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的“天津教案”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教案”之一，在“天津教案”的办理过程中，清政府各级官员以及朝廷内的“洋务派”和“顽固派”，都参与其间，相互作用。
其中，曾国藩因代表朝廷对“天津教案”进行处理而引发舆论关注，并因为处理结果“欠佳”，一时间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他自己也有“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之感，不久就在极度自责中撒手人寰。曾国藩的下场，其实也映射出了清政府治理能力的丧失，昭示着它难逃覆亡的最终命运。
曾国藩
“天津教案”又不仅仅是清政府的独角戏，该案又涉及列强对中国长期的侵略在中国民间所积聚的民愤，更涉及传教活动引起的与中国官方、民间的利益和文化冲突这一基本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最终导致民间的士大夫、官绅及一般老百姓与洋人教会之间的矛盾异常尖锐，“反洋教”的暴动一触即发。
在那时的中国民间，洋教自然是“异类”，各种恶劣的传闻也一直不断。其实，早在列强还未侵华的明末，就有传教士“使用迷药拐人，将人*死后拆割人的肢体、器官用以和药”的传说。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启蒙著作——魏源的《海国图志》，也有关于洋教用药迷人信教、挖华人眼睛制药的内容。以后，这种传闻越来越多。例如，很多人说所谓在教会医院里，洋人们会把解剖后的死胎儿浸于酒精瓶中，来制作“长生不老药”；还有人说教会之所以为临死的儿童施洗礼，其实是为了“剖小儿心肝以制药饵”。
更大的“误会”发生在1870年。那一年，天津地区发生疫病，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所收养的婴儿大量死亡，达三四十人之多。事实上，婴儿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是育婴堂收留了许多本已奄奄一息的婴孩，后来实在无力救治，导致这些孩子最终死亡。但是，此事却被天津的老百姓添油加醋地描绘成谣言，说是天主堂的牧师和修女经常派人用药去迷拐孩子，然后挖他们的眼睛和内脏做成“邪药”。
更令老百姓不能容忍的是，天主堂把那些因病死亡的孩子的尸体，草草地掩埋。这些尸体埋得太浅，导致野狗刨开浅坟，啃食小孩的尸体，场面极度残忍。老百姓见了更是群情激奋，说这正是洋人迷拐儿童挖眼剖心的证据。
自此开始，各种谣言越来越多，越传越广，相信的人也越来越多，人们的愤怒越来越强烈。
然而，在这种群情激愤、一点就着的情势下，本应息事宁人的清政府却火上浇油。恰在此时，天津当地府衙抓获了两名诱拐童罪的罪犯。天津知府张光藻连夜对二犯提审，然后第二天便将二人处决。接着，天津府贴出告示，说二个罪犯的姓名是张拴、郭拐而且强调：“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
这份告示中，正式写明了民间传言中的“迷拐幼孩取脑刺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而“受人嘱托”更是不言即明地指向教会。
由于官府正式肯定了原来的传言，有关传言就更多，信者也更多，民间捉拿之风陡盛。此时，天津百姓经常三五成群聚集在教堂周围，愤怒地发表各种言论。就在这时，民众又抓获了一名叫武兰珍的迷拐犯。经天津府严审，这个武兰珍向官府供称，其作案使用的迷拐药是天津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所提供的。
武兰珍说的是不是实话，外人不得而知，但他嘴里这句话却在民间不胫而走，天津民众与士大夫信以为真，于是群情激昂，乡绅集会于孔庙，书院为之停课声讨。最终，聚集在教堂外的愤怒百姓竟达万人之多。期间，教民（很多是信教的国人）与普通民众不仅相互对骂，而且抛砖殴打。
双方厮打的喧闹惊动了离教堂不远的法国领事馆。向来态度傲慢、不把中国民众和政府放在眼中的领事丰大业(Henri Victor Fontanier)感到十分不爽。气愤的丰大业迅速带人闯入天津府衙，要求地方大员崇厚、张光藻调兵镇压“刁民”对教堂的无端*扰。
不过，虽然两位清朝地方官员对丰大业多少有些忌惮，但他们也不想替洋人去得罪上万名愤怒的群众。丰大业遭到拒绝后，心里窝火，在返途中，他又遇到了静海（隶属天津府）知县刘杰。
据说，丰大业又要求刘杰去驱赶“刁民”，但刘杰显然不买他的账。双方话语不合，恼羞成怒。于是，丰大业开枪向刘杰射击，结果射死了挡在刘杰前面的役从。
丰大业的开枪*人行为立刻引起围观百姓的极度愤慨。大家早就受够了洋人的作威作福，如今这个洋鬼子竟然光天化日之下*死朝廷命官的差人，简直无法无天。
于是，数百名愤怒的百姓当即打死了丰大业及其随从，随后借着怒气又冲入法国教堂，打死法国神父、修女、洋商、洋职员及其妻儿等共20人(包括还有几名俄国人)，以及中国雇员数十人，并焚烧法国教堂、育婴堂、领事署。随后，天津城内的好几座英美教堂也遭到愤怒百姓的焚烧。最终酿成当时震惊中外的大事件。
此次“天津教案”爆发，清廷内部无论“顽固派”，还是“洋务派”，多多少少都是支持老百姓的。不过“顽固派”的支持有些极端，而“洋务派”则更担心事后会招来列强猛烈的报复。
所以，这次愤怒的天津民众将焚烧教堂时，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怕事情闹大，派人将教堂前的浮桥拆毁，以阻人前进。但是，以激烈反洋教著称的提督陈国瑞却派人重搭浮桥，并骑马立于桥头，为群众助威。
主张“中体西用”的洋务派内心里也反对洋教，但他们认为顽固派的办法是不识时务，不仅行不通，而且是在玩火，非常危险。
“洋务派”一方面主张对教士教民不能过于迁就，一方面又害怕一旦伤害到教民，会惹恼洋人，导致列强进行武力报复。所以“尤可虑者，民心既已煽动，后患不可胜言”。
“天津教案”发生后，“顽固派”认为民众为保卫官员而*洋人，说明“民知卫官而不知畏夷，知效忠于国家而不知自恤其罪戾”，可以趁此机会，把京城的“夷馆”尽毁，京城的“夷酋”尽戮。顽固派代大臣们借此机会在朝堂上公然宣扬“洋人在教堂里专门挖小孩的眼睛”等言论，连慈禧太后对此也深信不疑。甚至慈禧还曾向曾国藩说：“老百姓回了教堂，发现里面真有死人的眼睛。”
慈禧
尽管顽固派对政府决策有相当大影响，但他们毕竞不会也不敢与洋人交涉。所以，与洋人谈判的重任，最后还是落在洋务派官员身上。
暴乱事件发生在天津，而天津本属直隶，名重一时的直隶总督、洋务派重要官僚曾国藩，自然是处理“天津教案”的最佳人选。
在顽固派的影响下，朝廷开始态度一度强硬，曾下令说：“此后如洋人仍有要挟恫吓之语，曾国藩务当力持正论，据理驳斥，庶可以折敌焰而张国威。”并表示要在各地做好军事准备。
曾国藩到天津后，经过一番认真勘察，确认“迷拐、挖眼剖心”等纯属谣言。比如，经调查发现，被指为教会装满婴儿眼珠的两个瓶子，其实装的是腌制的洋葱。
但是，此时的曾国藩以及背后的清政府面临着两方面的巨大压力：一方面是国内强大的舆论压力，各地激愤的民众根本不相信这一结论，天津更是民怨沸腾；另一方面是来自列强的压力，事件发生后，法、英、美、俄等七国联合抗议，并以调动舰队相威胁。
对民众，曾国藩在《谕天津士民》文告中先是赞扬“天津士民皆好义，各秉刚气”，然后，又针对他们在没有“迷拐之确证，挖眼之实据”的情况下就对教堂打砸抢烧的行为，进行了告诚：“或好义而不明理，或有刚气而无远虑，皆足以偾事而致乱。”
对法国，曾国藩拒绝了法国提出的处死天津提督陈国瑞及天津府县官员张文藻、刘杰的要求，认为如此处理“我朝廷命官”太丢国家、政府的脸面，然后以养病为名将张、刘二人放回原籍躲避风头。陈国瑞因有醇亲王保护而送往京城。
但列强对此处理非常不满，三番五次威胁朝廷。这时，清廷也有些担心了，总理衙门一日一催，竟然指责曾国藩有包庇“犯罪官员”的企图。无奈之下，曾国藩又派人将张、刘二人找回，录下口供，送押解刑部。最后，刑部判决将张、刘二人发配到黑龙江赎罪，而“反教”最激烈的陈国瑞却因为有醇亲王力保，而得以“回扬州治病”。
不过，心中窝火的法国人仍然提出要缉拿凶手，曾国藩知道洋人不会善罢甘休，于是匆匆忙忙“缉拿”了20名“凶手”判决死刑，为那些死在老百姓手里的20名洋人偿命。
天津教案公审
其实，这些所谓的“凶手”，其中有些是已被判死刑的囚犯，有些则并无确证。对这种不讲证据的“一命抵一命”的做法，曾国藩的门生李鸿章都不能认同，急忙写信劝阻。
在“津案”处理后期，因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朝廷又将曾任两江总督多年的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由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处理“津案”最后的烂摊子。
曾经不赞同曾国藩的李鸿章接手后，才感到自己原来的想法行不通，不得不按照曾国藩的原有做法照办。只是由于被打死的20名洋人中，4人是俄国人，俄方此时只要求高额经济赔偿，并不要中国人“一命抵一命”，所以李鸿章只是将原判20人死刑改为16人死刑，并附带支付法、俄等国赔款49万两白银。
“天津教案”使曾国藩从“中兴名臣”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之鼠，成为举国欲*的“汉奸”、“卖国贼”。协助曾处理“津案”的丁日昌也受到激烈攻击，被骂为“丁鬼奴”。而且，醇郡王等一群顽固派要员纷纷上奏，要求皇帝下旨讨伐洋教、惩处媚外的官员。
最终，洋务派官员为朝廷解决了麻烦，但顽固派却借此对他们反咬一口，把洋务派骂成国家和民族的罪人。而这也正是慈禧的权谋策略。
最后的决定是由慈禧拍板的，而且她后来也急于把烂摊子处理掉，但又要保持自己爱国爱民的“气质”，所以洋务派成为她的替罪羊。
后来，丁日昌曾感叹为朝廷办事的困难：“局外之人”不知“局中人”的艰难，自然容易说“风凉话”。一旦事情失控，与列强决裂，“国家受无穷之累”，而在旁边说“风凉话”的人不仅不承担祸责，“反得力持清议之名”。
事实正如丁日昌所言。一些顽固派官员从自己的“集团私利”出发，屡屡以激发民众的“爱国激情”作为与洋务派争权夺利的手段。他们以此方法使自己占据“道德高地”，而置洋务派于“妥协”、“卖国”、万众唾骂的“道德劣势”，以达到削弱对手权势、壮大自己实力的目的。质朴的民众确实很难想到，自己的满腔爱国热情说到底竟成为清政府内部党政的工具。
可惜，顽固派的豪言壮语并不能真正挽救国家命运，只能是不切实际的误国空谈。
在“天津教案”中，如果政府官员一开始就努力澄清谣传，而不是纵容、默许甚至煽动民众的愤怒情绪，事态很难发展到这种失控地步。在近代中国被侵略的大背景下，群众的愤怒无疑是正义的，然而越是正义，也越容易过激。正义在手而又有政府支持，群众情绪、行为将更趋极端。“极端”必然引起严重后果，导致清政府最后还是不得不对外谈判、妥协，反过来又不得不控制甚至镇压失控的民众。如此一来，民众则又把矛头对准清政府，认为它软弱、无能，甚至卖国。
虽然民众骂的是曾国藩等具体经办官员，但何尝又不是针对整个“清政府”呢？
如此一次又一次，清政府的威望也一次次降低。到最后，它不亡，谁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