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外史》 石一枫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十年前一部大火的美剧《迷失》（Lost）播出后，可能很多人都设想过，如果自己迷失在荒岛，要如何生存并找到回家的路。迷失荒岛的可能性在真实生活中不大，如今科技发达，罕无人烟的沙漠也覆盖了导航系统，更别说生活在大都市的人们，看看手机定位就知道离目标还有多少米。然而生活中是否有这样的时刻，无论是在拥堵的高架桥，还是人贴人的地铁，或是大雨后打不到车的路边，恍惚中忍不住问自己三个问题：我是谁？我在哪？我要去哪里？
石一枫的新长篇小说《心灵外史》就讲了这么一个横跨二三十年，不曾迷路却一直迷失的故事。少年杨麦父母离异，家人将他托付给一位无血缘关系的“大姨妈”来照看。“大姨妈”对杨麦的照顾无微不至，但也向他展开了一个离奇古怪的世界。多年之间，深陷于渴望相信什么但却无可相信的困境之中，“大姨妈”的精神状态逐渐变得异于常人，也越来越无法适应令她饱受创痛的现实世界。而杨麦在长大成人之后，虽然选择了主流的生活方式，但却无法真正解决内心深处的精神危机。于是他走上了重新寻找“大姨妈”的旅程……
在主人公杨麦儿时的视角中，“大姨妈”是古怪的，又是温暖的。杨麦的母亲算是知识分子的代表，但她与杨麦父亲的离异让杨麦从小便缺失了母爱，也让杨麦陷入与母亲的疏离与仇恨中。“大姨妈”的出现填补了杨麦缺失的归属感，扮演了母亲的角色。然而因为“大姨妈”并没有受过教育，她的许多举动在杨麦看来带着离奇色彩。
杨麦从小身体不好，“大姨妈”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为孩子看病的责任。她用省吃俭用的积蓄买了一张“大师”的演讲门票，带杨麦坐着绿皮火车去外地追逐“大师”，为的是让“大师”摸一下杨麦的头顶，便能治好这孩子的病。一路上所见所闻，在年幼的杨麦看来，不但不可理解，甚至有些可笑，闹剧的第一次收场，杨麦在“大师”无数疯狂的拥趸者面前轻松而不经意地“揭露”了其骗术。小说中无数看似荒诞，却又似曾相识的场景串联起来，成年人的坚信不疑与小孩子一眼望穿本质的反差有了“皇帝的新衣”式的讽刺效果。但石一枫并没有停留于此，二十年后，杨麦长大了。
此时的杨麦在北京某知名报纸的社会新闻部门做记者，赶上了纸媒的黄金时期，在都市报市场改革中，他努力工作，几年后不但成了媒体圈的“熟脸”，攒的钱也“踮踮脚尖儿”能凑够一套离市区不太远的小户型老房子的首付。至此，人到中年、三十而立的主人公在每日忙碌的工作生活中，渐渐把“大姨妈”忘记了。当然故事还没有结束。
在生活逐渐稳定的当口，杨麦开始思考起“人生价值”这一宏大课题，他感到时而踌躇满志，时而无所适从，用一个时髦词，这可能是“中年危机”的先兆。人生有三步，一是温饱，二是能生活得比较舒服自在，这两个他都达到了。接下来就到了第三步——实现人生理想了。但人的最大困境如杨麦一般，还未探索明确自我需要实现价值的途径，或屡次尝试受挫，便走进人生停滞不前的自我怀疑中，进而产生空虚感和迷失感，陷入“睡前想想千条路，早上醒来走原路”的循环中。这也是表面一帆风顺的成年杨麦开始寻找“大姨妈”的契机。
寻找的结果依旧让人啼笑皆非：二十年前被“大师”蒙骗的“大姨妈”，如今又被*组织“洗脑”了。杨麦用记者采访的身份深入*组织，见证了一幕幕荒诞剧后，协助警察破获了案件，再次“解救”了“大姨妈”。这也让他认真思索，“大姨妈”这位纯朴、热心、真诚的长辈究竟为何会一次又一次“迷失”在谎言与幻想中，而自己这样受过高等教育、过着富足生活的人，又“迷失”在了哪里呢？这两种“迷失”有本质的差别吗？
有文学评论称，《心灵外史》是一部“当代中国人的盲信史”，郜元宝看来，石一枫对精神危机的关注，是对鲁迅作品无处不在的呼应。的确，《阿长与山海经》中的“长妈妈”与杨麦的“大姨妈”有着某种相似之处，但这部小说表达的不止于此。小说中，种种近在眼前却又光怪陆离的场景仿佛一出荒诞剧，这种荒诞的张力不只是来自小说家语言的张力，而是来自故事结构自身的张力。故事的高潮中有一段充满隐喻的场景：原本一场热烈的宣讲被悬挂的一只巨型蜣螂模型从高空掉落而打断，人们纷纷逃窜。这只巨虫代表了什么？或许是对严肃的解构，又或许是对生活本身的解构。
在冷眼旁观他人的“迷失”时，我们无法不正视自身的“焦虑症”。时代在变化，不同年代的人们面临着截然不同的生活场景，但遭遇的精神困惑却并不会因为时间推移而减弱，也不分高低贵贱，融入现代生活的杨麦们也需要从“解救”他人的过程中完成自我的精神救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