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终究是个常数，每个人在时间里，都像是经历一场旷日持久的无期徒刑。深情的人也过于可怜，因为过于深情了，时间又往往薄情。
01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23岁的马佩璋独留上海。一天她收到消息，称其在前线作战的丈夫南京阵亡。
马佩璋不知消息真假，带上两个外甥，几把手枪，立马赶往前线寻找。上海到南京一路，处处是逃兵、土匪。只要遇到乱兵围车，马佩璋掏枪便打。
700多里行程，她和乱兵交战21次。抵达南京龙潭时，头上流弹乱飞，翻越战壕，冲过封锁线，等她奔到丈夫白崇禧面前时，时任国民革命军副参谋总长的丈夫大吃一惊：
你来干嘛！
马佩璋说：别人说你死了，我来找你。
后来，这个上得了厅堂、下得了战场的女人，为白崇禧生了七子三女，刚好十个孩子。十个孩子，相当于人的十根手指，有粗有细，有高有低，十指连心。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白崇禧就任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参与指挥台儿庄大捷，率部又在广西昆仑关重创日军，被称 “战神”。也就是这一年，马佩璋在老家桂林的一个小宾馆里，为白崇禧生下第八个孩子，是个男孩，取名白先勇。
多年以后，满嘴跑火车的高晓松，在脱口秀里聊起桂系军阀，说：白崇禧的一生最伟大的地方，是创造了他的儿子白先勇。
幼年白先勇与父亲白崇禧
02
1944年3月13日，白先勇的祖母九十大寿，白家官邸连摆三天宴席，桂林城五万军民齐聚贺寿，蒋介石特使何应钦、桂系将领李宗仁、美国将军史迪威纷纷登门祝寿。
白先勇这年7岁，患有肺病的祖母疼孙子，把自己的鸡汤分出半碗给他。可不曾想，人生逆旅全部源于巧合，就是祖母这半碗鸡汤，让白先勇长期咳嗽。胸片显示，白先勇肺叶上有一个洞，诊断结果为肺结核。
40年代，肺结核尚属不治之症。极易传染，谈之色变。
亲戚、家里的佣人都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着他。白先勇被迫隔绝在高楼上，他再也没办法像别人一样去上学、玩耍、交朋友。唯一被允许的爱好，就是打开收音机听《红楼梦》说书，和拿着望远镜远眺窗外。当感到寂寞，他只能独自爬上高楼的房顶，用眼睛和世界勾连。
窄窄的望远镜这边，是自身如同囚禁的童年命运，宽阔的望远镜那边，是一个完全迥异，并充满苦难的世界。
嘉陵江发大水时，他通过望远镜看到房屋人畜被淹没，竹筏上的男女老少被大浪掀翻。他不停捶床，恨自己毫无办法，只能眼睁睁看着生命覆灭。
1945年，抗战结束后，白先勇一家回到上海，但上海的繁华与他无关。他又一个人被送到郊外养病，如同囚禁。他变得越来越孤僻，越来越敏感，医生看他可怜，送了一只白狮子狗给他当玩伴。他又从路上捡来一只黑狮子狗，替它把一身的虱子捉干净，把自己的食物分给它，养出一身黑亮的卷毛。
整整三年，白先勇从没有过真正的访客，只有最疼他的三姐，偷偷探望过他两次。白家一共10个孩子，就像一双手的10只手指。三姐是白家第6只手指，白先勇是第8只，由于天性相投，这两只手指挨得最近。小时候他们家有个花园，里面养了鸡。三姐一听到母鸡下蛋，就拉着白先勇飞奔到鸡棚，把鸡蛋掏出来磕一个小孔，递给他说：
老五，快吃。
白先勇也疼这个圆头圆脸、一派天真的三姐，把那只黑狮子狗送给了她。三姐把这只狗当心肝宝贝，给它取名叫它米达。
白先勇全家福
03
白先勇的肺结核，几乎病掉了大半个童年，万幸的最终病愈。
1949年，国民党溃败。蒋介石于12月10日下午飞离成都，至此兵败山倒。随后，李宗仁远走美国，白崇禧移居台湾，和他一起的，还有国民党绝大部分党政要员、高级将领。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5个人走过来，4个就是国民党军官。
到台之后，白崇禧没想到的是，昔日名将无不被边缘化。薛岳担任行政院政务委员，顾祝同担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全都是没有实权的虚职。孙立人被剥夺一切职务，遭遇软禁。曾称霸山西的阎锡山离开政坛，搬到荒山造窑洞，种果树、农作物，当起一个农民。即便号称“小诸葛”的自己，也只是落了个伊斯兰教的会长混日子。
失去兵权的白崇禧，唯一的威严是在台湾南部的小学，站在木箱上向小学生训话。严肃的神情，就像当年北伐时，号令千军万马。
1952年，白先勇赴台湾与父母团聚。一家人住在台北市松江路，放眼望去，都是一排排的木屋，看起来像临时盖的宿舍。每次台风过境，屋顶就漏雨不止。白家人多，将两栋房子打通，在附近圈上篱笆，养鸡种菜，起名“退思园”。
大门对面的杂货店2楼，住着3个情治人员，每天对白崇禧进行24小时监控。白崇禧只要出门，就会有一辆吉普车尾随跟踪，如同幽灵，直到白崇禧去世，幽灵才自行消失。
当时的台湾，在白先勇眼里好丑，什么都破破的，旧旧的，又热，但是却那么有生命力，所有的草都长得那么高。就像《牯岭街》里小四和小明约会的田野，荒凉而弥漫着浓烈的槐花香气，少年们聚会的西门町电影院，压抑而充满南腔北调的热闹。
1954年的夏天，白先勇17岁，身处青春期，身体拔节生长。连同一起生长的，还有对性的意识。在台北建国中学的暑假补习班外，他碰到一个叫王国祥的男孩。那天恰巧两个人都迟到，一同抢着上楼底，跌跌撞撞，碰在一起，从此结识相交。
王国祥和白先勇一样，青春阳光，干净秀气。两人去照相，笑容漂亮得如出一辙，只是白先勇更柔和，王国祥更清俏。后来白先勇在《寂寞的十七岁》里写道：
我没想到男人跟男人也可以来这一套。
白先勇（左）和王国祥合照
04
1955年，白先勇最喜欢的三姐，在美国待了三年多后飞回台湾。白先勇和家人一起去接机，那天寒风凛冽，三姐从飞机走出来时，他大吃一惊。三姐整个人都变了形，身体暴涨了一倍，变得庞大臃肿起来。她的皮肤也变得粗糙蜡黄，一双眼睛目光呆滞，而且无缘无故发笑。
白先勇才知道，三姐在美国的几年，长久孤独压抑，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
三姐的意识虽然混乱，常常胡言乱语。却还记得白先勇小时候，送给她的那只小黑狮子狗“米达”，一说起来眼神就满是兴奋。有一天白先勇深夜回家，看见三姐一个人在厨房里煮糖水鸡蛋，见白先勇走过来，她随手盛了两只蛋到碗里，递给白先勇，说：
老五，这碗给你。
她的语气，和儿时偷鸡蛋给白先勇吃时，一模一样。即便因为病痛折磨，可三姐对自己的疼爱却毫无减少，宛如本能。
十个孩子中，三姐与白先勇最为要好。为了三姐的病，白先勇大量阅读精神病、心理治疗的书籍。但越读越糊涂，所有学术体系都各执一词，不知该相信哪一方，油然而生的无力感似乎灌到在了他的生命里，他不无感慨地说道：
人心唯危，千变万化，人类上了太空，征服了月球，然而自身那块方寸之地却仍旧不得其门而入。
直到1958年，三姐的病情才稍稍稳定。
同年，白先勇与王国祥，一起考入台大二年级。翌年，白先勇在学校开始创办杂志《现代文学》。当时有个画家朋友，拿来一篇小说《惑》推荐给他。他一看，写的是人鬼恋的题材，文笔奇特，就刊登在了杂志上。这篇小说的作者，就是后来的三毛。她就是由于这篇小说的发表，从此踏上了写作之路。
《现代文学》成立一周年时，白先勇在松江路127号举办纪念晚宴。16岁的三毛前来参加，穿着一身苹果绿的连衣裙，剪着一个赫本头，在人群中，显得羞怯生涩，好像是一个惊惶失措，需要人保护的迷途女孩。
50年代末，白先勇整个家族度过了几年闲散日子。父亲白崇禧常坐在藤椅上静思，如果清晨没有起雾和落雨的话，总是穿戴整齐，沿小路上山，对草木挥手微笑。到了黄昏时刻，举起望远镜朝太平山一带扫视良久，然后找人下一盘围棋。
母亲马佩璋除每年一次宋美龄的宴请外，其他应酬都委婉推辞，在家种盆栽。养得最多的，是素心兰和仙人掌。只是岁月不饶人，她养育十个儿女，一生操劳，到了晚年身体状况不佳，常常就医。
1960的夏天，一个清晨，白先勇独自赶到台北中心诊所，血液科医生出来告诉他：你的朋友王国祥患了“再生不良性贫血”。这种病的治愈率极低，只有百分之五的人会自己复元。
母亲马佩璋与父亲白崇禧合影
05
1962年，马佩璋小病终于累成大病，患严重高血压症，卧床大半年。那年冬天，白先勇去医院探病，母亲若有所思地对他说道：老五，昨天晚上我梦见外公了。
白先勇深知，母亲自幼性格刚烈。小时候家人要她缠足，她不同意，去踢祖母的房门，闹得全家人依她为止。还没成年，脖子就挂一串钥匙掌家，还去参加学生游行，奶娘拿她没辙，怕她中暑，提着水壶追在后头。她一生不肯认输，这回卧病在床，仍与死神交战，却节节退败。
12月4日，医生对马佩璋的病已经束手无策，只能决定开刀，开肾脏。这天清晨，白崇禧领着众子女，在客厅中一起下跪祈祷，乞求平安。但最终手术中大出血，全盘失败，马佩璋当场去世在手术台。噩耗从手术房传出来时，白先勇一时惊惶失措，这是他一生中所受最重的一次打击，一下子竟回不过神来。
后来他说：我母亲是个生命力很强的人，看她奋斗一辈子，最后还是失败了，败在死亡的手里。从这以后，我对人生就不再那么肯定，常常有一种无常感。
母亲下葬那天，白先勇在笔记本默默写道，“我觉得埋葬的不仅是母亲的遗体，也是我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白先勇按照习俗走了四十天的坟，到第四十一天，提着行李，赴美留学。
1963年1月，白崇禧在松山机场为儿子送行。那天，白先勇怕自己当父亲面哭出来，特意戴了一副墨镜，而父亲白崇禧则戴着厚厚的毛线帽。
父亲执意送他到飞机舷梯下，最后，他没哭，而父亲哭了。当了多年将军的父亲，在风中显得非常羸弱，已与街头遇到的老头没任何区别。
到美国后，因为挂念父亲，白先勇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给父亲寄瑞士巧克力。
1966年冬天，巧克力还没到，三哥从纽约打来电话：
老五，父亲去世了。
白先勇当时人在美国加州，整夜未眠，一个人在黑暗的客厅中坐到了天亮。
白先勇与父亲最后一次见面
06
60年代至80年代，是白先生一生最安定的20年，他在大学任教，开始给美国学生讲述《红楼梦》，晚上抽出时间创作小说《台北人》。
爱人王国祥在美国攻读理论物理。两人住在圣巴巴拉的一栋别墅，因为三面环山，林木幽深，这栋别墅就躲在弯弯曲曲的山坡后面，白先勇取名“隐谷”，意为隐藏起来的家。
那年白先勇先生拿到终身教职，王国祥先生从加大伯克利毕业后，到宾州州大去做博士后研究。他天性善良，待人厚道，不懂虚伪，白先勇笑话他说谎舌头会打结。
两人常在花园莳花弄草，也会修篱烹茶。白先勇喜欢茶花，他说茶花高贵，白茶雅洁，粉茶花俏生生。王先生同意，两个人便在院子种满茶树。王先生是浙江人，会做螃蟹，爱喝杏子酒，王先生蒸蟹，全凭手感，时间不多不少，一个夏天两人便会饕掉数打石头蟹。
白先勇（右）和王国祥在美国
原来的隐谷里，有一个秋千，王先生决定种上三棵意大利柏树。数十年间，三棵柏树亭亭如盖，傲视群伦，成为花园地标。
每年的三四月份，“隐谷”的花便会全部绽放，树上缀满了白天鹅，粉茶花更是娇艳光鲜，春意盎然。
这是白先生一生最幸福的20多年，过了一些平静人生，也写出了传世作品《台北人》，然而平静之中，却是一片*机四伏。
1982年7月，白先勇在台北看望三姐，无意间看到三姐眼睛眼白发黄。送三姐到中住院治疗。他以为三姐染上的是普通的B型肝炎，但医生告诉他，这是一种罕有病例。
到了10月，当白先勇回到美国，台北来的电话全是坏消息。三姐病情恶化，全天二十四小时打点滴，肿起来的双手，血管连针都轧不进去。23天以后，噩耗准时传来，三姐病逝。
三姐最后在昏迷时，如回光返照，撑住一口气突然不停的叫起妈妈，叫声凄惨：
路太远——好冷——
只是五个字，令人无不断肠。
白家10个孩子，10根手指，三姐是这6只手指，白先勇是第10根手指，6指先断，8指便孤零零的，无依无靠。白先生常深夜痛哭：
我们家，再也不能“十全十美”了。
到了1989年，更是*机重重。
有一天，后院三棵意大利柏树中间那一株，叶尖露出焦黄。几天之后，便枯焦而亡。两侧柏树青苍无恙，中间却是槁木一柱。
郁结自此而来。
夏天，王国祥咳嗽不止，验血出来，血红素比常人少了一半，一公升只有六克多，“再生不良性贫血”再次复发。
白先勇放下手中所有事，四处求医问药。独自去上海、去石家庄、去北京、去杭州，求助于中医、西医、偏方、气功，走投无路的白先生说：
当时如果有人告诉我喜马拉雅山顶上有神医，我也会攀爬上去乞求仙丹的。
三年之后的1992年，王国祥55岁生日那天，已经虚弱到连上台阶的力气都没有了。
而白先勇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生命一点一滴耗尽，王国祥55岁生日这天，白先勇在家里煮了两碗阳春面，陪着王国祥过完最后一个生日。
周日傍晚，白先勇开车离开。他不敢看王国祥，透过车上的反光镜，他看到王国祥站在大门旁挥手告别。两年时间，一个好端端的人，已经被病痛折磨得形销骨立，单薄如纸了。
白先勇开着车慢慢走，突然一脚刹车，将车径直停在路边，趴在方向盘上，失声大哭。
07
夏天，在病床旁，白先勇看着王国祥显示器上的心脏波线。波线越跳越平缓，二十分钟后，变成了一道直线。
一切起于17岁那年的夏天，一切又终结于一个夏天。
少年开始便彼此守望相助，一起走过38年。患难与共，全力以赴，最后却一败涂地。纵使相信人定胜天，却常常逆数而行，人生大限，无人能破。
当他回到隐谷，望见枯掉的意大利柏树，缺口当中，露出一块楞楞的空白来，他形容这如同天裂。
树犹如此，人也如此。
王国祥去世的头一年，因为悲痛，什么事都不能做，他像一个病人，完全无法集中注意力，常会痛哭，脑中记忆库里的过去记录，突然崩裂掉。他与外界不再联系，即便亲友也是了无音讯。
王国祥去世之后，人若有情，树有感应，一年之中， “隐谷”园中花木黯然失色，茶花枯病，只剩奄奄一息，整个园中，也无端成了废园一座。
白先勇把王国祥的骨灰护送返台，花了一两年时间，才救活株株枯木。
草木跟人一样，受了伤须得长期调养，树木终究比人幸运，树木尚可医治，而人却无法医治。
后来，白先勇把这段人生统统熔进了一篇《树犹如此》中，11403字，如泣如诉地把一生讲完了，从此决口不提自己爱人，只为照顾爱人尊严。
只是有一次李碧华去参加香港聚会，那天，张国荣在场，有人突然提起《树犹如此》。张国荣不吃不喝，立马找来去读，读罢，他蹲在墙角，幽咽不止。在场的人，都能看到他的肩膀如同触电一般，不停颤抖。
时间终究是个常数，每个人在时间里，都像是经历一场旷日持久的无期徒刑。深情的人也过于可怜，因为过于深情了，时间又往往薄情。
想想，白先生也已经是80多岁的人了呀！
部分参考文献：
[1] 白先勇《八千里路云和月》
[2] 白先勇《白先勇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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