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堂》：山河故人情怀落在严明身上（像素汽笛头）

澎湃新闻记者高丹

雪后乡村阡陌里像蚕蛹一样憨胖的小孩、田野里亘古屹立的石像生、泰山之巅微弱的灯箱、江边独自怅望的少年、因千年风化而面目模糊的佛像、沉没在云海中的小小山峰、残损的墙壁上对一句格言有趣的补缀……这是摄影师严明持续地行走和捕捉，几乎“在旷野里耗尽了自己所有的好运气”所纪录下来的画面，这些作品也被被严明遴选出来集结为最新摄影集《昨天堂》出版。

摄影师中或许鲜有如严明一样同时痴迷于文字和图像，在无限接近向美的皈依的路途中，严明一边持续其极具个人风格的摄影创作，直白讲来，就是以正方形构图的黑白影像拍摄具有古典意蕴的画面，追求一种端正典雅，画面中空阔的景致和情绪有种不落言诠的延伸感，可以有无数种解读；而另一方面，严明喜欢用细密的、感伤的文字将自己的经历、创作时的心绪和盘托出，是理解其创作的一个相对准确的抓手。

这两种方式共同构成着严明的表达，2014年时，严明出版《我爱这哭不出的浪漫》，这本书中，严明写了许多关于摄影或者是关于在摄影的路上的故事，2015年，严明出版了两部随笔《大国志》同时也出版了同名摄影集《大国志》，追溯了从事摄影艺术的源头，追溯了童年记忆，点明了摄影的关键和要义，同时对大国上下古典浪漫的消逝和文明的流失发出感慨。2019年，严明有感于过去两年行业，以及自己的工作、家庭发生的变故，写下散文集《长皱了的小孩》。《昨天堂》中所收的108幅照片有多张照片曾零零散散出现在之前的散文集或摄影集中，这些作品被再次郑重地提起，它们年代跨度从2007年到2021年，其中许多影像都关于时间、关于一种逝去的人的生存和思考方式。

《昨天堂》中照片的“图说”以最该要的文字标注“其画面以外的信息”，采访中，严明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凡是画面中有的，图说里都不必再提及，他提到一个最让他难以接受的例子：一张照片的图说写作“站在纺织机前的女工”，而这是这幅照片中最一目了然的内容。“绝不要浪费一个表达的机会。”严明认真地建议。《昨天堂》中，严明大部分的文字解说都只点明拍的是什么和拍摄的地点，如“送子殿，项城”“三等舱，巫山”，有时也有一些微妙的揶揄，如下面这幅作品被命名为“赵佳月在羊山，绍兴”，这些出现在文字解读中的名字总被读者认为似乎有特别的意义，但其实不必拘泥，比如这件作品中，我们不需要知道赵佳月是谁，而是可以关注她昂首挺胸的姿态和这种姿势背后隐喻的文化烙印以及一种姿态的惯性。

赵佳月在羊山，绍兴

虽然《昨天堂》的文字解说很言简意赅，但是严明却不是一个会故作神秘的人，被问起时，他总是会很真诚地解释他是在怎样的情境下拍摄了某张照片，以及他认为这个画面为何吸引人。

布列松著名的“决定性瞬间”理论在严明的美学中仍旧起效——生活中发生的每一个事件里，都有一个决定性的时刻，这个时刻来临时，环境中的元素会排列成最具意义的几何形态，而这种形态也最能显示这桩事件的完整面貌。有时候，这种形态瞬间即逝。因此，当进行的事件中所有元素都是平衡状态时，摄影家必须抓住这一刻。

严明喜欢以中远景的画面展示一种“平衡”，非常突出地、严明的照片常常会将被拍摄的主体四平八稳地放在画面的中间，追求一种古朴雅致的氛围，严明告诉记者，而即便是画面主体内容倾斜，他也会有意再纳入一些别的内容以让画面形成新的平衡。

枯松，三清山

戈壁日落，酒泉（严明自述，需要耐心等待这处风景被一束光照亮）

烤火者，宝丰（人物倾斜向画面的左侧，右边远处的树林和落日又将画面“拽”回来）

马帮乐队，连南（同上，远处影影幢幢的树林像是中国山水画中湿墨晕染的远景，和前面“浓墨重彩”的人物构成巧妙的层次）

山河故人之思

“中国人每朝每代都延续着一种山河故人的情怀，从李白、刘禹锡一路传下来，如今就落在严明身上。”艺术家徐累谈道。

从摄影的题材来看，严明的作品很符合“山河故人”这个主题，他《昨天堂》的序言中写：

最后现场有观众提问：“你最喜欢在哪个地方拍？最喜欢哪张照片？”其实我很不喜欢这样的问题。艺术常是偶发的，哪有那么多“最”呢？我们聊到那段时间有网友按我作品标注的地点、时间等信息弄了个大数据图表，显示我拍照最多的地区是重庆，出作品最多的年份是 2009……

记不清多少次，我背着行囊在广州火车站的人海中被挤得双脚离地，登上绿皮火车，经过一晚才能到达重庆、河南……车窗边枯坐的人们与窗外的一切都是我命里的过客与风景，我都铭记。三峡的夏日，清早在狭小的三等舱上铺醒来，比前一个夜晚凉快了许多。枕边的包里摸出相机，拍下对面床铺上望着江面发呆的老乡……这画面于我来说，还带着汽笛声、柴油味，只不过它们留在了无声的照片之外的那个时代。

江湖人物、偶然的路遇，构成着严明镜头中的重要风景，严明这样解读自己摄影作品中的人物：

奉节的江边，这个小孩拿着钩子在捡一些铁片铁丝和废弃的东西去卖。他看了我一眼，不是很高兴，但也不是不高兴，就是生活的不容易造成他固有的那种情绪。

拾铁的男孩，奉节

这本书封面的这张照片中，当时村里下雪，大家都出来打扫，这个小孩爸爸也在，小孩在路边的一个弯道上，他的个头足够小，不然头部会顶到路上面，画面太满，而他穿的棉衣让他显得圆圆的，生活里常常越小的人，在画面中越合适。

封面小孩

严明所关注的“山河故人”中，也有自己的家人。《长皱了的小孩》一书的封面曾用过一张儿子严亨骑着一匹塑料斑马的照片。严明在书中回忆了这张照片的拍摄：“三四年前的暑期，我带儿子回去，我妈跟我说起父亲被查出病时，他的状态还行，仍是平常的样子。就是在带孙子在家附近溜达的时候时常觉得累，需要坐下来休息。那时候只是觉得他渐渐衰老，内里出了问题会导致将来怎样，没有预料。……2012年，我拍过一张照片《严亨与斑马》，就是在我家旁边的公园里拍的。我预先看中了那个场景和傍晩的天光，记下了时间，第二天傍晩便带上儿子去给我做模特。照片并无多大意义，只是想让他留下跟这个小县城老家的联系而已。父亲也跟了去，我交代他替我一直举着一只小小手电筒作为灯光，他就一直勤勤恳恳地举着。这也是唯一的一张父亲给我当助手的照片，不难看出右侧有一道很有方向性的光源的存在。”

“2014年，我拍摄《斑马倒了》时，我爸已经卧床了，三年之后我爸去世了。我做作品，有时就是想感受一下肉体之外的病痛。”

斑马倒了，定远

一种陈旧而缓慢的表达

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中谈及摄影的侵略性：摄影师所做的工作普遍要受制于艺术与真实性之间那种通常是可疑的关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农场安全管理局摄影计划的众多才华洋溢的成员在拍摄任何一个佃农的正面照片时，往往要一拍就是数十张，直到满意为止，也即捕捉到最合适的镜头——抓住他们的拍摄对象的准确的脸部表情，所谓准确就是符合他们自己对贫困、光感、尊严、质感、剥削和结构的观念。

摄影在这个时代的侵略性或许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向着一种更高的饱和度、更高像素的方向不断扩展，各种P图软件、滤镜的出现，让照片中的风景笼罩在一种人造的斑斓和圆满中；另一方面，则是镜头“侵略性”的另一种延伸——拍摄更私人、更隐秘、更猎奇、更具有反叛性的画面来给观者带来情绪上的激荡。

而严明似乎始终追求的是一种蕴藉，如同他采访中谈及的，自己使用的是一台禄莱双反相机，拍摄时需要足够的耐心去等待，过程陈旧而缓慢，如同他书中谈及的：看世界的过程是感世界，慢慢有了些观点和容量，可在表达上往往内敛，常常词穷。中国人读书、表达，从词不达意、语焉不详一直到学会欲言又止，欲辩忘言。人在一次次共情后嬗变，那些巨大的宁静和准确的孤独足可移人，于是浪子俯首，顽石点头。

严明的照片有一种神奇的化动为静的本领，严明在2019年在东北齐齐哈尔自然保护区看到了仙鹤，“它们白天被放飞，正好边上是一个工地的土渣，我拍到了这个形象。我想讲的是，有一些神奇的场景，就是一种馈赠，仙鹤这种仙鸟落在相纸上，大家可以看到照片上面充满了斑点，其实就是胶卷发霉了，我后来觉得它像花的墙纸，有一点沧桑和神秘感。”这张照片中，三只仙鹤像是泥塑一般静止和有重量感。

三只仙鹤，齐齐哈尔

而欣赏严明照片中的静，需要更为敏锐的感受力和想象力，如严明写他拍的一尊雕塑：“嘉峪关的偏僻地界有个生态园，我到时，不知道是不是天冷的缘故，没有开门。却得见门旁假山前的一尊舞者，好像是水泥做的，我却怦然心动。那应该是孔雀舞，猜想园子里有孔雀或曾经有过。白雪懂得凑趣，让塑像变得‘大巧不工’。舞姿变为凄艳孤傲，更绊人心。那定格仿佛只是为我，为我绽放。假如时间封印解除，她定然翩跹旋转，或许还哼出歌声，直跳到冰雪消融，舞进春暖。”

雪地舞者，嘉峪关

有佛的禽圈，苏州

互联网运转越来越高速，流量时代，我们会发现再也没有远方。严明这样苦行僧一般的摄影师曾抵达的遥远，现在或许已经成了小圈层中反复玩味的小趣味，豆瓣不断涌现的“废墟探险小组”“考古文博小组”，以及各种话题如“你所看过的墙上有趣的文字”，图像变成了一种佐证、一个辅助，文字消解着图像本身的意义。这个没有奇观的时代，我们需要怎样去拍摄？

“一定要有表达。”严明说，他已经不再强烈反对大量充斥的糖水片，而是建议不管用什么相机、怎样拍摄，一定要有自己的表达。

艺术家徐累认为，严明照片中的每一张照片都是一个个体，“他不像很多西方摄影师拍的群像或者抓大场面，严明镜头中的个体很有力量，一旦把它放到空旷的地方特别有孤独感。所以他这本书的题目是《昨天堂》，他文章里面也写了，摄影都是一次告别。”严明照片中的个体，映照的是天地、万物和众生。

2017年底，严明第一次登上泰山，山顶住了一晚。醒来推窗发现下雪了，下床出门。天还没亮，一只小灯箱亮着弱光。它应该在这泰山之巅的雪地里睁了一夜的眼睛，为温暖的生意努力付着凄清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