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韩晓莉
整合丨余雅琴
华北根据地建立之初，节日就作为开展社会动员的有效场域受到中共领导的根据地政府的重视，在默许和迎合民间旧有节日传统的同时，引入和创造了许多具有现代意义的新节日。在延续旧传统和创造新节日的过程中，华北根据地的节日空间不断扩展，节日娱乐被赋予了更多革命性意涵。
《革命与节日：华北革命根据地的节日文化生活（1937-1949）》一书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对1937～1949年华北根据地的节日文化生活进行考察，关注节日生活背后的传统与现代、官与民之间的关系变化，探讨华北根据地以节日为切入点开展的社会动员和社会治理过程。
以下文字节选自《革命与节日：华北革命根据地的节日文化生活（1937-1949）》一书，经出版社授权刊发，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革命与节日：华北革命根据地的节日文化生活（1937-1949）》 ，作者: 韩晓莉 ，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月
在中国传统社会，节日多指节气时令中两节气的交接之日，包括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等。因为这些节日与中国人特有的时间观念、信仰观念及农事活动紧密相连，因此受到民众的重视，并逐渐形成了固定的节俗。根据地建立后，中共从密切党群关系、繁荣地方经济，开展革命宣传的角度，积极支持和参与民间的节日活动，并根据不同节俗，有针对性地开展社会动员工作，使传统节日表现出新的革命特质。
中国传统社会生活中，几乎每个月都有各种的节日，节日生活构成了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对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普通民众来说，节日是他们跳出日常劳作生活，获得短暂休憩放松的时间节点。更重要的是，通过遵循共同节俗、参加社区节日活动，民众表达和传承着“敬天顺时”的人生观，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感，进而使社会保持着稳定的、张弛有度的运行节奏。
正因为节日的诸多意义，过节的传统能历经千百年被地方社会坚守和延续，根据地时期的华北乡村同样如此，只是在战争环境下，民众的节日活动受到了种种限制，难以保持如平常年份的庄重热烈。
对信仰和生活世界的共同认识
恰恰是社会秩序得以维系的基础
在中国以历法为基础的节日体系中，节日不仅仅是民众跳出日常劳作生活获得短暂放松的休闲时光，也是表达信仰、承继文化的特殊时间点。人们将自己置于自然时序
（天时）
的控制之下，在重要的时令节点进行各种集体性的宗教祭祀活动，通过郑重其事的各种仪式与神秘的自然力量进行沟通，表达自己“敬天顺时”的顺从、感恩和期许的心情。经过不断的传承演变，时令节点的宗教祭祀活动和娱神表演逐渐演化成了丰富多彩的节日文化。
另外，节日活动也发挥着不断重申社会价值的功能。每一个节日都有着关于何时、何地、举行什么活动的整套规则，也就是节俗。在特定的时间，民众通过对默化于心的节俗规则的实践产生特殊的情感体验，并在节庆仪式所营造的神圣气氛中，形成和强化着对信仰和生活世界的共同认识，这种共同认识恰恰是社会秩序得以维系的基础。正因为节日对民众生活的重要意义，节俗能够被民众一丝不苟地遵循和传承着，即使经历民国初年改行阳历的国历运动和战争侵扰，民间社会仍对传统节日和节俗保持着一贯的热情。
作为标志新旧年交替的节日，旧历新年是所有传统节日中最被民众看重的节日。在古代旧历新年亦称“元旦”“元日”“元辰”“元正”等，民间俗称“过年”“过新年”。在华北地区，按照传统风俗，从农历腊月二十三祭灶王爷上天，民间就开始过小年。紧接着是清扫房屋、置办年货、张灯结彩，过年的准备工作一直持续到腊月三十。
抗战时期的年画
除夕夜，家家户户一般都要吃些酒菜、饺子，在祖先谱单牌位前跪拜，然后祭祀诸神，燃放鞭炮。正月初一，人们都要早早起来，穿上新衣服，打扮得整整齐齐，带上祭品到先人的坟上去祭，回来后到村中亲朋好友家拜年。初二是女儿回娘家的日子，这一天家家都在待客，这种走亲访友的热闹场面要一直持续到正月初五。初六日，家里会撤掉祖宗谱单牌位，生活基本恢复正常，但节日气氛依然浓厚。到了农历正月十五日元宵节，村社里还要闹社火、表演秧歌热闹几天，至此才宣告年节的结束，生活恢复到正常。
政权更迭、军阀混战并没有影响民众对传统年俗的坚守
进入民国后，政府提出改行阳历，以公历新年取代旧历新年，此举遭到了民间社会的激烈反对，官方推行多年收效甚微。相对民国时期公历纪年以及公历新年在地方社会的冷遇，民众对以旧历新年为代表的传统节日始终有着极高的热情，原因就在于，“与旧历岁时节令相关，民间社会早已形成了一套复杂而丰富的节日喜庆、祭祀祖先、婚丧礼仪等相关的民俗文化，并且这种民俗文化，渗透到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仍然在支配着民众的日常生活”。
从民国年间华北各地修订的地方志中对旧历新年不吝笔墨地记述可以看出，政权更迭、军阀混战并没有影响民众对传统年俗的坚守，乡村新年仍是一派热闹景象：
县民性守旧，国历虽颁，而民众依然奉废历为圭臬。废历“元旦”，夙兴焚香、燃爆竹，祭神、祀先，依伦序拜尊长毕，食饺饵。戚里族友，交相贺岁，数日方罢。五日晨，扫堂宇，委土门外，曰“送五穷”。十二、十五两夕，放烟火。十五食糯米团，曰“庆元宵”。男女结队，游行月下，曰“走百病”。或张灯彩，游行，谓“灯节”。
（河北晋县）
“元旦”夙兴，肃衣冠，拜天地、祖宗毕，序拜父母尊长，随出谒官长、亲族、邻里。五日内，交相展庆。新用门神，大放爆竹，以逐鬼疫。“元宵”作花灯、火树，爆竹。男女夜玩，夜半而罢。
（河北赞皇县）
“元旦”昧爽，长幼皆起，盛衣冠，设香烛，燃鞭炮，礼神祇，祀先祖。家人拜庆，各以其次。食设水饺，俗名“扁食”。乡邻是日互相拜谒；城内亲友交宴，名曰“年酒”。乡村于亲故之家，必诣门往拜。六七日间，贺节者络绎于道，名曰“拜年”。……“上元日”号为“灯节”。市肆通衢张灯结彩，放花炬，击鼓鸣锣，扮演杂剧欢唱，以为乐。
（河北大名县）
每岁“元旦”，夙兴炽炭院中，名“兴旺火”。祀神、祀先毕，以次贺年，如常礼。早膳水饺，午食黄米面糕。酒食相招，十数日乃已。……正月十五为“上元”，又名“元宵节”。人民张灯、鼓吹、办杂剧，所过城市村镇，皆以酒食相饷，丰俭各从其便。
（山西灵石县）
民国春节老照片
进入20世纪30年代，华北乡村经济进一步衰败，农民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乡村秩序也受到极大冲击。面对这种情况，传统年节所具有的祈福禳灾的宗教功能尤其被民众所看重，恪守节俗以祈求神灵护佑成为大多数人的一种节日心理。当然，这其中也有着民众借过节暂时忘却现世烦扰，苦中作乐的追求。
美国学者弗里曼在其著作中，如此描述20世纪30年代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过新年的情景：“在新年除夕，村民们常常彻夜不眠，庆祝活动延续两周，在正月十五的爆竹声中达到高潮。在此期间，村民们换上新衣，清扫院子和房间，走亲戚、打牌、祭拜祖宗和当地的神灵。当他们期待蘸着醋狼吞虎咽美味可口的白面肉饺子时，便尽情地轻松享乐，放鞭炮，喝酒，欢度佳节。”
抗战中的国统区与敌占区：祈福和慰藉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华北成为主要战场，兵燹之下，乡村社会的原有秩序遭到更严重的破坏，年节也不见了以往的喧嚣热烈，但与信仰相关的节俗活动仍在家庭内部被延续着，并在敬神祈福中增加了新的内容。寓居山西太原县赤桥村的乡绅刘大鹏在其日记中详细记载了日军侵扰下他所在乡村的年节变化。
1937年底，日军占领山西太原，刘大鹏所在赤桥村人心惶惶，1938年1月24日是农历腊月二十三，民俗祭灶，民间也称“过小年”。这一天，“家家户户祭祀祷告，祈求诸神上天转求上帝幸速诛灭贼寇”。
正月初一，赤桥村“寂静平安，概无各项声息”，刘大鹏本人也“因世大乱，莫敢早起，天既送晓，方才陈设祭品于家庭，敬迎诸神，庆祀祖先，表斯诚意”。
此后几年间，日军占领的状况没有改变，赤桥村民努力在惶恐不安中保持旧有的生活方式，沿袭年节传统。1939年农历腊月二十六，刘大鹏到晋祠赶集筹备年货。正月初一，他照例五更起来，在一片静谧之中“迎神敬祖”。正月初四，村里年轻人自行组织了社火，击鼓鸣锣，在村里游乐。元宵节时，相邻西镇村民装扮社火到刘大鹏所在的赤桥村演唱，“锣鼓喧闹，声震远近”，赤桥村的高跷社也自发组织起来在本村演唱了半日，庆祝节日。
1940年2月7日，农历除夕，赤桥村民照例迎神祭祖，辞旧迎新。“村人迎神祭祖均不敢焚柴放炮，只是拈香酹酒，敬献一切祭品而已矣”，在村人看来，除夕的安静寓意着“承平气象”。
民国春节
正月初一午后，村里演唱秧歌，锣鼓喧闹。初二，走亲戚拜年的人与往年比有所增加，“一见面辄欣欣然有喜色曰：‘自大乱以来又度一新年矣’”。
到1942年，虽然局势没有好转，社会经济状况继续恶化，但赤桥村民仍然在农历新年这日“鸣锣击鼓，大吹大打，在村所乐，沿街窜巷，以遨以游，庆贺升平”。面对这种情景，刘大鹏一面感慨村民“不知时局之危险，一味行其所快乐”；一面也将村人庆贺看作新年“吉兆”。
从刘大鹏的日记不难感受战乱之下民众年节期间亦喜亦忧的复杂心情，一方面，他们希望通过年节祈福活动得到上天和祖先庇佑，尽快结束战乱局面；另一方面，他们也借助节日活动，暂时忘却现世烦恼，在充满宗教色彩的狂欢中寻求精神的慰藉。在国统区和敌占区，乡村年节活动中基本没有官方参与的痕迹，更多表现为民众对传统节俗自觉地遵循和延续。
根据地的春节：革命话语与民间传统
和上述地区一样，根据地民众对传统年节也保持着极大热情，掌握着传统年节的主导权。1937年底到1938年初，战地记者周立波曾陪同美国观察员赴晋察冀边区考察，恰逢旧历新年。在他的战地通讯《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和《战地日记》中，记录下了晋察冀边区民众过年的情形。1938年1月底，也就是旧历小年前后，周立波到达河北省平山县洪子店，此时八路军和日军刚刚结束激烈战斗，尽管集镇还是一片狼藉景象，但民众已经陆续返回。“镇上又开始听到婴儿的哭声和鸡狗的喧嚣了，一切都在迅速地恢复常态。人民又要开始正常的生活了。女人们忙着打扫屋宇，男人们忙着收拾街衢。”
从战争过后民众很快恢复正常生活的态度不难推测地方社会年节的情形。旧历除夕，周立波赶到了河北阜平县，清晨城中就响起了爆竹声，至于彩灯、春联等传统节日元素更是随处可见。
沿途村落，家家门前都挂着一对彩灯，灯是用白色或深红色的纸糊的，有的作方形，有的是圆的。上面写着字，画着画。画是梅花和鸟雀一类的东西，颜色和制作都很精致。这种漂亮的新年的彩灯，在南方的农村，我还没见过。
因为是新年，少妇、姑娘和小女孩子，都穿着绣花鞋子和新的红裤或红衣，发髻上插着红绿色的纸花，倚在门口，惊奇地看着过路的生客。她们的上面是灿烂的彩灯，她们的两边，是用红纸写的春联。今年的春联有些异样了，大都是“驱逐日寇”，“最后胜利”，有的是“中华万岁”的横额。
1939年，位于襄垣县城的西营集市被日寇烧毁，但到了腊月二十三，旧俗过小年这日，集市上还是聚集了很多商贩和采购年货的人。这天，鲁艺木刻工作团也在集上摆地摊卖起新年画，“赶集的人们都围拥过来，不到三个钟头，几千份年画都卖光了”。
从上述这些零星资料可以看出，尽管经常遭受日军侵扰，但根据地民众仍尽力保持着原有的生活节奏，他们还是会在固定的日子里赶集置办年货，年画仍是新年里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物件。于是，一面是八路军与日军交战正酣，一面是“群众正过年，到处爆竹如打机枪然”。
这样的年节活动照例持续到农历正月十五。
事实上，不仅旧历新年节俗在时局动荡中被民众保持和延续着，与信仰相关的其他节日也同样被乡民所看重。在刘大鹏所居住的太原县赤桥村，尽管战事纷纭，村民时时处于日军的劫掠侵扰之下，但只要条件允许，他们还是坚持在清明节时上坟祭祖，端午节时演剧敬神，在各个庙会之期“烧花行礼”、参拜神灵。
虽然传统节日活动多是以家庭为单位来开展的，但各家各户在对节俗的遵循中强化的是共同的信仰和秩序，进而形成了基于共同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正因如此，民众对节俗似乎有着不受时局影响的、非理性的执着。
《白毛女》剧照
抗战时期以华北农村为背景创作的现代歌剧《白毛女》中，躲债多日的杨白劳选择在除夕雪夜冒险回家，尽管手头拮据，他也不忘请张门神，给女儿买二尺红头绳。这种源于现实生活的创作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年节对民众的特殊意义以及节日信仰在乡村社会的影响力。正是因为这种特殊意义和影响力，年关上门逼债的黄世仁才更激起了民众的切齿痛恨。
杨庆堃曾对传统节日之于民众在信仰和宗教方面的意义有过如下论述：“在所有主要节日的黄昏时分，无论是城市抑或村庄，都能看到家家户户在自家的佛龛前燃香摆供。我们可知这种鲜活的社区生活就是脱胎于共同的传统。在引导民众共同行为方面，宗教规范了社区生活及其价值系统——表现为一种人们敬畏并遵守的宗教特征。”
可以说，在各个家庭内所进行的看似彼此毫无关系的节日仪式恰恰发挥着强化社会价值的作用，这种强化作用在战争环境下显得更为重要，也更被民众所看重。
作者丨韩晓莉
整合丨余雅琴
编辑｜走走
导语校对｜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