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与郁达夫文学创作之间的密切关系已是老生常谈的话题。统观代表性前研究，其基本特点是从“病”在文本中的存在状态入手，探究疾病与人物际遇、作品审美风格、时代精神气质等方面的层层联系，而个体／群体、感性／理性、理想／现实、审美／政治之间的冲突张力也在相应研究对话中得以呈现。在此基础上，若要进一步探究疾病与文学文本的相互作用，进而是 “理想”与“现实”之冲突在不同时期的变体，以及政治／审美（无）意识作用于现代主体及文本叙事所造成的“混乱”和“统一”，则似乎有必要不仅将疾病视为文学文本中的静态存在，而是试图考察从“患病”到“疗愈”的动态过程。有关这一过程的叙事在郁达夫作品中其实广泛存在，正如研究者所言，病院和疗养院构成了郁达夫小说中具有典型性的场景[1]，而这一场景中所发生的疗愈故事，也为深入探寻疾病母题在郁达夫文学作品与生命经验中的丰富意义提供了路径。
在郁达夫诸多书写疾病与疗愈的作品中，创作于1926-1932年的未完长篇《蜃楼》或许具备一定的独特性。从内容上看，《蜃楼》的主体部分叙述了患肺病的逃亡军人陈逸群在杭州松木场病院疗养的经历。其中穿插着他对海外游学轶事、军旅生涯、逃亡上海经过的种种回忆，以及与多位女性的 “艳遇”式情节。作为郁达夫长篇小说创作一次不算成功的探索，《蜃楼》在形式层面也具有驳杂的特征，包含着多层叙事时空的穿插，人物内心独白与全知叙事的交错，从中可见出作者试图将宏阔的时代社会场景与诸多心理情感细节熔于一炉的努力。或许是由于难以找到统合多种叙事要素的方式和线索，又或许由于其根深蒂固的“自叙”意识，这部小说最终没有写成，已完成部分也未曾得到较高的评价。而从郁达夫的日记中，也能看出这部作品创作经历的曲折[2]。
值得注意的是《蜃楼》还是郁达夫更为宏大写作计划的一部分，他在日记中提及《迷羊》、《蜃楼》、《春潮》将构成总题为《二十年间》的三部曲[3]，也与友人说明这三部曲分别象征着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青年的三个时代：“The age of innocence, The age of skepticism, The age of revolution”[4]。而艰难创作的《蜃楼》所呈现的正是“怀疑时代”的图景。
从现存部分来看，小说已然勾勒出主人公自患病至治疗过程中的身心状态，并隐约暗示了主人公“康复”而非“死亡”的结局。与研究者们广泛关注的《沉沦》时期疾病书写形成对照，《蜃楼》的疾病与疗愈叙事或许隐含着作者对自我意识、社会境况、文化心态与情感伦理等多个范畴的进一步反思和探索。以此切入，或许也能对疾病的隐喻这般古老的议题做出些许新的发现。
一、 休养与修养
如上所言，《蜃楼》的主线叙事是主人公陈逸群在杭州养病的经过。从盗汗、咯血等症状来看，陈所患的大约是肺结核。文本便从陈乘坐沪杭特别快车自上海来到杭州的情境开始。
在苏珊·桑塔格看来，结核病所需要的疗养条件提供了一种“不再局限于艺术家小群体的重要的波西米亚生活方式”。出于不断寻找“有益于健康的地方”之目的，结核病患者们往往过着一种旅行的生活。而浪漫派更是将疾病作为“自己悠哉游哉的生活和逃避资产阶级义务的托辞”。肺病所需漫长的休养过程使患者得以“从世界抽身隐退，不去承担作决定的责任”[5]。《蜃楼》中主人公的养病也的确伴随着这样的悠游和逃避。自从进入松木场肺病院静养，四周“和平沉静的空气”就逐渐把他昏乱不堪的头脑镇抚得清新舒适，文本情绪氛围亦趋于清静平和。有关“过去”的回忆片段在病院情境中一度消失不见，所余下的仿佛只有凝固静止一般的现时生活。而在文本中，赋予这般休养生活以优美色彩而非空虚乏味氛围的正是病院周边的环境与景色——临西湖而依葛岭，病院所处正是杭州的风景胜地，也是郁达夫十分熟悉的所在。按照医学常识，冬季杭州湿冷的气候条件其实并不利于肺病患者的康复，而郁达夫特意将主人公安排在此休养，大约是为了牵引出杭州的一派清山丽水及其勾连的文化资源。且看文本对西湖景象的描写：
西北南三面，回环着一带的青山，山上有一点一丛的别墅禅林，很静寂，很明显的缀在那里。山下的树林，木叶还没有脱尽，在浅淡之中，就写出了一片江南的冬景。长堤一道，横界在湖心，堤前的矮树，树里的环桥，都同月下似的隐隐约约薄印在波头荡漾。湖面上有几只散漫的小艇，在那里慢慢地游行。近旁沿着湖塍，紧排着许多大小的游湖船只，大约是因为一年将近了，游客萧条，几个划船者，拖长了颜面，仿佛都只在太阳光里，作懒噪的闲谈。[6]
在这段风景书写中，《沉沦》时期频繁出现的西洋美学滤镜及对西方艺术资源的“拟象”几乎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木叶”、“湖塍”等中国古典诗词常见意象的显影，文中对湖山船堤的一一刻画也不难让人联想起张岱等人的西湖状写。这样的描写方式在整体上所塑造的乃是清朗恬淡而又略带萧瑟枯寂的山水诗意境。接下来，叙事又将这片诗歌意境化为“一幅灵奇的中国水墨画景”：阳光如薄薄的淡粉，湖面被印成了墨色，远远的船只像狭长的黑点，“默默地在一块纯白的背景上蠕动”，山水的留白处是“一种伟大而又神秘的沉默”。至此已不知文本是在写景，还是在探讨中国山水画运思之精髓。当叙事将视角集中在主人公所处病院介绍其周边环境时，山水游记的笔法也随之出现，这些笔墨都透露着作者的古典文化素养。而在山水诗、水墨画与游记手法所营造的风景形态之外，小说的主要故事线索——陈逸群与康叶秋心女士的邂逅则分明带有唐宋传奇般婉转诡艳的色彩：陈在西湖边茶亭上第一次瞥见美丽神秘的黑衣少妇，她顷刻间即消失在“铺满冷光”的湖面不见踪迹，尔后二人又在“枯干清秘得同僧院”一般的病院中重逢。由此可见，《蜃楼》中有关肺病休养的叙事处处渗透着中国传统文人的文化修养与文学趣味。更进一步，这般文人修养不仅作为一种比西方审美资源更加根深蒂固的“装置”塑造了文本的情调氛围与美学风格，还影响着人物和作者对“病”的态度，进而关联着人物内心与外部世界的某种文人士大夫式的互动方式。
1932年底郁达夫移居西湖边的水明楼，重游葛岭等地，在养病的同时开启集中写作《蜃楼》的计划，或许也正是有意召唤相应的古典文化资源以统合文本叙事。然而至少就现存部分来看，古典文化资源及文人修养并不能够整合多条叙事线索、提供终极的净化机制以成为疗愈疾病的良方，如若这部小说最终得以完成，恐怕也仍不会以此种休养／修养形态为归宿。正如下文所要探讨的那样，山水诗等文化符码所塑造的休养情境将被现代“治疗”过程（无论实体还是隐喻意义上）中各种反讽性、对抗性因素充斥，这或许也是“怀疑时代”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 医治与反讽
在中国现代文学叙事中，对疾病的医治似乎自开始处就带有某种复杂的情感与伦理内涵。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将请来为他诊病的医生指认为吃人者的帮凶，并以交待狂人病愈的文言小序与“病态”的白话日记文本形成对峙，《药》则通过“华”与“夏”之间有关“医治”逻辑从头至尾的深刻隔阂呈现出这一时期作者对疗救行为的某种深切怀疑。而郁达夫的一系列作品同样在疾病与治疗的关系中蕴含着可以深入发掘的张力空间。
在最为显见的层面，《蜃楼》中的结构性反讽仍体现为一个“治疗者”最终沦为“病患”的悖谬处境，以及由此生发的对“医治”行为的深刻怀疑。这似乎是新文学脉络中有关疗愈叙事的某种经典情形。《蜃楼》通过主人公的回忆及与友人的通信含糊交待了其患病的“前史”：陈逸群原是“关外”的军人、“郭军长”的手下。他不满“奉军的罪恶”，策划了“反戈的计划”，在失败后变装逃亡，“到大连后才看见自家的死报”，逃至上海时突发疾病，隐姓埋名到杭州休养。这里的“郭军长”应是郁达夫日记中提到的奉系将领郭松龄。郭本是两次直奉战争中的奉军主力，却于1925年11月发表反奉宣言，*同僚率亲信倒戈，一度占领锦州等地，终不敌奉系与日本关东军的前后夹击而败走逃亡，于1925年12月被奉军逮捕枪毙。这些史实在《蜃楼》中亦有所指涉。根据叙事交待可以推测，陈逸群应该正是这场战事的幸存者。
以小说的形式书写一段去自己不远的“历史”及一位与自己身世经历迥异的人物，在郁达夫的创作生涯中这是第一次，或许也是唯一一次，其困难性可想而知，而这般题材选择也未尝不寄寓着郁达夫对现代中国政治文化格局的某种反思意识。但在现存篇幅中，作者似乎很快规避了那些需要依靠文献资料搭建的社会历史情境及人物经验，并将陈逸群拉回了他所熟悉的情欲处境。文本暗示陈与友人之妻诒孙女士的暧昧关系是他萌生疾患并避走杭州的关键诱因，而文本伊始孑然一身来到杭州郊外养病的陈已然沦为“闲堕阶级”，被抛出了社会运转的轨道。在社会改造与情欲经验中遭遇挫败的陈逸群也就成为郁达夫笔下又一个“孤独者”形象。在养病这样一段近乎真空的时间经验中，陈逸群将关注点转向“内部”、反思过往，将自身定位为“畸形时代的畸形儿”。行文至此，郁达夫大约又走回了“自叙”的老路。
在陈的内心独白中，新与旧、自我与社会、理想与现实紧张关系无法得到有效处理，进而不断导向幻灭和虚空。在寻找到新的出路前，“病”的状态将一直延续。在这个意义上，肺结核漫长的患病与疗愈过程所生产出的“隐喻”值得被深入发掘。桑塔格注意到，在早期浪漫派的想象中，“那些无力去把这些充满活力和健全冲动的理想化为现实的人，被认为是结核病的理想人选”[7]，而从结核以至癌症，现代的疾病隐喻总倾向于显示个体与社会之间一种深刻的失调。沿着这种对“失调”的感知，浪漫派们建构了心与脑、冲动与理性、自然与人工、乡村与城市等一系列对立起来的“奇谈阔论”[8]。从桑塔格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她对这类失调式隐喻的反感态度，但诸种对立失调所引发的不安感受及其与致命疾病间持久而深切的关联确实成为需要正视的社会心理症候。在《蜃楼》中，中西新旧文化在个体身心层面的交战及其所导致的“自我”之分裂畸形是病态之表象，而个体与社会无法建立良性互动关系却是致病的根源，或是患病的后果。相应地，所谓医治的过程，一定程度上就在于这种能动性关系的重建。然而在陈逸群这里，无论古典文化修养还是西方“世纪末”文学资源，抑或改造社会的革命话语都不足以支撑这样的重建，这样一种无法完成的建构也正是疾病在隐喻层面持续存在的根源。
当 “改革社会，改革制度”的热忱在挫败中消磨，个体暂时失去与外部世界重建关系的能力，主人尚且存有对“生命”本身的眷恋，所谓“‘生’之不存，‘革’将焉用”。而就在“求生”这一层面，《蜃楼》对疾病医治的书写同样具备反讽特质。
正如人物历史的有据可凭，《蜃楼》中坐落于杭州郊外湖光山色间的松木场病院也真实存在。郁达夫在构思写作这部作品时亦对这一小说中的主要故事空间做过一番考察[9]。这座医院实则是广济医院松木场分院，位于葛岭宝云山上，《蜃楼》第十章对其环境布局的俯瞰式描绘大抵与医院实况相符。该分院由英国医师梅藤更募资修建，主要用于麻风、肺结核等传染病的医治和康复。梅藤更1881年被英国基督教圣公会派往中国，在圣公会创办的杭州广济医院（原名“大方伯医院”）行医。1892年梅藤更主持创办松木场分院，前后十几年修建起包括病房、教堂、护工宿舍等设施在内的医院建筑群，在当时确乎成为先进医疗体系的代表。距郁达夫同时代人记载，该院“临山面湖，空气清洁，远离尘嚣，尤称方便，吾国麻疯院中，无出其右者”[10]。在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通信中，梅藤更亦特别得意于自己所兴建的医院“已经变成这个城市的景点之一”[11]。而在“疗身”之外，“疗灵”即传播基督教教义也是这所教会医院十分重要的医治手段。《蜃楼》出现的那座“麻疯病院兼礼拜堂的大楼”正代表着这样一种治疗方式。这一方式在郁达夫的文学书写中亦不是第一次出现。《南迁》（1921）中疗养院里的青年男女们就时常聚在一起阅读《圣经》、研讨教义，并将其作为减缓病痛、结交好友的手段。《迷羊》（1927）则安排主人公在接受布道、祈祷与忏悔的过程中痊愈。肉体与心灵的双重医治在这种情形下仿佛配合得圆融自然，然而冲突龃龉其实始终存在。就病院内部而言，医者常不免面临行医与传道的职责意识、科学与宗教的精神信念之间的矛盾。而医院与周边环境、与当地民生民意之间的关系则更加复杂。以修建松木场分院为例，梅藤更的举措既有强占寺庙用地之嫌，又被当地居民认为破坏了宝俶塔一带的风水，其对麻风等传染病采取的防治措施也不能尽得人心，时人甚至认为病院的修建反而造成了疾病的加剧传播。1929年，署名韬园主人的作者在《医药学》杂志上连载了《梅藤更侵略实录》，引用大量实地报道证明梅侵占宝石山等处土地之罪，梅也一度被指认为“资本帝国主义”势力的代表。
教会医院的修建在宗教信仰、土地分配、医疗观念等层面与当地官民发生了种种冲突，有研究者将其概括为“身体殖民”与“反殖民意识”的较量，亦有学者认为此种冲突体现出的乃是“国权”与“人权”的分歧[12]，诸种言说背后自有其比较鲜明的理论视野与意识形态立场。而对于郁达夫而言，他或许无法在理性层面对这些冲突进行理解分梳，但却十分敏锐地洞察到了其中难以调和的矛盾并将之呈现在文学表达中。《蜃楼》对这位梅院长身世行为的描写就内含着颇为丰富的层次。文中的梅先生被形容为“广济医院的主宰者”，怀抱行医济世之志“在这半开化的浙江省境内，建造起了他的理想的王国，很安稳快乐地在过度他的暮年余日了”。在这里，“半开化”与“理想王国”的对照已然颇具深意。当梅先生视察病房发现了陈逸群案上的几册“红羊皮面的洋书”后，他“同发见了奇迹似的”询问陈是否有旅居外国的经历。得知陈的确在欧洲生活过几年，梅先生“立刻将那种应付蛮地的小孩子似的态度改过”，开始“谦逊”地与陈交谈并邀请他访问自己的住所。临走前，梅医生宣布陈逸群的身体“不消多少时候就可以完全复原”。从“奇迹”等用词及文本对梅先生前后态度转变的细致描摹中已然不难见出反讽的意味。更进一步，当陈接受了这位院主的探访，他的履历就传遍了隔离病院。上上下下都晓得他是北洋道台的公子，是到过外国、当过大学教师、做过官的。自此，陈逸群在病院中的地位陡然上升，而这一切则是他邂逅医院的另一位捐资人康太太——那位西湖边神秘的“黑衣女子”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文本暗示康太太也是在梅院长处听到了陈的身世，方才邀请其去自己的住所谈天。煊赫的家世、西洋游学的经历、大学教师与军官这样的社会身份都成为了主人公的象征资本，甚至作为一种独特的医治手段，加速了他身心的康复。根深蒂固的等级意识及由此引发的优越／自卑感对这个“王国”中平等泛爱、普世大同的理想构成了又一重反讽，也仿佛再次质疑了疗愈（无论“疗身”还是“疗灵”）的手段和目的——对于个体与群体而言，“康复”是否仅仅意味着进入“先进文化”的等级秩序？而这是否就是医治过程的终极目的？
在未完的《蜃楼》中，上述问题并未得到解答。但似乎可以肯定，无论“医者”还是“病患”，其身上的国族、阶级等标记都无法轻易抹去，某些隔阂也始终存在。医治过程本身总负载着太多有关“身份政治”的博弈，这些都为个体及社会的健康学[13]留下了难题。
三、 隔离与同情
在现代医疗体系下，医院这一疾病诊治场所总是与日常生产生活空间保持一定程度的区隔，居住其中的患者们也一定程度上暂时脱离了正常的人群与社会关系，传染病院及其患者更是如此。于是在病院或疗养院的狭小空间内，人们往往需要重新建立起某种临时性的关系群体。而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与医疗理念的改变，某种“人道隔离”似乎淡化了传染病院“与世隔绝”的恐怖闭塞，也为存在其间的小群体中的成员们提供了建立良性互动的可能。
托马斯·曼的长篇小说《魔山》就以肺结核疗养院为核心叙述空间，呈现出在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情况下，“魔山”内部诸病患之间发生的种种情欲纠缠与信念冲突，谙熟德国文学的郁达夫大约对这部作品并不陌生。在《南迁》中，郁达夫就安排病痛缠身的主人公伊人到日本房州岛疗养，在那里结识了少女O、青年B君、K君等“病友”，文本主线叙事便围绕这群患病青年在被太平洋环绕的温暖半岛上的种种交集展开。
《蜃楼》中的松木场病院同样是在相对隔绝于外部社会的情况下由医护、病患、传教士与慈善家等人群组成的小型共同体——叙事在俯瞰病院周边环境时就将其形容为“一区与外界隔绝的小共和国”。低矮的女墙暗示着半是隔绝半是开放的病院形态，或许契合了梅藤更将其同时塑造为隔离病院与“城市景观”的设想。而这个“城中之国”自然以梅院长、康太太为主宰。文本由护士之口提及康太太出资修建了女肺病院，此外还要定期去麻疯病院看望患者分发物资。不同于肺结核这般被文学作品“优美化”的疾患，麻风病因其对患者身体面貌的摧毁与传染性之强而注定与“浪漫”绝缘。它一度被国人视为“天刑”，即便因集中隔离等措施而得到控制，这种疾病所携带的仍多是关于恐怖、混乱与毁灭的隐喻。松木场病院以“杭州麻疯病院”闻名，郁达夫也特意着笔描写了医院内教堂兼麻疯病室的建筑及康太太对这群病患的关注和接触，这些恐怕很难说是闲笔。
对于梅藤更针对麻风这样可怖的传染性疾病所采取的防治措施，时人很难完全认同。有人就指责其在杭州郊外的风景胜地建立麻疯病院并听任病人“出入自由，徘徊市肆”是导致疾病流行势头加剧的主因，但就医治理念来看，这或许正符合梅藤更提出的为传染病人建立“家园”而非强制收容的监牢这样理想的医疗形式[14]。梅认为，麻风病院应为病人提供充足衣食与精神引导，使其“每个人在新家里都很快乐，他们不再是一群被关起来等死的令人厌恶的病人，他们和我们在一起感到很愉快，很满足”[15]。《蜃楼》所刻画的梅院长、康太太与病人、医护者之间的相处方式约略具备家园的温馨之感，叙事也流露出对这种医患相处模式的些许向往。
然而对于《蜃楼》中从家庭与军队脱离甚至已被宣布“死亡”开除出社会的陈逸群而言，病院内部形成的小共同体终究只是从护士的言谈中得来的模糊印象。在养病期间，他更多地体验到的仍是被四面白壁包围的隔绝孤独。而同郁达夫的一系列述“病”文本的格调相近，《蜃楼》在突显“病”所造成的个体与群体隔绝疏离状态的同时不断流露出对“同情”本身的迫切呼唤。
从现存情节来看，这样一种情感形态最有可能发生在陈逸群与康太太之间。陈与康就身体情况而言都是业已或行将“康复”的病人。初遇康女士时，陈所捕捉到的只是她“悲寂的微笑，带病的笑容”，而在病院相遇后，小李护士告诉陈康太太是有名的“大慈善家”， “她自家也曾患过肺病，所以她对肺痨病者是特别的有同情，特别的肯帮助的”。后文康太太邀约陈逸群去家中喝茶，仍以“细谈谈病中的感想”为约辞。现存部分并没有写出这场交谈，亦没有正面描写康女士的心态与情感变化，但仅止于此，也不难发现康女士与以往郁达夫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们已然有所不同。她不再是玩弄或被玩弄情欲的施虐者或受虐对象[16]，或是男性主人公的自我投影，而是初步具备了可供发掘的自我意志与生命经验。在陈对自己“纯客观”的反思批评中，他认为自身对康女士产生了近乎“完全忘却自己”的情感，这是往昔情感经验中从未有过的。但文本亦没能清晰确定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情感状态，只能在陈的内心独白、回溯性叙事与风景书写的交错间极力呈现出这种感情的存在及其特质。在即将与康女士会面的清晨，为晨雾烟岚所包裹的山色宁定了陈逸群不安的心神，“他的欲念，他的小我，都被这清新纯洁的田园朝景吞没下去了”。纵然排除了欲念等因素，陈对自己心理的批评分析并也没有为他正在经历的情感活动找到合理的解释。当心理分析难以为继，叙事又“漫然地”进入了陈对过往情欲经验的回忆。在“热烈浓艳”的地中海里，陈曾被美国少女冶妮的肉体诱惑，沦为她的“猎物”，而终于在即将降服的最后时刻想到“千创百孔，还终不能和欧美列强处于对等地位的祖国”，这促使陈骤然清醒斩断情丝。文本结束于此，留下了诸多空白与疑思：时移世异，故国冬景取代了异乡风情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陈与康的关系不再是施虐与受虐，亦非“同是天涯沦落人”模式的再度出现——尽管由身心的病弱体验而生长出的“同情”仍是二人发生互动关系的基石，也是促使康女士从事慈善事业、与更多病苦受难者建立联系的桥梁，但是在这里，无论就社会位置还是自我认知而言，康和陈都不再是“弱者”，他们具备康复的希望与行动的可能。而这部未完文本所留下的问题是，在病院这个与世隔绝的小共同体内部，他们的“同情”将如何发生？这样一种建基于文化优越感与朦胧的爱欲体验的情感形式又能否突破种种“隔绝”，与外部世界、与芸芸众生建立起真正的联结？
考察郁达夫文论可以发现，“同情”是他赋予文艺作品的重要情感质素和能力，是个体与他人、与社会建立关系的手段，或许也是文学之“疗愈”功能得以实现的主要依托。郁达夫一度将艺术定义为“弱者的同情者”，并认为这种同情背后乃是超越国境人种的“博大的爱”[17]。在具体讨论文学作品中的情感要素时，郁达夫借奈尔孙（William Allen Nelson）的概念将感情分为“情绪（emotion）”与“情操（sentiment）”两部分，其中“情绪”包含“自我的情绪（egoistic emotion）”与“社会的情绪（social emotion）”两种，前者大体由个人利害产生，如愤怒、恐怖、悲哀、怨嗟，后者则由于“注重他人的安宁快乐”而发生，如“爱情，同情等类是”。郁达夫将“同情”定义为“因他人的情绪而惹起的自己胸中的反响”，并对此做出了让步式论述：
有人把这一类的同情，都归入自己怜悯的情绪中去的，话也可通，不过有许多同情，却不是专因自己怜悯而起的，例如为义愤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之类，当然不单是由我们的利己的self-pity中发生出来的[18]。
从“不专”、“不单”等用语可看出郁达夫的暧昧态度，最终只好用为义愤牺牲生命这样“极端”的例子来论述“同情”的生发机制和情感模式不必然等同于“自怜”。而既然艺术本就是“弱者的同情者”，郁达夫也便一度认同了革命文学所提出的“表同情于无产／被虐阶级”的义务担当，然而他却始终感觉到这种情感形式的局限。在为蒋光慈小说集《鸭绿江上》作书评时，郁达夫认为作者对无产阶级的同情已足够真诚，因此“光就同情的一方面说起来，已经可以说是无产阶级的文学了。可是作者究竟还是一个中产阶级的人，所以每篇中所有的感情，意识，还不能说是完全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和阶级意识，表现得十分真挚”[19]。由于身世处境终究相异太远，这些作品对无产阶级施予的“同情”并不能表示一种新的情感经验，即“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得到了真正的发掘、理解和表述。这个问题在郁达夫这里似乎是无解的，他甚至声称自己“配不上说同情于无产阶级”[20]，这其中亦包含他对情感转变之难度的真诚认知。纵观郁达夫的小说作品，其中的“同情”似乎很难超越self-pity的限度，并总与爱欲纠缠不清。或许他的确“没有充分理解描写他者的意义”[21]，缺乏相应社会实践与科学认知的“同情”也仅能止步于此。在一次次复现中，这种感情甚至形成一种“套路”[22]，被卷入某种既定的等级关系中而消解其社会改造的潜能。或许一如勃兰兑斯对德国浪漫派的批评那样，郁达夫笔下的“病态”主人公们终究还是寄生于自己所制造的情绪里，无法突破与大众的“隔绝”，亦难以通过“努力、意志、决断”获得健全的人格与行动能力[23]。
注释：
1、吴晓东：《中国现代审美主体的创生——郁达夫小说再解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3期。
2、《蜃楼》前四章（除第四章最后一节）于1926年6月在《创造月刊》第四期发表，而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郁达夫奔走于广州、上海等地，亲历了大革命的高潮与变故、创造社成员的聚散分合、上海左翼文艺的兴起，其自身也开始了一段新的恋情，但似乎始终未放弃过续写《蜃楼》的想法。1927年从广州回到上海后，郁达夫计划写完的三部长篇就包括《蜃楼》，，自此直到1932年底，郁达夫的日记中时常出现有关《蜃楼》的写作计划。1931年3月至5月，这部小说的前十章在《青年界》连载，仍属于未完之作。在1932年底，郁达夫的肺病有所反复，同时却也似乎格外希望集中精力将《蜃楼》创作完成。1932年10月至11月中旬，郁达夫搬到友人杨郁生经营的西湖医院小住。他所住的房子乃是同治年间张勤果的旧居，临湖靠山，名曰水明楼，而此行在养病之外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完成《蜃楼》。甫一搬到，郁达夫就立志“预计十一月底，必须做好《蜃楼》”，但到了十月底，似乎仍没有很大推进。十一月三日郁达夫在图书馆翻阅旧报刊，抄去有关奉军将领郭松龄的事迹（此人在前十章仅出现过一次，但从郁达夫对他的关注程度看，他也可能是《蜃楼》后面部分的重要人物），认为“大约从明日起，可以动手做《蜃楼》了”，到十一月九日却仍“不能捏起写《蜃楼》的笔杆”，仿佛“思想驰散了”。然而这一阶段郁达夫的创作力其实并不衰弱，《迟桂花》、《碧浪湖的秋夜》等短篇都在此期间创作完成，唯有《蜃楼》虽屡次发愿，大有不成此篇终不还之意，却似乎一直遭遇瓶颈。直到1936年4月，郁达夫仍表示要将《蜃楼》写完。见《郁达夫全集》第五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1、336、340、439页。
3、郁达夫：《郁达夫全集》第五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页。
4、钱杏邨：《达夫代表作·后序》，现代书局1930年版。
5、苏珊·桑塔格著，程巍译：《疾病的隐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
6、郁达夫：《蜃楼》，《创造月刊》1926年第1卷第4期。
7、苏珊·桑塔格著，程巍译：《疾病的隐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42页。
8、苏珊·桑塔格著，程巍译：《疾病的隐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65~66页。
9、郁达夫1932年10月8日日记记载自己打算上葛岭登高，“顺便可以去看一看那间病院”。根据上下文提到的《蜃楼》写作计划与医院位置，这里所指应该就是松木场医院。见《郁达夫全集》第五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9页。
10、周东华：《公共领域中的慈善、福音与民族主义——以近代杭州麻风病救治为例》，《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3期。
11、梅藤更1917年4月14日致洛克菲勒基金会信，见张煜、马庆凯、沈弘：《梅藤更笔下的杭州记忆》，《文化艺术研究》2016年第9卷第2期。
12、周东华：《公共领域中的慈善、福音与民族主义——以近代杭州麻风病救治为例》，同上。
13、黄子平用“社会卫生学”的概念解读丁玲《在医院中》等作品，注重这一理念“驱邪清污”的核心意涵，并由此洞见了文学中疾病—疗愈言说的某种根本困境。而本文用“健康学”的概念与“卫生学”形成对照，意在强调健康肌体对于“整全”而非“剔除”的需求。但以此深入，所发见的也许仍是“医治”在实体及隐喻层面的难题和困境。见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14、30年代已有人提出“经文明诸国行之多年”并算得上是有效的“监禁隔离之法”不适用于今日。因其不免造成舆论恐慌与对病人或可能患病之人的极端排斥，以至“可以治疗之初期患者，逃之夭夭”错失治疗良机，又“引起患者之无谓恐慌，形成癫狂”，因此这样的隔离方法亟待革新。见年：《舆论为铲除麻疯病的关键》，《麻疯季刊》1930年第4卷第4期。
15、周东华：《公共领域中的慈善、福音与民族主义——以近代杭州麻风病救治为例》，同上。
16、伊藤虎丸认为郁达夫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充分说明了他的传统性，他的女性观始终没有超越自虐性和加害性这两种形象所象征的感官认识。而这种女性观也说明郁达夫的世界观停留在传统的阶段，对旧文学不能成为彻底的“异端”。（日）大久保洋子：《郁达夫小说研究在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5期。
17、郁达夫：《艺术与国家》，《创造周报》1923年6月23日，第七号。
18、郁达夫：《诗论》，《郁达夫全集》第十卷，同上，第192页。
19、郁达夫：《<鸭绿江上>读后感》，《洪水》半月刊1927年3月16日，第3卷第29期。
20、郁达夫：《公开状答日本山口君》，《洪水》半月刊1927年4月1日，第3卷第30期。
21、这是伊藤虎丸的评价，见《郁达夫小说研究在日本》，同上。
22、沈从文认为郁达夫作品的情感模式如此明显，以至于作者一读到同一署名的作品，“立刻就会构想出那主人公的一定的性格，而且总准备好了他们的同情。”沈从文：《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见邹啸 编《郁达夫论》，北新书局，1932年。
23、（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二册，刘半九 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5、65、162页。
文/孙慈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