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日的嵩县大地，层岭堆秀，群山披翠，金风送爽，禾稼葱茏。自伊川而南，洛栾通道蜿蜒其中，车流如织，穿梭来往。通道两侧市镇、村居错落有致，掩映在绿树丛中，县城楼盘高耸，鳞次栉比，人群熙攘，市声可闻，或闲步游园，或购物商场，俨然一派繁盛景象。但见陆浑湖远涵天色、一汪深碧，天池山青翠欲滴、石清水澈。嵩南一带，白云山、木札岭层峦叠嶂，郁郁葱葱，游人至此，洗心净腑，乐而忘反。村边路旁，山谷溪涧，空气清幽，秋色怡人，银杏叶渐黄，槲栎叶欲红，各色杂陈、皴染在浑莽无垠的苍岭秀嶂上，洵为人间仙境，不啻天然画卷。
在这块先民生息、瓜瓞绵延、历史丰厚、遗泽流芳的嵩县大地上，曾出现过仰韶文化、出现过远古时期部落聚居的痕迹，出现过大禹三涂会诸侯的场景、出现过伊尹躬耕有莘之野的身影，陆浑戎迁徙于此，汉胡昭隐居于此，元德秀卜宅于此，程伊川讲学于此，李白、杜甫、岑参吟咏于此，赵孟頫、杨溥、王铎题记于此……嵩县地处中原西部，古为周南畿辅之地，屡经朝代更替，是兵火相连、反复争夺的要冲，自宋室南渡，帝京远迁之后，元、明、清以降，其间崇山峻岭，生民蕃衍，山区之僻，生路之艰，野朴粗砺多于文明通达，灾祸岁祲多于风调雨顺。水旱、蝗蝻、瘟疫、饥馑、兵燹、盗匪肆虐生民、浩劫连连，至明末时，嵩邑官同虚设，城为废墟，十室九空，逃亡殆尽，几为人间地狱。岁月迁延，时光如流，嵩县之所以能有今日天翻地覆的变化，除了国家政体的一统、改革开放的功效、市场经济的发展等等之外，还赖有历代许多仁人志士以德操、以学养、以治行、以劳绩运筹擘划，用力经营，呵护嵩邑一脉文明，播洒斯民春风时雨，濡养、滋润过这方山水，这块土地。他们的名字有隐有显，他们的行状或缺或失，大多数已湮没在历史渐行渐远的暗影里了，但是他们的业绩风范早已汇聚成一曲黄钟大吕，如云之飘动，如风之吹拂，在嵩县大地上传承播衍，永远长存。
而现在，让我们把时光拨回到249年前，有一个人正向嵩县走来，这个人将到嵩县兴水利、建社学、劝农桑，将为嵩县带来和煦政风、廉实政绩。他就是名垂青史的一代贤令康基渊。
一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十二月，34岁的康基渊历经11年的归班铨选作令嵩县，终于可以实现儒门弟子兼济天下的抱负了。
由京师至嵩县，漫长的1960里行程，宿驿站、行邮路，骑马、乘骡一路风尘，开封拜会宪台、洛阳投刺道府，辗转而南，到达嵩境。嵩邑县丞、典史、吏目一行迎至莘渠保（今伊川县平等乡）县界，寒暄作礼之后，迤逦南上。迎接的同僚一路上指点山川、介绍风土，他时而远望，时而点头。冬日的伊水潦缩空阔，沙石绵延，只河心一线无语细流，岸边杨柳叶脱枝疏，密芊芊的野草干枯蜷伏。河岸堤堰或豁或塌，粮田时见有冲刷过的痕迹，因天旱地土燥黄，冬麦依稀挂着冻霜，绿中泛白。过莘渠、新营、鸣皋，入樊村、古城各保，便见川地渐窄，伊水左侧一脉山势——九皋山渐渐突兀起来，过来田湖保，层岭连绵，伊水紧束于山岭间，平地至此已尽。“嵩为山高，终于看见真面目了！”康基渊在心里暗暗地说。
此刻，应酬接待的礼仪已毕，独坐在县署官舍书案前，默对着一盏青灯，室内炭火的煦暖与室外寒风掠过窗纸的嘶啸声混合在一起，夹杂着新来乍到的新奇与惶惑、兴奋与忧惕，这一切令康基渊思绪联翩，感慨万千——
他是山西太原府兴县城关人，雍正七年（1729年）出生，全家务农为生。康氏先人“自陕迁山西清源,又自清源徙居兴县”,“有薄田数百亩,竹园数十亩在太行山下,才足自给”。父亲早逝，母亲拉扯着大哥基命、二哥基田和小基渊生计艰难，“家贫至不能炊”,大哥基命“见弟基田、基渊幸聪敏,读书过目不忘,立意玉成之,日作苦保间,以供其攻取科名”。乾隆十二年至十三年间,康氏兄弟受学于当时乞休家居的雍、乾朝名臣孙嘉淦,学业大进。乾隆十三年,兄弟二人为山西学台保拔,就学于山西第一书院——太原晋阳书院,“相与画粥而食,易衾而寝,自刻苦,遂著文名”。康基渊比二哥基田早五年，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考中壬申科进士，当年为太后六十大寿恩科，康基渊中三甲第111名（共158名）。这一年他23岁，正是风华正茂的时节，那知金殿传胪、御赐琼宴这些短暂的风光体面之后，是吏部郎中、翰林院编修这些虚职，做些抱牍行走、节录抄誊事务的京职闲差。11年岁月里，“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鲜衣怒马、轻裘缓带的旧宦新达见过，潦倒零落、衣食难继的穷官酸儒见过，“求一牧县之令，上报朝廷、下安黎庶”，竟是遥遥难期。漫长的等待之后，终于吏部票拟出知嵩县，是河南府西部偏僻一县。想到行前母亲的叮咛、哥哥的嘱托、妻子的温语，不禁内心一热。想到读圣贤经书，作天子门生，司职县宰，贵在格物致知，经世致用，嵩邑虽偏僻，嵩民虽穷疲，但事在人为，荆棘丛里，万难之中焉知不能峰回路转，别开生面？
上任伊始，康基渊召集僚属、乡绅、耆老、保正，询问县情、民情，举凡刑名、钱粮、城镇、社学、官仓、民用，乃至人情礼仪、习俗禁忌，无不熟悉。翻阅前代掌故、史志，亲涉山川、市镇，“钩访民隐而洞悉其源委，凡词讼、钱粮、仓库诸政逐事清厘，具有条理”。嵩邑的情况已了然于胸。
嵩邑地僻险要，幅员辽阔。论位置险要，邑境之北，“左九皋而右三涂，前七峰而后思远，标熊耳以作揭，豁龙门以开辟，峙嵩环伊，龟鹤蟠焉。”（王铎学记），“伊阙有成皋之险，陆浑有井陉之塞，车轨难方，马行无列”。邑境之南，“伏牛山最长且邃，而驿亭斥堠寥寥无多。”匪患易滋，防备亦严，“升高可以作斥堠，依险可以结营垒”。论地域广袤，跨连八县（洛阳、永宁、宜阳、卢氏、内乡、南召、鲁山、伊阳），“县境层山，多人迹所不到，正隅不能径达”，“周方约1400余里，东西广280里，南北袤390里”。
嵩邑水旱时作，灾祸频发。以明末最为频繁，“崇祯六年（1633年），霪雨二月，平地涌泉，民屋多圮。十年（1637年）地震，有声如雷。十一年（1638年）大旱，川竭井涸，瘟疫盛行，死伤甚众。十二年（1639年）飞蝗蔽天，蝻虫继生，绿壁入室，釜甑皆满，井水臭秽不可饮，麦禾食几尽。十三年（1640年）大饥，流寇数往来，斗米钱十千，树皮、蒿叶可食者皆尽。十四年（1641年）流寇破嵩城，土寇盘据，虏*最惨，城市蒿莱可没人。十五年（1642年），有狼十五为群，白昼噬人。”清朝定鼎后，“康熙三十年（1691年）大旱。六十年（1721年）夏无麦，秋淫雨。雍正六年（1728年），伊水暴涨，冲荡民田庐舍。”在康基渊上任前二年的乾隆二十六年（1761）秋，“大雨五日，伊水溢，民屋田舍多没”。除了人为的兵火浩劫，水患于嵩最烈。乾隆元年（1736年）知县戈锦上报说：“查嵩境四面皆山，山皆有水汇于伊河。每骤雨滂沱之际，千寻瀑布间有刮去傍崖之田，而伊水狂澜复多飘荡临河之地，日久月长，数以千计。或山间浮泥殆尽仅留石碛，或平原土脉无存变为沙滩，人力难施，捍御无术，此种田粮富者或吞声赔艺，累贻子孙；贫者逃亡四境，粮无着落。奸猾者贿嘱里书，暗行飞洒；守分者岁供膏血，竭蹶输将，久而久之，害无底止。”
嵩民质朴愚憨，不擅治生。由于明末至清初，屡经兵燹，人烟稀少，加上自然经济与小农社会生产力低下，民众生活极为困苦。人口上，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嵩县10052户、35672人，顺治五年（1648年）嵩县仅4009丁，逃亡达31182人，康熙五十年（1711年）全县仅5333丁，直至乾隆三十年（1765年）经过清初百年生息，全县达到31288户，145635人。土地上，嵩县“九山半岭半分川”，清康熙年间知县卢志逊统计全县土地水、旱、坡田1289405亩，康熙七年（1668年）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共垦荒地377864亩，两项计1677269亩，以乾隆三十年全县145635人计，人均土地11.５亩。种植习惯上，《战国策》中说“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菽而麦。民之食，大抵饭蔬藿羹（豆类叶子做成的汤），一岁不收不厌糟糠，无二岁之食”。靠近城区嵩北一带，以小麦、谷子为主，豆类次之。嵩南山民以玉米为主，小麦、谷子为辅，伊河沿岸虽然产稻，但数量很少。民众多种棉，家家纺绩，以供穿衣之需。其他种植品类极少。士人十之七，既读且耕，不懂生存之道，只是安贫乐道而已。农民勤劳朴拙，没有养家糊口的良策，种地惰于积粪，肥力不足，塍不开沟，坡地水土流失严重，只一味勤俭，能忍苦度日，不轻易转徙。特别是山民最苦，没有养牛拉犁，全部靠人力垦荒耕种，初开垦的荒地尚有肥力，两三年后，土薄就不能耕作了，只好再垦荒地。冬春季节贩运些山产糊口。多数山民成为佃户，垦他姓荒山。市镇的商贾大多是山西、陕西、河北之人，嵩地的民众从事手工业者极少，只会简单的修治屋舍、农用器具。总体来说，“嵩民性情尚习，急公而守分，质重而舒缓，川居之民俭以悫，或失之于固；山居之民憨以直，或失之悍”。民众不善于积聚粮财，轻于举债，由此造成的祸患很大，因借债倾家荡产、卖儿鬻女者为数不少。
嵩邑社学废弃，教育落后。嵩县地处偏远，民众散居，多数不能称为村落。原有书院两处，一是乐道书院在县城，一是伊川书院在鸣皋，各容纳生童三四十人。后来伊川书院校舍破旧，修膏不继，延师无力，形同虚设。前明原有社学十五所，经兵燹后无一幸存，清初先后经知县杨厥美、成旅先后增设六所，全部在嵩北，因为没有修膏地亩，旋置旋废。14万人的嵩县仅有容纳40人的一所书院，没有一所社学，教育的落后可见。“其西南山村庄六百余处，山路修阻，从师无由，童蒙子弟及无力贫士安于固陋，莫克振兴。山境数百里内乃至无一人应童子试，间有颇知延师，又多推奉差识字之民。人虽语孟，句读不能通晓，是以民生愚昧，罔闻诵读，虽风仍淳朴而难免粗野”。
上述种种县情是摆在康基渊面前的现状。作为一县之令，这是他为政之依据、为政之因由，也是他为政嵩县不能回避的难题。在反复咨询、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康基渊深思熟虑，多方擘划，要大刀阔斧地开始行动了。
二
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开始施政，到三十二年（1767年）春丁母忧回籍居丧，历史只给康基渊留下了在嵩县的三年多时间。在这三年里，康基渊夙兴夜寐、宵衣旰食，不畏烦难，矢志如一，坚定地推行他的方略和筹划。除了改革弊政，厘清弊制，修城垣、缮官舍、明祀典、征钱粮等之外，他集中力量干了四件大事，即兴水利、建社学、劝农桑、修县志。二百多年以后的今天，除了他主持编纂的30卷《嵩县志》，我们还能看到之外，其它的良法美政已很难见到实物了。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史志资料、民间口碑，感受到他工于谋划、巧于经营的深远妙思，感受到他勤于任事、坚韧挺拔的担当性格，更感受到他遗泽嵩县、惠及人民的烈烈伟迹。
第一，兴修水利，开渠灌田。嵩县的旱灾重于水灾，汝河、白河穿峦排嶂，在山涧里蜿蜒，两岸山聚峰峙，田地很少。伊河自崖口以下，两岸渐多平地，涝则冲刷地土，旱则灌溉乏术。伊河在明嘉靖、隆庆年间，流域内林木茂盛，涵养水源，“城南伊水阔不过百步，盈盈衣带间，舟楫往来相通也”，也少有溃堤之患。万历之后生齿日繁，垦荒伐木，植被渐被破坏，造成了伊河夏秋年年泛溢的现状。明代治水之法是疏浚河中、加固堤岸、堵塞支流，伊河沿岸曾修有古渠11道，而治水不护渠，大水一下，顺渠刷田。特别是沿岸百姓南北筑堤引水溉田，南筑则洪水北趋，北筑则洪水南趋，南北同筑，则河道紧束，两岸尽溃。
康基渊通过勘察，认为伊河防洪、灌溉，既要疏浚得法，又要统一调度，“宽留河身，岁时疏浚，去其壅遏，水有所趋，可不为田患也”。从乾隆二十九年冬到三十年春，利用农事之隙，康基渊组织民众挑浚古渠11道，新修渠4道，山间可资灌溉泉流修渠12道，疏旧凿新共27道，灌溉田地62000余亩。河南府派员勘验询问，农民说：“从前夏秋收获，丰年每亩不过七、八斗，自得渠水灌溉，所获较前加倍，且灌田之余更可灌园，每岁菜蔬尤滋利益”。特别是他开创板闸渠滋利新法，板闸渠引吴村河水，长八里，灌吴村、板闸、桥北三村田地，因渠首、渠尾低，渠中高，共设置三闸，大水来临关闭首闸以拒洪，遇到天旱关闭尾闸，中间蓄水，调停高下，使三村土地都能均溉，避免了一味加高渠首，洪水泄发冲溃田地的弊端。同时，他还创造性地仿造江南水车，教民众用水车车水浇灌高处田地。并于莘店、樊上等渠增置水磨，方便群众磨粮、榨油。
第二，兴建社学，开发教育。自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至三十年五月，康基渊运筹经营学校，致力于培养嵩县人才。书院重在培育科举人才，社学重在启蒙教化儿童。他首先经营书院，把鸣皋伊川书院并入县城乐道书院，改名伊川书院。提高院长修金由八十两升至一百两。录生童三十人，每年每人资助四两膏费。录取贫寒学子二十名，按月授课，给膏费二两，加上其他完粮、贽见、节仪、学夫、工食等费用共需银二百九十七两五钱三分。两书院原学田租银每年合计二百二十九两五钱七分五厘，相差银六十九两九钱五分五厘，由他从自己的养廉银中捐助。同时他还捐修学校用房十三间，捐购了《钦定经书性理精义》、《朱子纲目》、《唐宋大家诗文》等书籍，确保了书院的正常教学。
其后，康基渊于乾隆三十年正、二、三、五月，着力兴建社学。他在给河南府上报的文书中说，“卑职于二十八年十二月抵任后，即留意经画筹建学舍，俾规模宽大，师生可以容止；俾骤难移易，修脯可以永济。其学舍一项当查村落零散，难以数村联为一学，先经随地相度，采协舆论”。根据全县保里布局和村落分布，划分区域，置建了城关、元里、田湖、樊村、鸣皋、新营、莘渠、三涂、德亭、蛮峪、大章、旧县、汤下、潭头、楼关、小河、莘乐、寺庄、温泉、皋南、花庙、燕王、堡南、常峪、汝河、东村、孙店、白河、柳林、高都、赵村、源头、樊川、石堝等三十四所社学，这些社学或坐落市镇、或处于村庄较密之处，各随地宜，斟酌适中，方便了乡民子弟入学启蒙。建校房屋或为庙宇空房，或为集资兴建，或为个人供房，共计375间，办学经费为民间无主田、或废寺庙田、或旧渠垦复之田，租佃收粮折钱，立于各社学名下，定期由保正收交归官，学校开支统一到县署报销。学校统一配发《御纂周易》、《春秋左传》、《明纪纲目》、《通考详节》、《钦定诗经》等教材28种，教师延请本县优秀的举、贡生员三十四人分别主持，设学夫一名，觅孤独贫穷的民众担任，既资养赡，又能坚守岗位。学校统一规章制度，在各学内供孔子和伊尹、两程神位，酌定学规十六条，登竖在木板上。各社学统一书写校名牌，统一立石记碑，叙述办学经过，阐明办学之义，使教师知其所以教，学生知其所以学。短短几个月之内，嵩境四方书声琅琅，书香弥漫，一派清明煦和景象。
康基渊亲自为城关、高都、三涂、旧县、汤下、白河、温泉、赵村、源头、樊村等10个社学题记，刻石立碑。记载各处建学始末，阐明教化的重要，叙述建学的不易，表达追慕先贤、表彰贤良、勖勉后学之义。在《源头学记》中，他叙述了一件事情——
在商议建源头社学时，有一个姓魏的书生准备捐出二十余亩业地资助建学，让一个姓吕的书生向康基渊打招呼。康基渊拒绝了魏生的好意。他对吕生说：“我不答应接受魏生的捐助。好义乐施是我极为尊重爱惜的一种善行，但是建社学是事关长远的民生大计，需要考虑长远，缓图稳进，让老百姓不因为建校增加负担而产生惶恐。如果建校的费用都依托在百姓捐助上，这是一种苟且的治行，必然不能长远。如果魏生能把捐助学校的善行推广到对待亲戚邻里上，使人人都爱贫惜弱，这才是我建社学、劝教化的本意呵。更何况现在还有一些人不养老、不恤幼，社会上还有很多人需要抚恤呢。”吕生听了他的一番话，深以为然。后来源头社学的修膏以绝业地的地租钱为资，足够敷用，他感叹道：“好多事情开始未尝不难而最后未尝不成（其事未始不难而又未始不成也）”。从中可以看出康基渊求实效、重教化的缜密曲划和风骨才干。
第三、务求民本，植桑种蚕。清乾隆时期，由于社会的持续稳定，自耕农已基本上获得了迁徒、种植、支配自己的劳动时间和产品，以及占有土地等各种自由权利。佃农在定额租制、押租制和永佃制的推行下，也取得了土地经营的自主权，农民生计渐裕，衣食得到保障，农村生产力有了较大提高。但新的问题随之出现，康基渊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在《嵩民种田说》中言道：“考三代时，民有常业，其粟米布帛鱼肉疏莱，莫非力自致，用钱极少。今则百货轻重之值皆以钱定，嵩人率耕、读两途，士享其租所入，农食其田所出，无他生业也。然以输贡赋则需钱，以供宾客修六礼则需钱，一切日用蔬菜柴盐之属，岁需钱十之五六。”也就是说，家庭货币开支要占各项开支的５０—６０％。所以农民既要“务本”，生产麦、谷、粟以自用；又要种植经济作物，以“兼权钱币”。那么结合嵩县实际，可以种植的经济作物是哪些呢？
康基渊认为，可以种蓝靛、桑蚕。“予以为如麦后八分种粟，二分莳蓝，以十亩计，可获粟二十石，收蓝易价。蓝后种蔬二亩，所出亦可获缗钱二十四千文，利反倍多也。”麦子收获后，80%的地种谷，20%的地种蓝，如果按10亩地计算，8亩谷收获20石，2亩蓝收后买出得钱，加上蓝后种蔬菜，所得24千文，这样算来，要比单一种10亩谷得利翻倍。特别是植桑养蚕更是经济效益极高，他说：“夫衣食者民之命，农桑衣食之源，而不艺桑，非独女红旷也。一农耕之，八口群聚，而衣食之谋、生之方资于一途，几何不贫且病也？予谓种桑之利，小成获小效，大成获大效。假种桑一亩，五年后采桑叶二千斤，养蚕十筐，得茧百四十斤，缫丝百余两，值可十余金，藉其入以供衣服、赋税、六礼之需，佐农所不逮，孰与夫谷初登而急入市，重受商贾之困，以乏馁其身耶？”这段话通俗地来说，穿衣、吃饭是百姓的根本，植桑种蚕是穿衣、吃饭的来源。如果不种桑，不只是妇女们无事可作，而且一个人种田，八口人吃饭，把谋生都放在种庄稼上，怎么能不贫困呢？假设种桑1亩，5年后采桑叶2000斤，养蚕10筐，得茧140斤，缫丝100余两，价值10余两银。借助所得可以保障家庭的衣服、赋税、礼仪往来的需要，把种田利少的弊病解决了。这和新谷下来，急着入市祟买，被粮商压价盘剥，供给家庭乏力相比，哪个更划得来呢？
为了引导民众植桑养蚕，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康基渊在各里设蚕正、蚕长，明确职责和任务，具体负责宣传发动、勘划地块、技术指导等细务，全县先后种桑树10万余株。嵩县民众农业技术落后，传统耕作观念积习难改，如果种桑养蚕不被民众接受，或者种植、饲养不能成功，将长远影响一个地方的经济。为此，康基渊亲自撰写《种桑法》、《移桑法》、《压条法》、《接桑法》，从下桑种、移桑苗、压桑条、接桑枝等各个工序进行指导，确保植桑能够顺利开展。
西南深山区产有野百合，成为当时嵩县特产贡品，但是野生百合生长太慢，而且连年采挖已近绝迹。各级采买、索要成为群众的负担。乾隆二十九年康基渊在城郊李湾，利用普济堂42亩土地，20亩种百合，20亩地租作为租工报酬，2亩建百合亭。后来又租用周边185亩地种百合，间植桑树。当时他把母亲迎养到嵩县，让母亲闲时在百合亭里教城郊妇女种桑养蚕之法，四方的妇女听说后都赶到这里，学习桑蚕技术。他母亲乾隆三十一年去世，前来吊唁的士人、妇女达数千人之多，在百合亭里摆上木制的神位痛哭祭奠。正是由于康基渊的悉心谋划、全力推动，嵩县的桑蚕业才得以发展，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嵩县车村一带群众还有养蚕的习惯。《清史稿》评价康基渊为“循吏”，“在嵩县植桑教蚕，出丝甲於他邑”。
第四，搜罗人才，编纂县志。嵩县明代以前据传有县志，藏在泽宫，何人、何时编纂，已不可考。明宣德年间（1426年至1435年），邑人胡敏中编有县志，正德初年（1506年）陆宜春扩编为三卷，直到万历丙子年（1576年），县令李化龙委托退仕家居的王守诚编纂了二卷县志，是清代之前唯一留存下来的地方史志。康熙癸卯年（1663年）知县杨厥美、壬申年（1684年）知县卢志逊先后修志，但体例、纪述都不够完备。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康基渊在政务之余，召集嵩县文士商议编纂县志一事，参考清代理学名臣陆陇其编纂《灵寿县志》的体例，增删原有嵩志的内容，编纂了《嵩县志》，共分沿革表、职官表、贡举表、两程世表、沿革、星野、疆域、山川、风俗、城垣、里保、市镇、公署、河渠、食货、学校、祀典、户口、田赋、仓储、兵防、宅坊亭墓、列传宦迹、贤哲、忠烈、孝义、治行、艺林、游寓、列女等30卷。康基渊主持编写的《嵩县志》，主旨明确，体例完备，考订缜密，记述详实，是一本洋洋大观的嵩县大全。这本志书不仅记载了历史沿革、风物民用，而且对钱政管理、水利、农业、教化、军事都有独到的见解，对后世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现在诸多清史研究者还从《嵩县志》中阐隐发幽，以资时用。康基渊是抱着民生实用的目的来修志的，他在序中说，“予承乏嵩邑三年，自惟德薄能浅，中夜抱疚，而平时师友所讲求，窃愿一见诸行事，以庶几先生之万一。故兹之辑志乘，于易所谓言有物、物有序者，恒兢兢焉。剪浮涤滥，期以义法为依归，至开渠、建学、养蚕、种桑，有关民生利病，与夫因时、因地、因人，行之既有成效者，虽小事必详。”上官欧阳永裿对县志的意义有精辟的说明，“喜良有司政成三载，废则举而坠则修，偕邑人士考订全书，目之张而纲之立，山川疆域之沿革，风俗民人之淳漓，田畴学校之井井有条，忠节孝廉之班班可考，是上足以播扬雅化，鼓吹休明，而下足以传信后来，永垂楷则者矣。”
直到今天，我们还要感谢康基渊的《嵩县志》，从中可以窥见清乾隆时期嵩县的整体面貌，对于后来者认识嵩县、研究嵩县、开发嵩县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康基渊在嵩县期间，谋划长远，行事果决，务求实效，政绩卓著，得到了清政府的表彰和肯定，得到了人民的爱戴和尊敬。乾隆三十一年因治水、建校功绩，受到乾隆皇帝下旨表扬，并交吏部议叙提升。因母丧回籍丁忧，没有加升。三十四年调任甘肃时，嵩县民众在县城建康公祠来纪念他，生而有祠，可见德政深入民心，恩泽流布四方。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续修县志时，邑人陈焕如用饱含深情的笔墨写道：“嵩城旧有公祠，四十年前葺而新之，四郊穷黎持数百、数十钱来助者不可以数计，辞之不肯去，真古之遗爱也。焕如生于百年之后，不获睹公之仪型，然考其治迹，采之父老，景仰讴思，流风如昨。”
三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康基渊服阙（居丧结束），调任甘肃镇原县，后任兰皋县知县，升肃州牧。四十四年（1779年）任江南广信府（今江西上饶市）知州，在任时间不长，大约于四十五年（1780年）病逝于任上，终年51岁。这个从山西兴县太行山区走出来的农家子弟，一生宦迹所履，都是老少边穷地区，“治官事如家事，博求利病”（《清史稿》），关心民瘼，兴利除弊，留下了良吏、循吏的声名。在嵩县离职后，他的政绩仍旧斐然可观——
在甘肃期间，他不仅兴修水利，还组织农民开垦荒地，植树造林。对于州内的大片荒地和无水久废的荒田，根据地理位置，划分成若干个区，然后租给农民耕种，每个区只收租十二石，收获全归农民自己。还把一部分交给社学耕种，这样既发展了生产，又解决了百姓的困难。在郊外的废滩上，康基渊组织百姓种植了杨树，凡是乡堡道旁、村寨周围，可以种树的地方都进行种植，共植十万多株，使城镇乡堡到处是树木相间，郁郁葱葱。调离时，肃州民众数万人，遮道挽留，建德政坊，把他的主要政绩列了十六条，刻石记念。
在江西广信府任职，他修书院、编府志、改陋习，善政很多。特别是广信一带重男轻女，女婴往往被溺死。他出示布告，禁止溺死女婴。规定凡是接生一个女婴都一律增补口粮；发现有溺死女婴者，要当即报官，严加处理。每月要把所生育的女婴人数，列册上报。并令各地选配一个热心的妇女专门负责抚养遗弃女婴，由官府拨给１０余亩田地，以资奖励。用这些办法，数年内拯救了数千女婴。
康基渊去世后，乾隆五十年（1785年），二哥康基田把他埋葬在黄河之北王屋山下。今天济源市轵城镇有康家坟、望坟楼，应该是康基渊的墓地所在。2010年11月，济源市文物普查队在轵城镇任家窑发现康绍镛（康基渊四子）父母恩爵碑。碑通高约4米，宽1.25米，厚0.315米，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用青石雕刻，由碑首、身、座三部分构成。碑首高1.15米，略呈方形，高浮雕缠绕的螭龙，两后足向上伸至碑额上部，螭爪托起一颗圆宝珠。碑座为龟形，高约0.43米。碑身高2.49米，碑文由汉文、满文两种文字刻写，汉字为楷书。碑文以“奉天承运皇帝制曰”起句，记载依国爵优宗制度，因安徽巡抚兼提督现任广东巡抚康绍镛之父康基渊教子有方，封为振威将军，封康基渊的一房夫人孙氏和二房夫人王氏为一品夫人，又封绍镛的生母顾氏为一品太夫人，以彰母道贤明。
考究康基渊的家世，耕读门第，书香绵远，代有人出，颇耐品味。他的先祖是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状元康海，陕西武功人，以诗文名列明“前七子”之一。所著有诗文集《对山集》、杂剧《中山狼》、散曲集《沜东乐府》等。山西兴县康基渊家族在乾嘉时以科举起家于寒微，康基渊和二哥基田少年受教于同县的清代名臣孙嘉滏，孙嘉滏是清朝较有影响的政治家，以直言敢谏闻名。乾隆十八年（1753年）因病而死时，乾隆皇帝曾感慨地说：“朝中少一正臣也。”深受孙嘉滏的影响，康氏兄弟发奋读书，从此康家步入科举的鼎盛时期。从康基渊开始，二哥康基田、二子康仪钧、四子康绍镛先后考中进士，成为“一门四进士”的显赫家族。特别是《旧典备征》卷四《科举盛事》记载，山西兴县康基渊五子登科：仪钧（乾隆戊子举人）、纶钧（乾隆丁未进士）、文铎（嘉庆庚申举人）、绍镛（嘉庆己未进士）、维锦（嘉庆庚午举人）。康氏后人康泞、康际清分别于嘉庆十年（1805年）中三甲第66名、光绪九年（1883年）中三甲第15名。从康基渊开始，康家达官显宦辈出，政事之余热心文教，著书立说。康基渊著有《雨圃文钞》、《幼学蒙求》、《女学纂要》及《嵩县志》，二哥康基田（1728—1813）中乾隆二十二年进士，乾隆朝先后任江苏按察使、江南河道总督、安徽巡抚等职，嘉庆朝历官江苏巡抚、河东河道总督，以及广东、江西、江宁布政使。他长期兼任和主管河务，对旧黄河治理有卓越贡献，所著《河防筹略》与《河渠纪闻》，为中国水利科学重要遗产。还著有《合河纪闻》、《合河方言》和他的《霞荫堂诗集》与文集。康基渊去世后，康基田为他选茔安葬并悉心培育基渊的五个儿子，使他们全部成才。特别是四子康绍镛，先后任安徽布政使、安徽巡抚、广东巡抚、广西巡抚、湖南巡抚，卓有政绩。特别是绍镛在广东任上，聘请清代著名学者、文学家李兆洛任教家塾，相继在广州、扬州刊印姚鼐《古文辞类纂》、张惠言《七十家赋钞》、李兆洛《骈体文钞》等文学选本，由名家编校，成为当时刻书界的盛事，对后世影响极大。
康基渊，字静溪，号雨圃，世称山右康静溪先生。他的学问心地，如渊之停蓄，深沉幽邃；他的治术任事如溪之流淌，清澈奔放；他的良法美政如雨之润泽，施惠长远。他虽然生在山居贫寒农家，宦于偏僻深远山区，葬在巍巍高山之下，但他的姓名含水、为政治水、德行若水，如清溪及远，似江河奔流，在青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声名，在嵩县大地上得到了永久的颂扬。二百多年后的今天，嵩县正处在加快发展、跨越提升的关键时期，中流击水，不进则退，这既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又是负重奋进的爬坡阶段，特别需要为民务本的求真精神，善于运作的经营理念，雷厉风行的实干作风，干则必成的坚定信念，也许我们能从包括康基渊在内的前贤先辈的治迹风范上，吸取有益的营养，得到有益的借鉴，把我们该做的事情做的更好，让嵩县的未来更加灿烂辉煌，让嵩县的人民更加幸福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