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敦煌地论宗文献的整理和日本古写经、碑铭石刻的刊布，以及文献学方法的引入，自20世纪70年代一度沉寂的六朝佛教研究再度繁荣起来。今年6月出版的日本京都大学船山彻先生的专著《六朝隋唐仏教展開史》，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
以此为契机，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主办的“佛学与宗教学对话工作坊”第5期——“胎动与蜕变中的六朝佛教”于2019年9月7日，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旨在向学界推介船山先生的重要学术贡献，同时展现国内青年学者在相关领域的学术推进。就工作坊主题而言，“胎动”一词强调六朝作为成熟形态中国佛教蕴育期的诸多特点，及其与印度佛教、中国本土思想传统的联动性；“蜕变”是指六朝佛教随年代急剧变化的时代感。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十余位学者参与了会议。
王颂教授
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王颂教授首先致欢迎辞，向与会学者介绍了中心的研究宗旨以及本次工作坊的召集缘起。随后，依次举行了四场学术发表和一场圆桌讨论会。
第一场发表聚焦六朝佛教与印度佛教的关联。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孙英刚教授的论文《梁武帝的大业：萧纲〈马宝颂〉的思想、信仰与政治背景》开宗明义地提出历史学研究应当关注文学作品中的宗教意涵。他敏锐地注意到萧纲《马宝颂》撰写于梁太清元年（547）四月侯景归降梁朝后不久，作为转轮王七宝之一的马宝被突出强调，与梁为火德有关。这篇文章典型地反映了南朝时期灵活运用佛教和本土传统话语进行政治宣传的实态。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张雪松副教授发表的论文题目为《中国佛教早期译经中的“更出”问题探析》，通过仔细爬梳《出三藏记集》中的用例，指出“更出”是不同译者在旧译基础上修订而成的经典，特别重要的案例是前凉张天锡组织的译场，在短期内改治了竺法护的译本，并传播到襄阳道安手中。该论文从译场术语的解释入手，揭示了早期译经的工作原理和传播径路。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讲师李灿发表的题目为《中国的本土佛典注释是如何起源的？》，该文是其《阴持入经注》读书班成果的阶段性报告。他在左冠明（Stefano Zacchetti）对早期汉语佛教注释分期的基础上，重新分析其性质，认为第一期作品如《阿含口解十二因缘经》等主要采用印度流行的阿毗达磨和毗勒的体裁，以解释事数为主，与经文关系较为疏离。第二期作品如《阴持入经注》呈现为汉代章句与注合流的新体裁，语言风格也趋于典雅，标志着本土注释传统的形成。该传统萌芽于洛阳安世高教团，随僧侣南下而流行于孙吴。
第二场发表的主题是三教交涉视野下的六朝佛教。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院讲师史经鹏发表的论文题为《羽271号〈义记〉与上博317号〈法华经文外义〉中的净土思想》。介绍了两件敦煌文献的成立年代及引用文献，并进一步分析了二者的思想特色。其认为，《义记》探讨空理能否资助善报，善得净土，体现出道生“善不受报义”的影响，《文外义》则着力探讨不同阶位修行者与净土的关系，同时强调法身常住对净土的超越，可以看出《涅槃经》、《菩萨璎珞本业经》与净土思想的结合，是对《义记》的新发展。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讲师曹凌的论文《佛玄相即：双重性视野下的慧远思想研究》的核心宗旨是重新检讨慧远思想在玄学、佛教传统中的定位，认为慧远对郭象思想中核心的自性、自然等概念加以改造，创造出以因缘为自然的新自然观，自性是因缘规律下产生的禀赋之差异性，以此为轮回与罪福提供了玄学式的论证。法性则指万有的共通本质，是慧远思想中核心的观念。此外，慧远又围绕神、心、识等观念构建起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心性论体系。
同济大学哲学系谷继明副教授的论文《再论南北朝儒家讲经与撰疏》指出，南北朝的儒家讲经应该分两个层面来考虑，一是皇家或国家层面作为礼制的讲经，一是学术界的讲经。前者制度传承自汉魏，礼仪上不太受佛教讲经的影响。后者又可分为国子学和民间开馆。国子学在当时基本只有象征意义。而开馆是指先征召某一人才，然后为其建立经学传承的场域，位置多在鸡笼山、钟山等区域，与世族居住地、佛教寺院分布区高度一致，可以想见儒家讲经与佛教的交涉。
第三场发表主要研读六朝时期的戒律与注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夏德美副研究员的论文《从义寂〈梵网经菩萨戒本疏〉看中日韩佛教交流》试图转换视角，考察《梵网经》在东亚社会生活中的影响。首先勾稽零散史料，考证了新罗僧人义寂的生平和著述，认为其学术传承隶属于法相宗。继而又分析了其义疏关于受戒者资格、授戒师资格、重戒判定等问题上的独特讲法，指出义寂受到智顗注疏的强烈影响同时又有批评，并且在疏中经常引用《瑜伽师地论》，正是法相宗宗派自觉的表现。义寂不为瑜伽系菩萨戒作疏而疏解《梵网经》，又反映了《梵网经》的巨大影响。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研究员王磊的论文《六朝隋唐时期的律抄》全面整理了敦煌本律抄的文本系统，从作品内证确定了“四部律并论要用抄”成立于道宣以前，从而梳理出六朝时期从“三部律抄”（2件写本）到“四部律并论要用抄”（7件写本）的发展历程，并简要介绍了《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毗尼心》等作品对六朝律抄的发展。最后，从印度与中国僧团生活的差异着眼，指出中国佛教会通诸部戒律的独特学风，律抄与羯磨本存在互补关系，从而对律抄出现的背景做了合理的解释。
清华大学哲学系圣凯教授的论文《地论学派“南北二道”佛性论的学术史阐释》认为当常与现常、本有与始有等对地论学派南北二道思想的二元划分，经历了三重建构。一是北朝地论师自身的观念，如敦煌遗书和净影慧远的思想诠释；二是吉藏、智顗、湛然等隋唐佛教学者的论述，其中固然有某种合理性，然其批判意味值得注意；三是现代学者在此基础上有意夸大的图景。
第四场发表关注六朝时期的几种史料群。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武绍卫的论文《无名僧人的名山事业：中古时期僧人日常抄经与校勘活动》选取敦煌遗书S.102《梵网经》抄本为例，生动展现了敦煌地区无名僧人校勘文本、厘定文字的技术，及其所花费的高昂成本，并讨论了写本时代的定本观念。文章从历史考证和文献分析，试图切入中古时期寺院生活的精神层面。
复旦大学中文系讲师李猛的论文《制作哀荣：南朝僧尼碑志之兴起》广泛利用了僧俗史传、类书、文集、地方志和出土石刻，全面检讨了江左五朝和后梁傀儡政权下僧尼碑志的葬地选择、立碑时地、碑志的数量形制、撰碑人的身份诸多方面，认为在南朝王公碑禁甚严的背景下，僧尼立碑显示出较高的规格。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志远发言的主题为《北朝佛教造像碑铭整理刍议》，其简要回顾了乾嘉以降造像记录文集制作的学术史脉络，并对几种大型录文集的体例和优劣做了评断，在此基础上制作了“北朝佛教造像碑铭综合目录”。最后还对佛教碑铭调查方法和学科前景做了展望，认为金石、地理、教义、艺术可以视作佛教碑铭学的“四把钥匙”。
圆桌讨论环节围绕船山彻教授的新作《六朝隋唐仏教展開史》进行，该书作为日本学界在六朝佛教领域的重要新进展，其对具体问题的考辨和方法论反思皆具有启发性。王颂教授首先对此书的主要贡献和研究旨趣做了介绍和点评。他认为，船山先生继承了横超慧日以来重视南朝佛教的传统，与塚本善隆的《北朝佛教史研究》相映成趣，背后反映的是关于南朝、北朝佛教对隋唐佛教影响孰大这一根本问题的不同思考。此外他还指出，船山先生选取真谛三藏的注疏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对依傍瑜伽系菩萨戒成立的《梵网经》等汉地撰述的关注，对构建中国宗派谱系给予很大影响的《萨婆多部师资传》之辑佚整理，皆体现出其一贯的学术立场，即认为六朝佛教是基于印度佛教，而又结合中国固有思想观念而创造的混合体。
与会各位学者就戒律与僧团生活实态的张力、三教交涉的方法及其误区、跨学科前沿研究向学术基本训练转化、学问的精神追求等话题各抒己见。会议过程中，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访问学者上海师范大学石立善教授、南开大学哲学系赵文助理教授、北大访问学者斯坦福大学李尚晔博士以及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等高校师生旁听了会议，并就学者们的发言积极提问，踊跃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