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基辛格最新著作《领导力：世界战略的六大研究》（2022）
作者：亨利·基辛格，美国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前美国国务卿，代表作有《核武器与对外政策》（1957）、《大外交》（1994）、《论中国》（2011）等。
文源：[美]亨利·基辛格新著《领导力：世界战略的六大研究》（2022年）
收录：《大译编参》2022年第91期，总第236期，大外交智库（GDYT）外文编译评议组创办。
编译：石雅风，《大译编参》外文编译评议员，毕业于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
审校：柯洁楠，《大译编参》编辑部常务副主编，就读于香港科技大学公共政策学部；纪宁，《大译编参》外文编译评议员，就读于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
终审：王盖盖，大外交智库GDYT创始人兼院长、《大译编参》编辑部总编、总策划。
编译精选
一、领导力的重要作用
任何社会，无论其政治制度如何，都永远处于从过去向未来过渡的过程之中。对于行进在这漫漫道路上的社会来说，领导力必不可少。不单单是人类社会本身，社会中的各类机构也都需要一个领袖以指明前路、不断前行。而领导力的缺乏则意味着灾难的迫近——机构行将错位、国家面临失能。
领导者不仅要站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思考问题，还要在其领导下的人们的价值观与愿望之间作出取舍。由于领导者身处过去与未来之间，因此分析是其所必须掌握的第一种特质——领导者首先要根据该社会的历史、习俗与特性对其社会进行现实评估；由于要在价值观与愿望之间作出取舍，因此领导者必须在知识与直觉之间进行平衡，让这种调整后的直觉为社会指明前路，并制定面向未来的具体战略。
为了激励社会前进，领导者有时不得不肩负起“教育者”的职责。虽然国家这一概念在定义上拥有垄断暴力手段的权力，但对暴力手段的依赖往往体现了领导者的无能，然而优秀的领导者往往能够引领而非鞭策其民众前行。但相对于浩渺庞杂的现实问题而言，领导者一人则显得有些独木难支，这就需要其身边的团队将其领导意志转化为解决问题的良方。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团队是领导者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甚至可以放缩领导者身上的某些特质。
身处转型时期的社会对于领导力更为依赖。在一个“历史已经褪去，未来尚不明晰”的混沌时期，领导者必须对以下问题进行慎虑思考，并给出自己的回答：何为社会福祉的源泉？该源泉为何衰减？哪些历史遗产应被保留，哪些则应被重塑或抛弃？哪些目标必须达成，哪些前景又应被拒绝？甚至，在极端情况下，何时才应将牺牲视作通向未来的必经之路？
二、领导决策的本质
领导者的决策不可避免地面临各种因素的制约——资源的稀缺性、时代的局限性、文化的继承性，甚至还面临着其他社会参与者的竞争。此外，危急关头决策时间与相关信息的极度匮乏也迫使领导者依靠直觉与假设（而非精密的计算）做出决策。
因此，“战略”一词常被用于描述领导者在面临以上复杂限制条件下得出的决策结论。而在做出这些战略决策时，领导者则往往只能在一条狭窄的小径中徘徊——过于激进的惩罚是耗尽自身的战略资源，而囿于保守的代价则是停滞甚至衰败。如果领导者希望达成自身战略目标，那么就必须使手段与目的、目的与环境相匹配与适应。
领导者在进行战略决策时总会面临一个两难局面：当相关信息最为匮乏时，领导者能够做出的决策范围往往最大；而随着信息的丰富与完善，留给领导者的回旋空间则会被逐渐缩小。新冠全球疫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疫情爆发之初，各国可以根据自身对于这次疫情的认识而制定迥异的防疫战略；但随着疫情威胁的显露，留给各国的政策范围就会缩小（或者为自身的“灵活”政策付出极高的代价），此时余下的“最优”战略选择也要么难以执行、要么回报降低、要么风险更大。
因此，正是在这种缺乏信息的危机关头，领导者的直觉和判断力才显得愈发重要。正如丘吉尔在其回忆录中所言“政治家不仅要解决简单的问题——简单的问题通常会自行解决。正是在平衡脆弱、迷雾重重之刻，才会出现拯救世界的机会”。而对于如何做出这种“救世”的决策，丘吉尔也给出了自己的回答——“研究历史”，“治国之道、尽在史中”。
历史知识虽然必不可少，但对于做出战略决策还远远不够。有些问题永远“笼罩在迷雾中”，甚至对于博学老道之人亦是如此。历史可以提高领导者进行类比的能力，通过辨明相近的情况来做出决策。因此，对于领导者来说，历史更加重要的作用在于其可以提升领导者识别、评估、适应自身所处的时代环境的能力，在此基础上提取出与史实相近的部分，以历史上的决策及结果为参考做出这一时代的战略决策。
在某种意义上，领导者还需要一些艺术家的品质，即通过自身对当前可用材料的感知与理解，用其塑造未来。戴高乐将这种特质称为“艺术家的灵感”。
由于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因此历史中的“真理”也与科学中的真理有着显著的区别。用以赛亚·伯林的话说，“能否敏感觉察到不同境况所具备的特质，这是辨别一个人智愚与否、是明是昏的唯一标准。而这种难以复现的特质也使其被科学拒之门外。”
三、在各自时代背景下的六位*
历史是个人性格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亨利·基辛格新著《领导力：世界战略的六大研究》中所描写的这六位*：阿登纳、戴高乐、尼克松、萨达特、李光耀、撒切尔，都生于第二个三十年战争期间（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三十年），无一不受到时代环境的巨大影响；而这六个人随后又成为了塑造战后社会和国际秩序演变的主要领导者。
在这个旧秩序已被战争所瓦解的世界中，六位*对各自国家的目标进行了重新定义，为本国开辟了新的前景，并为这个处于转型中的世界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第一个三十年战争将欧洲的国家合法性源泉从宗教信仰与王朝继承转变为世俗国家的主权平等，并将这一规范秩序传播至全球范围。
三个世纪后，第二个三十年战争则对当时的整个国际体系发起了挑战，建立了基于新原则的国际秩序。
在进入二十世纪之时，欧洲尚处于其“黄金时代”，并坚信这一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的进步将永续下去——人口在不断增长、工业化与自由贸易尚在持续、民主制度欣欣向荣。这种乌托邦式的观点在安吉尔的《大幻觉》（1910）中达到了巅峰，“（由于欧洲列强之间日益增长的经济相互依存使战争代价高得令人望而却步）国际社会从冲突转向合作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
第一次世界大战耗尽了欧洲各国的力量。英法尽管取得了胜利，却仍然精疲力尽；德国在战败后失去了所有的殖民地，负债累累，国内政治动荡混乱；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两大王朝都随着帝国的瓦解而崩溃；俄罗斯则经历了史上最为激进的革命，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两战之间，民主国家步履蹒跚，极权主义大行其道，贫困弥漫着整片欧洲大陆。
第二次世界大战则让整个世界分担了欧洲的痛苦。各国无论胜败与否，都面临着在城市破败、经济崩溃、民众疲惫、饥荒横行的背景下完成国家重建的巨大困难。而在欧洲，希特勒摧毁了德国的国家地位，甚至抹*了德国的存在合法性；法国的第三共和国一触即溃，巨大的道德空虚萦绕在法国上空；英国的政治制度撑过了战争，但随即在战后*，帝国的瓦解与经济的困境将成为困扰战后英国的一大顽疾。
时代的动荡在六位*身上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阿登纳（Konrad Adenauer，生于1876年）于1917年至1933年间担任科隆市市长，在任内他目睹了德法在两战间的不断冲突与希特勒在德国的崛起。二战期间，他被纳粹囚禁。在战后，阿登纳放弃了欧洲主导的念头，将德国绑定在大西洋联盟的战车之上，并在其基督教价值观和民主信念的基础上完成了德国的战后重建，带领德国走出了历史的低谷。
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生于1890年）在一战中被德军俘虏，在战俘营度过了两年半的时光。在二战中，他先是在法军中担任了坦克团的团长，而后则投身政治，两度重建了法国的政治结构——一次是在1944年光复了法国，一次是在1958年避免了内战。戴高乐引领法国完成了从一个战争失败、四分五裂以及过度扩张的殖民帝国向一个在健全宪法体制下稳定繁荣的民族国家的过渡，并在此基础上重塑了法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并持续发挥作用。
尼克松（Richard Nixon，生于1913年）从自己在二战中的切身经历中吸取了教训，认为美国必须在新兴的世界秩序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尽管他是史上唯一一位主动辞职的美国总统，但在其任内（1969年至1974年），尼克松改变了美苏冷战的紧张局势，并将美国拖离了越南战争的泥沼。通过与中国建立关系，开启中东和平进程，并强调基于平衡的世界秩序理念，尼克松实现了美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与转向。
萨达特与李光耀则在欧洲殖民地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萨达特（Anwar Sadat，生于1918年）在二战中是一名埃及军官，因在埃及亲英派财政部长遇刺后试图与隆美尔合作，将英国人驱离埃及而获刑五年。长期以来，萨达特都信奉革命以及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也因此在纳赛尔突然离世后（1970年）被推举为埃及总统，而此时的埃及正陷于第二次中东战争的巨大失败而无法自拔。通过军事战略和外交手段的巧妙结合，萨达特努力恢复了埃及失去的领土，提振了埃及的民族自信，并与以色列达成了难以捉摸的长期和平。
李光耀（生于1923年）于1942年侥幸逃离了日军的处决。当时的新加坡还是一个贫困的多民族港口城市，周围环绕着敌对的邻国。李光耀主导了这个城市的转型，将其变为了一座安全、繁荣的城邦国家，并整合了民众的民族认同，在多样性中觅得了统一。
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生于1925年）在“不列颠空战”期间还在收听丘吉尔的战时广播。而在近四十年后的1979年，她则成为了丘吉尔的后继者。在英国逐渐认同了帝国的衰落，并不再寄希望于重整旗鼓之时，撒切尔通过经济改革与外交调整对英国进行了革新。
第二次三十年战争对六位*的影响使他们分别得出了“世界为何误入歧途”这一问题的结论，同时认识到大胆且有抱负的政治领导的重要意义。历史学家罗伯茨给出提醒，虽然普遍对于“领导力”一词的理解是褒义的，但其本质上是一个完全道德中立的概念——领导力既可以将人类引向光面，也能够将人类引向深渊。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将其导向普遍意义上的道德目标。
四、领导力的两种缩影：政治家与先知
大部分领导者都精于管理现状，却疏于规划未来。管理现状固然不可或缺，但在危急时期，只关注于管理眼下的现状将是极其危险的。因此，在危机迫近的时代，一些幸运的社会中会出现“变革型”领导者。“变革型”领导者可被分为两种理想类型：有远见的政治家与先知型领导者。
有远见的政治家明白自身有两个基本任务。首先是通过操纵环境来保护自身的社会，而不是放任社会被环境变化所压垮。完成这个任务需要领导者坦然接受与适应社会的变化和进步，并同时确保其社会在变革中保持基本的稳定。第二个任务则是要求领导者对于各种可能的远景保持谨慎、有所保留，并对人类根深蒂固的自私、权欲、暴力等特质保持清醒的认知。因为领导者不仅可以将社会引向最好的结果，也会将社会带向最坏的结局。
第二种类型的领导者，即先知型领导者，比起从可行性的角度、更愿意从迫切性的角度来处理问题。先知型领导者的合法性源于其超然的社会愿景，并渴望将这一愿景付诸实现，推翻以往的陈旧制度。他们倾向于认为渐进主义是对于现状毫无意义的让步，相信存在最终解决方案；他们的目标是超越现状，而非管理现状。
两种类型在理论上存在绝对的界限，但却无法将其用于划分现实的政治家。现实的复杂性使政治家有可能在不同时期展现出不同的特质。本书中的六位*都是这两种领导类型的复合，尽管都倾向于政治家类型。
很难对这两种领导类型的复合结果进行评判，这是由于二者对成功的衡量标准截然不同：评价政治家的标准是一个政治结构在各种压力下的持久性，而衡量先知的唯一标准则是其取得的成就——政治家注重效用，而先知只关心“真理”。
五、历史中的个人因素
无论个人特征或行动方式如何，领导者都必须直面一个无情的挑战：防止一个社会的现实需求透支其发展潜力。平凡的领导者寻求管理当下的问题，而伟大的领导者则试图将其社会提升到他们所期望的高度。只要人类思考有关期望与必然的关系，就必须要在面临这一挑战时作出抉择。
19世纪以来，西方世界在面临这一挑战时更倾向于用历史因素进行解释，好像在历史的滚滚浪潮之前，人类的意志无关轻重——人类只是历史进程推动社会发展的一个载体，而非提供社会形态转换动力的主体。
到了20世纪，历史分析的主流理论也倾向于将个人及其塑造的事件视为历史洪流中的“表面障碍”和“泡沫波浪”——先前的思想家已经在很久以前就为历史的洪流注入了命运的推动力，在历史“运动”之前，“结构”和“力量分配”已经剥夺了人类的主动性，并迫使人类放弃所有的责任。
当然，这些理论在进行历史分析时确实有效，领导者也必须认识到历史进程的力量，但历史进程总是通过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作用并作出选择的。而颇为讽刺的是，没有什么比历史进程理论更适合用来巩固个人权力了。
在特定时期，历史的推力是自然地发挥作用，还是受制于社会与政治行动？从当代物理学理论中，人们已经知道了观测会对实验结果产生影响。历史同样也教会了人们以自己对历史的理解来塑造自身所处的环境。
个人因素对历史进程来说真的重要吗？后文中的这六位领导者在面临期望与必然的关系这一问题时，都明白了人类能动性可以对“必然”产生影响。这六位领导者当然很重要，因为他们实现了对其社会环境的超越，并为其社会注入了新的可能性。
译者评述
在经典著作《人、国家与战争》一书中，华尔兹分析了引发国家间战争的三种意象：人性、政府体制、国际结构。作为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提出者，华尔兹的论述自然集中于国际结构这一层次，但在其以前的现实主义学者却都倾向于关注“人”与“国家”这两个层次。
也许政治家身份的光芒过于璀璨，基辛格“古典现实主义”学者的身份时常被人所遗忘。在《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一书中，基辛格被划入与爱德华·卡尔、汉斯·摩根索并列的十大现实主义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传统现实主义学派的一大特征就是对于伟大历史人物的着重关注（可能与唯物史观所批判的“英雄史观”有些相近），基辛格则更是个中翘楚，“由于基辛格对于人性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来自对人的直觉和人的能力的认识，所以在他的理论中，他是从现实主义角度对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进行分析。他强调，个人作用下的权力政治具有浓厚的个人和英雄创造国际关系的特点。”“他所写的著作常常包括三方面内容：历史、现实主义权力理论和历史人物分析”。
在他的博士论文（后扩编为《重建的世界》一书）中，基辛格就毫不掩饰自身对于欧洲古典外交家以及中世纪式的贵族外交的向往与推崇（这点在本书的“结论”部分也有所表现）。
于他而言，在大国之中辗转腾挪的梅特涅与目标坚定的卡斯尔雷就是对于“外交家”一词的最好诠释：两人不仅为了维护本国国家利益而四处奔波，还为构建一个能够包容欧洲所有大国的国际体系而不懈努力。而对于半个世纪后构建起精妙欧洲联盟体系的俾斯麦，基辛格同样不吝赞美。
让我们将目光转回到这本书的六位*身上。虽然基辛格在叙述之时为每一位*的政治战略都拟定了不同的标题，用以概括他们各自的政治生涯，但这六位*其实拥有一些重要的共同特质。在此提炼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两点呈现在下文之中。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无论这六位*的掌权途径为何，他们与现当代的民选*差异颇多，却近似于维也纳时代各大国君主与外交家两种身份的结合。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各自独特的人格特质（或称“卡里斯马”特质）；另一方面是因为这六位*都是改革、重塑甚至创立本国政治体制的重要人物，并长期掌控国家政权（也许尼克松和萨达特相比其他四位在这方面并未表现得过于明显）。
阿登纳是德国基民盟的早期成员之一，并带领基民盟拿下了联邦德国成立后的前四届大选，任德国总理长达14年（1949~1963）。在其任内，对于国内政治，阿登纳主导了联邦德国政治体制的建立，并奠定了基民盟在德国政界的主导地位（直至今日，基民盟也是德国最大的政党之一）；对于外交领域，阿登纳选择与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牢固绑定的策略也被其后继者践行至今，成为战后德国外交政策的基石。
戴高乐在法国沦陷时自命为“自由法国”的*，对第四共和国与第五共和国的建立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戴高乐前后共任法国最高*17年之久（自由法国与临时政府时期1940~1946、第五共和国时期1958~1969），开创了第五共和国独特的“半总统制”政治体制。在外交领域，戴高乐结束了第四共和国对“法兰西帝国”不合时代的错误仿效，解决了法国主要的殖民地危机，并致力于维护法国的大国地位以及欧洲国家（可能除英国以外）的团结，探寻出一条恢复法国大国地位的可行道路。
李光耀被誉为“新加坡国父”，担任新加坡总理长达31年（1959~1990，并在辞职后继续担任21年内阁资政），对新加坡的国家、社会、民族形成都有着巨大的贡献。李光耀使新加坡成为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支点国家，并在冷战时代大国博弈的背景下为新加坡谋得了大致和平的内外环境。
撒切尔带领英国保守党接连赢得三次大选，任英国首相一职11年半（1979~1990），并在任内主导了英国国内经济体制的一系列改革。其对英国经济的改革与同时期里根对美国的经济改革并称为“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两大成果，帮助两国走出了石油危机引发的“滞涨危机”，重新实现了经济增长。在对外政策上，撒切尔则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用不同的手段分别处理了与中国和阿根廷的殖民遗留问题（虽然两国对于马岛/福克兰群岛的归属问题仍未达成一致，对于马岛战争是否是新时代的殖民战争也各执一词。由于观点尚不统一，此处不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基本实现了英国国际角色的平稳转型。
在美国成熟的政治体制之下，尼克松既难以谋求像其他几位*那样长期执政，也无法在国内政治改革上做到“言出法随”（事实上，尼克松在国内政治中的作为与其他美国总统相差无几，在解决美国的经济、政治、社会问题上都没能取得太过突出的成就）。因此，与其说尼克松体现的是“政治家特质”，不如说“外交家特质”更为确切。当然，这也得益于美国政治体制留给总统在外交领域基本不受限制的广泛权力，而两次“尼克松冲击波”正是尼克松对于这种权力的精彩运用。
萨达特尽管早在“七月革命”前就已经是纳赛尔“自由军官组织”的核心人物了，但纳赛尔对于现代埃及的重要意义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企及的，因此直到埃以和解时，萨达特自身的政治家特质才开始显露出来。并且，萨达特也为自身脱离“纳赛尔道路”付出了代价，在总统位置上被埃及军队当众刺*（1970~1981）。
第二点，这六位*都是基辛格（也就是本书作者）同时代的*，并且双方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都进行过沟通与接触。这个共同点可以说是这本书最终成形的重要“场外因素”了。基辛格以一个“局内人”（insider）的视角，为读者展现出了六位*在他眼中的政治家形象，以及他对于这些*所做决策的个人观点，并通过他的主观认知对其成就进行评价、分析、解读。这使这本书中六位*的“人物传记”迥异于现今风靡各国的“名人自传”，少了些自怜自艾、自吹自擂，多了些有价值的叙述、评判与讨论。
或许，这六篇“本纪”也是基辛格作为一名传统学者的某种体现吧。
最后，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并以自己的思路尝试对其进行回答——为什么是这些人？
首先，书中并未选择中、苏的*进行分析，这可能是出于某种意识形态考量而做出的决定。因为在战后时代，中苏两国的重要性可以说丝毫不亚于书中的这些国家。在排除掉这一因素以后，那么或许阿登纳、戴高乐与李光耀是最不令人意外的三位了。作为世界大国德国、法国与关键地区国家新加坡曾经的*，可以说三国战后现代政治史上没有任何其他政治家更能够作为这三个国家的代表。这三位*的成就不仅得到了各自国内民众的肯定，也得到了其他国家的一致认可。
其次，撒切尔出现在此也不难理解。尽管在众多现当代英国*中，丘吉尔的无上地位难以撼动（当然，这里的无上不包括女王），但其功绩与成就却主要是在二战之中带领英国走向胜利，而带着这种期待反观丘吉尔的第二任期（1951~1955），其政治成就便显得有些平平无奇了。因此，战后英国的*之中撒切尔的地位也算得上独一无二。（此外，丘吉尔第二任期在任之时基辛格还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两人接触的机会较少可能也促使了基辛格未在书中选择丘吉尔进行分析）。
最后，就是前面提到过“稍有不同”的两位*——尼克松与萨达特。这里我稍微颠倒一下书中的顺序，先对萨达特进行分析，将尼克松放在最后。
对于从英国的殖民统治下独立的埃及，尽管萨达特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大概没有人能够否定纳赛尔的独特地位。因此，对于书中选择萨达特而非纳赛尔，个人是有些难以理解的（同样，随后的分析仅是个人的理解与猜测）。
对于基辛格来说，民族主义并非可以解决一切的“灵丹妙药”，而仅仅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之一。并且，熟稔19世纪国际关系史的读者一定不会忽视，正是起源于法国大革命的民族主义浪潮冲垮了18世纪的贵族外交传统，并且拿破仑通过战争将其散播于欧洲各地，将重建的维也纳体系再次摧毁，并最终成为了19~20世纪各国冲突与战争的直接原因。
因此，尽管纳赛尔对于现代埃及的独立与建国至关重要，但在基辛格眼中，纳赛尔可能不过是诸多民族国家在解放或独立的道路上所必然会出现的一位民族主义*罢了。
作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具象化身，“纳赛尔型*”（尤其是在外交领域）并没有展现出一名政治家应有的灵活与理性，相反，这些*往往在外交决策上会受到民意的影响、甚至支配（纳赛尔在舆论压力下被迫发动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以及在这次战争中的惨败可能就是一个绝佳的佐证）。
相较之下，萨达特并未受到当时风靡于阿拉伯世界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影响，发觉了其中缺乏具体目标与实质战略的本质，将“阿拉伯的埃及”逐渐变为“埃及的埃及”，追求实现埃及的国家利益而非缥缈的民族利益。萨达特可以在具有对以色列的优势之时抓住机会发动突击，并发动阿拉伯国家使用“石油武器”，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对西方国家获得优势；也可以在苏联在对埃支持问题上表露踌躇之际向美国靠近，并于以色列达成“离经叛道”式的和解。萨达特在其任中所表现出得灵活、理性，甚至狡猾、“反常”，这些都是近代欧洲外交家所必备的品质。
在某种程度上，萨达特与塔列朗十分相似，双方都不是各自时代、各自国家的代表人物（萨达特之于纳赛尔，塔列朗之于拿破仑），但都在国家面临危机之时通过自身精巧的外交手腕化解危机，使国家转危为安。
而尼克松，则应该是美国历史上最为复杂的一位总统了（尼克松既身处美国历史上得票率最高的总统之列，也是美国史上首位因政治丑闻而主动辞职的总统）。而且从基辛格自身的角度来说，作为尼克松在外交领域的“黄金搭档”，确实也有对其进行分析的客观条件。但抛开这些外部因素不谈，尼克松个人的领导特质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因素。
虽然基辛格本人对于维也纳时代的外交家十分推崇，但纵观19世纪的欧洲外交史，很难找到一组与“基辛格-尼克松”这一搭档类似的外交组合（或许从效果上看，“亚历山大二世-梅特涅”这一组合与其更为接近，但二人的国家利益，尤其在东方问题上，却是完全相反的）。
尼克松最为中国民众所熟知的一项成就就是在他领导下主导的“中美破冰”，而这仅仅是其中一次“尼克松冲击波”；退出越南战争与废除美元的金本位制度才是对西方国家造成实质影响更大的两次决策。
从书中的内容也可以看出，尼克松这一章基本没有论及他在美国国内政治领域所获得的成就，而主要聚焦于其政府的外交战略。事实上，相较于其他五位*，尼克松在解决美国国内的经济、政治、社会问题上的成果显得有些稀松平常（当然这也和美国的国内问题并没有其他国家严重，以及美国的政治体制相对成熟稳定有关）。
但有趣的是，正因如此，尼克松（与基辛格这对组合）在某种意义上与18、19世纪的政治家有着更为相似的成就与命运：在外交领域运筹帷幄、呼风唤雨，对于国内事务则焦头烂额、力不从心。从某种意义上讲，梅特涅在1848年欧洲大革命中的被迫退位，也预示了基辛格（及美国国防政策委员会）在2020年被民粹主义的特朗普政府裁撤的最终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