民只属于其居住地的地域团体。
我们从俘囚期之后的城市强制聚居里的平民在形式上的处境，便可做此推测。军事技术的变迁必然也在其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总之，在非利士与迦南的城市团体里，城市贵族对于城市周边地区及其居民的军事与政治支配，乃是奠基于骑士氏族的铁制战车的征召集结，而无疑的以色列的城市也是如此。和希腊古代及意大利古代的城邦一样，城居的门阀氏族不止在政治上，同时也在经济上支配着城外周边地区。他们仰赖乡村地产的年金收入过活，这些地产则是借由徭役奴隶、租税奴隶或农奴、或者佃农（实物贡纳佃农或分益佃农）来耕作。这些劳动力是以古代典型所见的方式，特别是由债务奴隶来补充，而地产则是靠着不断压榨自由农民来扩增。
▲古希腊建筑
古代的阶级划分，亦即城居的贵族作为债权人而城外的农民作为债务人的情形，也发生在以色列的城市里。在此，城居的氏族用来榨取城外地区的手段，部分是来自直接或间接从商业利益里获取的收入。因为，在我们所得以回顾的历史时代里，巴勒斯坦一直都是处于埃及、奥伦提斯河（Orontes)与幼发拉底河流域、红海与地中海之间的通商走道地带。远程商队的通路对于经济的意义，在底波拉之歌里大大突显出来5，其中强调，由于迦南的城市贵族与以色列的誓约共同体相互征战，不止农民弃耕废种，通商大道也因而闲置，商旅们不得不在羊肠小径里穿行。
各个城市之所以企图征服周边山地，基本上为的是要支配这些通路，而有力的氏族之所以极欲定居在城市里，在此和整个古代早期一样，确实是为了此种商业所能带来的重大利益，而不止是为了在政治支配地位上分一杯羹而已。做法有二：其一是，由氏族本身来从事地方贸易或海岸地带的海上贸易或内陆地区的远程商队贸易，方法上特别是采取康曼达的形式或类似的资本预筹的法律形式，这都是古巴比伦法律所明示而为以色列所熟知的办法；其二是，这些氏族掌握住货物的仓储、转运或护送等权利，或者从中课取关税。
▲沙漠中的商队
详情我们不得而知。总而言之，这些收入主要是用来作为积聚土地和压榨农民成为人身债务奴隶的手段，也是供应自我武装配备和军事训练的手段。所有这些都是古代早期城邦的典型现象。对城邦而言（不管是对以色列或对其他各处的城邦），关键性的要点在于：城邦就是当时最高度发展的军事技术的担纲者。
结语在巴勒斯坦，城居的贵族是自公元前2000年中叶起普及于中国至爱尔兰各处的骑士车战的担纲者，自我武装车战所需花费不赀，唯有最富资财的氏族才经得起这样的经济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