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棚户区都有哪些现状、特点与影响？（伊斯坦布尔的调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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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斯坦布尔城市化发展和农村农业变革的引力与推力的交互作用下，伊斯坦布尔棚户区问题凸显。棚户区人口密度大，贫困程度高、社会排斥程度深等一系列客观现实影响着城市的稳定与发展。

棚户区的现状及特点

（一）棚户区的现状：19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移民的大规模涌入使伊斯坦布尔的棚户区问题愈发严重，非正式住房（Geçekondu）数量激增。非正式住房是指“在全球范围内出于对住区和社区的迫切需求而建立起来的住房”这种住房违反了土地所有权、城市规划、设计和建设等既定规范，不受法律保护。

在世界范围内，伊斯坦布尔的棚户区（Geçekondu）、加尔各答的“布斯特斯”（Bustess）、阿尔及利亚的“贫民窟”（Bidonvilles）、秘鲁的“韦恩斯”（Jovenes）以及巴西的“贫民窟”（Favelas）等地的住房均为非正式住房。伊斯坦布尔的棚户区以博斯普鲁斯海峡为界，较多集中于城市东南和西南部沿海地区。

当前，伊斯坦布尔棚户区呈现出人口密度大、住房面积狭小等特点。1950年，伊斯坦布尔棚户区居民人数为5万人，到2020年，伊斯坦布尔棚户区人口已接近800万人；棚户区占地总面积约100公顷，临时搭建的简易居所共约15000栋，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约10000人。住房拥挤已成为伊斯坦布尔棚户区的显著特征。

在用水、用电等基础设施保障方面，与上个世纪相比，伊斯坦布尔棚户区已有较大改善，但仍然面临资源配置不均的问题。2008年土耳其统计研究所对伊斯坦布尔的棚户区进行了调查，调查数据显示，68.6%的棚户区居民已全面接入污水处理系统，但仍有31%的居民将污水随意倒在水坑、河流、户外公路或特殊通道内。

在公共服务领域，伊斯坦布尔政府寻求与多部门联合，旨在改善棚户区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基普塔斯（KİPTAŞ）是伊斯坦布尔的一所市政公司，它与土耳其住房管理局（TOKI）合作，通过成立公共基金会、政府补贴等方式募集资金，解决无规划的城市化和“棚户区化”现象。

1995年至2010年，该公司已完成约4万户棚户区住宅、道路、污水和雨水渠道、饮用水输送线路、能源设施、通信设施、天然气线路、街道照明设施、儿童游乐区、停车场、保健设施、学校和游乐场的修建，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棚户区居民的生活水平。

然而作为土耳其棚户区人口增长速度和房屋自建速度最快的区域，伊斯坦布尔的许多棚户区仍面临用电、用水和卫生设施短缺等方面的问题。例如伊斯坦布尔贝伊奥卢市（Beyoğlu）的棚户区，该地缺乏自来水供应，居民需要定期通过移动水箱或非法接入自来水获得饮用水。用水、电力等基础设施悬而未决，严重影响了棚户区居民的生活，使之与城市生活脱节。

正如19世纪末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EmileDurkheim）所言：“城市生活是一个‘统一体’，不可能被分割成彼此分离的元素，从社会和空间的角度来看，我们对这个城市的日常生活体验非常有限。我们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城市的一个碎片中。”而如何将“碎片”联结，是政府治理城市优先考虑的问题。

政府在棚户区改建、政策实施方面首尾两端，犹豫不决，那么棚户区问题将无法彻底解决，不仅影响棚户区居民的日常生活，更会使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感大打折扣。

（二）棚户区住房特点从住房来看，伊斯坦布尔棚户区的住房绝大部分仍属非正式住房，不受法律的承认和保护。目前为止，约有95%的棚户区住房通过“Geçekondu”建造方式坐落在公共土地上。��土耳其语�中，“geçe”的意思是“夜晚”，“kondu”的意思是“放置”（来自动词“konmak”，意为“定居”或“被放置”），因此，土耳其语“geçekondu”一词意为“一夜之间建成（放置）”。

这种房屋虽然经过多年发展，但仍然面临无产权、安全性不高、不合法等问题，一旦政府需要回收土地，该区域内的房屋就会被拆除，棚户区居民将失去住房且无法获得因住房拆除而享有的补偿与保障。从空间分布来看，伊斯坦布尔棚户区的房屋排列拥挤，房屋之间紧密相邻，居民的活动空间十分有限且棚户区住房往往建造在城市住房或高楼周边。

据统计，截止2010年，棚户区住宅面积在50m2以下的占2.9%，50m2-100m2的房屋占77%；房间数目在三居室以下的占91.9%。

平均每所住房需容纳6-7人同时生活，空间狭小而拥挤，因此较大部分居民必须将厕所安置在户外，此举使棚户区卫生状况堪忧。同时，棚户区住房还存在牢固性差等安全性隐患，伊斯坦布尔临近非洲与欧亚大陆板块交界处，地震灾害频发，一旦发生地震等自然灾害，棚户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将无法保障。

（三）棚户区的分布特点从伊斯坦布尔棚户区的分布来看，临时性住房与固定性住房交错分布，并未遵循任何规律，大面积分散在伊斯坦布尔城市周边，从总体来看，以博斯普鲁斯海峡为界，较多集中于城市东南和西南部沿海地区。

人口聚集是棚户区大面积聚集的结果。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以来，伊斯坦布尔棚户区数量和人口数量不断增加。1958年，伊斯坦布尔的临时性房屋数量为4万栋，居住人口为28万，到1963年，临时性房屋数量增加到12万栋，人口达66万。

1984年，土耳其国家统计数据显示，伊斯坦布尔的棚户区建筑数量跃升至20.8万栋。换言之，1958年至1963年期间，棚户区的人口数量增加了近三倍，接近该市总人口的35%。2013年，约90%的棚户区住房建在该市国有土地上。据伊斯坦布尔萨里耶（Sariyer）地区管理部门的负责人介绍，在萨里耶，棚户区覆盖了该市60%-70%的区域。

在伊斯坦布尔城市建设过程中，移民群体占据的国有土地大部分被没收，移民必须重新寻找定居区域，这无疑造就了临时性住房数量的二次爆发式增长。到2010年，伊斯坦布尔人口达到1350.5万人，棚户区人口占到城市总人口的60%，突破了800万人。这种爆发式的人口增长是移民迁往城市意愿的提高和市政府对迁移活动默许的结果。

从经济角度而言，棚户区分布也与地区工资水平和就业状况密切相关。大量的棚户区分布在伊斯坦布尔西南和东南沿海一带，如阿塔谢希尔（Ataşehir）和乌姆拉尼耶（Ümraniye）等地区，这些区域是伊斯坦布尔较为发达的地区，就业机会相对较多，因此吸引了大量移民在此定居。

然而就业机会多并不代表棚户区居民收入高。劳动力素质代表的是生产能力，是直接衡量劳动生产率的因素，棚户区居民劳动力素质低导致工资收入低。2008年至2010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土耳其国内失业率达到建国以来的最高峰，15-24岁人口失业率近30%，全国失业率近15%，致使劳动力素质低的棚户区居民就业更加困难，工资难以保障，生产生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另据土耳其政府的一份调研结果显示，在7人以上的家庭中，有高达60%的家庭声称其收入“很难”（Insurmountable，土耳其语：Aşılmaz）负担日常生活开支，而较少人数的家庭则有41.9%的比例持这种态度。

来自土耳其东部和中部省份平均家庭规模较大的移民，在移居伊斯坦布尔之后，基本维持其原有的家庭规模和经济水平。综上所述，伊斯坦布尔棚户区主要分布在生产力水平高、经济发达、就业机会多的地区，经济因素是伊斯坦布尔吸引移民在此定居的关键所在。

伊斯坦布尔棚户区问题的影响

伊斯坦布尔作为连接欧亚大陆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城市，其发展备受瞩目。它曾是拜占庭的首都，1453年成��奥斯曼帝国�的首都，21世纪以来，已逐步发展为具有多元文化的国际化大都市。

然而，城市的飞速发展势必会引起一系列城市问题，诸如棚户区住房问题、教育问题，棚户区居民的就业问题以及城市居民与棚户区居民的社会隔阂等，这些问题层层累积，成为当前伊斯坦布尔棚户区弊病难除的根源。伊斯坦布尔棚户区自产生以来，棚户区居民的身份特征可以概括为变与不变两个方面。

何为变？变是指在不同时期，为适应不同的时代，棚户区居民的身份展现出不同的特点，例如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他们的身份是“初到城市的他者”，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成为“城市穷人”、“文化次等群体”；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被称为“处境不利”的弱势群体；90年代后期又称为“具有威胁性的一些人”；到21世纪，发展成为“城市中的新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