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
午夜时分，我醒来并注视着天花板，审判的情形仍然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在脑海里浮现，此时我听见走廊里有脚步声。我被单独关在我的牢房里，和别人不在一起。忽然有人敲我的牢房门，我能从栅栏门认出是奥卡木博上校。“曼德拉，”他用沙哑的声音小声说，“你醒着吗？”
我告诉他，我醒着。“你是一个幸运的人，”他说，“我们准备把你带到一个你可以享有自由的地方。在那里，你可以四处走走，能看见海洋和天空，而不是每天只能看见灰墙。”
他并不是故意嘲笑，但是我十分清楚，他所指的那个地方并不会给我我所渴望的自由。然后他神秘地说：“只要你不惹麻烦，你将要什么就得到什么。”
然后，奥卡木博叫醒了其他犯人并命令他们收拾东西，他们都在独立的牢房里。15分钟之后，我们直接向比勒陀利亚地方法院的钢铁迷宫走去，铁门的叮当声不绝于耳。
一走出牢房，我们七个人就都被戴上手铐，押上了警车的后车厢。其中有瓦尔特、雷蒙德、戈万、凯西、安德鲁、伊莱亚斯和我。午夜已过，但是我们却没有人感到疲倦，气氛一点都不忧伤。我们坐在满是尘土的车厢地板上，唱歌、聊天，重新回顾审判的最后时刻。狱警给我们提供了三明治和冷饮，中尉范·威克与我们一起坐在后车厢内。他是一个乐呵呵的人，在唱歌的间歇，他主动就我们的前途谈了他的看法。“好，”他说，“你们这些家伙不会在监狱里待多久。释放你们的要求太强烈了，一两年你们就可以从监狱里出来，将作为国家的英雄归来。群众将欢迎你们，每个人都想做你们的朋友，女士们会希望嫁给你们。嗨，你们这些家伙真行。”我们听他唠叨着，没作任何评论。但是我承认，他的话让我非常高兴。不幸的是，他的预言过了将近30年才得到证实。
深更半夜，我们在警察的押解下静悄悄地离开了比勒陀利亚。我们不到半小时就来到了市外的一个小型军用机场，然后被押上了一架达库塔（Dakota）大型军用运输飞机。飞机上没有暖气，我们在飞机里冻得瑟瑟发抖。有的人以前从来没有坐过飞机，他们似乎对坐飞机比对我们的目的地还要惧怕。飞机在15000英尺的高度突然上升和下降，似乎比关押在高墙里面的牢房里还要危险得多。
大约在空中飞行了一个小时，飞机下面的大地开始出现了黎明的曙光。飞机上有舷窗，我们刚刚能看到飞机外面那柔和灰暗的光线，同志们就立即纷纷把脸贴在玻璃上向外看。我们是朝东南方向飞行，越过了奥兰治自由邦那干旱的平原和翠绿而多山的开普半岛。我也伸长脖子通过舷窗向外看，但是，我并不是作为一个旅游者观看风景，而是作为一个战略家进行观察，看游击队在哪里能找到隐藏自己的地方。
自从组建民族长矛军以来，关于南非的农村是否适合游击战，一直存在争论。多数最高司令部成员都认为不适合。当我们飞过开普地区一个叫默里斯堡的山林的时候，我向同志们说，这里是我们可以进行战斗的地方。大家感到十分高兴，都伸长脖子想看个明白。真的，这片茂密的山林看起来完全可以隐藏一支新生的游击队。
几分钟之后，我们就到达了开普敦郊外的上空。我们很快就看到了开普平原上那火柴盒式的房子、市中心闪烁灯光的高楼和桌山的平顶。然后，在桌湾、在大西洋那湛蓝湛蓝的碧水之中，我们模模糊糊地看见了罗本岛。
我们降落在位于罗本岛一端的飞机跑道上。那是一个阴暗多云的日子，当我们走出飞机的时候，寒冷的冬风刺透了我们单薄的囚服。我们受到了带自动武器的狱警们的迎接，气氛十分紧张，但非常安静，不像我两年以前到达这个岛上所受到的接待那样喧闹。
我们被押送到老监狱区，那是一个孤零零的石头建筑物，在那里，我们被命令脱光衣服站在外面。监狱生活侮辱性的仪式之一就是当你从一个监狱转到另一个监狱时，第一件事就是脱下原监狱的囚服换上新监狱的囚服。当我们脱光衣服时，他们扔给我们每人一套罗本岛监狱的平纹卡其布囚服。
种族隔离甚至也体现在着装方面。除凯西之外，我们每人都是一条短裤、一件质地很差的紧身上衣和一件帆布夹克。凯西是我们当中的一个印度人，他领到了一条长裤子。一般情况下，非洲人会领到一双用汽车轮胎做的拖鞋，但是，这次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双鞋。只有凯西一人还额外领到了一双短袜。给非洲人发短裤子的意思只不过是在提醒我们是“男仆”。那天我穿上了那件短裤子，但是，我发誓不会长时间穿它。
狱警用枪指了指我们要去的地方，用简单的单词发号施令：“走！”“静！”“停！”他们不像我们以前在这里的时候那样虚张声势地威胁我们，而是不再表露任何感情。
老监狱区仅仅是我们的临时住所，当局正在为政治犯建一座完全隔离的、结构最安全的新监狱。当时，新监狱正处于收尾阶段。在那里，不允许我们到外面来或与其他囚犯有任何接触。
第四天上午，我们戴着手铐被押上了一辆封闭的卡车，前往另一个狱中之狱。这个新监狱是一座长方形的单层碉堡式建筑，中间有一个院子，是一片大约长100英尺、宽30英尺的水泥地。它的四周三面是牢房，另一面是20英尺高的墙，墙上有狭小的通道，狱警带着德国牧羊犬在通道上巡逻。
三排牢房分别叫做A、B、C区，我们被关押在B区，位于四边形庭院的最东侧。我们每人住一间单独的牢房，分布在长长的走廊两侧，只有一侧牢房的窗户面对着院子。总共大约有30间牢房，而单个牢房里的囚犯通常有24个。每间牢房有一个窗户，大约有一英尺见方，用铁棂子封着。牢房有两道门：里面是铁门或叫铁栅栏门，外面是厚厚的木门。白天，只有铁栅栏门是锁着的，而夜间外面的木门也要上锁。
牢房建得很仓促，墙仍然是潮乎乎的。当我把这个情况反映给监狱长时，他刻薄地告诉我，我们的身体可以吸潮气。我们每人发了三条毯子，但都很薄，也很旧，几乎是透明的。我们睡觉的地铺只有一片剑麻席或草席。后来，我们又领到了一个毡垫子，有的人把毡垫子放在剑麻席的上面，以增加一些柔软度。那年月，牢房里很冷，毯子又不暖和，所以我们总是穿着衣服睡觉。
我被关押在走廊头上的一个牢房内。它的窗户面对着院子，高度与眼睛齐平。我三步就能从牢房的一头走到另一头。当我躺下的时候，我的脚和头都能触及水泥墙。牢房的宽度大约有6英尺，而墙的厚度却至少有2英尺。每间牢房外面都有一个白色的卡片，上面写着囚犯的名字和牢房号。我的卡片上写着：“N.曼德拉466/64”，意思是说我是466号囚犯，于1964年来到罗本岛。我当时46岁，是一个被终身监禁的政治犯，这个小天地就是我不知还要住多长时间的“家”。
在普通监狱区里关押的几位犯人很快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他们原来被关押的地方离B区不远，是一个低矮的砖结构建筑。普通监狱称F区和G区，关押着大约1000名最普通的囚犯。他们中有四分之一是政治犯，只有少数人在B区与我们关押在一起。我们因为两个原因被与普通犯人隔离关押：从安全角度看，我们被认为是危险人物，但是，从政治角度说，我们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当局认为，我们会把我们的政治观点“传染”给其他犯人。
与我们关押在一起的有乔治·皮克，他是南非有色人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叛国审判的涉案人员，最近刚刚成为开普敦市政府的成员，因在开普敦监狱的外面安装爆炸物而被判刑；还有丹尼斯·布鲁特斯，他是一位有色人政治活动家，也是伊丽莎白港的诗人和作家，因违反禁止令而被投进了监狱；另外，比利·奈尔也与我们关押在一起，他是纳塔尔印度人大会的老会员，因参加民族长矛军从事破坏活动而被判刑。
几天后，我们有了更多的伙伴，其中有内维尔·亚历山大，他是一位杰出的有色人知识分子，是“非欧洲人团结运动组织”的成员，他在开普组建了一个名叫“游击战俱乐部”的激进支部，专门研究游击战术。内维尔在开普敦大学获得了学士学位，在德国图宾根大学获得了德国文学博士学位。与内维尔一起的还有斐济莱·巴姆，他是开普敦大学法律专业的学生，也是“游击战俱乐部”的一个成员；泽法尼·马托朋则是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他一直在奥兰多西任教，是班图教育制度的坚决反对者，并且是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领袖中头脑最清醒的一个；来自特兰斯凯的三位上了年纪的农民因策划袭击特兰斯凯自治政府总理K. D.马叹兹玛，也被判入狱同我们关在了一起。
这些人组成了我们大约20名囚犯的核心团体。他们当中，有的我认识，有的只是听说过，其他人则根本不认识。正常情况下，监狱里很少有的节假日，往往是看望老朋友和新朋友的机会。但是，头几周气氛非常紧张，我们甚至不能相互打招呼。狱警的人数与囚犯的人数一样多，他们以威胁和恐吓强化着每一项狱规。
我们第一周就开始工作，在随后的几个月内，我们将一直干这项工作。每天早晨，院子的入口处都堆放着大量排球般大小的石头，我们必须用独轮车把它们运到院子中间。监狱为我们配备了4磅重的铁锤，或是用来砸碎较大的石块的14磅重的铁锤。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些石块粉碎成石子。我们被划分成四排，彼此相间1.5码，大家双腿叉开席地而坐。我们每人发了一个用轮胎做的厚橡胶圈，用来把石块围在中间，以防碎石飞溅。
狱警在我们中间走来走去，不准我们相互说话。在开始的几周内其他监狱区的狱警，甚至其他监狱的狱警都来看我们，好像我们是一群被关在笼子里的稀有动物。这项工作是单调而艰苦的，它不是多么费劲就能使我们感到暖和，但却使我们浑身肌肉酸疼。
在罗本岛上，6月和7月是最冷的月份。空气寒冷，雨季刚刚开始，似乎从来没有到过华氏40度以上。就是在太阳底下，我穿着卡其布衬衣也冻得直打寒战。这时，我第一次懂得了“透骨寒”这个被用得再滥不过的字眼的含义。中午，我们停下来吃午饭。第一周，我们的伙食全是汤，而且味道很不好。下午，我们被允许在严格的监督下活动半个小时。我们排着队，轻快地绕着院子散步。
在开始砸石子的头几天里，有一次狱警吩咐凯西推着独轮车为停在院子入口处的汽车运石子。凯西身体比较单薄，不适合干重体力活，推不动独轮车。狱警们高声吆喝着说：“Laat daardie kruiwa loop!”（使劲往前推！）当凯西用力推的时候，独轮车眼看着就要翻车，狱警们幸灾乐祸地笑起来。我看得出来，凯西决心不让他们看笑话。我会推独轮车，于是赶忙站起来过去帮他。在狱警命令我坐下之前，我设法教凯西慢慢地往前推，并告诉他，那是一个掌握平衡的问题，而不纯粹是一个力气问题。他点头称是，然后小心翼翼地推着独轮车穿过了院子。狱警们总算是停止了嘲笑。
第二天早晨，监狱当局在院子内停放了一辆很大的运石子的翻斗车，要求我们到周末完成半车石子的工作量。我们努力地干，最终完成了定额。第二周，狱警要求我们完成四分之三车的石子。我们卖命地干，也完成了定额。第三周，狱警要求我们完成满满的一车石子。我们知道根本无法坚持长时间的拼命工作，但是，我们也没有说什么。我们甚至一直埋头苦干。但是，狱警激怒了我们，于是我们悄悄地低声喳咕了一个主意，那就是不要定额。接下来的一周，我们开始在岛上第一次进行消极怠工：我们的工作速度比以前放慢了一半还多，以此抗议对我们过分的、不公平的要求。狱警立即发现了我们的意图，并对我们进行威胁。但是，我们就是不加快速度，我们在院子里一直坚持这种消极怠工的策略。
从我1962年在罗本岛待了两个星期之后，罗本岛就发生了变化。1962年没有几个囚犯，罗本岛与其说是个监狱，倒不如说是一个试验基地。两年后，罗本岛俨然成了南非监狱体系中最严厉、最残酷的监狱。它不仅对囚犯来说如此，对监狱管理人员而言也是最艰苦的地方。过去曾经为我们提供香烟、向我们表示同情的有色人狱警都走了。现在的狱警都是白人，都说南非荷兰语。他们要求与囚犯保持主仆关系，命令我们称他们老板，对此我们予以拒绝。罗本岛上的种族划分是绝对鲜明的：没有黑人狱警，也没有白人囚犯。
从一个监狱到另一个监狱总是需要一段调整时间。来到罗本岛，就像来到了另一个国家。孤立的地理位置使得它不仅仅是另外一个监狱，而且与我们原来的监狱相比，完全是另一个世界。我们离开比勒陀利亚的那种欢快心情完全让罗本岛严酷的气氛窒息了。我们面面相觑，知道我们面对的生活将是严酷的。在比勒陀利亚，我们可以感觉到我们与我们的支持者和家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个岛上，我们感觉这种联系被割断了，而且是实实在在地被割断了。我们相互安慰，而且这是唯一的一种安慰。我的失望之情很快被一种新的、完全不同的战斗即将开始的感觉所代替。
从第一天起，我就对被强迫穿短裤提出了抗议。我要求见监狱长，并且起草了一个意见清单。狱警对我的抗议置之不理，但是，到了第二周周末，我发现一条旧卡其布裤子被随便丢在了我的牢房的地板上。这种不带条条的三件一套的衣服从来没有让我如此高兴过。但是，在我穿上这条裤子前，我还要看看我的同志们是否也发了这样的裤子。
他们没有发。我告诉狱警把裤子拿回去，并坚持每个非洲囚犯必须都有长裤子。狱警嘟嘟囔囔地说：“曼德拉，你说你要长裤子，我们给你长裤子你又不要。”这个狱警拒绝碰黑人穿过的裤子，最后，监狱长亲自来到我的牢房，把裤子捡起来。“很好，曼德拉，”他说，“你就等着跟其他囚犯穿同样的衣服吧。”我说，如果同意给我长裤子，那么为什么不给每一个人发一条呢？他没有回答。
60...
在岛上住了两周之后，有人告诉我们，我们的律师布拉姆·费希尔和乔尔·乔菲第二天将来罗本岛访问。当他们来到罗本岛的时候，我们被押到会见地点同他们见面。他们来罗本岛访问有双重目的：看看我们在监狱里生活得怎么样，并确认我们是否仍然不想就我们的判决提出上诉。离上次我们见面只过去了几周，但是，我们却感觉好像分别了很长时间，他们似乎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访问者。
我们坐在一个空荡荡的房间里，一位少校就在房外监视我们的谈话。我很想与两个律师拥抱，但是，由于那个少校的存在，我们受到了限制。我告诉他们，我们大家都很好，并且说明，因为以前我们列举的那些理由，我们仍然不想上诉，其中包括事实上我们不想因为我们的上诉而影响到其他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被告。布拉姆和乔尔似乎赞成这个意见，尽管我知道布拉姆认为我们应该上诉。
当我们的谈话快要结束的时候，我顺便向布拉姆询问了他夫人莫莉的情况。没等我说完莫莉的名字，布拉姆就站起来走出了房间。几分钟后他又回来了，他还是那么镇定自若，并重新开始谈话。但是，他最终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们的会见紧接着就结束了，当我在少校的监视下回我的牢房的时候，他对我说：“曼德拉，你注意到布拉姆·费希尔的举动了吗？”我说，我注意到了。他告诉我，莫莉在上周发生的车祸中遇难了。他说，布拉姆驾驶着汽车，为了躲让马路中间的一只动物而不幸冲进了河中，莫莉是被淹死的。
我们为这个消息感到震惊。莫莉是一位特别好的女士，她慷慨、无私、没有偏见，一直从多方面支持布拉姆。她是他的夫人、同事和同志。布拉姆一生已经历过巨大的不幸：他的儿子因患囊肿性胰腺炎而少年早逝。当我问莫莉的时候他转身离去，这是布拉姆的典型性格。他坚韧不拔，是一个不把自己的痛苦和麻烦留给他的朋友的男子汉。作为一个南非白人，他的良心使他不得不反抗自己的血统，并为此而受到了南非白人的排斥。他显示出一种勇气和牺牲精神，而这种勇气和牺牲精神本身就是一种大家风范。我只需反对不公正，而不用与我自己的人民对立。
我告诉少校我想给布拉姆写一封信，他说我可以写。当时，关于写信的规定十分严格。我们只被允许给直系亲属写信，并且每半年才允许写一封不超过500字的信。所以，当少校不反对我给布拉姆写信的时候，我感到既吃惊又高兴。但是，他并没有遵守我们的协议，我写了信并交给了监狱当局，但是，那封信根本就没有寄出。
几个月内，我们的生活总是遵循一个模式，监狱生活千篇一律：每天都与昨天一样，每周都与上周一样。这样，月份和年份有时就被相互混在了一起。任何有违这个模式的事情都会使监狱当局感到不安，因为千篇一律是监狱管理完善的标志。
千篇一律对囚犯也是一种安慰，这就是监狱之所以被看作牢笼的原因。千篇一律就像是一个难以忍受但却又令人愉快的家庭主妇，因为千篇一律能够让时间过得更快。手表和任何计时物品在罗本岛上都被禁止使用，所以，我们绝对不知道什么是准确时间。我们依靠钟声和狱警的口哨及吆喝声生活。每周都与上一周雷同，你必须记住那是哪一月哪一天才行。我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在我的牢房的墙壁上填日历。没有时间感会很容易使一个人失去注意力，甚至失去判断力。
监狱里的时间过得很慢，正所谓度日如年。时间过得慢通常与不得不闲散和没有生气相联系，但是，在罗本岛却不是这样，我们几乎总是忙于工作、学习和解决争端。然而，时间仍然过得很慢。部分原因是，在外面花几小时或几天就能解决的事，在监狱里要花上几个月或几年。请求发一个新牙刷可能要六个月或一年的时间才能实现。阿迈德·卡特拉达曾经说过，在监狱里几秒就像监狱外几年，而年却像分秒那样流逝。在院子里砸一下午石子可能感觉时间无限长，但是，一年的时间又感觉忽然就结束了，你不知道那些岁月都是怎么过的。
对每一位囚犯的挑战，特别是对政治犯的挑战，是如何完好地在监狱里生存下来，如何完整地从监狱里走出来，并如何保持甚至加强自己的信仰。为了应对这个挑战，我要完成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做一些为了生存而必须做的事情。为此，你必须知道敌人的目的，然后再采取策略去破坏敌人的图谋。监狱就是要摧毁你的精神和决心，为此目的，监狱当局企图利用你的每一个弱点摧毁你的所有念头、消灭你的全部个性。他们就是想扑灭我们每个人保持人性和本来面目的火花。
我们的生存有赖于知道当局打算对我们作何处理，并且在我们之间共同分享这些信息。任何个人的反抗，就算不是不可能的，那也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我一直是孤家寡人，我就不能做这件事。但是，当局最大的错误就是让我们生活在一起。因为在一起，我们增强了决心和信心。我们互相支持、互相鼓励，不管我们知道什么情况和获得什么消息，我们都一起分享。通过一起分享，我们个人的勇气得到了提升，但这并非意味着我们对我们遭受的困难的反应是完全一致的。人的能力有差别，对压力的反应也不一样。但是，强者要帮助弱者，使强者和弱者在这个过程中都变得更强。最终，我们不得不在监狱里创造自己的生活，以监狱当局认可的方式去创造，秩序不是由监狱当局维持，而应该由我们自己维持。
作为一位*，他有时要采取不受欢迎的行动，或是那些多少年后方见效果的举措。有时候，成功的荣耀仅仅在于取得这些成功的人知道这些成功。这对监狱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在监狱里，你必须在忠于你的理想之中寻求安慰，哪怕是没有任何人知道。
我现在是在外围，但是，我知道我将不会放弃战斗。我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比较小的角斗场，其观众只有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压迫者。我们把在监狱里的斗争作为整个斗争的一个缩影。我们将如同在监狱外坚持进行战斗一样，在监狱里进行战斗。种族歧视和镇压没有什么不同，但我们将不得不在不同的条件下进行战斗。
监狱及其当局阴谋剥夺每个人的尊严，但我完全有信心生存下去，任何想剥夺我的尊严的个人和团体都将会失败，因为无论以任何代价或在任何压力下，我都不会放弃生存的希望。对于我将终身被监禁的可能性，我决不会太看重，我决不认为终身监禁就真的意味着在监狱里待一辈子，并必然死在监狱里。也许我否认这样的前景，是因为这样太令人不愉快，也是令人无法想象的。不过，我总是相信，有一天，我将再次作为一个自由人感受走在阳光下的草地上的心情。
我基本上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说不清这种乐观主义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培养起来的。这种乐观部分地来自迎着太阳勇往直前的勇气。有许多黑暗的时刻，人道主义信仰一时经受了痛苦的考验，但是，我将不会也不可能向悲观低头。向悲观低头就意味着失败和死亡。
61...
我们每天早晨5点30分由值夜班的狱警叫醒，他总是在走廊头上敲着铜铃喊：“Word wakker! Staan op!”（醒来！起床！）我一贯起得比较早，这个时间起床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负担。尽管我们5点30分起床，但是，直到6点45分才让我们从牢房里出来，我们在这段时间打扫牢房，并卷起我们的席子和毯子。我们的牢房里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卫生间，但是有被称作“ballies”的马桶。这种马桶直径有10英寸长，上面有中间凹的陶瓷盖，盖子上面可以盛水。盖子上的水是用来刮脸、洗手、洗脸的。
6点45分，当我们被允许走出牢房的时候，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走廊头上的洗涤槽内彻底清洗马桶，不然会产生一种臭气。在早期的那些日子里，清洗马桶唯一令人开心的就是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小声与我们的同事说句话。清洗马桶的时候，狱警不喜欢在旁边逗留，所以是相互说话的一种机会。
有那么几个月，早饭由普通监禁区的囚犯负责送到我们的牢房。早饭是玉米片粥，是用玉米加工而成的食物。普通囚犯笨手笨脚地把玉米片粥舀到碗里，然后，从牢房栅栏门递进牢房。这是一个技术活，要想不把粥洒在外面，手必须灵巧些才成。
几个月后，我们的早饭被用旧金属油桶盛着送到院子里，然后我们用简易的金属碗自己盛饭。我们每人发了一袋被叫做咖啡的饮料，实际上只是一种烤糊了的玉米粉而已，我们可以用热水冲着喝。后来，当我们能进入院子为自己打饭的时候，我会在院子里绕着院子散散步，直到早饭送到为止。
像在监狱里的一切事物一样，伙食是有区别的。一般来说，有色人和印度人的伙食比非洲人的伙食好，不过差别并不大。当局总是说我们的伙食是均衡的，也的确是均衡的——介于不可口与不能吃之间。伙食是我们许多次抗议的原因，但是，在那些日子里，狱警说：“伙计，你们卡非尔人在监狱里吃的比在家中吃的都好！”
在吃过早饭后，狱警吆吆喝喝地说：“Val in! Val in!”（集合！集合！）我们都要站在牢房外面接受检查。监狱当局要求每个囚犯，必须把卡其布夹克上的三个扣子扣好，当狱警走过时还要求脱帽。如果我们的扣子没扣、没脱帽或者牢房内部不整洁，我们就因违反了狱规而受到惩罚，不是被罚单独监禁就是不让吃饭。
检查过后，我们就在院子里砸石子，一直干到中午，中间也不休息。如果我们慢下来，狱警们就会喊着让我们加快速度。中午，监狱里会响起午饭的铃声，盛午餐的金属圆桶将被运进院子里。对于非洲人，午餐有煮玉米，即煮粗玉米粒。印度人和有色人的午餐则是玉米片，或玉米饭，这种玉米饭只不过是用一种磨过的玉米做成的粥。玉米片有时还给配上蔬菜，而我们的煮玉米则只能干啃。
我们午饭常领到一份phuzamandla，意思是“健力饮”，是一种用玉米片加少许发酵粉做成的粉状物。它需要用水或牛奶冲起来喝，如果浓一点，味道还不错。但是监狱当局只给一点点儿，仅仅能改变一下水的颜色而已。我通常把我的那份省下来，直到积攒几天后，足够冲一碗地地道道的饮料才把它喝掉。如果当局发现你积攒饮料粉，就会把它没收，你也会受到惩处。
午饭后，我们一直工作到下午4点，当狱警们吹响刺耳的哨子的时候，我们要再一次排队报数和接受检查。然后，我们被允许有半小时的洗漱时间。我们的走廊头上的洗澡间里有两个海水淋浴喷头，一个咸水水龙头和三个用来洗澡的大电镀金属桶。没有热水，我们只能站在或蹲在桶里用咸水打打肥皂，洗掉一天的灰尘。当外面很冷的时候，用冷水洗澡不怎么舒服，但是我们洗得还是很开心。有时，我们边洗边唱，这样感觉水就不那么凉。在那些日子里，这是我们唯一能说话的时间。
正好4点30分，走廊头上会响起咚咚的敲门声，这意味着晚饭已经送来了，普通犯人给我们打饭，然后我们回到牢房里吃。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份玉米片粥，有时，玉米片粥里面有少量的胡萝卜、卷心菜或是甜菜，但通常是少得可怜。我们一旦吃上一种蔬菜，通常是连续几周都吃同样的蔬菜，直到胡萝卜或卷心菜不再新鲜或者发霉，我们彻底吃够为止。每隔一天，我们的粥里面会有一小块肉，那块肉通常大部分是软骨。
晚餐时，有色人囚犯和印度人囚犯每人有一块面包（通常叫katkop，即“猫头”，因面包的形状而得名）和一块人造黄油。一般认为，非洲人不喜欢吃面包，因为面包是“欧洲食品”。
通常，我们得到的食物比本来规定的那点不多的食物还要少，这是因为伙房里盛行克扣之风。伙夫都是普通犯人，他们往往把最好的食物留给自己吃或给他们的朋友吃。他们还常常把最可口的放在一边留给狱警，用来换取狱警的好感或优待。
晚上8点，值夜班的狱警会把自己锁在走廊里与我们在一起，钥匙则通过门上的小孔递给外面的狱警。然后，值班狱警就在走廊里来回走动，命令我们睡觉。在罗本岛上从来不喊着让关灯，因为我们牢房里的带网罩的灯泡白天黑夜都亮着。后来，那些攻读更高学位的囚犯被允许学习到晚上10点或11点。
走廊上的传音效果不错，所以我们睡觉前总是设法相互聊几句。但是，如果我们能十分清晰地听见低声说话，那么狱警也就能听见，他就会喊“Stilte，in die gang!”（走廊里不准说话！）狱警一般会来回走上几趟，以确定我们不再读书或写字。几个月后，我们沿着走廊撒上了一些沙子。这样，我们就能听见狱警的脚步声，也就有停止说话或隐藏非法物品的时间。只有当我们都静下来的时候，他才在走廊头上的小办公室里坐下来，一直瞌睡到第二天早上。
62...
一天上午，我与布拉姆和乔尔见面后不几天，我们被带到了监狱办公室。这里距离我们的牢房大约有四分之一英里远，是个与我们的监狱十分相似的石结构建筑物。一到了那里，我们就排着队按手印，这是监狱里的惯例。但是，在等候的时候，我看见一旁有一个拿相机的狱警。按过手印后，狱警吩咐我们排队照相。我示意我的同事不要动，并向狱警说：“我希望你出示监狱管理局局长让我们照相的文件。”根据规定，给囚犯照相要有授权。
熟悉规定总是有好处的，因为狱警也常常不知道这些规定。当你知道的比他们知道的多时，他们就多少有点儿胆怯。狱警对我的要求感到吃惊，但却不能提供任何说明或书面文件。他威胁说，如果我们不同意照相，他将控告我们。但是我说，如果没有授权，就不能为我们照相，这就是问题所在。
作为一条原则，我们反对在监狱里给我们照相，因为，身为囚犯照相是不体面的。但是，有一次我确实同意照了一张相，那是我在罗本岛上同意照的唯一一张相片。
几周后的一个上午，狱警队队长不是发给我们铁锤在院子里砸石子，而是为我们每人发了针、线和一堆破囚衣，让我们缝补。但是，我们发现这些衣服多数已破得无法缝补，因而认为这是一个不好*活儿。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给我们换了工作。大约到了上午11点钟，前门开了，我们发现监狱长带着两个穿西装的人进了院子。监狱长说，这两位来访者，一个是记者，一个是摄影师，他们来自伦敦《每日电讯报》。他说话的语气，好像国际媒体的访问对我们来说将是常有的事。
尽管这两位是我们的第一批官方访问者，我们仍然对他们有所怀疑。首先，他们是在政府资助下来访问的；其次，我们知道《每日电讯报》是一份保守报纸，不可能同情我们的事业。我们十分清楚，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处境十分关注，因此，政府很想证明我们没有受到虐待。
两位记者慢慢绕院子转了一圈，仔细对我们的情况进行了考察。我们低着头，一直集中精力地工作。他们转了一圈之后，一位狱警拽着我的肩膀说：“曼德拉，来，你来谈谈。”在那些日子里，我常常代表狱友们讲话。监狱当局的规定很清楚，每个囚犯只允许代表自己讲话。这样做的目的是削弱组织的作用，分散集体的力量。我们对这一规定提出过异议，但是没有多大改善。当局不允许我们使用“我们”这样的词。不过在头几年，当监狱当局需要一个囚犯代表其他囚犯说话时，那个囚犯通常就是我。
我与那个名叫纽曼的记者谈了大约20分钟，直率地对监狱和利沃尼亚审判谈了我们的意见。他是一个很爽快的人，在我们的交谈就要结束的时候，他说想给我照张相。我不愿意照相，不过在这种场合下我却有些宽容。因为我知道，照片将只在国外发表，只要文章稍显友好，也可能对我们的事业有所帮助。我告诉他，如果西苏陆先生和我一起照，我将同意。那张照片表现出我们两个人在院子里谈话的场景，到底谈的是什么内容我已记不清楚了。不过，我后来一直也没看到过或听到过那篇文章。当狱警们把旧囚衣拿走并把锤子还给我们的时候，那两位记者几乎已经不见影儿了。
在最初的几个月中，来自《每日电讯报》的两个记者是小批量来访者中的第一批。当利沃尼亚审判的阴影仍然在人民心中产生共鸣的时候，政府急于向国际社会显示我们得到了公正的对待。媒体上一直有关于岛上的非人类状况和我们如何被殴打、被折磨的报道。这些报道使政府十分尴尬，为了进行反击，他们让许多局外人士来岛上考察，用意是反驳来自舆论的批评。
一名英国律师对我们进行了简短的访谈，这位律师曾经在国际法庭为纳米比亚独立作过辩护。他访谈后不久我们就被告之，美国律师协会的代表海宁先生将来看望我们。当时，整个非洲对美国人还有些新奇感，我很想与这样一个令人敬畏的律师组织的代表见面。
在海宁先生来访的那天，我们被召集到院子里。他是在监狱管理局局长斯特恩将军陪同下来到罗本岛的。斯特恩很少在罗本岛上露面，所以他的露面在监狱事务中是一件不寻常的事。他是一个举止高雅、处事老练的人。他总是穿着质地优良、裁剪时髦的衣服。他对人客气，称我们“先生”，甚至脱帽向我们致意，这在监狱里是绝无仅有的事情。但是，斯特恩将军是用忽视而不是用权势来对付我们，对岛上所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他不经常露面，使残酷无情的监狱官员们更胆大妄为，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位将军以最和善的态度向我们的客人作了介绍，并对我们说：“先生们，请选出你的发言人。”许多囚犯喊出了我的名字。
斯特恩将军朝我点了点头，于是，我站起身来。与斯特恩将军相比，海宁先生则是一位粗壮、不修边幅的人。我感谢他对我们的访问，并说，他的来访使我们感到非常荣幸。然后，我概括地向当局提了我们的意见。我首先谈了一些核心的、最重要的问题。我说，我们是政治犯，不是刑事犯，我们应该受到政治犯的待遇。我一一详细列举了我们对伙食、居住条件和工作方面的不满。但是，当我在讲话的时候，海宁先生老是插话。当我说我们工作时间太长时，他说，作为犯人必须要工作，不然就会变得懒散。
当我开始说我们的牢房问题时，他突然插话说，美国监狱里的条件远比罗本岛的条件更差，相比之下，罗本岛算是天堂。他补充说，对我们的判决是公正的，没被判处死刑我们应该感到幸运，因为按罪过可能该判死刑。
海宁先生信口胡言，我们中的有些人因此认为他一点儿也不稳重。他说话的口音，在我看来似乎是一种噪音，并且，他说话时特别喜欢吐唾沫，我们过去谁也没见过如此“大雅”之举。
最后，我再也不愿听下去了，于是打断了他的讲话：“不，先生，你误解了我所说的话。”海宁生气地说我是在顶撞他，而斯特恩将军则只是在一旁一边观察一边听，没有发表任何看法。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很难保持冷静，纷纷对海宁先生的话表示不满。大家气愤地说，根本不应该让他来看我们。正常情况下，任何一种访问都会使我们感到高兴，但是，海宁先生的访问却使我们感到沮丧。或许，这正是当局所希望的。与一个倾向如此明显、知识如此贫乏的人会见是令人不愉快的。海宁最后连“再见”都没说就扭头走了，我们对此一点都不感到遗憾。
随后的几年中，我们经常议论起海宁先生，我们许多人都模仿他说话的方式进行取乐。我再也没有听见过他的消息，他当然也不会在罗本岛上为美国律师协会赢得任何朋友。
63...
在狱中，所有的囚犯都被当局划分成A、B、C、D四类当中的一类。A类为最高级别，享受最好的待遇；D类是最低的级别，享受最差的待遇。一切政治犯，即被当局称作“治安犯”的犯人，自然被划归为D类。与这些类别划分有关的待遇包括探视、书信、学习和购买日用品的机会，所有这一切对每个犯人的生活来说都是必需的东西。一个政治犯一般要花几年的时间才能从D类升为C类。
我们对这种分类方法十分反感，因为这样的分类是不道德的、有辱人格的。它不仅对普通犯人是一种打击，而且对政治犯也是一种特别的打击手段。我们要求，所有的政治犯应该被划成一类。尽管我们对这种划分提出了抗议，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点就是，这种划分在监狱生活中是无法变更的。如果你抗议作为一名D类囚犯每6个月只能收到一封信，监狱当局就会说：改进你的行为，成为一个C类囚犯后，你每6个月就能收到两封信。如果你抱怨吃不饱，监狱当局就会提醒你，如果你是一个A类囚犯，你就能从监狱外得到钱，那样，你就可以在监狱的糖果店内购买额外的食物。即使是一位自由战士，能购买日用品和书籍也是大有益处的。
这种分类一般与囚犯的刑期有关。如果你被判8年监禁，你一般会在头两年被划为D类，随后两年被划为C类，再后两年被划为B类，最后两年被划为A类。但是，监狱当局把这种分类作为对付政治犯的一种武器，他们往往以降低我们的类别相威胁，借此来控制我们的行为。
尽管我被带到罗本岛以前就已经被关押了近两年，但是，我来到罗本岛之后仍然被划为D类。虽然我也希望得到高一级类别的权利，但是我却拒绝在行为方面让步。最快的升级办法是听话、不抱怨。“我说，曼德拉，你是个爱找麻烦的人，”狱警们会说，“你将终身被划为D类。”
囚犯每6个月被召集到监狱委员会面前评估一次级别。监狱委员会有意以监狱规定的名义对我们的行为进行评价，但是，我们发现这种评分与其说是一种行为评分，倒不如说是一种政治评判。在我第一次与监狱委员会见面期间，委员会的官员们询问了我有关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我的信仰问题。尽管这与分类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仍然耐心地予以回答，并试图以此感化他们，使他们也接受我们的信仰。这一次还算是把我们当人看待，但这是不多见的，我也是第一次作出了响应。后来我发现，这仅仅是当局从我们身上收集情报的一种办法，我反而无意之中中了他们的圈套。随后不久，我们一致认为不应该与监狱委员会讨论政治问题。
作为一名D类囚犯，监狱当局只允许我每6个月有一次被探视的机会，只能写一封信和收一封信。我认为，这是监狱系统最不道德的规定之一。与家人沟通是一种人权，不应受到监狱系统人为分类的限制。但是，这却是监狱生活中的一个事实。
探视和书信仅限于“直系”亲属，我们发现，这个限制不仅是令人讨厌的，而且也是一种种族歧视。非洲人直系亲属的概念与欧洲人或西方人的直系亲属概念大不相同。我们的家庭结构更大，更具有包容性，任何来自一个共同祖先的后代都被视为同一家庭的组成部分。
在监狱里，比来自家中的坏消息还要坏的事情莫过于根本就没有家人的消息，思念家人的不幸和悲伤比实际上的忧伤和失望更令人难以承受。我们宁愿收到一封写着坏消息的信，也不愿意连信都收不到。
更有甚者，这个令人痛苦的限制也被当局滥用了。期待来信的心情是非常迫切的。每月有一次通知来信的机会，有时6个月过去了，但一封信也没有。虽然6个月允许收一封信，但是6个月却没有收到一封信，这是一个更大的打击。谁不想知道自己的夫人和孩子们、母亲和姊妹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我接不到信的时候，我感觉心情像大卡鲁高原一样干旱和荒芜。有时，当局还常常恶意扣压信函。我不会忘记狱警们说的话：“曼德拉，我们收到了给你寄来的一封信，但是，我们不能给你。”他们不说明为什么，也不告诉你信是谁寄来的。这时，要完全靠自我约束，不能为这样的事情发火。后来，我通过适当的渠道提出了抗议，有时还真能要回自己的信。
当真的有书信寄来的时候，收到这些书信简直可以说是如获至宝。一封信就像夏天的甘霖，甚至能使沙漠变成绿洲。当当局递给我一封信的时候，我不会急不可待地冲上前去，一把把它接过来。尽管我渴望立即把它拆开并当场展读，但是我不想让当局因看到我那急切的样子而感到满足，而是拿着信慢慢地回到牢房，似乎在展读家书之前还有许多事要做一般。
在头几个月里，我收到了一封温妮的来信，但是，信却被当局作了审查和删节，除了问候之外几乎什么内容也看不清。岛上的审查人员竟然用墨水把不允许读的段落全部涂掉，但是，当他们发现我们能把涂在信上的墨水清洗掉从而看清墨水下面的内容时，他们又改变了删节方式。他们用刀片把要删节的内容裁下来，由于多数信反正两面都写了字，因此其反面上的内容也往往被剪掉。看来，他们巴不得把信弄成碎片。对信笺的审查和删节往往延误信的分发时间，因为有的狱警文化水平不怎么高，所以审查、删节一封信可能要用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发出的信也要经过审查和删节，常常与收到的信一样，被剪得乱七八糟。
8月末，我来到罗本岛还不到三个月，当局告诉我，第二天将有人来探视，但却不告诉我来探视的人是谁。瓦尔特也被告知有人要来探视。我猜想、我希望、我期待、我相信——探望者会是温妮和阿尔博提娜。
自从温妮得知我们被关进罗本岛监狱的时刻开始，她一直都在设法来岛上探视。作为一个身背禁止处罚的人，她必须经司法部特许才能来罗本岛，因为从法律上说，她与我联系是不被允许的。
即使得到了当局的批准，来罗本岛探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探视时间最多不能超过30分钟，政治犯则不允许与来探视的人有任何直接接触，但探视人与囚犯却在同一个房间里见面。
当局似乎从不提前安排探视。不定哪一天，他们与你的夫人取得联系，并说：“明天你被允许探视你的丈夫。”这是非常不方便的，常常使探视无法进行，如果某一亲属提前计划到狱中探视，当局有时会故意拖延时间，直到飞机起飞后才批准。由于多数囚犯的家都在离开普地区很远的地方，并且没有多少钱，所以常常无法到罗本岛探视。有的人来自贫穷的家庭，可以说多年甚至根本就见不到自己的妻子。我认识一个人，他在罗本岛上待了十几年，一次也没有人来探视过。
非直接接触探视室很狭窄，而且没有窗子。囚犯这边是一个只有5平方米的房间，通过一个小方块玻璃与另一边具有相等面积的房间相望。一个人坐在椅子上，通过厚厚的、模糊不清的玻璃看着对方，并通过打在玻璃上的小孔与对方交流，因此，只有大声说话才能使对方听清。后来，当局在玻璃前安装了麦克风和喇叭，效果稍有改善。
瓦尔特和我被叫到探视室，并在室内的一个角落坐下来。我心情有点不安地在那里等待着。忽然，窗子的另一端出现了温妮那可爱的面孔。为了探监，温妮总是把自己刻意打扮一番，设法穿得新一点、优雅一点。不能与我的夫人直接接触，不能温情地与她说说话，不能与她单独在一起，这是一种极大的失望。在我们看不起的人的眼皮子底下，我们不得不在保持一定距离的条件下进行接触。
我立即看出，温妮精神压力很大。看到我在这样的处境下，她认为我一定是一直在受苦。仅仅来到这个岛上本身就够苦的了，另外还要忍受监狱中严厉的规矩、狱警们的侮辱和无人格可言的待遇。
我随后了解到，温妮近期又遭到了一次禁止处罚，并且由于被禁止而失去了在儿童福利办公室的工作。在她被解雇之前，她的办公室也遭到警察的搜查。当局一直认为，她正在秘密与我保持联系。温妮很喜欢她的工作，一天到晚忙于为孤婴寻找养父养母、为没有工作的人找工作、为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提供医疗帮助。我夫人的被禁止和烦恼使我感到极大的不安：我不能照顾她和孩子们，而政府正在为她自己照顾自己制造麻烦。我的无能为力使我感到十分苦恼。
我们的谈话一开始就很尴尬，她身后有两名狱警，我身后有三名狱警，这使得我们的谈话难以开场。狱警的作用不仅仅是对我们进行监视，而且也是一种恐吓。当局规定，谈话必须用英语或南非荷兰语，用非洲人的语言进行谈话是被禁止的，谈话的内容也仅限于家庭方面的事情。任何离开家庭的话题和与政治沾边的字眼都将意味着探视的终止。如果谈到狱警不熟悉的名字，他们会要求我们停止谈话，并问该人与我们是什么关系。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因为狱警一般不熟悉非洲人姓名的多样性和特点。有时不得不浪费几分钟宝贵的探视时间向狱警解释族系的不同分支，令人感到无奈和讨厌。但是，他们的无知也给我们带来了有利的条件：我们可以为我们想谈的人起一个假名，谎称我们谈的人是我们家中的成员。
第一次探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知道温妮对我的健康感到不安：她听说我的身体被摧垮了。我立即告诉她我的身体很好，她也能看出我的身体是健康的，只不过是比以前瘦了一点儿而已。她也瘦了，我认为这是由于精神紧张而造成的。当温妮在探视中表现出发愁或紧张的样子时，我会敦促她适当增加体重。她总是想减肥，而我则总是不让她减肥。我逐个询问了孩子们的情况，以及我母亲、姊妹和温妮家的情况。
忽然，我听见身后的狱警说：“时间到了！时间到了！”我用怀疑的目光回头看了他一眼，意思是不可能已经用完了半小时的探视时间。但是，事实上他是对的，探视总是感觉一眨眼就过去了。在我被监禁的岁月中，每当狱警喊叫“时间到了”的时候我总是为时间过得快而感到诧异。温妮和我只好从椅子上站起来，并匆匆告别。温妮走后，我总是感觉恋恋不舍，很想保持她在我身边的那种感觉。当然，我不会让狱警们看出这种情感。当我走回牢房的时候，我回味着我们所谈的话。随后的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中，我会一次又一次地回想起探视时的情景。我知道，至少6个月内我不能再次见到我的夫人。事实上，温妮在随后的两年中一直没能再来监狱探视我。
64...
元月初的一个上午，当我们在院子里开始工作之前排着队报数的时候，当局不是让我们步行到外面去，而是吩咐我们上了一辆闷罐车。这是我们第一次离开我们的监禁区。没有人告诉我们要到哪里去，但是，我知道我们将被带到什么地方。几分钟后，我们来到了一个地方，当我1962年第一次来到这个岛上的时候曾经见过的地方，它就是石灰石料场。
石灰石料场看上去就像是山脚下挖出来的一个巨大的白石坑。从悬崖到山脚下，到处是一片令人目眩的白色。石灰石料场的顶部长满了青草和棕榈树，山脚下则是用旧金属板搭成的几间棚子。
监狱长韦塞尔斯上校接见了我们，他是一个相当缺乏个性的人，只关心严格坚持监狱里的规定。我们以立正姿势站在那里，他告诉我们，我们要*这个工作将持续6个月，然后，他将在我们服刑期间让我们干一些比较轻的活儿。然而，他定的时间后来大大延长了，我们在这个石灰石料场一干就是13年。
监狱长讲完话后，狱警们给我们发了镐头和铁锹，并告诉我们挖石灰石的基本知识。挖石灰石可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第一天，我们对使用新工具不怎么熟练，挖的石灰石很少。石灰石本身是贝壳和珊瑚的钙化积淀物，比较松软，被埋在岩石层中，必须用镐头挖开岩石层，然后再用铁锹把石灰石挖出来。这项工作远比在院子里*那个差事要费力得多，所以在石灰石料场干了几天之后，我们下午4点30分吃过晚饭就立即躺下睡觉。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我们感觉浑身疼痛、疲劳不堪。
当局从来没有说明为什么把我们从院子里转到石灰石料场去。他们可能仅仅是需要更多的石灰石以修建岛上的道路。不过，后来讨论这次工作变动时，我们推测，这是另一种加强纪律性的方法，同时表明，我们与在岛上石料场干活的普通囚犯没什么差别，像他们一样，我们也必须去赎罪。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从精神上摧垮我们。
但是，在石灰石料场工作的头几周，在我们身上产生的效果却正好相反。尽管手上起了泡并流着血，但是，我们的精神却十分饱满。我更喜欢在外面的大自然中干活，因为在外面，能够看到草和树木，能够观察鸟儿在头顶上飞来飞去，能够感受从大海吹来的风。背朝着太阳浑身使劲令人感觉舒服，而堆起一堆堆石灰石也会令人产生某种成就感。
几天以来，我们都是步行到石灰石料场，而不是乘卡车，这本身也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在20分钟的步行过程中，我们更好地了解了罗本岛，可以看见岛上的灌木丛和高大的树木、闻一闻桉树的芳香，偶尔还能看到跳羚和捻角羚在远处吃草。尽管有的人认为步行是一种苦差事，但我却不这样认为。
尽管在石灰石料场工作说明我们与其他囚犯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当局仍然像对待曾经在这个岛上居住过的麻风病人一样地对待我们。有时，我们可以看见一伙普通犯人在路边干活，看管他们的狱警会吩咐他们躲进灌木丛。这样，当我们从旁边走过的时候，他们就不会看见我们，似乎仅仅看见我们就会影响他们的纪律。有时，通过眼睛的余光，我们能看见某个囚犯举起拳头向我们行非洲人国民大会礼。
那条泥土路在石灰石料场附近分开，向右是通往普通犯人干活的石料场。这个十字路口后来成为我们与普通囚犯沟通的重要地点。在岔路口处，我们可以在灌木丛中看见一幢白色小屋，罗伯特·索布克韦就住在那里。这座小房子是几年前为一位黑人狱警建造的，现在只有索布克韦一个人住在那里。那是一小块灌木丛生的土地，除了站在房子前面的一个狱警，谁也不会知道有别人住在那里。
索布克韦的刑期于1963年期满，但是，按照1963年“普通法修正案”中被大家称作“索布克韦条款”的规定，司法部部长不经控告就可以对政治犯进行无限期的关押。他们对鲍勃也是这样处理的。6年来，索布克韦在岛上一直过着这种半关押式的生活。他是一个失去了自由的自由人。有时，我们能在花园里看见他，但也仅仅是看一眼而已。
上午到达后，我们从石灰石料场上的锌皮棚子里领到镐头、铁锹、锤子和独轮车，然后，在石灰石料场前集合，通常是三四个人一组。持自动武器的狱警站在高高的瞭望台上监视着我们。不带武器的狱警则在我们中间走来走去，督促我们更卖力地干活。“Gaan aan! Gaan aan!”（快点干！快点干！）他们像赶牲口一样喊着我们。
到11点，这时太阳高高地在空中照射着大地，我们开始感到筋疲力尽。此时，我已经是汗流浃背。狱警仍然催着我们更努力地干。“Nee， man! Kom aan! Kom aan!”（不，伙计！快点干！快点干！）他们不住地喊叫着。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们就停下来吃午饭。我们把石灰石装在独轮车上，然后运到卡车跟前，最后用卡车运走。
中午时分，哨声响了，这时我们会走到山脚下，在为我们遮蔽太阳的锌皮棚子下坐在极为简陋的座位上准备吃午饭。狱警们则坐在有桌子和板凳的大锌皮棚子里用餐。有人会把盛煮玉米的圆桶送到我们的旁边。当我们吃饭的时候，数百只海鸥尖叫着不住地在我们头顶上盘旋、俯冲，一次准确的俯冲有时会糟蹋掉一个人的午饭。
我们一直干到下午4点钟，这时，我们就把挖出的石灰石运到在石灰石料场附近等候的卡车上。一天下来，我们的脸上和身上沾满了白色的粉尘，要不是汗水已经把部分粉尘冲掉，我们看上去肯定就像一个个白色的小鬼。当回到牢房的时候，我们就在凉水中擦洗一下，身上的粉尘似乎怎么也不能完全洗干净。
在石料场，比热更厉害的是光线。我们的脊背有衬衣遮挡太阳，但太阳的光线却通过石灰石折射到我们的眼睛上。炫目的光线和石灰石粉尘对眼睛的伤害使我们无法睁眼。我们的双眼不停地流泪，必须老是眯缝着才行。每天工作过后，我们要花很长时间才能使眼睛恢复到正常状态。
在石灰石料场工作几天后，我们正式向当局提出了戴太阳镜的要求。当局拒绝了我们的要求，这是意料当中的事情，因为当局连阅读眼镜也不让我们戴。我先前对监狱长说过，允许我们读书但却又不让我们戴眼镜读书是没有道理的。
后来，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要求戴太阳镜，几乎用了三年的时间才争取到了戴太阳镜的权利。当时，幸亏一位有同情心的医生说，为了保护我们的视力，戴眼镜是必要的，当局才最终同意我们戴太阳镜。就是这样，我们也必须自己花钱买太阳镜。
对于我们来说，这种斗争，其中包括争取太阳镜、争取长裤子、争取学习权利和争取伙食平等的斗争，是我们在监狱外长期进行斗争的必然结果。为改善监狱中的生活条件而进行的斗争，本身就是反对种族歧视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斗争是完全一样的。我们在哪里看到不公平，就在哪里进行斗争，不管这种不公平是大是小，我们反对不公平，以保留我们自己的人性。
我们开始在石灰石料场工作不久，一伙B区的其他著名政治犯也加入了我们的劳动队伍。有几位是民族长矛军成员，他们是在1964年7月被逮捕的。他们被指控犯有50多起破坏活动，这次审判被称作“小利沃尼亚审判”。这些人包括：麦克·马哈拉基，他是南非共产党的成员，在斗争中头脑最为敏锐；拉鲁·奇巴，他是民族长矛军最高司令部的成员，并且是一位不屈不挠的同志，他的这一伟大优点在监狱里得到了证实。维尔顿·穆夸毅，他是叛国审判的涉案人员之一，在1960年政府宣布紧急状态的混乱期间，他因为错误地在别人引导下继续在大街上行走而被逮捕。他秘密离开过南非，接受了军事训练，在利沃尼亚审判之后，他成为民族长矛军的司令员。艾迪·丹尼尔斯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他是自由党的有色人，被指控参与了非洲抵抗运动组织并进行破坏活动，该组织是由自由党党员组成的一个破坏活动小组。在监狱里，艾迪成为我最伟大的朋友之一。
为了平衡这些新政治联盟的影响，监狱当局也在我们这个监禁区掺杂了一小部分普通犯人。这些人是不知改悔的罪犯，被指控犯有*人、强奸和暴力抢劫。他们是罗本岛上臭名昭著的罪犯帮伙，不是“大五帮”（Big Fives）就是“二八帮”（Twenty-Eights），他们专门恐吓别的囚犯。这些人体格健壮、粗暴无礼，脸上大多都有械斗时留下的伤疤。在这些帮派成员中，械斗是常有的事情。他们被派到我们监禁区的作用就是寻衅滋事，他们仗势欺负我们，拿我们的食物，不让我们开展政治讨论。其中一人名叫博加特，用的就是美国硬汉电影演员的名字。他的牢房与瓦尔特的牢房对着门，瓦尔特曾经抱怨说，他每天早晨都索要食物，瓦尔特怕他，不敢不给他。
犯罪帮伙在石灰石料场内另外合伙干活，不与我们在一起。一天，他们开始唱起了一首像劳动号子的歌。实际上，那是一首著名的歌曲，但是，他们换上了自己编的词：“Benifunani eRivonia？”意思是：“你们要在利沃尼亚干什么？”第二句歌词似乎是：“你们认为你们将成为政府？”他们起劲地唱，歌声中带有嘲笑的意思。他们显然是受到了狱警的鼓动，希望通过这首歌曲激怒我们。
尽管我们中有一些头脑发热的人想与他们翻脸，但是，我们还是决定用以牙还牙的方式与他们斗争。我们当中有些比他们唱得好的歌手，我们凑在一起，琢磨着我们应该唱什么歌对付他们。几分钟之后，我们就唱起了《斯蒂迈勒》，这是一首赞扬从南罗得西亚向南奔驰的一辆列车的歌曲。《斯蒂迈勒》不是一首政治歌曲，但却含有政治意味，因为它暗示游击队战士乘着火车南下去打南非军。
连续几周，我们两伙人一边干活，一边对唱，并不时增加曲调、变更歌词。我们的节目增加了，并且公开唱起了政治歌曲，如游击队战士之歌——《阿玛卓尼》，歌名是一个废弃了的英文俚语，意思是歌颂游击队战士约翰尼；《措措拉兹》，这首歌曲把斗争比喻成即将到来的列车（如果重复这个歌名，听起来就像列车行驶的声音）。我们还唱了一首有关《自由宪章》的歌，而另一首是关于特兰斯凯的歌曲，其歌词大意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马叹兹玛之路，一条是曼德拉之路，试问您将走哪条路？”
歌唱使工作变得轻松了一些。有几个人嗓子特别好，我感觉像是放下了镐头，仅仅是在那里听他们歌唱。罪犯帮伙不是我们的对手，当我们继续歌唱的时候，他们很快就变成了哑巴。但是，有一位狱警精通科萨语，懂得我们所唱的内容。他很快命令我们停止歌唱（也不准吹口哨），从那天起，我们又只好默默地工作。
我并不把罪犯帮伙看作敌人，而是把他们看作转化的对象。我们中间有个绰号叫“Joe My Baby”（我的孩子乔）的非政治犯——后来他加入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帮助我们向监狱内外传递材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一天，我们听说博加特在石灰石料场遭到了一名狱警的殴打。我们没有亲眼看见，但是我们却看到了结果。他的脸上有伤，而且伤势很重。博加特在走廊里走到我的面前请求帮助，我立即接受了他的请求。
我们一直在寻找与当局对抗的方式，报告打人事件就是我们能够与监狱当局交涉的一种方式。在博加特被打前不久，我们得知一位名叫“甘亚”的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会员也遭到了一位狱警的殴打。我以一名律师的身份致函监狱长，代表甘亚提出抗议。我被带到监狱长办公室，监狱官员们在那里接待了我。他们一致否认有打人事件发生，问我是怎么听说的。我坚持要求把殴打甘亚的狱警赶出罗本岛。他们拒绝了我的要求，说没有证明他打人的证据。但是，随后不久，那位打人的狱警还是被从岛上调走了。
这件事使我受到了鼓舞，所以，当博加特请求帮助的时候，我立即要求见监狱长。第二天，我又被叫到监狱长办公室，监狱长和蔼地告诉我，他们已经对案件进行了调查，打人的人也被解雇了。“那是违反规定的，”我说，“这个案子应当进行审讯。”
“不，”他说，“我们已经调查过所谓的受害人，他否认曾经遭到过殴打。”
“那是不可能的，”我说，“我昨天才与他谈过话。”
监狱长向一位中尉招了招手说：“你亲自去了解一下。”中尉把博加特带进办公室，他的脸上还绑着绷带。监狱长问他是否遭到过殴打。“没有，老板，”他轻声说，没有理会我正在瞪着他，“我从来没有遭到过殴打。”然后，他立即被带走了。
“好了，曼德拉，”监狱长说，“这个案子了结了。”监狱长因羞辱了我而感到非常得意。他显然为了让博加特撤诉而用额外的食物和香烟贿赂了他。从此之后，在接受案子之前，我要求当事人一定要提交签过字的书面委托书。
65...
1965年夏季的一天，我们发现早饭的粥上漂着闪光的肥肉，晚饭的半流质食物里也有大块大块的肉。第二天，有人还领到了新衬衣。石灰石料场的狱警们和我们监禁区的狱警们似乎对我们恭敬有加。对此，我们大家都有些怀疑，在监狱里，条件的改善不可能是无缘无故的。一天后，我们得知，国际红十字会官员将于第二天到岛上来。
这是一个重要的机会，他们比以前的任何探视者都重要。国际红十字会是一个负责任的、独立的组织，是西方国家和联合国关注的国际组织。监狱当局很尊重国际红十字会，我在这里用“尊重”这个词，其中当然也包含“害怕”的意思，因为当局只尊重他们害怕的人和组织。监狱当局对能够影响世界舆论的一切组织都不信任，不把他们当做合法的、忠诚相待的调查者，而是把他们视为能欺骗则欺骗的爱管闲事的人。避免国际舆论的谴责是当局的主要目的。
在那些年月，国际红十字会是唯一既能够倾听我们的抱怨意见又受我们爱戴的组织。这至关重要，因为当局不听我们的抱怨意见。按规定，当局应当提供了解我们的抱怨意见的正规程序。他们也的确提供了让我们反映意见的渠道，但不过是敷衍了事而已。每到礼拜六上午，狱警队长就进入我们的监禁区吆喝：“Klagtes en Versoeke! Klagtes en Versoeke!”（快提意见和要求!快提意见和要求!）我们中许多人排着队找狱警队长，因为几乎大家都有抱怨意见和要求。我们纷纷对伙食、囚服和探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正式的意见。狱警队长对每个人点点头，只是说“Ja， ja”（是，是），然后就喊“下一个！”对我们所提的意见连记录都不记录。如果我们以我们组织的名义说话，狱警们会大声说：“这里不允许有非洲人国民大会或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Verstaan？（懂不懂）”
在国际红十字会官员来访问前不久，我们向监狱长递交了一份正式的意见书。当时，只允许我们用纸和铅笔写信。我们秘密在石灰石料场和厕所里相互征求意见，然后，综合成一份意见书。我们把意见书递交给我们的狱警队长。他不接受我们的意见书，并指责我们写这样的意见书是违反规定的。我们向国际红十字会提的意见之一就是监狱当局不听取我们的抱怨意见。
在国际红十字会组织来访的那天，我们被叫到监狱长办公室与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见面。那年，甚至随后的几年中，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一直是森恩先生，他在他的国家瑞典曾经是监狱管理局局长，后来移民到了罗得西亚。森恩有55岁左右，是一个沉默寡言却又有点神经质的人，对周围的环境似乎一点都不满意。
会见是在没有监视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与几乎所有的其他人访问和探视我们的情况有所不同。他要求听取我们的所有抱怨意见，并且听得很认真，还不住地记笔记。他十分客气，对我所告诉他的一切表示感谢。尽管如此，他的第一次访问还是使我们感到相当紧张。我们都不知道对方有什么目的。
我们对我们的服装十分不满，实话实说，我们不想穿短裤，希望有合适的衣服穿，其中包括短袜和内衣。当时，我们没有这些东西。我对我们的伙食、探视、通信、学习、早操、工作条件和狱警的工作作风都提了意见。我也提了一些我知道当局将不会予以满足的要求，例如，希望被转到离我们的家较近的监狱。
会谈后，森恩让我们在那里等候，他又会见了监狱长及其他访问团成员，我估计他把我们的意见告诉了监狱当局，并指出了他认为是合理的意见。森恩访问后不久，我们的服装确实得到了改善，当局给我们发了长裤子。但是，森恩无论如何算不上是一个进步人士；他在罗得西亚居住了几年后，似乎对种族歧视已经司空见惯。在我返回我的牢房之前，我又提醒我所提的关于非洲人吃面包的抱怨意见。森恩先生看上去似乎心神不安，并扫了那位监狱长一眼。“面包对你们的牙齿很不好，你知道吗，曼德拉？”森恩先生说，“玉米对你们更好些，可以使你的牙齿变得更结实。”
在后来的几年中，国际红十字会派了一些更开明的人士来访问，他们全心全意地为改善我们的条件进行斗争。国际红十字会在不太显眼但对我们却十分重要的方面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们经常向我们的家属提供资金，不然，他们就无力到岛上来探视我们。
被送到罗本岛之后，我们的支持者中有的担心当局会不允许我们学习。但是，到岛上几个月以后，当局宣布，要学习的人可以提出申请。我们多数人都交了申请。尽管是D类囚犯，我们也得到了许可。利沃尼亚审判后，政府感到很有信心，认为准许我们学习没有什么坏处。后来，他们为此而后悔不迭。读研究生是不允许的，但是，他们对我却网开一面，因为我在比勒陀利亚监狱时就已经开创了这个先例。
我们监禁区很少有人拥有学士学位，但多数都在学习大学课程。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高等学校毕业证书，他们选择进修课程，以便争取拿到高等学校毕业证书。有的人已经受过良好的教育，像戈万·姆贝基和内维尔·亚历山大，但是其他人还没有通过五级或六级考试。在几个月内，我们大家实际上都在学习这样那样的学位课程。每到夜晚，我们的牢房与其说是监狱，倒不如说是一个学习的大课堂。
但是，学习的权利受到了许多条件的限制。某些学科，如政治学或军事史，是被禁止的。多年来，当局不准我们接收我们家庭以外的资助，所以，我们这些穷囚犯很少有钱买书和交学费。因此，学习机会的多少取决于我们手中攥着的钱数。监狱当局也不允许我们把书借给别的囚犯，如果允许借阅，就会使我们身边较穷的狱友也能够有学习的机会。对于我们应不应该接受学习的权利一事，大家经常争吵。有的团结运动组织的成员起初认为，我们接受政府的免费学习材料会有损我们的政治形象。他们坚持认为，学习不应该是一种有条件的特许，而应当是一种不受限制的权利。尽管我接受这个观点，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拒绝学习。作为一名自由战士和政治犯，我们有责任提高和加强我们自己，而学习是提高和加强我们自己的为数不多的方式之一。
监狱当局允许囚犯报考南非大学或速成学院，这两所学校都可以为学习者提供高等学校学历证书。就我的情况而言，在伦敦大学的资助下学习是一种祸福兼而有之的事情。一方面，我可以得到在南非阅读目录上没有的那种激励人奋发向上的书籍；另一方面，监狱当局必然把它们视为不适合学习的书籍，因此而禁止我学习。
一般而言，获得书籍也并非易事。你必须按照合同法，向某个南非图书馆提出申请。该图书馆将对你的申请进行审查，然后，通过邮局把书寄给你。但是，由于邮递系统不正常，罗本岛又比较遥远，再加上信件检查人员故意拖延时间，所以，当你拿到书的时候也就到了还书的日期。如果日期已过，狱警将会连看也不让你看就把书直接退回图书馆。正是由于邮递系统这种固有的特点，你很可能没收到书却收到过期罚款单。
除了书籍，我们还可以借阅学习所需要的杂志。当局对此特别严格，唯一能通过检查的杂志可能是一种供囚犯学习会计用的保险计算科学类季刊。但是，有一天，麦克·马哈拉基告诉一位同志，他正在学习经济学，想申请借一份《经济学人》。我们讥笑说，我们可能还需要一份《时代》周刊，因为《经济学人》也是一个新闻周刊。但是，麦克仅仅一笑说，监狱当局不会知道这些情况，他们只是从标题上判断书刊。不到一个月，我们就真的收到了《经济学人》，通过这本杂志，我们获得了我们渴望得到的新闻。但是，当局很快发觉了他们的疏忽，并停止让我们继续借阅。
一旦多数人都开始学习，我们就都抱怨连书桌、椅子这样起码的学习条件都没有。我向国际红十字会提出了这个意见。最后，监狱当局为每个牢房制作了一个可以站着学习的书桌，即一块从墙上伸出的、齐胸高的木板。
这不是我们所渴望得到的那种学习条件。在石灰石料场劳作一天之后，谁也不想站着在这样的书桌旁学习。我们中有许多人对这种书桌提出了抱怨意见，而凯西的意见最大，他告诉监狱长，站着学习的书桌不但是一种负担，而且由于书桌的坡度太大，书老是往下掉。监狱长突然来到凯西的牢房里查看，他要了一本书并用力把它放在凯西的书桌上，书没有动。他又向凯西要了一本书，把它放在第一本书的上面，书还是没有动。他放了四本书之后，转身对怯弱的凯西说：“伙计，这些书桌没有问题。”然后，他走出了凯西的牢房。不过，六个月后当局发了慈悲，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三条腿的凳子，书桌的高度也降低了一些。
我向国际红十字会反映的另一个意见是狱警动不动就告我们的状。告某个囚犯的状就意味着狱警声称他违反了某项具体规定，不是被隔离关押就是不给饭吃，或丧失其他权利。狱警们一般不能随意告囚犯的状，因为，当一个囚犯被告了状，根据违反规定的程度，可以举行听证会，并且邀请开普敦地方法官出席。当时，监狱当局拒绝举行听证会。当我把这个问题反映给国际红十字会的时候，我自己也经历过这样的问题。但是，情况很快得到了改善。
在我来到岛上的第一年里，周末除了半小时的早操时间，我们必须一直待在牢房里。有一个礼拜六，在院子里做完操回到牢房后，我发现一个狱警在走廊头上的凳子上放了一份报纸。他对我们很友好，我猜测他并不是偶然把报纸丢在那里。
对政治犯来说，报纸比黄金或钻石都更宝贵，比渴望得到食物和香烟还迫切，可以说是罗本岛上最珍贵的违禁物品。新闻是斗争的思维原材料，当局绝对不允许我们得到新闻。我们渴望得到新闻，没有新闻，瓦尔特比我还要忧伤。监狱当局企图实行新闻封锁，他们不想让我们知道任何可能鼓舞我们士气或让我们相信外面的人们仍然牵挂着我们的事情。
我们把坚持及时了解国家的政治作为我们的职责，并为得到看报的权利而长期不懈地进行斗争。多少年来，我们想了许多弄到报纸的办法，但是，当时我们的办法并不那么高明。去石灰石料场的好处之一是狱警的三明治往往用报纸做包装，他们常常用完后把这些报纸当垃圾扔掉。有时我们从垃圾中偷偷把它们捡回来。我们设法转移狱警们的注意力，把捡回来的报纸藏在我们的衬衣底下。
设法弄到报纸的最可靠的办法之一就是行贿。这是我们为获取信息而经常采取的一种非道德手段，也是我能够容忍的唯一手段。狱警们似乎总是缺钱，他们的“贫困”变成了我们的机会。
当我们真的弄到一份报纸的时候，由于风险太大，我们不敢在狱友中直接传阅，因为囚犯拥有报纸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我们先让一个人阅读，通常是凯西，后来是麦克·马哈拉基。凯西负责传递消息，他为此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凯西先通读报纸，并把重大消息做成剪报，然后把剪报悄悄在我们中间进行传阅。我们每人再根据剪报写出摘要，然后再把摘要传递给大家。最后，我们再把摘要传递给普通犯人监禁区。当监狱当局特别警惕的时候，凯西或麦克就把报纸写成摘要，然后把报纸销毁。通常的方法是把它撕成碎片，然后扔进马桶里，因为狱警从来不检查马桶。
当我发现走廊头上的板凳上有报纸，我就迅速从牢房里出来，到走廊头上向两侧望一下，然后从板凳上拿起报纸并迅速地把它塞进我的衬衣底下。通常，我把报纸藏在我的牢房里的某个地方，直到睡觉时才拿出来看。但是，我就像一个在吃正餐前先吃布丁的孩子，恨不得立即从我的牢房里拿出报纸，了解上面的新闻。
我不知道阅读了多长时间，我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了那份报纸上，以至于没听见脚步声。忽然，一名狱警长官带着两名狱警出现在我的面前，我连把报纸藏在铺盖下面的时间都没有。可以说，我是当场被抓的。“曼德拉，”那位长官说，“我们告你拥有违禁物品，你要对此负责。”然后，两位狱警对我的牢房进行了彻底搜查，看是否还有别的违禁物品。
一两天内，一位地方法官被从开普敦请到了罗本岛，我被带到了监狱指挥部的一个房间里，这个房间将被临时用作岛上的法庭。在这种情况下，监狱当局总是喜欢从岛外请地方法官，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案子是一个一目了然的案子。我不要求辩护，然后被判处三天的隔离关押，并且不给饭吃。
我并不认为我是中了那个往凳子上放报纸的狱警的圈套，尽管有的人这样猜测。在听证会上，监狱当局严加盘问我是如何拿到那份报纸的，我拒绝予以回答。如果我是中了圈套的话，监狱当局自然就会知道我是如何得到那份报纸的。
隔离牢房也属于我们那个监禁区，不过是在另一侧。尽管只是隔了一个院子，但是它却令人感觉十分遥远。在隔离关押期间，没有人做伴，不准做操，甚至连饭都不让吃：三天中一日三餐只有米汤（米汤仅仅是煮过米的水）。相比之下，我们的正常伙食——玉米片粥，就算得上盛宴了。
被隔离关押的第一天似乎是最痛苦的。因为习惯了正常饮食，对挨饿很不习惯。到了第二天，我发现自己多多少少对饿肚子有些适应，第三天根本没有感觉怎么饿就过去了。在日常生活中，这种对基本权利的剥夺对非洲人来说并不是什么稀罕事。我本人前些年在民族长矛军就曾经连续几天没有饭吃。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我发现被隔离关押是监狱生活中最可怕的事情。没有结束，也没有开始，只有自己那颗寂寞的心。我的心开始胡思乱想：这只是一个梦，还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这颗心开始对任何事情都产生怀疑：我的决定是否正确？我的牺牲是否值得？在隔离关押期间，除了老是考虑这些事情之外，再无心思考虑别的事情。
但是，人的身体在适应环境方面具有很大的潜力。我发现，如果一个人的精神十分顽强，就是在身体经受考验的时候，他也能承受不能承受的极限。坚定的信仰是经受住挨饿的秘诀，即使是腹中无食，精神也仍然是饱满的。
在早期的岁月中，隔离关押变成了监狱当局的一种习惯性手段。我们常因小事受到指责，然后被罚以隔离关押。一个人可能因为斜视某个人而被剥夺了吃饭的权利，或者因为某个狱警走进牢房时没有站起来而被隔离关押。有些来自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囚犯经常嘲笑这些规定，为此，他们的许多时间不得不在隔离关押中度过。当局认为，隔离关押是对我们反抗和叛逆的最好的救治办法。
我第一次被隔离关押后不久，接着就又受到指控并第二次遭到了隔离关押。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那样，我们为了让当局知道我们的抱怨意见而遇到了许多困难。监狱天高皇帝远，当局认为可以无所顾忌地对我们置之不理。他们认为，如果他们对我们的意见充耳不闻，我们就会在受到挫折后屈服，岛外的人也会把我们忘掉。
有一天，我们正在石灰石料场干活，这时，监狱长来到了石料场进行视察，陪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位我们不认识的人。我的一个同事低声对我说，他是监狱管理局的奥卡木博准将（他与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的那位曾在利沃尼亚审判中给予我们照顾的奥卡木博上校并非同一人），是我们监狱长的上司。当时，两个人站在远处注视着我们。
奥卡木博身材不高、体格健壮，他身穿一身西服，而没有着警装。通常情况下，他两年来岛上视察一次。他来岛上视察时，我们被吩咐立正站好，举着自己的监号牌站在铁栅门后面接受他的检阅。
我断定，奥卡木博的突然出现正是我们反映意见的好机会，因为只有他有能力解决我们所反映的问题。我放下手中的镐头，朝他们走去。狱警立即警觉起来，冲着我就走过来。我知道我是在违反规定，但是，我希望狱警们对我的行动感到吃惊而手足无措，因此就不会阻拦我。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当我走到两位官员面前的时候，我们那位监狱长生硬地说：“曼德拉，回到你干活的位置上去，没有人叫你。”我没有理会他，而是直接对奥卡木博说话。我之所以采取这样的特别行动，是因为监狱不理睬我们所提的意见。监狱长打断我的话说：“曼德拉，我命令你立即回到你的工作岗位上去。”我回头从容不迫地对他说：“我已经来到这里，我不想回去。”我希望奥卡木博能听我把话说完。但是，他冷冷地看了看我，然后回头对狱警说：“让他老实点。”
当狱警把我带走的时候，我继续据理力争。“把他弄回牢房！”监狱长喊着。我又一次被起诉到法庭，不准辩护。这次对我的惩罚是隔离关押四天。虽然我在这方面已经有过教训，而且我也知道这条教训，但是，却由于走投无路而没有记住。尤其是在监狱里，没有人乐意听任自己的权威公开地遭到挑战。要接受我的要求，奥卡木博就不得不使他的下级难堪。监狱官员更喜欢私下提意见，要改变罗本岛的现状，最好的办法就是设法私下对监狱官员产生影响，而不是公开对他们施加这种影响。我有时因为对监狱官员太客气而遭到批评，但是，我愿以承受批评去换取我们生活条件的改善。
66...
在任何囚犯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人物不是司法部部长、监狱管理局局长，甚至也不是监狱长，而是负责其监禁区的狱警。如果你因为睡觉时感到寒冷而额外需要一条毯子，你也许可以向司法部部长提出要求，但是，你却不会得到任何回音。如果你向监狱管理局局长和监狱长提出这样的要求，监狱管理局局长就会说：“对不起，这不符合规定。”监狱长则会说：“如果我额外给你一条毯子，那么我就必须给每个囚犯发一条。”但是，如果你走到走廊内的那位狱警面前，你又与他关系比较好，他可能会什么话也不说，而立即到仓库里给你拿一条毯子。
我总是设法与我们监禁区的狱警和平相处，与他们对抗无异于自讨苦吃。作为犯人，老是与狱警为敌是没有道理的。设法教育所有的人，甚至包括我们的敌人，这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个方针。我们认为，所有的人甚至监狱里的狱警，都可以被改变，所以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设法让他们改变对我们的看法。
我们一般都能做到与狱警平等相待。如果一个狱警体谅我们，我们也会反过来对他温和一些。其实，并不是所有的狱警都是魔鬼。我从一开始就注意到，狱警中也有一些人主持公道。与狱警交朋友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因为他们一般都认为对一个黑人谦恭是没有必要的。由于与狱警搞好关系是有益的，我经常让某个人有选择地与某个狱警搞好关系。但是，很少有人愿意这样做。
在石灰石料场，有一个狱警似乎对我们很不友好。这很麻烦，因为我们要在石灰石料场讨论问题，如果狱警不允许我们说话，那就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我要求一个同志与这位狱警搞好关系，以便使他不阻拦我们的谈话。这位狱警十分粗野，但是，他很快开始对那位囚犯有些收敛。有一天，这位狱警要那位囚犯的夹克，他要把夹克铺在草地上坐一下。尽管我知道我的那位同志不情愿，但是，我向他点头示意，还是让他把夹克给了狱警。
几天后，我们正在锌皮棚子底下吃午饭，这位狱警走了过来。他有一个多余的三明治，他把三明治放在我们附近的草地上说：“给。”显然，这是他表示友好的一种方式。
这让我们进退两难。一方面，他拿我们不当人看待，如果拿了那个三明治，我认为将有损我们的人格。另一方面，我们在忍受饥饿，并且，拒绝他的表示对我们设法与其搞好关系的这位狱警就是一种羞辱。我能看得出，我们那位同志也很想要那个三明治。于是，我点头示意，让他把三明治收下。
这个策略起了作用，因为这位狱警不再对我们保持警惕，甚至开始问我们有关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事情。通常，如果一个人在监狱里工作，他可能早已经被政府的宣传清洗了大脑。他很可能认为我们是要把白人扔进大海里的恐怖主义分子和共产党人。但是，由于我们平和地向他解释过我们的非种族主义思想、希望得到的权利和重新分配财富的计划，他挠了挠头说：“这他妈的似乎比民族主义更有道理。”
取得狱警们的同情则解决了我们在罗本岛上的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即传递信息。我们认为与F区和G区的同志们保持联系是我们的义务，F区和G区都是关押普通犯人的地方。我们抱定决心，在监狱内也要像在监狱外一样，继续加强我们的组织建设。如果，我们要想在提抗议和抱怨意见方面协调一致，那么，传递信息就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大量的囚犯都属于普通监禁区，F区和G区的人不但对外面的运动情况有更新的消息，而且对我们的朋友和家人所发生的新情况也比我们知道得多。
监禁区之间的相互联系是严重违反规定的。我们发现，有许多能绕开这种禁令的有效方法。给我们送饭的人都是来自普通监禁区的囚犯，头几个月，我们设法向他们悄悄地了解情况，在了解情况的同时，我们也让他们帮助传递消息。我们组建了一个秘密信息传递委员会，由凯西、麦克·马哈拉基、拉鲁·奇巴和其他几位同志组成，他们的任务就是组织这类传递信息的活动。
第一个方法是由凯西和麦克策划的。他们注意到，在我们去石灰石料场的路上，狱警经常乱扔空火柴盒。于是，他们就秘密收集空火柴盒。麦克设法对这些空火柴盒的底部进行伪装，并把写好的纸条藏在火柴盒的底部。拉鲁·奇巴曾经学过裁剪，因而会写一种蝇头小字的编码信息，他就把信息用这种小字写在改造过的火柴盒上。乔·基卡比也是一名民族长矛军战士，他当时与我们在一起。他负责在去石灰石料场的路上把这些火柴盒放在普通囚犯将要路过的那个十字路口上。通过给我们送饭的普通囚犯，我们就可以把信息传递给F区和G区的囚犯。F区和G区的人会指定人员在路上把火柴盒捡起来，信息就这样传递过去。我们获取信息也采取同样的办法，这种办法远远谈不上十分完善，有时下一场雨就可能使我们这种传递信息的办法泡了汤。因此，我们紧接着又研究出了更有效的办法。
我们发现，狱警有时候会放松警惕。一种机会是吃中午饭的时候和刚刚吃完饭之后。我们都是自己盛饭，于是我们想出了一个主意，让在伙房里工作的普通囚犯用塑料把信或纸条包好后放在盛饭的圆桶底下。我们回复消息也采用同样的办法，用同一块塑料把纸条包起来，并把它藏在准备送回伙房洗刷的盘子底下。我们努力制造混乱，故意用剩饭把盘子搞得一塌糊涂。狱警甚至对此颇为不满，但是，他们从来就不会自找麻烦去查个究竟。
我们的卫生间与隔离关押区相邻，普通犯人被判隔离后常常被关押在那里。我们与他们使用同一个卫生间，但是，我们使用的时间与他们使用的时间不同。麦克想办法把纸条包在塑料布里，然后把它藏在便盆的内沿下面。我们鼓励被关押在普通犯人区的同志故意违反规定，以便顺理成章地受到隔离关押。这样，他们就可以把纸条拿走，并反馈信息。狱警绝不会自找麻烦去搜查便盆。
为了万一我们写的纸条被当局发现也不让他们看懂所写的内容，我们还研究出了各种不容易被破译的书写方式。一种办法是用牛奶书写。牛奶干得极快，并且干后看上去没有字迹。但是，如果把当局发给我们清理牢房用的消毒液涂在用牛奶书写过的纸上，字迹就会立即显现出来。不幸的是，我们并不是每天都有牛奶。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被诊断为胃溃疡，他就可以得到牛奶，我们就用他的牛奶书写。
另一种办法是在卫生纸上写小字。卫生纸很小且容易藏匿，所以这种办法成为我们传递信息的最常用的方式之一。当监狱当局不止一次地发现这些用来传递信息的卫生纸的时候，他们便采取了特别的发放措施。戈万当时有病，不能到石灰石料场去干活，他被指派负责每天为每个囚犯分8张卫生纸。
在所有这些巧妙的办法中，效果最好也是最容易的办法是在监狱医院里传递信息。岛上有一座医院，当我们在那里住院的时候，医院就无法把我们同普通囚犯分开。有时，甚至来自不同监禁区的囚犯也由同一伙狱警看管，F区和G区的囚犯混杂在一起，相互交流有关政治组织、罢工、怠工以及所有监狱中存在的问题等信息。
与监狱外的联系一般通过两种方式进行：通过刑满离岛人员和与探视者接触。出狱的人可以把信藏在他们的衣物里或行李中。通过来探视的人传递信息危险性较大，因为探视者本身就担负着风险。当律师访问我们的时候，不允许狱警在房间里，所以我们有时把信交给律师，让他们带出去，因为律师不会遭到搜查。在这些会见中，我们有时也采取我们在利沃尼亚审判期间采取的书写方式传递信息。由于房间安装了窃听器，我们会说：“请告诉……”然后停下来把下面的话写在纸上：“O. T.”——意思是奥利佛·塔博，“我们同意他关于削减……规模的计划”。然后再在纸上写出“全国执行委员会”。
通过藏在盛饭的圆桶里的一个用塑料布包裹着的纸条，我们得知，普通监禁区的囚犯将于1966年7月开始绝食，以抗议监狱里的恶劣条件。纸条写得不太清楚，我们不知道举行这次绝食的准确日子或明确目的。但是，对于囚犯以任何理由举行的任何抗议形式，我们都将给予支持。我们大家相互传递信息，决心在下一次开饭时就开始绝食，以表示我们对他们的支持。绝食当然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不吃饭。
由于信息传递不及时，普通监禁区的犯人可能一两天之后才知道我们参与了他们举行的绝食行动。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消息会使他们受到鼓舞。当局当然会告诉他们，我们并没有参加他们的绝食，而是在那边美餐。其实，这是当局惯用的伎俩。在一场危机中，当局必然会发动假情报攻势，挑动一个监禁区去反对另一个监禁区。在这种情况下，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往往一致地支持抗议行动，而某些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人有时却反其道而行之。
在我们进行绝食的第一天，我们都拒绝打饭。第二天，我们发现我们的伙食加大了分量，并且，玉米片粥里面加了更多的蔬菜。第三天，晚饭还增添了肉。第四天，玉米片粥里面不但有肥肉，还有大块大块的瘦肉，并且上面还有新鲜的炖蔬菜。饭菜着实让人垂涎欲滴。当我们拒绝这些食物的时候，狱警们在一旁窃喜不已。诱惑力是巨大的，但是，我们还是顶住了这种诱惑，哪怕把我们驱赶到特别累人的石灰石料场，我们也拒绝进食。我听说，主要监管区的人都被饿垮了，只能用独轮车把他们运离工地。
我被叫到监狱长办公室，与韦塞尔斯上校进行了交谈。这种交谈很微妙，正如我的狱友们都知道的那样，监狱当局想对我施加影响，让我取消绝食计划。韦塞尔斯是一个直来直去的人，他问我为什么要举行绝食行动。我告诉他，作为政治犯，我们把要求改善监狱里的生活条件作为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延伸。他说：“但是，你甚至并不知道F区和G区正在为什么举行绝食。”我说：“没关系，F区和G区的人都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斗争是不可分离的。”他哼了一声，然后就让我回了牢房。
第二天，我们得知绝食还有另一个特别的原因：狱警们也在为他们的伙食而进行联合抵制，并拒绝去他们的自助餐厅就餐。他们并不是为支持我们而进行绝食，而是认为如果我们能绝食，他们为什么不能？他们要求改善伙食，提高生活条件。两种人联合起来绝食使监狱当局难于应对。后来，他们与狱警实现了和解，一两天后，我们听说监狱当局去了普通监禁区，请普通犯人派三名代表与他们谈判。普通犯人宣布取得了胜利，取消了绝食。一天之后，我们也停止了绝食。
那次绝食是岛上发生的第一次绝食，也是最成功的一次绝食。作为抗议的一种形式，绝食并没有多大的成功率，但是，其背后的基本道理总让我产生幻想。为了使绝食斗争取得成功，必须让监狱外面的人知道我们正在进行绝食，不然的话，囚犯只是被饿死而已，并没有人会知道。我们正在进行绝食的消息悄悄传到监狱外面，将通过报纸广泛传播，因此，支持我们的团体就会对当局施加压力。但是，尤其在早期的年代里，让监狱外面的人知道我们正在监狱内举行绝食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认为，绝食完全是一种消极行为。因为，我们已经遭受了巨大的痛苦，这些痛苦正在威胁着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正在危及我们的生命。我一直赞成开展更积极、更具战斗性的抗议活动，例如罢工、怠工或拒绝打扫卫生。开展这样的斗争，受伤害的是监狱当局，而不是我们自己。他们需要铺石子，我们就拒绝为他们砸石子；他们需要打扫院子，我们就拒绝为他们打扫院子。这类行为无疑会使他们感到恼怒和不安。我认为，他们看着我们绝食肯定会偷偷地高兴。因此，每当我们为开展绝食进行表决时，我总是投反对票。
但是，一旦要表决，我常常被推举为决策者。有时，我的同事甚至讥讽说我不想因此而丢掉一顿饭。主张绝食的人认为，绝食是一种传统上可以被接受的抗议形式。世界上著名的人物，如圣雄甘地，都曾经开展过绝食斗争。不过，一旦决定开展绝食斗争，我会全心全意地像那些发起者一样予以坚决支持。事实上，在绝食期间，我常常规劝那些不想遵守绝食决议的狱友支持开展绝食斗争。“马迪巴，我要吃饭，”我记得一位狱友这样说，“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绝食。我参加斗争已经很多年了。”
狱友们有时会偷偷摸摸地吃东西。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道理就可以知道：绝食斗争到了第二天时，就应该没有人再去厕所。但是，第二天早晨，你会看到有人去卫生间。我们内部有自己的情报系统，我们知道有的人经受不住饥饿的折磨。
67...
1966年7月中旬进行绝食斗争期间，我夫人第二次来监狱探视。这次探视与第一次探视正好相隔两年，并且差一点儿就不能成行。自1964年第一次探视之后，温妮一直受着折磨。她的姊妹们和兄弟们都遭到了警察的迫害，当局企图禁止她家中的任何人与她在一起生活。有些情况我及时得到了消息，而多数情况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最坏不过的事情是当我从石灰石料场回来的时候得知这些消息，我常常发现关于温妮的消息被从报纸上剪下来整整齐齐地叠在一起，不知是哪位狱警把这些消息放在了我的床上。
当局竭尽其卑鄙之能事，使温妮来岛上的行程尽可能地令她感到不快。两年来，地方法官一直从中作梗，一次又一次地对她下达禁止令，不准她外出。我从律师那里听说，警察告诉温妮，她只有带通行证才能到罗本岛来探视我。温妮恰恰拒绝携带让她讨厌的通行证，因为她从1950年起就一直抗议政府对女人实行通行证的政策。当局显然是蓄意侮辱她。但是，她认为我们彼此见面比抵制当局的卑鄙阴谋更重要，因此，温妮只好同意携带通行证。我十分想念她，只有见到她我才放心，并且我们还有家庭方面的问题需要商量。
温妮每次来岛上探视的手续特别冗长而繁琐。不准她乘坐火车或汽车，只能乘飞机，使一趟探视的花费颇为昂贵。当局要求她必须从机场取道最近的路线奔赴凯里顿广场，开普敦警察局位于凯里顿广场附近，她必须在开普敦警察局办理各种文件。回去的路上，她还必须向开普敦警察局报告，并办理更多的手续。
通过剪报我还得知，有一次温妮正在穿衣的时候，有一位特警闯入了奥兰多西我的家中，温妮愤怒地作出反应，把特警推出了卧室。那位特警控告她袭警，于是我请我的朋友乔治·毕佐斯为她辩护。他巧妙地进行了周旋。我在报上看到了这个消息，有人甚至为温妮的好战与我开玩笑。他们说：“马迪巴，在家中你并不是唯一的拳击手。”
第二次探视只有半小时，我们要商量的事情很多。温妮由于在开普敦遭到了无礼刁难而有点激动。事实上，警察只准她坐在摆渡的船舱里，船舱内的汽油味把她熏病了。她为了我而忍痛装成没事的样子，但是她看上去又瘦弱又憔悴。
我们商量了孩子的教育问题、我母亲的健康问题和我们的经济状况，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泽尼和津泽的教育问题。温妮把两个女儿送进了一所专门为印度人办的学校，当局以学校招收“非洲学生”违反法律为借口设置障碍。我们只好作出困难的决定，把泽尼和津泽送到了斯威士兰的寄宿学校。这对温妮是一个打击，她把两个孩子看作是最大的安慰。我为她们在那里可能会受到更好的教育而感到欣慰，但是，我也为温妮而感到不安。她将寂寞地孤身一个人生活，并且，我担心有人会假装成她的朋友算计她。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温妮会由于太轻信别人而容易上当。
为了绕开不准谈论自己家庭之外的事情的限制，我们使用了一些我们两人都清楚而狱警不明白的名字。如果我要知道温妮的真实情况，我会说：“你最近听说过恩古提亚纳吗？她过得怎样？”恩古提亚纳是温妮的一个氏族名，当局并不知道。然后，温妮就会告诉我，恩古提亚纳正在如何如何。如果狱警问恩古提亚纳是谁，我们会说她是一个表妹。如果我想了解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情况，我会问：“教堂怎么样？”温妮将以适当的语言告诉有关“教堂”的情况，然后我可能又问：“牧师们怎么样？有没有布道演说？”就这样，我们即兴地设法交流了大量的信息。
正如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当狱警喊“时间到了”的时候，我总是觉得好像仅仅过了几分钟。我想隔着玻璃与她吻别，但是，最后还是控制住了自己。我总是等温妮先离去，这样，她就不会看到我被带走时的情景。我眼巴巴地看着她低声说再见，并尽量不让狱警看出她的伤痛。
温妮离开之后，我又重新回忆了探视时的一切详细情况：温妮穿的是什么衣服，她说了些什么话，我又说了些什么话。然后，我会把我们商量过的某些事情写信再次告诉她，并提醒她我是何等地关心她，我们的感情是如何不可动摇，她又是如何勇敢。我把我的信既当做情书，又当做对她唯一的情感支持。当时，这种支持正是她所需要的。
温妮探视后不久，我听说温妮因为到开普敦时没有到警察局报告，并拒绝回去时为警察局提供自己的地址而遭到了指控。她在渡口上已经提供了自己的地址，而回去的时候，警察却又要她提供。她拒绝再次提供自己的地址，说在这之前已经提供过了。
温妮遭到了逮捕，她受到审判并被判处一年监禁，但随之被保释出狱。一年的监禁只执行了四天，其余的时间都被保释监外执行。温妮因被判刑而最终丢掉了作为一名社会工作者的第二份工作，因此也就失去了她的主要生活收入。
政府千方百计地为我制造麻烦，因为认为我已经无力进行反抗。1966年年底，德兰士瓦法律协会在司法部部长的教唆下，作为利沃尼亚审判的一个结果而提议取消我的律师资格。显然，他们并没有因上次的失败而死心。早些时候，他们就曾借口我在反抗运动中被指控而企图取消我的律师资格。
我发现法律协会在我被指控后立即采取了行动，德兰士瓦律师协会是一个特别保守的组织，该组织寻求在他们认为我不能自我辩护的时候来惩处我。对于一个罗本岛上的囚犯，到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但是，我却恰恰准备这么去做。
我告诉监狱当局，我计划对德兰士瓦的做法提出抗议，并准备亲自出庭辩护。我告诉监狱里的官员，为了做好充分准备，我希望当局允许我不去石灰石料场工作，并且我还需要好用一点的桌子、椅子和台灯。我说，我需要去比勒陀利亚，到那里的法律图书馆去查资料。
我的策略就是用合法的要求打败监狱当局和法庭，当然我也知道，他们不会满足我的要求。当我要求去法院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当局总是感到烦恼不已，因为伴随而来的公开露面，可以表明我仍然在为我一贯坚持的价值原则而战斗。
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曼德拉，你为什么不委托律师为你辩护？律师会正确处理你的案子，你为什么自己亲自出庭？”我继续坚持自己的要求，并向最高法庭注册主任申请得到我所需要的资料、文件和书籍。我还请求，我必须得到一个政府方面的证人名单和他们将要作的证言。
我收到了一封信，信中说，法庭在同意我的请求前，他们必须要知道我的辩护性质。这是不正常的。在审判前询问律师的辩护性质？没有一个辩护人在真正走上法庭前可以被迫说出自己的辩护性质。我给他回信说，我的辩护性质到我提交辩护资料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不到那个时候，我不能告诉你。
这是我与注册主任及政府检察官之间的分歧的开始，当时，注册主任就代表着法律协会。我没有放弃我的请求，但当局也同样不妥协：我没有被允许脱离石灰石料场的工作，我没有得到桌子和椅子，我更不可能去比勒陀利亚法律图书馆。
我继续与法律协会和注册主任交涉，他们对此继续予以拒绝。我交涉了几个月，写了许多封信，最后他们没有大张旗鼓，仅仅草率地给我发了个通知，等于是完全放弃了这件事。这个案子并非像他们预料的那么简单。他们原来认为，我并没有主动权和必要的资金为自己辩护，但是，他们想错了。
我能够详细了解官方有关我反对法律协会的做法的态度，因为我们每天都能收到一份报纸，报纸就像直接发到我们的门口那么方便。事实上，也确实就是这么方便。
负责夜间看管我们的那个狱警是一位沉默寡言、上了年纪的卫理公会教徒。当时，麦克·马哈拉基与他已经成了好朋友。一天夜间，他慢慢地走到麦克的牢房，并告诉麦克，他想参加一次新闻写作比赛，需要写一篇作文，他想知道麦克愿不愿意帮他写篇文章。这位狱警表示，如果麦克帮他这个忙，他会有所报答。麦克同意了，并按时写出了文章。两周之后，那位老狱警非常高兴地来到麦克面前。他现在成了参加决赛的选手，问麦克能不能再给他写一篇文章。这位狱警还答应麦克，如果帮他写，他会送给他一只烤鸡。麦克告诉那位老狱警，他将考虑考虑再作答复。
第二天，麦克来找瓦尔特和我，把情况向我们作了说明。瓦尔特建议麦克接受他的奖品，而我则赞成他不接受那只烤鸡，因为那样看起来就像是麦克受到了特别关照。那天夜里，麦克告诉那位狱警，他将给他写那篇文章，条件是想得到一包香烟。那位老狱警表示同意，并且第二天晚上他就送给了麦克一包新买的香烟。
第二天，麦克告诉我们，他现在已经有办法控制那位老狱警了。“怎么控制？”我们问。“因为烟盒上有他的手印，”麦克说，“我可以敲诈他。”瓦尔特说，那是不道德的。我没有批评麦克，但是，我问他准备向老狱警索要什么。麦克瞪大眼睛说：“报纸。”瓦尔特和我相互看了一眼。我认为，瓦尔特是岛上唯一与我一样喜欢看报纸的人。麦克已经与秘密信息传递委员会交流了他的想法，尽管我们两人对麦克的这个办法都有保留意见，但是，我们并没有制止他。
那天夜间，麦克告诉那位老狱警，他在烟盒上留下了指纹，如果不合作，他就会告诉监狱长。由于害怕被解雇，或许还会丢掉养老金，那个狱警同意麦克要什么就向他提供什么。在接下来的六个月中，直到他被调走，老狱警一直悄悄地为麦克提供当天的报纸。麦克每天把报纸上的新闻进行综合整理，并把它们裁成纸条，再在我们中间传阅。不幸的是，那位老狱警后来并没有在比赛中胜出。
要说我们在石灰石料场做得更多的是什么，是开采石灰石还是说话？这很难说。到1966年，狱警采取了自由放任态度：只要我们干活，我们能说多少话就说多少话。我们分成一个一个的小组，四五个人围成一个小圈子，在太阳底下说一整天话，所谈的内容涉及各种各样的话题。我们连续不断地讨论着，既谈论严肃的重大问题，也谈论日常的闲话琐事。
关于坐牢，自然没什么好处可言，可能只有一件事是个例外，那就是有时间思考。在斗争的旋涡中，当一个人不断地应付变换着的情况时，那么，他就很少有机会认真、全面地考虑自己所作的决定或策略。而监狱却提供了时间，而且是非常充足的时间，通过这些时间可以对自己所做过的和没有做过的事情进行反思。
我们经常进行政治辩论，有的问题需要辩论一天，有的则需要辩论几年。我总是喜欢激烈的辩论，并且一直是激烈辩论的参与者。我们所进行的最早、最长的辩论之一就是关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问题。有的人，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参加过训练的民族长矛军战士，认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共产党是一回事儿。甚至像姆贝基和哈里·格瓦拉这样的资历很深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也赞成这个看法。
在罗本岛上，并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而存在的所谓党派。在监狱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各党派之间不像在监狱外那样存在实质上的差别。我自己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多年来一直没有改变。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是一个群众性的解放运动组织，它欢迎斗争目标相同的所有党派共同前进。
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各党派关系的辩论越来越激烈。我们有一位同志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给流亡卢萨卡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写信。我们起草了一份长达22页的秘密文件，专门论述这个问题，并附上我个人的亲笔信，一起发往卢萨卡。起草并私自向国外发出这样的文件是有风险的。最终，流亡卢萨卡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确认，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各党派是有区别的。随之，这场辩论也就被画上了句号。
另一个反复争议的政治问题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是否应该全部从工人阶级中产生。有人坚持认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是一个主要由普通工人组成的群众组织，因此，*也应当在这个阶级中产生。我认为，要求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必须从工人阶级中产生与要求他们都应该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样，都是不民主的。如果这个运动组织坚持这样的准则，那么，其中的多数*，例如鲁图利酋长、摩西·考塔尼、达布医生，都将被认为是没有资格的。因此，革命者应当来自各个阶级。
当然，并非所有的辩论都是政治性的。引起争议最多的一个问题是行割礼问题。我们中有人认为，割礼作为科萨及其他民族的一种风俗，不仅对身体是一种不必要的伤害，而且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准备废除的部落制度来说也是一种倒退。这种论点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多数人还是认为割礼是一种民族文化仪式，它不仅具有有益健康的长处，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精神意义。这是一种强化种族身份的习俗，具有一定的积极价值。我本人也同意这个观点。
辩论持续了多年，我们中仍然有人完全赞成割礼。一个在医院工作的囚犯过去曾经为别人行过割礼，还举办了一个秘密割礼培训班，并且我们监禁区的几位年轻囚犯都在培训班上行了割礼。随后，我们为这些年轻人举行了一个小型的茶话会，他们还按照习俗围着毯子走了一两天。
我们经常反复议论的一个话题是非洲是否有老虎。有人认为，虽然普遍推测老虎生活在非洲，但是，这是一个荒诞的说法，老虎的原生地是亚洲和印度次大陆。非洲有大量的豹子，但是却没有老虎。另外有人认为，孟加拉虎原产于非洲，并且，有的老虎现在仍然生活在非洲。有人则声称，曾经在非洲的灌木丛中亲眼看到过这种最强壮、最漂亮的猫科动物。
我认为，虽然在现代非洲已经见不到老虎，但是，在科萨语词汇中有一个词与豹子这个词不同，是老虎的意思。既然我们的语言中有这个词，那么，这种动物就肯定曾经在非洲存在过。不然的话，为什么会有这种动物的名字呢？这个话题被争议了一次又一次，我记得麦克反驳说，几百年前印地语中就有在空中飞行的飞机这个词，并且远在发明飞机之前，但是，这并不能说明飞机在古老的印度就已经存在了。
68...
“Zithulele”（文雅一号），这是我们对看管我们在石灰石料场干活儿的那个宽容而讲话和气的狱警的称呼。当我们干活的时候，他总是例行公事般地站在远处，只要我们遵守秩序，他似乎对我们干什么并不介意。当他发现我们倚着铁锹在那里讲话的时候，他从来也不训斥我们。
我们对他也十分尊重。1966年的一天，他走到我们面前说：“先生们，雨水把路上的线冲没了，今天我们需要20公斤石灰。你们能帮帮忙吗？”尽管我们当时已经不需要干什么活儿，但是，由于他对我们以礼相待，我们也都愿意帮助他。
那年春天，我们感到当局从一定程度上说对我们变得越来越亲切、温和，岛上盛行的严格管制制度有所放宽，囚犯与狱警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有了一定的缓解。
但是，这种宽容并没有维持多久，9月份的一个上午，这种宽容就突然不复存在了。当时，我们刚刚从石灰石料场放下我们手中的镐头和铁锹，准备去锌皮棚吃午饭。当一位普通犯人推着饭桶朝我们走来的时候，他低声说：“沃尔沃德死了。”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个消息很快就在我们中间传开了。我们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敢相信他所说的话，而狱警们则似乎不知道有什么重要事情发生。
我们不知道这位总理是如何死的。后来，我们听说是一位默默无闻的白人议会通信员把沃尔沃德刺死的，但我们不知道他刺死沃尔沃德的动机是什么。尽管沃尔沃德认为非洲人比动物还低级，但他的死并没有让我们感到丝毫的高兴。我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从来不支持政治暗*。政治暗*是一种对待敌手的野蛮方式。
沃尔沃德被证明既是种族大隔离的理论干将，又是种族大隔离的实践大师。他史无前例地创造了班图斯坦和班图教育体制。在他被刺之前不久，他还领导国民党进行了1966年的大选。在这次大选中，种族隔离党派赢得了多数，获得了126个席位，而合众党则获得了39个席位，进步党只获得了1个席位。
正如岛上常常发生的那样，我们总是先于我们的狱警得知重大的政治新闻。但是，第二天，狱警们显然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因为他们把气都撒在了我们的身上。这种花了几个月才得以缓解的紧张关系忽然又紧张到了极点。当局开始对政治犯进行镇压，好像我们的手中正握着刺*沃尔沃德的匕首一般。
当局总是在怀疑我们秘密地与外界各种力量保持着联系。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在纳米比亚的盟友——西南非人民组织（SWAPO）成立的游击队，袭击南非警察的浪潮也使南非当局非常担心。我猜想，当局过高地估计了我们——政府认为，我们新组建的民族长矛军羽翼已经丰满，足以成功地打垮政府。但是，这种怀疑只能说明他们这些心胸狭小、目光短浅的人开始感到不安，他们不是把问题归咎于自己的错误政策，而是归罪于他们的对手——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
对我们的惩处根本没有正式政策的依据，而是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岛上时的严酷环境的再现。“文雅一号”被一个邪恶无比的家伙所取代。他名叫范·任斯博，在沃尔沃德被暗*后，他被派到岛上对我们实行24小时监视。他很有名气，因为他的名字在囚犯中就是“残忍”的代名词。
范·任斯博是一个高大、愚笨而粗野的人，他似乎不会说话，只会喊叫。他上班的第一天，我们就发现他的手腕上刺着纳粹的“卐”字记号。不过，他用不着用这个符号证明他的残忍，因为他的工作使我们的生活要多惨就有多惨，并且他还在疯狂地追求着他的这个目标。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范·任斯博每天都会以不服从管理或诈病不工作的罪名把我们中的人送上行政法庭。每天早晨，他和其他狱警都要商量下午要处罚谁。这是一种恐吓办法，只要决定惩处某个人，那么，不管这个人那天工作有多么卖力，他都将会受到惩处。当我们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牢房的时候，范·任斯博会拿着名单点名：“曼德拉（或西苏陆或卡特拉达），我想立即在监狱长面前见到你。”
很快，罗本岛上的行政法庭开始加班。为应对这种情况，我们也组成了自己的法律委员会，由我本人、菲基莱·巴姆和麦克·马哈拉基组成。麦克学过法律，他善于让当局处于防御的地位。菲基莱当时正在攻读法律学位，他头脑清醒、足智多谋，成为我们监禁区囚犯法律委员会的负责人。我们法律委员会的职责，就是为我们的同志提供在行政法庭上如何应对指控方面的咨询。
范·任斯博并不是一个聪明人，他在石灰石料场上对我们耍威风，我们会在行政法庭上让他黔驴技穷。我们的策略是不在现场与他争论，而是在法庭上与他辩理。在法庭上，我们就有机会在相对比较开明的官员面前进行申诉，指控状也会由主持审理的地方法官宣读。他可能会指控我们“在石灰石料场诈病不工作”，此时的范·任斯博会有点儿自鸣得意。当指控状全部宣读完毕后，我总是让我的同事做一件事，而且只有一件事：请法官允许“更详细地提供案情”。这是作为被告的一种权利，尽管经常会有这种请求，但是，范·任斯博几乎总是拿不出更详细的证据，然后法庭就不得不休庭，而范·任斯博则会走出法庭，去搜集“更详细的情况”。
不论事情大小，范·任斯博从来都不怀好意。当我们的午饭送到石灰石料场的时候，我们会坐下来吃午饭。这时，我们已经有了简单的桌子，范·任斯博必然选择这个时间在靠近我们饭桶的地方撒尿。我们认为，他没有直接把尿撒在我们的饭上就已经谢天谢地了。当然，我们就此提出了抗议。
囚犯能报复狱警的为数不多的方式之一就是说笑话，于是，范·任斯博就成了我们许多笑话中的笑料。我们背地里称他“小提包”。我们把狱警们的午餐盒称作“小提包”。一般来说，狱警总是指定一名囚犯给他提“小提包”，通常会找他最喜欢的囚犯，然后狱警会奖励给他半个三明治。但是，我们拒绝提范·任斯博的“小提包”，他只好自己提着。因此，我们给他送了个“小提包”的绰号。一个狱警自己提午餐盒，可以说是对他的一种羞辱。
有一天，维尔顿·穆夸毅一时疏忽，叫他“小提包”时让范·任斯博听到了。范·任斯博问：“谁是小提包？”维尔顿停了一会，然后脱口而出：“就是你！”
“你为什么叫我小提包？”范·任斯博问，维尔顿不予回答。“伙计，快讲。”范·任斯博又喊了一声。“因为你自己提自己的‘小提包’。”维尔顿试探着回答说，“普通犯人为他们的狱警提小提包，而我们不帮你提，因此我们叫你‘小提包’。”
范·任斯博考虑了一会儿，他非但不生气，而且说：“我不叫小提包，我叫Dik Nek。”大家沉默了一会，然后都大笑起来。在南非荷兰语中，“Dik Nek”字面上是“粗脖子”的意思，被用来形容某个人固执己见、毫不通融。我认为“小提包”太愚蠢，他不知道大家是在侮辱他。
有一天，我们在石灰石料场又讨论起了老虎是否原产于非洲这个话题。在范·任斯博担任我们的监管狱警期间，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自由谈话，但是，我们可以边干活边讨论。
还是有些人认为老虎并非原产于非洲，其中主要是安德鲁·马桑多。他是开普地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曾经是福特黑尔大学的讲师。马桑多是一个比较容易激动的人，他激动地断言在非洲从来没有发现过老虎。大家争来争去，争到激烈的时候，干脆放下了手中的镐头和铁锹。这样一来，就引起了狱警的注意。于是，他们喊叫着让我们干活。但是，我们争得正起劲儿，没有理会他们的喊叫。几位身份比较低的狱警命令我们继续干活，但是，我们也没有服从他们的命令。最后，“小提包”走了过来，用英语吆喝我们。他的英语讲得不怎么样：“You talk too much, but you work too few!”（“你讲话太多，而干活太少！”）
大家并没有拿起自己的工具，因为他们只顾在那里捧腹大笑了。“小提包”的语法错误更让大家感到特别好笑。不过，“小提包”一点都没有笑。他立即叫人去叫监狱长克勒曼少校。
克勒曼不一会儿就来到了现场，他发现我们还在那里笑个不停。他到岛上的时间不太长，决心为自己定一个正确的调子。一位狱警向克勒曼报告说，安德鲁·马桑多和我一直不干活儿，他们将以诈病怠工和不服从管教对我们进行处罚。在克勒曼的淫威下，我们被戴上手铐带走了，然后被隔离关押。
从此之后，“小提包”似乎对我特别仇恨。有一天，他正在监督我们劳动，我与菲基莱·巴姆紧挨着在一起干活儿。我们两人干活儿的地点位于石灰石料场最边缘的地方。当时，我们工作很卖力。但是，由于我们两人当时都在学习法律，因此，我们彼此交流了头一天晚上学习的内容。那天劳动结束的时候，范·任斯博站在我们面前说：“菲基莱·巴姆和纳尔逊·曼德拉，我要带你们去见监狱长。”
我们被带到了监狱长面前，范·任斯博说：“这两个人一整天没干活儿。我告他们不服从命令。”监狱长问我们是否有话要讲。“监狱长，”我应声说，“我们不服他对我们的指控。我们一直在工作，事实上我们也有证据证明我们一直在工作，这对我们的辩护是至关重要的。”监狱长对我说的话嗤之以鼻。“你们都在同一个地方干活儿，”他说，“怎么可能会有证据？”我解释说，菲基莱和我一直单独在一起干活，我们能指给你看我们两个到底干了多少活。当时，“小提包”也傻乎乎地承认我们两个在一起。因此，监狱长同意去查看。于是，我们又回到了石灰石料场。一到那里，菲基莱和我就走到我们干活儿的那个地方。我指着我们堆起来的一大堆石块和石灰石说：“那就是我们今天*活儿。”“小提包”对检查我们*活从来不怕麻烦，并对我们所完成的工作量说三道四。“不，”他对监狱长说，“那是干了一周的结果。”监狱长对他说的话有些怀疑。“那好，”他对“小提包”说，“让我看看曼德拉和巴姆今天*那一小堆儿在什么地方。”“小提包”没有回答。监狱长干了一件我很少见到的一个高级监狱官员所*事：他当着囚犯的面训斥了他的下级。“你在说谎。”他说，并当场撤销了对我们的指控。
1967年年初的一个上午，在“小提包”任职期间，我们正准备去石灰石料场。这时，“小提包”告诉我们，克勒曼少校下达了命令，在路上和石灰石料场都不准讲话。“从现在起不准讲话！”他高声叫着。
对这个命令，大家都感到失望和气愤。说说话、讨论讨论问题是我们可以减轻劳动强度感的唯一方式。由于不准讲话，我们在去石灰石料场的路上当然也就不能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在吃中午饭休息期间，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班子和其他政治组织的首脑们秘密地制订出了一个方案。
在我们悄悄地制订方案的同时，克勒曼少校本人也来到了我们吃午饭的棚子里。这极不平常，在我们如此简陋的棚子里从来没有如此高级别的人来看望过我们。他尴尬地咳嗽了一声说，他的命令是错误的，只要不大声喧哗，我们可以在石料场讲话。他让我们继续吃午饭，然后，转身走出了棚子。我们为取消不准我们讲话的命令而感到高兴，不过，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取消这个命令。
那天下午剩下的时间里，狱警不再强迫我们非常努力地干活儿，“小提包”也尽可能地向我们表示友好。他说，作为友好的一种表示，他决定撤销对我们的一切指控。
那天下午，我发现自己被从靠近监禁区入口处的第4号牢房转移到了靠后面的第18号牢房。我的所有东西都被搬到了新的牢房。与通常一样，也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
我们猜测，可能是有人来岛上访问。我之所以被更换牢房，是因为当局不想让我第一个与来访者交谈。如果每个囚犯轮流发表他们的不满意见，在来访者到达第18号牢房之前，监狱当局就可以说：“时间到了！”我们决定，为了统一，如果有人来访问，每个人仅限于向来访者反映自己的意见，其他意见都由第18号牢房的人负责集中反映。
第二天吃完早饭后，“小提包”告诉我们，我们不去石料场了。然后，克勒曼少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他对我们说，海伦·苏兹曼女士不久将来岛上访问我们。海伦·苏兹曼是议会中唯一一位自由进步党党员，也是国民党在议会中的唯一真正的反对派。不到15分钟，苏兹曼女士在监狱管理局局长斯特恩将军的陪同下走进了我们监禁区的大门。她一一看望了每个囚犯，并询问每个囚犯是否有抱怨意见。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回答：“我有许多不满意见，但是，我们的代言人是走廊那头的纳尔逊·曼德拉。”让斯特恩将军吃惊的是，苏兹曼很快就来到了我的牢房。她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并热情地作了自我介绍。
法官和地方行政长官可以不经允许而直接到监狱进行访问，而议员则不同，他们必须先提出申请，得到批准后才能到监狱来。苏兹曼女士如果不是唯一的一位，也肯定是为数不多的对政治犯感兴趣的议员之一。关于罗本岛有许多传说，因此，苏兹曼女士亲自来岛上开展调查。
因为这是苏兹曼女士第一次来岛上进行访问，所以，我首先让她放心行事。她非常自信，完全不在乎周围的环境，她建议我们立即开始谈正题。斯特恩将军和监狱长站在她身边，但是，我谈问题并没有转弯抹角。我告诉她，我们希望伙食和服装能得到改善，并要求伙食标准应该人人平等。我们希望提供必要的学习条件，我们没有获取信息的权利。例如，我们不能看报纸和其他更多的资料。我告诉她，狱警们野蛮粗暴，特别是范·任斯博。我说，他前臂上还刺着纳粹“卍”字标志。海伦的反应就像是一个律师。“好，曼德拉先生，”她说，“我们不要把话题扯得太远，因为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刺的。譬如说，是不是他父母给他刺的？”我向她保证，肯定不是他父母给他刺的。
正常情况下，我不会对某一位狱警提出不满意见。在监狱中，最好是围绕总的原则目标开展斗争，而不能与个别人进行纠缠。但是，不管一个狱警多么冷酷无情，他总得要执行监狱里的规定。不过，范·任斯博自己属于另一类情况。我们认为，如果他不在罗本岛，我们大家的情况将大不相同。
苏兹曼女士听得很认真，把我说的情况一一记录在了一个小笔记本上，并许诺把这些情况反映给司法部。然后，她察看了我们的牢房，并与其他人简单地进行了交谈。看到这样一位勇气十足的女士走进我们的牢房和在我们监禁区的院子里漫步，本身就是一种少有的、令人称奇的景象。她是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心怀善意进入我们牢房的女议员。
在苏兹曼女士来访期间，范·任斯博显得十分紧张。凯西说，在苏兹曼女士与我们谈话的时候，范·任斯博就他过去的所作所为道了歉。但是，他的悔悟并没有坚持多久，因为第二天他就告诉我们，他将恢复对我们的所有指控。后来我们得知，苏兹曼女士把我们的情况上报到了议会，她访问后仅仅过了几周，“小提包”就被调离了罗本岛。
69...
我从来也不认为，斗争只是短期的或轻而易举的。在罗本岛被关押的头几年，对岛外的组织和狱中的我们这些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利沃尼亚审判后，多数地下运动组织都被摧毁了。我们的组织结构被发现并遭到了彻底破坏，没有遭到逮捕的成员则提前敌人一步逃走了。实际上，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高级*不是被关进了监狱就是遭到了流放。
利沃尼亚审判后的几年内，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派驻国外的机构，原来的任务只是募集资金、开展外交活动和安排军事训练，但现在就必须从总体上管理整个组织。这些驻外机构不仅要创建流亡组织，而且还有一个更艰巨的任务，那就是设法在南非重新建立地下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
政府变得更加强硬。警察拥有了更多的权力，他们的手段更加残忍，技术更加成熟。南非的国防军队正在准备进行扩编，经济上也比较稳固，全体白人选民都高枕无忧。南非政府在英国和美国有实力强大的盟友，这些盟友只满足于维持现状。
但是，其他地方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正在兴起。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后期，武装斗争的烈火燃遍了整个南部非洲。在纳米比亚（当时叫西南非），西南非人民组织首先进入了卡普里维地带；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游击队组织正在成长和壮大；在津巴布韦（当时叫罗得西亚），反对少数白人统治的战斗正在向前推进。伊恩·史密斯白人政府得到了南非国防军队的支持，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把津巴布韦的战斗作为我们国内斗争的延伸。1967年，我们获悉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合会（ZAPU）结成了联盟。当时，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合会是由乔舒亚·恩考茂缔造的。
那一年，一伙在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接受训练的战士渡过了赞比亚河进入了罗得西亚，试图返回他们的家园。第一伙民族长矛军战士被命名为鲁图利特遣部队，他们是武装斗争的先锋。8月份，当鲁图利特遣部队在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合会部队的策应下向南运动时，他们被罗得西亚军队发现，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双方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并且双方都有伤亡。最后，我们的部队被在人数上占优势的罗得西亚部队打败了，有的被俘，其他人则退回了贝专纳。贝专纳独立后，成为现在的博茨瓦纳。到1968年年初，另一支较大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特遣部队进入了罗得西亚，不但与罗得西亚军队作战，而且也与一直支持罗得西亚的南非警察部队作战。
当月，我们就听到了谣传，但是，直到参加打仗的战士同我们关押在一起后才知道了全部情况。尽管我们的军队并没有取得胜利，但是，我们仍然默默地庆祝，我们的民族长矛军指战员在他们自己现有的条件下牵制敌人，这本身就是斗争中的一个里程碑。“佳士提斯”（正义）·潘扎是鲁图利特遣部队的一位指挥员，后来，他也与我们关在了一起。他简单地向我们介绍了特遣部队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以及他们在战场上英勇*敌的情况。作为一位前民族长矛军的总司令，我为我的战士感到特别骄傲。
在听到关于民族长矛军在国外作战的消息之前，我们也得到了关于鲁图利于1967年7月在家中去世的消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是在他的农场附近被火车撞死的，他经常到那里去散步。我被允许给他的遗孀写了慰问信。鲁图利的去世，在组织中留下了巨大的真空。鲁图利酋长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是一位世界著名人士，黑人和白人都很尊重他，因此，没有人可以取代他。人选落到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代理主席奥利佛·塔博身上，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发现，他是一个能够顶替鲁图利酋长的位置的人。像鲁图利一样，他善于表述而又不炫耀，有信心但又非常谦虚。在他的身上也体现了鲁图利的格言：“让你的勇气随着危险而提高。”
我们在B区为酋长组织了一个小型的悼念仪式，供每个想表示追忆的人进行悼念。那是一个肃穆的悼念仪式，只有一件事令人不愉快。当非欧洲人团结运动组织的内维尔·亚历山大站起来讲话的时候，显然他并不是称赞酋长，而只是为酋长送葬。他对鲁图利酋长的去世，连表示起码的遗憾都没有，他甚至责备鲁图利是白人的帮凶，主要根据就是酋长接受了诺贝尔和平奖。
除了错误的思想，内维尔的讲话与我们试图努力在岛上创造的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合作气氛也完全不相称。从到达岛上的那一刻起，我就把与斗争中的敌手寻求和解作为我的使命，我把罗本岛作为一种使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消除长期存在且经常颇为痛苦的分歧的机会。如果我们能把岛上的两个组织团结起来，那将为两个组织在整个解放斗争中团结在一起开创先河。
从一开始，与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关系就是竞争多于合作。有一些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成员早先已经来到了这个岛上，他们把我们的到来看作是对他们领地的侵犯。我听我们的某些同事讲，多数来自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囚犯都为我们没有被绞死而感到遗憾。
1962年，在我第一次来到罗本岛上的时候，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从数量上已经远远超过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而到了1967年，这个数字被颠倒了过来。这使得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立场似乎更加强硬，他们开始公开反对共产党人和印度人。在早些年，我曾经与泽法尼·马托朋交谈过多次，他一直是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泽法尼认为，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比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更具有战斗性。在监狱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应该服从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领导。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认为，与当局谈判是一种背叛，但是，他们的这种立场并没有妨碍他们享受谈判带来的好处。1967年，我与塞尔比·恩根达尼就团结问题交换了意见。在监狱外，恩根达尼一直强烈反对《自由宪章》，但在监狱里，特别是来到我们这个监禁区之后，塞尔比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态度变得友好了。后来，我们分别给各自的组织写了信，倡导两个组织之间的团结。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与克拉伦斯·马克韦图也实现了和解，他后来成了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主席。马克韦图曾经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团的成员，他也被关押在我们的监禁区，是一个沉着、镇定而思维敏捷的人。我与他在两个组织团结方面进行过多次富有成果的商讨。但是，马克韦图被释放后，约翰·波凯拉继任罗本岛上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领导职务，双方的会谈未能继续下去。
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不稳定性有时会导致令人啼笑皆非的后果。有一次，比勒陀利亚当局下达了一项命令，把我与石灰石料场的其他囚犯隔离开来。我只能单独工作，单独就餐，单独被看管。我们后来发现，这个新情况在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囚犯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几天后，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决定，对他们的*泽法尼·马托朋也实施隔离，他们自行让他单独工作、单独就餐的时间与我单独工作、单独就餐的时间一样长。
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经常拒绝参加与党派无关的会议。当我们召集会议，讨论我们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然后再彼此通报从报纸上获得的新闻时，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抵制了这次会议。对此，我十分反感。我们得知，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对自己组织内部在外面发生的变化一无所知。当时，岛上的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成员不相信我们关于流亡国外的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已经向白人和印度人敞开了大门的说法，认为那只是谣言。但是，我们已经从报纸上看到，白人激进主义分子帕特里克·邓肯已经成为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执行委员会成员。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成员当时认为，这不过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宣传手段。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在罗本岛上成立了自己的国际组织。该组织被称作最高司令部，或者更正式地称为最高组织机关，由岛上最高级别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组成。这些人都是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他们是瓦尔特·西苏陆、戈万·姆贝基、雷蒙德·穆拉巴和我本人。我担任最高组织机关的*。
从一开始我们就决定，最高组织机关不干预外面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我们对国内的形势没有可靠的评估办法，所以我们认为，对我们并不知道的事情提供指导并不是公正而明智之举。我们所领导的事务，只是一些与囚犯们的不满意见以及罢工、邮信、伙食等有关的事情，这些都是监狱生活中的日常问题。可能的话，我们将召集一般成员开会。我们认为，这种会议对于保持组织的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召开这些会议也是十分危险的，所以不能经常召开，于是最高组织机关通常用传达的方式把所作的决定通知到其他所有成员。最高组织机关还建立了基层组织，每个基层组织由三名成员组成。
在岛上的头几年中，最高组织机关还起着我们监禁区的所有政治犯人的代表委员会的作用。1967年，我们起草了一个要求得到较好待遇的请愿书，大家都在该请愿书上签了名，其中包括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成员、团结运动组织的成员和以艾迪·丹尼尔斯为代表的自由党的成员。后来，虽然大家都认可了这种组织结构，但内维尔·亚历山大一直在抱怨，最高组织机关既不民主又没有真正的代表性，他认为应当创立其他组织机构。
在内维尔的建议下，最终成立了一个犯人委员会，由来自各政治党派的人组成。其他组织的人担心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会凌驾于该委员会之上，于是精心制定了工作准则，限制该委员会的权力纯粹是咨询式的，其决定不具有约束力。即使如此，该委员会也很难达成解决问题的一致意见。我们建议，由游击战俱乐部的成员菲基莱·巴姆主持会议。后来，该委员会的*由各组织的人轮流担任。最后，大家把该委员会称作“乌伦迪”，成为所有政治犯的一个纪律委员会。
最高组织机关由于其各族成分杂处而成为某些分歧的源头，四个常委都是科萨族。这是一种巧合，而不是故意这样安排的。岛上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最高领导班子中，只有4个人曾经担任过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而这4个人偏偏都是科萨族。仅仅因为不是科萨族就把某个级别较低的人推上最高组织机关的领导岗位显然是不妥当的，但是，最高组织机关成为科萨族一统天下的事实也让我大伤脑筋，因为，这样似乎会让大家产生误解，认为我们只是一个科萨人的组织。
我对这样的批评总是感到恼火，认为这种批评说明他们既不了解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历史，也不怀好意。我有时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一直由祖鲁人、巴索托人、佩迪人和茨瓦纳人担任这个事实予以反驳，说明执行委员会一直是一个包括各个不同民族团体的混合组织。我记得有一次，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们正在院子里劳动，有些来自普通犯人监禁区的人在我上面的房顶上干活儿，他们朝着我喊：“Mdala（老伙计），你为什么只同科萨人说话？”这种责备深深地刺痛了我。我抬起头说：“你们怎么不分青红皂白地责备我？我们都是一家人。”他似乎对我说的话感到满意，但是，他们的意见却牢牢地记在了我的心中。自此之后，无论知道什么事情，我总是会走到普通犯人监禁区的囚犯面前，设法与凯西或丹尼尔斯或其他非科萨人士进行沟通。
我们后来决定，最高组织机关中应该有第五个人选，轮流负责最高组织机关的工作。这个第五人通常不是科萨人，例如，凯西在最高组织机关成员中担任领导职务长达五年多，拉鲁·奇巴也担任过一段时间。最后，这种批评也就慢慢地听不到了。
我并不是想独揽最高组织机关的大权，事实上，我自己觉得重要的一些建议都被拒绝了，我认为就是应该这样。但是，有时候我发现，这样也没有什么益处。有两个与当局有关的问题，对于这两个问题，我就没能说服我的同事。监狱规定，在高级官员面前，犯人们必须起立。我主张我们不应该起立，因为，不得不尊重敌人而敌人又不把我们当政治犯对待是对自己的贬低。我的同志们则认为这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反抗的后果并没有什么好处。
第二个问题出于同样的原因也遭到了最高组织机关的拒绝。狱警既不称呼我们的姓，也不称呼我们的教名。这是对我们的侮辱，应该让他们在我们的称呼前加“先生”二字。我为此坚持了多年，但是一直没有成功。后来，这甚至成了一种幽默，因为我的同志们有时就称呼我“曼德拉先生”。
70...
对我们这些身在狱中的人来说，时间似乎是静止不动的，但是，对监狱外的人，时间则是不停步的。当我母亲于1968年春天来探望我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感觉。自从利沃尼亚审判结束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她。变化是逐渐地、一点一点地发生的。当你生活在你自己的家中，你很少注意到家人的变化。但是，当你多年不见你的家人的时候，他们的变化则让你感觉是非常明显的。我母亲似乎一下子变得很老了。
她在我儿子马卡托、我女儿马卡紫薇和我妹妹巴贝尔的陪同下从特兰斯凯来岛上探望我。因为有四个人来访，并且他们又是远道而来的，当局把探视时间从半小时延长到45分钟。
自从利沃尼亚审判之前，我就没见过我的儿子和女儿，在这期间，他们已经长大成人。我端详着他们，感到由衷的高兴和自豪。但是，尽管他们已经长大了，我恐怕多多少少地仍然拿他们当孩子对待，就像我进监狱前一样。他们可能变了，但是，我却没有变。
我母亲瘦了许多，这使我非常担心。她面色显得有些憔悴。只有我妹妹似乎没怎么变样。尽管见到他们并与他们一起商量家庭问题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但是，我对我母亲的健康却感到不安。
我向马卡托和马卡紫薇表达了让他们继续读书的愿望，并向巴贝尔询问了住在特兰斯凯的亲戚家的情况。时间过得太快，正如每一次有人来探视时一样。最愉快的事情在于对亲人探视的回忆，但是这一次，我却无法摆脱对母亲的担心。我害怕这将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老人家。
几周后，我们从石料场回来，有人告诉我去监狱办公室拿电报。电报是马卡托发来的，他告诉我：我母亲因心脏病去世了。我立即向监狱长办公室申请，要求去特兰斯凯参加她老人家的葬礼。我的请求被监狱长拒绝了。“曼德拉”，他说，“尽管我知道你是一个守信用的人，你不会逃跑，但是，我对你们的人不信任，担心他们会绑架你。”我为不能给我母亲送葬而更加伤心——作为她的大儿子，又是唯一的儿子，为她老人家送葬是我的责任。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一直十分怀念她老人家。她的一生远远谈不上安乐。在我当律师的时候，我还能够赡养她，但是，进了监狱之后，我就再也不能赡养她老人家了。我欠她老人家太多了。
我母亲的去世使我对自己的人生再次进行回顾和评价。她的艰难、她的贫穷，使我又一次对我所走的道路是否正确提出了疑问。这一直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把人民的利益置于高于自己家庭利益的位置上，这是不是一种正确的选择？长期以来，我母亲对于我献身于斗争事业一直不能理解。我的家人并不想卷入这场斗争，但是，我的卷入使他们也受到了连累。
但是，我又回到了同一个答案。在南非，对于一个男子汉来说，不顾人民的需要是很难做得到的，就是牺牲自己家庭的利益也应顾全人民的利益。我作出了自己的选择，最终，我母亲也支持我所作的选择。但是，这样也不能减轻我为没能使她老人家生活得更好一些以及没能让她安息而感受到的悲哀与痛苦。
1969年5月12日一大早，安全警察在我们奥兰多西的家中把温妮唤醒，并根据1967年通过的《反恐怖法》，未经指控就逮捕了她。《反恐怖法》给政府提供了不用审判就可以对某人实施逮捕和囚禁的权力，这个权力是空前的。我后来得知，这次袭击是全国性袭击的一部分。在这次袭击中，另有十几个人遭到了拘留，其中还包括温妮的姐姐。警察是在泽尼和津泽双双抓着温妮的裙子的情况下硬把她拉走的。后来，她被单独关押在比勒陀利亚的监狱里。在那里，她被剥夺了保释权和被探视权。紧接着，她一连被野蛮地审讯了好几个月。
6个月后，温妮最终被提起公诉，我设法让长期反对种族歧视的律师乔尔·卡尔森为她辩护。温妮和其他22位人士被指控违反了《镇压共产主义条例》，企图重新组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后来，乔治·毕佐斯和阿瑟·查斯卡尔松都参加了辩护。他们都曾是利沃尼亚审判的辩护律师。10月份，温妮被捕17个月后，政府撤销了对她的指控，温妮被无罪释放。释放两周内，温妮又遭到禁止，被软禁在家中。她立即提出申请来探视我，但是遭到了拒绝。
在监狱里，想到温妮也被关进了监狱，这比什么都痛苦。我勇敢地面对这一现实，但是，在内心深处，我感到十分不安。温妮被单独关押的时候是我内心最为痛苦的时候，尽管我经常劝说别人不要为自己管不了的事情去担心，但是，我自己却不能听从自己的劝告。我有许多个不眠之夜：当局想对我的夫人下什么样的毒手？她是否能够承受？我们的女儿由谁来照管？谁将为她们支付账单？我不断地思考这样的问题，但是又无法回答，这简直是一种精神折磨。
奥卡木博准将允许我给温妮写信，但有一两封信没有及时得到她的回信。正常情况下，等待审判的囚犯是不能通信的。但是，奥卡木博作为对我的关照却允许我们通信，我对他十分感激。不过，我知道当局允许我们通信并不是出于仁慈：他们企图通过阅读我们的书信，从中得到对温妮不利的证据。
在这段时间，我又经历了另一场不幸。1969年7月一个严寒的早晨，也就是我得知温妮被关进监狱三个月后，我被叫到罗本岛监狱办公室，有人递给了我一封电报。这封电报是我的小儿子马卡托发来的，只有一句话，告诉我他的哥哥，即我的大儿子马迪巴·泰姆比基勒——我叫他泰姆比，在特兰斯凯发生的一次车祸中丧生。泰姆比当时只有25岁，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一个人对于这样的悲剧还能说什么呢？我对我的夫人的不幸已经够伤心了，我母亲的去世一直使我十分难过，此时，又听到这样的噩耗。我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我的悲伤，我的心中留下了一个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弥补的创伤。
我回到我的牢房，躺在床上，我不知道在那里躺了多久，只知道那天晚上我没去吃晚饭。有人来看我，我什么话也不说。最后，瓦尔特来到我的牢房。他跪在我的床前，我把那封电报递给了他。他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我不知道他陪了我多长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无法对另一个人说什么。
我请求当局允许我去参加我儿子的葬礼。作为一个父亲，保证使儿子的灵魂得到安息是我的责任。我告诉他们，可以派保安警察同我一起去，我可以立下保证书，保证按时返回监狱。但是，我的请求又一次遭到了拒绝。当局只是允许我给泰姆比的母亲艾韦琳写一封信，我只能在信中尽力安慰她，告诉她我会分担她的悲伤。
我记得有一天下午，当泰姆比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到我曾经从事秘密工作的西里尔德尼的一所能安全藏身的房子里来看过我。由于我一直忙于地下政治活动和法律案件，当时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能见到他了。有一次，我突然回到家中，看见他穿着一件旧矿工服，衣服搭到他的膝盖。他一定是穿着他父亲的衣服有一种安慰感和自豪感，就像我曾经穿我父亲的衣服一样。当我不得不向他说再见的时候，他直直地站在那里，似乎已经长大成人。他说：“你不在家的时候，我会照顾我们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