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当从近处观察他们时，你就会怀疑他们是否拥有灵魂。”
FBI行为科学调查科创建人，一直研究穷凶极恶者内心世界的传奇探员——约翰·道格拉斯，也不免在其书中提出诘问。
2008年12月11日，上午8点30分，大雨。
年关交叠之时，8岁的素媛如平日一样，走在通往学校的小路上。她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将面对怎样的未来。
只因心中一点善念，打算把伞借给路边一位中年男子，谁料想却就此落入万丈深渊。
时年56岁的赵斗顺，先将素媛拖入附近一所偏僻公厕。扼住喉咙，拳脚相加，刚刚8岁的小女孩，很快就陷入昏迷。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中，素媛的脸被牙齿咬烂，肛门和性器官皆数次受到侵犯，为了清除精液，赵斗顺更是用木棍与高压水枪插入女孩下体，之后便扬长而去。
仅靠着最后一点残存神志爬出公厕的素媛，随即被附近居民送往医院。经过医生检查发现，她的大小肠流出体外、肛门及性器官多处撕裂性创伤，别说未来生育，除非人工造瘘，一辈子挂着便袋生活，否则连命都保不下来。
两天后，根据遗留在现场的指纹与其衣物上的血迹，当地警方逮捕了56岁的赵斗顺。
2009年，在律师出具了酒精检测报告后，被判断部分丧失控制力的赵斗顺，仅要坐监12年，而受害者素媛一家，却连基本的民事赔偿，都被检方拒绝。
如果让每个人列出：个人观影中最震撼又不忍再看的片单。
根据以上惨案改编的电影《素媛》，绝对位列在班。
但就像电影结尾，恶魔隔着铁栅栏对着父亲狂妄叫嚣——“总有一天我会出去的”。
这句癫狂之语，令人愤恨之余，也即将成为现实。
2020年12月13日，赵斗顺将刑满释放。
这个在狱中7次企图减刑，300多页请愿书均为自己开脱，历经数百小时心理治疗，依然在反社会人格障碍测试中，被评估为“再犯可能性极高”的男子，将不可避免，重新踏入人世。
我们无法想象，乃至同样不敢揣测，现年已经20岁的素媛，或其他同样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孩童，将如何面对这一现实。
但可想而知，这个受到法不及溯往原则“保护”的恶魔，不仅毫无悔过之意，连个人信息都无法公开。
我们也自然能理解，为何自案发后，韩国民众6000余次上访青瓦台，超过60万人请愿重审此案，提出包括延长刑期，化学阉割，隔离监禁，专人监督等一系列要求。就个人情感角度而言，无期徒刑也许是最好选择。
毕竟，这种典型的反社会人格障碍者，即使真实比例极低，在庞大人口基数下，稍有不法举动，其残忍与破坏之力，足以引起滔天巨浪般的社会恐慌。
就如《看见恶魔》中，以对待牲畜般屠宰他人为乐，奸*单身女性，且乐于接受挑战的*人狂张京哲。
再有一例，同样来自真实事件改编的《韩公主》。三名家住蔚山市的表姐妹，只因一通拨错的电话，遭到暴力团伙集体轮奸，40余人涉案。
也有大家再熟悉不过的《熔炉》。上至校长，下至教师，持续数年性侵听障学校聋哑儿童，因电影上映而推动的“熔炉法”，也让韩国司法界就此走上风口浪尖。
同时，我们也无法简单将《素媛》与《熔炉》等一道，归入“虐心残酷”电影一列。
虽然《素媛》中，出于对受害者的人道考虑，大幅度淡化了真实人物后续承受的创伤，将视角投射到如何治愈人心上。但这种柔化拷问的举措，也难免粉饰太平。
控诉与正义的失之交臂，探究性犯罪无法避免的悲剧轮回，与严刑重典能否有效遏制罪案发生，也不足以全然涵盖，其背后隐藏的现实难题。
据政府发言人回应，在韩国现行诉讼法律体系下，不会重审“赵斗顺案”，也找不到支持的法律条令再对其增加刑期。况且，量刑应该考虑到法律体系所体现的公平，如果韩国法律本身就已经是一个相对自洽、完整，有一套内部相对“公平”量刑机制的体系，那么不能因为他可能会犯罪这一假定事实就延长一个人的刑期。
于此，义愤填膺，恨不得将罪犯生吞活剥之余，我们是否也该考量一下，在支持犯罪预防的种种举措之余，也应当尊重现行法律判定。
或者再直白一些，为了维护法治社会的尊严，总有些代价将痛彻骨髓，想当然地认为法律无所不能，反而可能错给“不法”以容身之地。
震动世界的“辛普森*人案”，因非法取证，而错失重要证据，导致辛普森被无罪释放，成为历史上最为典型的“疑罪从无”案例。
我们尽可以以“宁可漏网一千，不可冤枉一人”来嘲笑美国司法制度，但追求程序正义的根本目的，却也决定了法治与人治的大部分差异，也是实现平等的保证前提，这种不得已却须为之，即是追求法治所必须偿付的代价之一。
盖瑞·史宾斯在《正义的神话》一书中，阐述了正义的核心即为报复。
尽管如今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同态复仇，早已在明面上被法治社会摈弃。但过度的宽恕将把人不公平地置于情绪混乱中，国家宽厚反而变成对受害者的另一种犯罪。因此，对坏人的惩罚是必须的，人们的愤怒也是理所当然无可指摘的。
但我们既然将暴力的权力让渡于国家，那真正的问题则转化为：报复到什么程度为宜？
就像素媛一案，引发的最主要义愤，可以归为量刑过低。
罪刑相适应作为法律的基本原则，那么以正义为核心的刑罚，与以道德义愤和习俗为核心的报复，看似水乳交融，实则却有明确边际。在伦理本位前提下，刑罚相比于纠正与惩戒罪犯，更大程度上，成为了宣泄群体情绪，以治愈越轨行为对群体意识的伤害，是典型的东亚思维。
但我们无法脱离国家本身的法律环境而空谈量刑。韩国虽地处东亚，但在法律上并不具有典型意义，作为一个有着文化多元性的国家而言，从立法到司法，它包含了大量诸如历史和实践的复杂因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使得诸如《熔炉》与《素媛》等电影能有效影响立法。但灵活性，并不意味着能够轻易舍弃原则，这一原则即如这场审判所体现的那样无奈。
回到电影《素媛》中，为赵斗顺辩护的律师，就是这种代价的体现。
站在良知一边，无人会愿意为其辩护，但出于职业道德，律师必须为恶魔辩护。
于是，他选择折中对待，只陈述赵斗顺醉酒事实，而不利用诸如“母亲疏于监护”等下作手段争取减刑。在履行底线的前提下，他做到了为人该有的悲悯与良心。但你也可想而知，即使言尽于此，他未来将承受怎样的口诛笔伐，为了维护相对公平，他成为了必须被偿付的代价之一。
再说法官，如果按照中国法律，赵斗顺不是死刑也是无期，但为了维护韩国本国法律的公正与稳定，他也不得不放弃个人情感，只遵从当时法律与眼前证据，基于醉酒报告而减轻量刑。这一面是法律滞后性的体现，一面也突出了逻辑与经验的冲突难题。
而所幸，在以上案件后，儿童性犯罪的量刑标准，也从2009年前的15年，提高到30年，并逐步跃升至50年，乃至无期。同时，化学阉割与电子脚镣，在实证基础上进一步限制了犯罪率。
当然，我们也可以希冀，法律能够不仅是警示，还能唤醒更多人的良知。
但这一前提，基于“人性本善”的前提才能成立——即罪犯可能认识到自己的罪行，同时积极予以改变。
但性犯罪问题，与任何其他暴力犯罪一样，都复杂到无法一刀切解决。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并非所有罪犯，都可以通过教化改变自己。
基于《素媛》中赵斗顺种种言行，我们似乎可以把他归为典型的“反社会者”一列。这个源自1876年，一位意大利医生将犯罪、遗传与人格特质联系起来的“天生犯罪人”理念，虽然历来褒贬不一，但也对后来犯罪心理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没有明显感情色彩，只有功利性目的与需求满足，即使深陷囹圄，也毫无悔意，仅仅算计如何逃离惩戒或在未来如何更巧妙犯罪。就好像“道德白痴”，无法与他人形成任何良性的情感关系，天生缺乏心理约束，指望司法矫正让其回归正常，多半天方夜谭。
打个比方，化学阉割作为从生理因素着手的预防，有多大可能对一个反社会者产生作用？是否可能引发更极端的暴力犯罪？或是激发其他反社会者报复社会？直到如今也没有实证可依。
而如果出于实用主义的角度考量，在现有的心理评估机制下，无视现行法律，将所有未能通过测试的罪犯，都一并打入再也无法回归社会的角落，那也可能给与更多智商较高的反社会者以可乘之机。
上世纪70年代，美国旧金山山坡勒*案的一对堂兄弟*手，智商极高，在狱中通过学习模仿，假装自己拥有人格分裂问题，在提前出狱后，他们再次选择了*人。当警方问及他为什么要*那些女人时，他淡淡回答：那是我的买卖。
那么我们不免会联想，真正有能力和有准备犯罪的人，都将更容易走出监狱，而真正因为精神问题，或有希望自我改造的人却只能排在队伍末尾。
那么通过心理评估来判断危险性，从而预防与阻止犯罪的企图，也就成了一纸空谈，法治的可信度就此荡然无存。
问题越串越多，绳结也越系越紧，就如同苏格拉底拒绝逃狱的理由一样，素媛案所折射出的争议，并不存在每种文化都能认同的最优解。
法理与人情的博弈，也许永远不会有结局——只是其间的代价，如此令人痛心。
就韩国法律来说，它当时能做到的也仅仅于此。在旁观它束手无策之余，也许我们更该思考的是，由个人组成的社会，应该担负起怎样的责任。
错误的性认识，扭曲的性文化，淡漠的性权利意识，也成就了所谓“鼓励强奸”能够存身与滋长的现实环境。
用沙子垒砌的城堡，无论是出于保护还是禁锢的目的，在大浪面前，下场都没什么差异。总有人会对身后的危险浑然不觉，免于受难的幸运儿欢欣雀跃之余，忘记了自己的幸运要靠牺牲来换。
互动话题你认同让素媛案凶手继续坐牢、受到监禁的民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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