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有“污点”的明朝小说，为何能成为名著中的名著？

这是一部产生于明代中晚期的小说，一直到整个清朝，都有人把《金瓶梅》称为“淫书”，称为“淫书”之首。其实淫秽的描写在本书中只占极少的部分。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社科院的白维国先生和我两个人合作，用了三年的时间，认真地校注过《金瓶梅》，遵照规定，我们也做了比较彻底的删节，但也只删掉了不到4000字。相比于全部书百万字的总量，这个比例实际上是很小的。

《全本详注金瓶梅词话》，白维国、卜键校注，共六卷

从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材料，还没有看到明朝或者是清朝在国家层面上对这部书发布过正式的禁止的文稿。地方政府曾经有过禁止，像江苏等等地方。我曾经看到过一份资料，说是在乾隆的时候——我们知道乾隆朝重要的官员是军机处的官员——军机大臣各自办公，但是会在一起吃饭，叫“会食”，一次“会食”的时候，和珅讲起了《金瓶梅》。这个记载，当然是作为和珅的一项很不光彩的事情来说的，但是它反过来证明清朝的朝廷没禁止《金瓶梅》。《金瓶梅》被禁，是由于它顶了一个“淫书”的名声。“淫书”当然是一个很可怕的说法，但是大家知道，中国古代很多优秀的小说，我们第一流的小说、戏曲，往往被戴上这个帽子，比《金瓶梅》早的《西厢记》，与《金瓶梅》差不多同时的汤显祖的《牡丹亭》，晚于《金瓶梅》的清朝的《红楼梦》，都曾经被一些道学家指为“淫书”，不只是一个《金瓶梅》。在这个节目里，《金瓶梅》与这几部名著的关系，我们也会陆续地谈到。

清初有个大才子张竹坡，很年轻，去世的时候才三十几岁，他把他评批的《金瓶梅》标称为“第一奇书”，有四大奇书，另外三部是《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他把《金瓶梅》称为“第一奇书”。张竹坡强烈反击流行的“淫书”之说。他说，凡认为《金瓶梅》是淫书者，想必只看那些淫处的描写。张竹坡又说，《金瓶梅》是一部“史记”，这个评价非常高了，他说作《金瓶梅》者必然能写出“史记”。张竹坡的话有一点拔高，但并不离谱。

那么我们要问这部书为什么会有这种集“污名”与“巨著”于一身的色彩呢？

我们知道大家习惯于把《金瓶梅》和《红楼梦》合在一起说，比较着说，*也做过比较，鲁迅先生也作过比较，很多学者，很多普通的读者也愿意把这两部书放在一起做比较，这很自然。我本人毕业之后，在1987年，就到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红楼梦》所工作，从那里做普通的研究人员，做副研究员，研究员，也做过一段时间的红楼梦所的所长，曾经读过很多遍《红楼梦》，从中的确可以看出《红楼梦》的作者受到《金瓶梅》的影响。这一点脂砚斋在《红楼梦》评语里面也写得极其清楚，他说《红楼梦》深得《金瓶梅》“壸奥”，“壸奥”就是“影响”的意思。在解说正文的时候，我也会对这两部书的联系，相通之处和不同点解读。比如李瓶儿的出丧和秦可卿的出丧，确实有很多相通之处，但是由于家族不同，也有一些区别。所以在讲的时候，我也会试着做一些对比。

*主席、鲁迅先生都对《金瓶梅》有极高评价。*提倡读书，曾经要求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读《红楼梦》，而且要读五遍。他也讲过党的高级干部应该读一读《金瓶梅》。他说《金瓶梅》写的是真正的社会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揭露了统治者和被压迫者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细致。他还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这番话并不过分。明代的小说高度繁荣，大家知道《三国演义》《水浒传》都是这个时候出来的。但是很少有一部书能像《金瓶梅》这样深刻厚重，形象鲜活，刺世警世，勾魂摄魄，一经流传就吸引着一代一代的读者。

中国小说史上的这两座高峰，《金瓶梅》比《红楼梦》早了差不多一百年，但作为先行者的《金瓶梅》更加命运多舛。鲁迅论《金瓶梅》，他说“描写世情，尽其情伪”，这个“伪”就是“虚情假意”的意思，穿越事情那种表面上的温馨热络，点出其最本质的内涵，兰陵笑笑生不动声色地平静地来叙写嘲讽世人和市井，嘲讽那些虚情假意和万丈红尘，那是明代人的生活，是他们的悲哀。或者有很多也是今天人的生活，是我们今天的悲哀。在人性的弱点上，我们仍旧不能摆脱这些精神痼疾。

著名学者郑振铎先生曾经评价《金瓶梅》，他说，它是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赤裸裸地毫无忌惮地表现着中国社会的病态，表现着世纪末的最荒唐的一个堕落的社会景象，而这个充满了罪恶的畸形的社会，虽经过了好几次的血潮洗荡，至今还是像陈年的肺病患者似的，在奄奄一息地挣扎着生存在那里。他说，《金瓶梅》的社会是并不曾将死的，《金瓶梅》的人物们是至今还活跃于人间的。《金瓶梅》的时代是至今还顽强地在生存着。当然，他说的是一个文学的评价。所以我们今天来讲这部书，也有着给它去污名化的意义。

这个话题已经不好谈了。《金瓶梅》的作者是一个谜团，被称作文学史上、小说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今天所能看到的最早的版本，是明代万历末年刊刻的《金瓶梅词话》，我们又把它叫作“词话本”，它署名“兰陵笑笑生”，就是作者。但是“兰陵笑笑生”是谁？就不知道了，学者们根据这五个字追踪、寻找，说了很多人。一般说“兰陵”指的是地名，说山东的峄县是兰陵，但是也有人说，江苏的武进是南兰陵，南兰陵也是兰陵，所以就争执不休。对于“作者是谁”，先后提出了像王世贞、李开先、屠隆等等说法，下了很大的功夫，但是都缺少过硬的板上钉钉的证据。

我也曾经写过一部专门的研究《金瓶梅》的作者的书，叫《<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是比较早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的。但现在我也不坚持这个说法，因为什么？还是那句话，没有那种敲死了的板上钉钉的证据。所以，我们对“作者是谁”不必花巨大的力气折腾来折腾去的去说了。

但是，可以确定这个作者是生活在明朝的嘉靖隆庆年间的，他应该是一位名气很大的人，他在朝里面做过官，而且做比较重要的官职。所以读他小说中写朝政的内容你会发现他对此非常了解。然后，他应该主要在一个小县城生活，所以才有书中他对于一个县城，县城的市井人物的那种细致的刻画，关于他的籍贯，我个人强烈认为他的籍贯应该是在山东一带，这些前人都有过说法，都曾经提出。一般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不太熟悉“市井”，在家族败落以后，他写得仍然是贵族的生活，但是，《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非常熟悉“市井”，尤其是小县城的市井人物。

我们今天能看到的记载，最初的是在一个文人圈子里面秘密流传的一个手抄本。这个圈子里面有很多的大家熟悉的人，就是今天我们所能知道的那个时代的大名人。比如说“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个人里面的大哥和弟弟都说到了《金瓶梅》；比如说当时已经名气很大的汤显祖，当然今天汤显祖的名气就更大了，我们把他跟莎士比亚相比；比如说当时号称文坛祭酒的王世贞，他做到了礼部尚书。当然还有比他官更大的，就是徐阶，他是首辅，也就是宰相。这些人，这个圈子，他们在传递、借阅、转抄《金瓶梅词话》。

这个事情的第一条信息，是袁宏道写给董其昌的信。董其昌是尽人皆知的大书画家、大文人，他也做到了礼部尚书，一个很高的官。袁宏道给他写信，是在万历24年，也就是1596年，信里边说——大家注意这个语气充满了急切——他说，《金瓶梅》是从哪里来的？我抄完了从哪里换后半部？他也做了一个评价，有一个词叫“云霞满纸”，也就是说写得极好。他希望董其昌能够赶紧给他一个回答。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董其昌的回应，这个时候的董其昌是翰林院的编修，是皇长子的老师，官不大，但是大家知道，位置很重要，后来这个儿子就当了皇帝。

我们通过董其昌的年谱可以发现，这一年的春天和秋天，董其昌曾经两次回到华亭的老家，华亭当时是一个县，现在是上海的松江，他来回都要经过苏州，那个时候的袁宏道已经名满天下，就在苏州的吴县担任知县，从袁宏道的信可知，两人不仅见了面，董其昌还把私藏的《金瓶梅》给他看，借给他抄。借给他一半，所以袁宏道就问下一半在哪里？我抄完了从哪儿换？我们看不到董其昌的回答，他一定有回信，袁宏道给他写了信又有具体的问题，他的半部书稿还在袁宏道那里呢。但是我们看不到这封信了，在袁宏道的集子里没有，在董其昌的集子里也没有，这些当朝的大吏不愿留下一个传抄淫书的名声，这些人，包括王世贞，王世贞的集子非常多，几百万字的集子，根本找不到《金瓶梅》的任何痕迹。还有汤显祖曾经公开夸《金瓶梅》写得好，但是汤显祖的集子里也没有痕迹。

好了，我刚才说过，明代的万历24年，我们看到了一条《金瓶梅》流传的的记载，大约过了20年，在万历的45年，也就是1617年，苏州就出现了刊刻本，这是它的第一个刻本，叫《金瓶梅词话》。

《金瓶梅词话》的整理者水平不高，为什么叫“整理者”？就是他在整理以后到出版之前，会有人作一番整理。缺的补上，对不上的顺一顺，这是整理者，书商请的有一些文字能力的人，相当于编辑。但这个编辑水平不高，所以这本充满了错讹，错字很多。一些章回的回目，还停留在备忘的阶段，我们知道章回小说很讲究回目，对仗非常工稳，不光是内容的关键词，文字也工稳。所以《金瓶梅》第六回就出现了：“西门庆买嘱何九，王婆打酒遇大雨”，很不讲究。另外，在“词话本”第53到57回，这五回内容和其他内容对不上茬。当时就有一个大学者指出来，“陋儒补入之五回”，“陋儒”就是水平比较差的书生、教书先生等水平不高的人。缺了就找人来补上，给他一点时间，他也没这个生活，也没这个水准，但是他又要补出来，就出现了补得不贯通的五回，里面有大量的苏州方言，所以有人根据这里面的苏州方言说作者是南方人，这就很荒唐了。

尽管“词话本”有这么多的毛病，但是它是《金瓶梅》的版本里面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也是最精彩的一个版本。我建议大家要想读原文，去看“词话本”。人民文学出版社曾经出过删节本，这个不难买到，删节本也很便宜，建议大家去买这个本子来看，它删得多一点，但是主要的内容都保留了。

原创的作品就一定比非原创的作品好吗？我想也不是。《金瓶梅》的大的框架来自于《水浒传》，有很多东西是从《水浒传》拿来的，我把它比作“零部件”，比如说这里面的一些韵文啦、一个抒情小赋啦、一首诗啦、一段文字啦，往往从其它书里面拿过去就抄到书里了。就好像是一种组装的零部件一样，他懒得去费那个事儿，比如说写“雨”，那我们的古典小说里有很多写“雨”写得相当好的，他到写“雨”的时候，王婆打酒遇到大雨了，他忽然就来了一段从别的书里抄来的，写得也很生动，类似这些的。

说到《金瓶梅》的内容和架构，也很特别。作者博览群书，显然对俗文学，对于小说、戏曲、民歌、谣谚、包括对联，非常熟悉，他是一个典型的拿来主义者，从来不避讳“抄袭”，凡是自己看上的，认为有用的，拿起来就放进自己的书中。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会这样？

讲到这里，我想解释一下，那个时候的小说家，与我们今天的作家，有什么不同。那个时候的小说家，我说的是明清的小说家，跟我们今天的作家不一样。我们今天的作家太幸福了，国家发一份工资，写得好了还可以升官，有各种各样的荣誉，稿费都是自己的。那时候的小说家没有稿费，当然也没有工资，所以他也对于署名很谨慎，因为万一写得有影射等等的东西，那可能会倒大霉，不是有没有稿费的问题，而是有没有脑袋的问题。所以他们对于署名很谨慎，经常署假名，我们今天恨不得到处都写自己的名字。那个时候不是，署的是假名，他对“抄袭”很大胆，他才不管哪个，他觉得有用就拿过来。当然我说的只是一些枝枝叶叶，不关乎它的大局、梗概、整个作品的创造，如果这些都抄袭，就不称之为“作品”了，我说的是这些零部件，他才不管，拿过来就使。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想补充说明一下，“创作”和“抄袭”的不同，在于是不是能够赋予新的小说以文学的生命。兰陵笑笑生尽管使用了许多其他书上的片段、人名，绝不是抄袭。他用这些材料建筑了自己的文学大厦，是一部全新的著作。

整部《金瓶梅》的大框架是《水浒传》里的武松故事。《水浒传》有“武十回”之说，就是武松的十回文字，过去的章回小说，一段一段段落性很强。比如这一段写林冲，那一段写武松，写武松的有十回左右，所以就把写武松的十回称作“武十回”，作者就把“武十回”借鉴扩充开来。

我们说它实际上好像从《水浒传》砍下一根树枝，栽到泥土里，又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如果说两书的关系，我想大约是这样的。《水浒传》里面的一些内容，还有当时流行的一些话本小说，流行的戏曲，里面的一些人物，一些小故事，直接化为作者的一些写作元素，作为《金瓶梅》的零部件。

在这样做的时候，兰陵笑笑生具有强烈的文学自信，这是我要强调的一点，这些东西都是为我所用的，要经过一番解构，故事好像还是宋朝故事，人物也有很多“水浒”故人，但是这些形象举手投足之间已是明朝的色泽。

所以大家看，武二郎还是那个打虎英雄，但是他从水泊梁山的江湖，走入小县城的市井，他由铮铮铁骨，变得喊冤叫屈，苦苦哀求，他由主角变成配角。而原书那个被武松三拳两脚当场就打死的西门庆，由一个市井小混混，变为富甲一方的商人，再由富商变成官员，由官员里面的副职变成正职，成为一部新书的主人公，他意气风发地活了七年，大家注意，西门庆的故事只有七年，是没有打死他，是活下来了，但是活了多久呢？短短的七年，他最后死在了潘金莲的床上，这时的武松还在外地服刑。

所以我们看这是一个重大改变：在《水浒传》中，作恶与报应相连。武松出差回来，立即给哥哥报仇，将西门庆痛打致死。但是在本书中，它把那种立刻当场的报复，看得痛快淋漓的，改成了一种自然的死亡，不是被打死、药死、*死，是在床上死的。是在极为欢乐的情况下得病的，是在死之前经过很痛苦的自我折磨的，大家注意，这种折磨是自我折磨，我想，那种血腥报复比起人的自身生命规律来讲，不如后者更为深刻。

从另一个角度讲，西门庆的死也应该算作“暴亡”，他不是正常死亡，他才33岁，他的事业如日中天，财富滚滚而来，但是他死了，能算是自然死亡吗？所以兰陵笑笑生在全书开始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声明，他说自己写的是一个风情的故事，主要指的就是西门庆与潘金莲等人的爱欲与情感的纠葛。他们曾经有过很多的快乐时光，他们之间也不是一点爱情也没有，但人品太差，道德太差，害人、互害、最后害了自己。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像西门庆这样的人物，应该说不光存在，还多得是。这样的情色描写，主要是为了来深刻刻画人的生命过程的脆弱。以情色的过程，最后达到的是一种深刻的反省，反映社会的现实。所以，我们说它是明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就是这个道理。里面有情色，更多的是现实主义，更多的是对社会，对人性丑的方面的抨击。

“风情”的故事，也指西门大院内外那些偷偷摸摸的私情。不是一件两件，是一件接着一件的私情。不仅仅是西门庆，也不仅仅是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三个女子，还要加上更多的青春的生命，无一不是走向死亡。

在专栏中，卜键会对这一百回的章回小说，按照它的情节进程，夹叙夹议，带大家走进这部充满争议的文学巨著，来谈这里的人物，这里的故事，这里的生活对我们今天的启示。