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江川，探秘青铜器里的古滇传奇

战国至西汉时期，滇于滇池和玉溪“三湖”周围兴起，司马迁短短300余字的《史记·西南夷列传》成了后人了解滇国为数不多的重要史料，这座神秘古国的踪影在史书中寥寥可寻，逐渐湮没于历史长河中。

1972年及1991年，在江川区李家山出土的大量青铜器成为记录古滇国的“无字史书”，它们展现了春秋末期至秦汉时代孕育出的古滇国青铜文化，以精湛的制作工艺和浓郁的民族风格享誉海内外，勾勒出了属于云南的青铜时代辉煌盛景。

如今，一件件陈列在博物馆内的青铜器，成为江川最具特色的符号。

观 青铜时代辉煌盛景

1972年1月至5月，由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对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进行第一次正式考古发掘，共清理古墓27座，出土文物1300多件（套），其中包括牛虎铜案、铜枕、葫芦铜苼、铜线盒、铜贮贝器、铜鼓等典型滇式器物。

1991年底到1992年初，省、市、县联合组队对李家山进行抢救性发掘，第二次发掘及其之后零星清理出土的铜鼓、贮贝器、俑、编钟等铜器繁多，铸造工艺高超，金剑鞘、金钏、金腰带、动物形扣饰等器物熠熠生辉，极大地丰富了古滇文物内涵，奠定了李家山墓地在古滇文化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李家山是块风水宝地，从远处眺望，那一堆小山勾勒出了一个金元宝模样。”在当地生活了半辈子的黄向导带领记者一行来到玉溪市江川区江城镇早街村前，远眺村后的李家山。背靠多依山，面向星云湖，数千年来，李家山安然沉睡。

“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出土了一大批数量多、档次高的精美文物，其中如牛虎铜案，已成为古滇国青铜文化，乃至云南民族文化的重要标志。”据江川区文物管理所所长张庭隆介绍，李家山出土的青铜器勾勒出了属于云南的青铜时代辉煌盛景。

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馆长李红成认为，李家山出土的文物中使用青铜器的数量多、范围广、种类齐全，造型风格与其他地区相比，有很明显的地域文化特征。同时，它吸纳了中国青铜时代，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铸造技术。李家山青铜文化虽然晚出，却是中国青铜文化晚期的集大成者。

赏 古滇特色国宝重器

云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牛虎铜案是云南青铜文化艺术的杰作，它出土于江川李家山墓葬群1972年第一次发掘时墓坑最大、随葬品最多的24号大墓。

“牛虎铜案是滇青铜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世界闻名，它不仅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而且还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樊海涛在其《牛虎铜案新解》一文中如此评价。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北有马踏飞燕，南有牛虎铜案”这样的美誉。

参与过第二次发掘，对李家山情有独钟的李洪海认为，写实性和叙事性是李家山青铜文化艺术最鲜明的风格和特征。各种形状的扣饰、金银玉石装饰品等古滇青铜文化中常见的装饰几乎悉数登场；贮贝器盖上反映战争、祭祀、剽牛、献俘、纺织等宏大场景的作品大量出现；线雕、针刻、浅浮雕、高浮雕、圆雕、透雕及镶嵌、鎏金、镀锡等艺术表现手法也几乎全部上阵；铜葫芦笙和铜编钟的出现，象征着音乐和舞蹈艺术上升到了较高的发展水平……古滇国的青铜艺术在李家山出土文物上体现得更趋繁荣，更趋登峰造极。

听 青铜物语感江川之古韵

江川李家山出土的一件铜鼓形贮贝器盖上，生动展现了滇国的一次“籍田”活动。据江川区文物管理所副所长伍琴介绍，贮贝器盖上的场面雕塑具有典型性、情节性、故事性，“籍田”“初耕”多次在石寨山、李家山出土的贮贝器盖上出现，体现出滇人这个稻作民族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

滇人虽没有系统的、成熟的文字来记录历史，这些青铜器自然承担起了“史书”的使命，以其直观鲜活的群像诉说着那段令人神往的历史。

江川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的数据显示，目前江川全区共有87处不可移动文物。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处：李家山古墓群、江川文庙、甘棠箐遗址；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处：一早街金甲阁；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处：鲁子材墓地、海门界鱼石、光坟头遗址、江城文星间、旧州大雄寺、曲焕章故居、柏池古云开寺；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处：李忠村建址、台山书院、云岩寺、江川一中龙王庙、江川烈士墓。

“根据文物分布情况和文物保护工作实际，江川逐步建立了区、乡镇(街道)、文保单位负责人三级文物保护体系。”据江川区文物管理所所长张庭隆介绍，目前全区初步形成了以区文物局为中心、辐射全区的文物保护网，文物保护工作逐步向全社会延伸。

“看护李家山古墓群是我生活的大部分，我的日常除了种田就是守卫李家山，从小生活在这里感受着它的独特。”年近半百的宁跃东除了是山下温泉村的村民，也是李家山古墓群警卫中队的一名警卫员，他清楚地记得走进李家山古墓群，守护这片土地的日子。

18年过去，潜移默化中古滇文化的厚重底蕴烙在了他和每一个江川人的血液里。

本报记者 李苏榕

来源： 云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